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唐代东岳庙就纳入了国家正祀的体制。从《白云观志》中的《东岳庙志·碑志》中可以看出，元代的京师东岳庙已经具有非常明显的官方祭祀性质。明代的国家祀典分大、中、小三类，其中岳镇海渎属于中祀。洪武规定春秋二祭，天子也要在祭日行礼；此外，还有京师九庙之祭，其中就包括东岳庙，祭用太牢。清光绪《顺天府志》中，将东岳庙的祭祀列入《京师志·祠祀》部分中，而不在《京师志·寺观》中，可见其国家正祀的性质。明清两代在东岳庙所立之碑文，或为“敕修”、或为“御制”，或为高官显贵、上层人士所立。如东岳庙的“圣祖御制东岳庙碑文”，叙述康熙三十七年（1698）东岳庙不慎毁于大火，第二年，皇帝即敕建恢复新庙，可见朝廷对此的重视。其目的是“为苍生祈福祉也”，“以隆望秩之典”，“民亦遂其瞻仰”（《藏外道书》第20册第604页。）。而且，据台湾出版的民国二十八年（1939）《北平东岳庙调查》一书记载，清代政府规定东岳庙只能做“宫内道场，不许承应民间法事，国家给予年俸银米”（参见《北平东岳庙调查》，《东方文丛》第46册。），其国家正祀的性质可见一斑。
正因为其国家正祀的性质，决定了东岳庙庙会的隆重；同时，明清的道教庙会又是一个群众参与面广泛的民间活动。因此，可以这样来形容明清的东岳庙会（或者不独东岳庙会），即是在官方倡导下的民间化庙会，其国家正祀性质与民间活动相处融洽并相得益彰，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帝京景物略》记载：“（东岳庙）士女瞻礼者，月朔望日晨至，左右门无闲阈，座前拜席为燠，化楮钱缸，火相及，无暂熄。”（《帝京景物略》第64页。）“三月廿八日帝诞辰，都人陈鼓乐、旌帜、楼阁、亭彩，导仁圣帝游。帝之游所经，妇女满楼，士商满坊肆，行者满路，骈观之。帝游聿归，导者取醉松林，晚乃归。”（同上。）民间的祭祀活动规模之大由此可见。
民间香会组织活跃是明清庙会的一大特点。香会组织是由民间自发组织成香客集团，是庙会在民间的组织者和发起者。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组织和广泛参与，才带来了庙会的繁荣景象。东岳庙中碑文繁多，香会所立占十之八九。这些香会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志同道合者的组织。他们不论阶级身份，凡信仰东岳大帝者即组成一会，共同祭祀祈祷。如明万历年间立碑的“长香圣会”，崇祯壬申年立碑的“常明海灯圣会”，清顺治五年立碑的“四季进贡白纸圣会”以及康熙十七年（1678）立碑的“路灯老会”等。第二种为同一职业或行业者的组织。如清康熙三十年（1691）立碑的“光禄司寿桃老会”，乾隆二十九年（1764）立碑的“元宝羊行老会”，乾隆十四年（1749）立碑的“马王圣会”以及嘉庆十七年（1812）立碑的“鲁班老会”等。第三种为地区组织，由某一地区的居民所组织的香会，如明天启七年（1627）立碑的“曹老虎观白纸圣会”，明崇祯二年（1629）立碑的“东安门公会”（施茶碑），康熙四十六年（1707）立碑的“东直门内□会”以及道光十七年（1847）立碑的山东掸尘老会。东岳庙碑铭上出现最早的香会的记录是嘉靖庚申年（1560）立的“岱庙行祠善会碑记”。有正式香会名目的碑文则为万历庚申年（1620）立的“长春圣会碑记”，可见东岳庙香会历史之悠久（以上碑记资料参见《北平东岳庙调查》，《东方文丛》第46册；《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这些碑文也是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个地区的民众踊跃参加庙会活动的历史见证。
民间香会踊跃参加庙会活动的原因不仅是有朝廷的支持，以及“上有所好下必效焉”的效应，还因为从东岳大帝崇拜中发展出来的许多其他民俗神仙信仰。从史料记载可知：“（东岳庙）有七十二司，司各有神主之”（《燕京岁时记》第58页。），“速报司之神为岳武穆，最著灵异。凡负屈含冤心迹不明者，率于此处设誓盟心，其报最速”（同上。）；“后阁有梓潼帝君，亦著灵异，科举之年，祈祷相属。神座右有铜骡一匹，颇能愈人疾病”（同上。）。除此之外，东岳庙还供奉有各行业的祖师：“显化司，庙之西跨院有显化神祠三间，内供钟表行祖师朱真君”，“喜神殿，内祀梨园行祖师”以及“新旧鲁班殿”，“马王殿”等（《北平东岳庙调查》，《东方文丛》第46册。）。
综上所述，明至清初的东岳庙国家祭祀隆重，民间积极参与，庙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二、清末及民国的衰微态势与完全民间化
