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庙会文化全面繁盛的时期。民间庙会活动丰富多彩，热闹非凡，成为北宋亮丽的城市景观。但是庙会内容最多的依然是崇佛庙会，其崇道庙会也以皇帝幸道观的记载为多。如《东京梦华录》收录了大量的汴梁城市生活资料，常可见“车驾幸五岳观”“驾诣上清宫”等记载。与唐代相比，宋代的道教庙会尤其是民间的道教庙会在城市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更具有民众参与性和娱乐性。《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盛》、《繁盛录》、《东坡志林》等宋代的民俗资料里面记载了许多热闹的道教庙会场面：
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敕赐神保观。二十三日，御前献送后苑作与书艺局等处制造戏玩，如球杖、弹弓、弋射之具、鞍辔、衔靳、樊龙之类，悉皆精巧。作乐迎引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太官局供食，连夜二十四盏，各有节次。至二十四日，夜五更争烧头炉香。有在庙止宿，夜半起以争先者。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跃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殿前两幡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或竿尖里横木，列于其上，装鬼神、吐烟火、甚危险骇人，至夕而罢。（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第205-206页。）
上述引文是《东京梦华录》“社会”一章所专门描写的盛大热闹的道教庙会场面。其规模宏大，场面热烈、娱乐性强，与其说是道教的祀神活动，不如说是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的道教狂欢节。
与前朝相比，宋代的道教庙会有以下几个新特点：
第一，“社会”盛况空前。宋代的许多民俗资料都专门有“社会”一章，主要是描写祀神活动中盛大的献祭场面，而宋代的献祭有浓厚的娱人与娱神共存的特质。《梦粱录》“社会”中记载：
奉道者有灵宝会，每月富室当供持诵正一经卷。如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诞日，杭城行香诸富室，就承天观阁上建会。北极佑圣真君圣降及诞辰，士庶与羽流，建会于宫观，或于舍庭，诞辰日，佑圣观奉上旨建醮，士庶炷香纷然，诸寨建立盛殿者，具有社会。则诸行亦有献供之社。遇三元日，诸琳宫建普度会，广度幽冥，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诞辰，川蜀仕宦之人，就观建会。三月二十八日，东岳诞辰。……二月初八日，霍山张真君圣诞。……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具有社会迎献不一。（《梦粱录》第3册第179页。）
“社会”，又称为“社火”，有两层含义，一个指的是庙会上民间娱神娱人的基本手段，如杂技、杂剧、小品、魔术等民间曲艺节目，另一方面，“社”也是民众参加庙会的基本组织单位，社就是在庙会上担任某项活动的社团，如香火社、鼓乐社等。社会的主要内容有：“朝拜极盛，百戏竞集，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赚）、同文社（耍词）、角抵社（相扑）、清音社（清乐）、锦标社（射弩）、锦体社（花绣）、英略社（使棒）、雄辩社（小说）、翠锦社（行院）、绘革社（影戏）、净发社（梳剃）、律华社（吟叫）、云机社（撮弄）……三月三日殿司真武会，三月二十八日东岳生辰，社会之盛大，大率类此。”（《武林旧事》第1册第49页，《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85年。）盛大的社会可以说是民间文艺的大舞台。
第二，民间借“会”出游，北宋的道教庙会成为城市旅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宋代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旅游业迅速发展，造就了开封、洛阳、杭州、苏州等旅游城市。庙会除了强烈的宗教魅力外，还热闹非凡，各种娱人娱神活动丰富多彩，更汇集许多珍奇异物，若遇天公作美，更是游人如织。应当说，每一次庙会都是人们出游的大好机会。《武林旧事》记载：“六月六日，显应观崔府君诞辰……都人士女骈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为避暑之游。”（《武林旧事》第1册第52页。）崔府君相传为唐朝滏阳令，没为神，封护国显应公，主幽冥，庙宇显应观在京城北。其诞辰日之庙会恰逢盛夏，都市人借此机会到西湖泛舟避暑。其旅游无一例外是休闲为主：“时物则新荔枝、军庭李、奉化项里之杨梅、聚景园之秀莲、新藕、蜜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而茉莉为最盛。初出之时，其价甚穹，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直之娱耳。盖入夏，则游船不复入里湖，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披襟钓水，月上始还。或好事者，则敞大舫，设蕲簟，高枕取凉，栉发快浴，惟取适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归。”（同上。）都市之旅游盛况可见一斑。
