上述所有的道教旅游资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需要互相结合。在具体开发旅游产品的过程中，还应当突出旅游产品的观赏性和参与性。所谓“观赏性”是指道教宫观文化的旅游产品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旅游者能通过观赏满足其审美需求。如名山、宫观、洞天福地等，本身的自然风光就具有充足的观赏性。另外音乐、美术的观赏，一方可以在道教宫观进行，另一方面也可以单独将他们作为独特的艺术种类提取出来，组织道乐团进行专场演出。而道教科技方面的旅游资源则可以通过在宫观建立道教科技博物馆、道教科技小讲堂等形式加以形象化，达到观赏的目的。而“参与性”，则是指所设计的旅游产品能吸引游客全部或部分地参与进去，注重游客与旅游产品的互动。开发道教的生态旅游，一味地观赏自然风光则很乏味，如果将这个项目设计为养生之旅则很丰富。如请道士做导游，与游客一起在山中漫步，沿途一边欣赏湖光山色，一边教大家辨认沿途见到的各种中草药并讲解道教的养生之道，最后再美美地用上一顿药膳，观光、学习、美食相得益彰，自然丰富有趣。
三、道教宫观文化旅游中的文化优先性
开发道教宫观文化旅游既是一个经济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保护和发展的过程。应当说，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由于既定的神学特质，道教宫观文化不论其内核、主体、载体还是世俗化过程，它们的发展和建设都始终紧紧围绕道教之“道”的宗教之维，具备自身与社会发展相平衡的内在机制，而形成了一种文化生态场。信仰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功能。因为“道”本身是三合相通的：“天、地、人三相得，乃成道德，故适百国有德也。故天主生，地主养，人主成。一事失正，俱三邪。是故天为恶亦凶，地为恶亦凶，三共为恶，天地人灭尽更数也。三共为德善，洞虚合同，故至于三合而成，德适百国。”（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的“三合相通”论，就是对此的宗教上的诠释。）“三才成德”论也表明了这种思想：“天地无人则不立，人无天地则不生。天地无人，譬如人腹中无神，形则不立；有神无形，神则无主。故立之者天，行之者道，人性命神同混而为一。故天地人三才成德，为万物之宗。”（《三天内解经》，《道藏》第28册第413页。）《三皇经》中也说：“天皇主气，地皇主神，人皇主生，三合成德，万物化焉。”换言之，作为三皇本体的天、地、人的通力合德，就可以使宇宙达到和谐统一，万物化生而无穷尽。这种宇宙有序、社会有德、人事和睦的情景，正是“道”在天地间的理想状态。这样，对“道”的信仰从外在形式升华为高尚的神学目的，使个人行为和宗教建设行为具有清心寡欲、淡泊名利、与人为善以及始终追求天人合一的德行标准和发展模式。这本身就体现出了一种文化的生态性。
但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弊病，使我们总是不自觉地以牺牲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发展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利益。当我们将宫观文化经济化的时候，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尴尬的问题。如在著名的道教旅游景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山东泰山，1983年，为招揽游客、发展当地经济，在保护区内悍然凿隧道、打竖井、立钢架，并强行将景区主要景观炸掉来修建“中天门索道”。1987年泰山修订的规划中明确指出：“泰山索道是一项功不抵过的工程，为了挽回这项世界遗产的损失，建议等到索道承载索使用期限满后，连同构筑物一起拆除。”（《南方周末》2002年9月5日，A2版。）但是2000年10月1日，新的索道在一片反对声中又投入营运。运输量由原来的每小时300人增加到1650人。此举无疑带来了相当的经济效益，但是也给自然遗产留下了无法愈合甚至日益恶化的创伤。首先，所谓“遗产”，其宗旨是保护原生态（包括文化）的面貌，建营索道不仅破坏景区生态、自然和人文景观，而且与景区环境格格不入；其二，泰山的游客量几年前就已经到达了景区环境所能承载的容量上限，再继续增加观光游客，将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泰山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普遍的，即在发展道教文化旅游的过程中，如何来保持经济和文化的平衡，如何来保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平衡。应当说，这是当前文化旅游发展的热点问题，涉及宗教、管理、经济、地理、生物、政策、法律、文化等多个领域，许多工作都还处在探索和摸索的阶段。囿于笔者学识，这里只能提出几个粗略的想法：
首先，在开发理念上，宫观文化旅游应保持其精神上的审美特性。宫观文化的开发，是以宫观集中体现的道教文化为灵魂和核心的。如果没有这种宗教文化的存在，就没有道教文化旅游。应当认识清楚的是，宗教是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它与其他的物质现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源在于它是关涉人的精神世界的。精神世界的现象自有其发展的规律，不能人为的造作和强加。
其次，在开发定位上，道教旅游文化的开发和利用首先是道教文化的开发，经济是服务于文化的。在道教文化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游客乘兴而来，却败兴而归的情况。问题基本上都出在经济和文化的冲突上。一些地方浓厚的市场经济色彩将道教文化深深地障蔽在金钱之下。据说某道观钟鼓楼上的钟撞一下五元钱，钟本是庄严法器，当其成为商品而丧失其神学含义时还有什么审美可言？还有一些寺庙宫观内修着古色古香的房屋，上面赫然写着“法物流通处”，里面却一半流通法物，一半出售时下流行物，让人莫名其妙。还有一些地方不经考察，便搞一些投资巨大但没有任何文化内涵的所谓“文化建设”，如“西游宫”之类。笔者认为，在建设和恢复道教人文景观时，一定要言之有物。应当说，在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双赢是道教文化旅游发展的理想状态和追求的目标。但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经济则应让位于文化。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念时，法器便还是庄严法器，而法物流通处多余的地方也许会被考虑开辟成宗教文化书吧、道学小型讲堂或者文化展览室之类的活动场所。
第三，道教文化旅游的开发应注意保护、培养和恢复当地传统文化的氛围。历史上，许多宫观都是当地的文化、教育中心，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文化氛围，形成了当地的道教文化传统。传统的文化氛围是无形的，它是道教文化的精神化和生活化，渗透进了当地的民风民俗，成为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如青城山的茶文化，山上有陆羽像和陆羽庙，茶叶是山中特产。山上道士和当地老百姓都爱饮茶，城镇内茶馆随处可见，早晨起来一壶茶，饭后一壶茶，即使站在路边、蹲在地上与人聊天，手里也离不开一壶苦丁茶。这茶文化便显得十分亲切，显现出一方水土的朴实、淳朴，普通的百姓生活和抽象的茶文化概念由此变得鲜活而生动。像这种本身就保存着浓厚道教文化传统的景区，应当鼓励，无须再加以修饰，越自然越好。