清末至民国，随着道教的世俗化以及政局的动荡，东岳庙会逐渐衰微。从东岳庙保存的各个朝代香会所立的碑记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明代：嘉靖碑一座，万历碑十座，天启碑二座，崇祯碑八座；清代：顺治碑七座，康熙碑二十七座，雍正碑二座，乾隆碑十八座，嘉庆碑三座，道光碑三座，同治碑四座，光绪碑八座（同上。）。其中明碑以万历、崇祯两朝为最多，大约其时诸会方兴。清代庙会活动民众参与性更强，尤其是康熙乾隆两代，香会活动最为繁多。盖时承太平，国富民丰，有钱有闲的阶层人数较多，故庙会香会都达到鼎盛。而光绪年间亦多，大概与慈禧太后好大喜功、********有关。之后则香会活动日渐减少，庙会整个呈下降态势。
进入民国后，庙会活动急剧萎缩。其主要原因是改朝换代，且政局不稳，民生凋敝，东岳庙的国祀取消，政府完全退出了东岳庙的祭祀舞台，宫观本身即面临严峻的生存问题。“自清代以来，国家给予年俸银米，不待募化，供给全庙道众尚可有余。……民国以来，官差既取消，本庙乃出而承应法事，并将西院一部分出赁”（《北平东岳庙调查》，《东方文丛》第46册。），如此才可勉强维持。庙中司掌香火的人员也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局面，“（东岳）庙中无职分道士谓之道众，国家指派若干家世袭，司庙中香火为庙户，由官给钱粮，与其它在官人役相同。民国以来，官俸取消，庙户之制仍在。彼等各谋职业，加之死亡零散，所存不过十余家，开庙日多由家中老稚妇女承差”（同上。）。而且，庙产部分被政府征用，“庙中房屋，北平市警察第一队借用为宿舍者计有前院东跨院全部，西跨院无私门内一部分，偃月门内北平台三间及第二院西浴堂，最后院中有市立东岳庙简易小学，利用一部分为校舍，计后院西间三间，北面四间，东面三间”（同上。）。
虽然东岳庙光景如此惨淡，民间却仍然保持了参加庙会的传统。除了一般信众，依然有一些香会捧场，但香会的数量，活动的内容，以及资金、人力的投入皆大不如前清。“五月九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大圣诞辰正日，庙中热闹非常，正殿有本庙修吉祥道场，道士十一；众在殿中唪经，殿前大月台上东西面各有喜字玻璃棚一座，东棚为帐房，专司收各施主送来香资，棚中坐本庙道士及临时帮忙人多位，分别执事”（《北平东岳庙调查》，《东方文丛》第46册。），有“道士十一人”便称“热闹非常”，可见当时整个北平的社会状况之一斑。民国二十八年（1939），学者叶郭、立诚率六人在东岳庙庙会期间（农历三月十五日至廿八日）进行实地考察。其间采访“众善掸尘会”茶把杨君，交谈中道出与清朝相比民国庙会香会之衰落。“众善掸尘会”为玉器行业香会，民国廿八年此会与“万善白纸帐会”合设一神堂，因节约开销未搭棚，未放生。据杨君言：此会在清末民初物力阜足之时，每年此日子，“在庙中擒禽献供，用活猪一口，当时在殿前宰杀开剥……实时上供。……放生时拌四云童一白猿，在高台上手捧弹簧木制蟠桃一枚，内盛禽鸟，由中军把乐奏，按簧桃裂，鸟皆飞出，放生遂了”。而“万善白纸神帐会”为前清宫中诸太监所组织，“财力雄厚，力极奢华”，所献物品均是上好之物……放生会每年进献一次，文具笔砚多系珍物，自民国以后，会中人渐凋零，即由“众善掸尘会”承办，一切“力求节缩”，只能维持而已。而整个东岳庙庙会的香会仅剩五个：净炉会、白纸献花会、万善掸尘会、众善掸尘会以及攒香放生会。民国东岳庙庙会衰微由此可见（同上。）。
虽然东岳庙庙会急剧萎缩，但是每年的庙会仍然吸引了不少信众和游客，从而聚集了大量的人气。每年庙会周边市场都会因东岳庙开庙而形成庙市，成为庙会的大赢家：“每年夏历三月十五日起开庙半月，至四月初一日止，平市民众进香者、报赛者、乞求者、熙熙攘攘不绝于途。朝阳门内外诸商肆生意顿形繁荣。一年生意之费，泰半出于此十五日中。”（《北平东岳庙调查》，《东方文丛》第46册。）
综上所述，东岳庙会在道教庙会的发展史上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从极盛到衰微，从官方到民间，从皇室到百姓，其中既反映出道教和民俗的发展，也折射出不同时代的社会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东岳庙曾一度被一些单位占用，1957年被政府宣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东岳庙开庙，在新修缮后的第一个春节举行了庙会，据北京文物事业管理局规划，将把东岳庙建成一座民俗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