第三，出现因为庙会而产生的市场，类似于后世的庙市，使道教的庙会向民间的道教庙会又迈出了很大一步。如《梦粱录》中所载：“七月十五日……值中元地官赦罪之辰，诸宫观普设度醮……家市卖冥衣，亦有卖转明菜、花油饼、酸馅、沙馅、乳糕、丰糕之类……市中叫卖之声不绝。”（同上，第24页。）端午节“佛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自隔宿及五更，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同上，第20页。）其实，商业因素介入庙会活动是顺理成章的。开封商贾云集，庙会热闹非凡，商业所需要的场所、人气、时间它都具备了。而庙会活动越丰富，所产生的需求就越多，来的人也就越多，可能产生的商机也就越多。事实上，在宋朝，在一种被称为“闲人”的阶层里面，就专门有人学习相声、白话、演唱等，以便在庙会期间演出获利，这显然可以成为宋代庙市兴起的一个佐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描绘了开封繁盛的都市贸易，可以推断，在游人蜂拥而至的庙会期间，其商贸之繁盛大率如此。当然，当时的庙市只能算是后世各个专业庞大庙市的雏形，其主要性质依然是为宗教活动服务，附属于宗教活动的，且规模不大。
第四，道教节日与民间节日更加广泛地结合。其实，早在唐朝，许多民俗节日，如乞巧节等就已经与道教发生了联系。到了宋朝，这种联系更加紧密，一些民俗节日甚至逐渐演化为道教节日，从而形成道教庙会。端午节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端午节在农历五月五日，又称重午、端阳。关于端午节的起源，说法颇多：一些人认为端午节是屈原的纪念日；一些人认为五月五日为邪恶之日，端午节是驱邪避恶之日；还有的认为端午节起自南方越民族的龙图腾祭祀和龙舟竞赛……似乎有更多的证据支持端午节为驱邪避恶之日的说法。不管怎样，端午节起源于民间民俗，与宗教无关当确凿无疑。端午节习俗颇多，如浴兰、佩带五色丝、门户饰五色印、饮雄黄酒、吃粽子等等。这些习俗直到今天我们也还可以在一些地区见到。
但是，端午节民间节日的性质在道教产生后发生了变化。如门户饰五色印的习俗，是以五种颜色书写在桃木板上，并悬挂在门上以驱邪避恶。但在道教产生后，五色印就演变为天师符，符上所书也变为道教的灵文。北齐魏收《五日》诗曰：“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贴天师符的习俗一直延续了下来。唐代的端午节也掺入了很多来自道教的习俗。到了宋代，端午节与道教的关系更为密切。据《中华道教大辞典》，端午节画天师像贩卖，又作泥塑张天师，以艾为须，以蒜为拳，置于门上，称天师艾，这种做法是北宋的风俗（参见胡孚琛《中华道教大辞典》“天师艾”条，第1529页。）。而南宋的端午节，亦有“以红纱彩金盝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四周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的习俗（《梦粱录》第1册第20页。）。端午节是驱邪的日子，驱邪是节日的重点，而驱邪通过道教的法术来实现，不能不说端午节已经很大程度上成为道化的节日，甚至成为道教宫观在五月五日所必做的法事之一，《武林旧事》中说：“道宫法院多送佩带符箓。”（《武林旧事》第1册第51页。）《梦粱录》也说：“五月重午……诸宫观亦以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橘等送馈贵宦之家，如市井看经道流，亦以分遗施主家。”（《梦粱录》第1册第20页。）我们不难想象道官做法事写经画符的情况。除此之外，道教宫观还出售端午节的宗教用品。“佛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自隔宿及五更，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同上。）可以这样来看待这个现象：为吸引更多的信众，佛教和道教主动出击，以自家宫观寺庙为发散点，将庙会办到了大街上。
除了端午节外，还有许多民俗节日也与道教发生了联系。这说明道教庙会在发展过程中，主动向民间文化靠拢，越来越多地吸收民间文化，使道教庙会在世俗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事实上，除了吸收民间节日为自己的宗教节日外，道教还广泛参与到一些佛教的节日中。当然，佛教也不示弱，在许多道教庙会中也有佛教的面孔。这表明了在经济强大、文化繁盛的年代，宗教的积极的世俗参与性。这对庙会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看，宋代道教庙会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具有民众参与性，其都城开封商贾众多，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影响着庙会中民间艺术的发展，商贾、艺术、信仰、游乐四者融为一体，成为宋代道教庙会乃至整个宋代庙会的特色。