对其他景区，历史上有某种文化传统，现今逐渐淡化的，应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适当恢复。如成都武侯祠曾有“人日”游祠的传统，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没有保持下来。近年来又有所恢复，但是似乎反响不大。应当说这种意识是值得鼓励的。在具体的做法上必须强调人文的传承作用，事前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经过发掘整理深化的人文精神，应当是流动的、可参与的。这样才有助于带动整个地区的人文精神的形成。另外，经过科学考察论证，在条件成熟时可推出能代表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人文习惯内容的，能够使当地尽可能多的群众踊跃参加的，有较高知名度和不可移易的典范意义的“文化节”、“庙会”。
最后，道教文化旅游是以道教文化为大背景的文化旅游项目。其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是提供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享受，满足游客对文化的求新、求异以及日益提高的精神需求。因此，这就决定了道教文化旅游不应同于其他如海滨、滑雪等单纯的休闲娱乐旅游，而必须以文化的展示为主要内容，必须蕴涵高品位的文化因子，从而成为一种高尚的审美活动。因此，设计旅游线路前，应该有一项必要的工作，这里姑且称为“文化勘探”，即确定各地旅游资源的文化特色，对它们进行综合分析和文化定位，看看各地所体现的道教文化特色是哪一方面的，又形成了哪些地方特色和特点，更多地是结合当地地理条件、社会环境、文化及生活等各个因素，看看哪一种道教旅游资源最容易最利于发展成市场亲睐的旅游产品。这样有利于促进道教文化旅游产品的精品化和特色化，扬长避短、突出重点，避免千篇一律、盲目开发。关于道教旅游资源的文化勘探工作，宗教研究人员将大有用武之地。只有对现有的道教旅游资源进行由大到小、由粗到细的综合考察、价值评估和文化定位，才能将道教文化合理开发、展示。
参考文献
《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藏外道书》，巴蜀书社，1994年。
《道藏辑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二十四史》，中华书局标点本。
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
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下册），中华书局。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
刘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
袁珂《山海经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选堂丛书》本。
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95年。
夏仁虎《枝巢四述旧京琐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
《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1984年。
尚秉和《历代风俗事物考》，母庚才、刘瑞玲点校，中国书店，2001年。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梦粱录武林旧事》，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
《丛书集成》，中华书局，1985年。
《北平东岳庙调查》，《东方文丛》第46册，中国民俗学会民俗丛书，（台湾）东方文化书局，1971年。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1-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992、1993、1995年。
卿希泰主编《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1、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1985年。
李刚《汉代道教哲学》，巴蜀书社，1995年。
李刚《魏至南北朝宗教政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王明《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胡孚琛《道学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胡孚琛《中华道教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李养正主编《道教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丁培仁《道教典籍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
姜生《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巴蜀书社，1996年。
朱越利主编《中国道教宫观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
段玉明《寺庙与中国文化》，三环出版社，1990年。
张兴发《道教神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
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赵兴华《老北京庙会》，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
刘锡诚、游琪主编《葫芦与象征》，商务印书馆，2001年。
《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中国文联出版社，1987年。
《大岳武当山》，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王文才《青城山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王宜峨《道教美术史话》，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张育英《中国佛道艺术》，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王士伟《楼观道源流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张泽洪《道教斋醮符咒仪式》，巴蜀书社，1999年。
刘慧《泰山宗教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年。
周高德《道教文化与生活》，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高占祥主编《论庙会文化》，**************，1992年9月。
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马书田《华夏诸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马书田《中国民间诸神》，团结出版社，2002年。
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
张松如、陈鼓应、赵明、张军《老庄论集》，齐鲁书社，1987年。
罗哲文《中国古典建筑猎奇》，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
潘宝明《中国旅游文化》，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
章采烈《中国文娱特色旅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年。
郑焱《中国旅游发展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沈祖祥《旅游与中国文化》，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年。
谢贵安《旅游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