元代的道教庙会仍然有所发展，元末所著之《析津志》保存了元大都寺庙、宫观、祭祀、民俗等方面的珍贵资料。《析津志·祠庙仪祭》载：“岳庙……在北城齐化门外二里许，天师宫张上卿创起……每岁三月起，烧香者不绝。至三月烧香酬福者，日盛一日。比及廿日以后，道涂男人□□赛愿者填塞。廿八日，齐化门内外居民，咸以水流道以迎御香。香自东华门外降，遣官函香迎入朝廷，道众乡老甚盛。……都城北，数日，诸般小买卖，花朵小儿戏剧之物，比次填道。妇人女子牵挽孩童，以为赛愿之荣。道傍盲瞽老弱列坐，诸般楫丐不一。沿街又有摊地凳盘卖香纸者，不以数计。显官与怯薛官人，行香甚众，车马添街，最为盛都。”（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4页。）《析津志·岁纪》中也有相似记载：“岳帝王生辰，倾城士庶官员、诸色妇人，酧还步拜与烧香者不绝……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食饼、酒饭、香纸填塞街道，亦盛会也。”（同上，第217页。）此外，元朝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道教节日和道教庙会，“（正月）十九日，都城人谓之燕九节，倾城士女曳竹杖，俱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宫观蒇扬法事烧香，纵情宴玩以为盛节。”（同上，第213页。）上述这些都是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的集祭祀娱乐商贸艺术为一体的道教庙会。应当说，在唐宋元三个朝代中，宋代的道教庙会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元代道教庙会不过是在宋代基础上的继承和延续。
但是，元代庙会虽然不如宋代庙会之鼎盛，却仍然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其庙会上出现了神仙道化剧。所谓神仙道化剧是元杂剧十二科分类中的第一种，指以道教为素材的杂剧种类。内容一般反映历代真人神仙和全真七子的生平事迹，或神仙度化人类，精怪修炼成仙等。元杂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枝奇葩。据钟嗣成《录鬼簿》记载，元代的杂剧至少有四百余种。从其所著录的剧目名称来看，以道士活动为题材、以神仙人物为主角的作品约有四十种，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包括《庄周梦》、《黄粱梦》、《岳阳楼》等。
由于庙会向来是娱人与娱神的场所，所以神仙道化剧在元代的道教庙会上非常活跃。国内有学者论证，“有庙就有戏台，因而神庙戏台大批出现”（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1989年，第2页。）。上文引述的岳庙庙会就有戏剧表演。元祐六年碑文载：“每岁三月中旬八日，居民以令节为期，适当群卉含英，彝伦攸叙时也。远而城镇，近而村落，贵者以轮蹄，下者以杖屦，挈妻子、舆老羸而至者，可胜既哉！争以酒肴香纸，聊答神惠。而两渠资助乐艺牲币献礼，相与娱乐数日，极其厌饫，而后顾瞻恋恋犹忘归也。”（转引自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62页。）由此可管窥当时庙会演出及其与元杂剧等艺术的联系。可见在崇道庙会上神仙道化剧的活跃。
总的来说，综观唐宋元三代的道教庙会我们看到，其发展与道教的政治地位关系密切。自唐以老子为宗，道教被奉为国教，地位显赫，成为国家的祈祷宗教和御用宗教。宋代对老子依然封宠有加，保持了唐代道教的上层宗教地位。而元代成吉思汗恩宠全真教，道教地位之尊依然如故。所以唐宋元三代，道教庙会走的是上层路线，大都以国家组织的庙会居多，气氛庄严肃穆；而民间举办的庙会一般以崇佛庙会为多，即使是在道教地位最高的唐朝，宫观的数量也远远少于佛教的寺庙。正如《梦粱录》中所言：“释老之教遍天下，而杭郡为甚。然二教之中，莫盛于释。故老氏之庐，十不及一。但老氏之教，有君臣之分，尊严难犯，报应甚捷。故奉老氏者，倍加恭敬，不敢亵渎，此释氏之所不如也。”（《梦粱录》第2册第133-134页。）道教庙会呈现出御用宗教的形态，是此三代的共同特点。但同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又酝酿着道教庙会发展的新动态。可以这样说，唐宋元三代的道教庙会既是御用宗教庙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从御用宗教逐渐到民间道教庙会的过渡时期，对后世明清民国乃至现当代的道教庙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节道教庙会的成熟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总体来看呈下滑趋势，主要表现为由于统治者抑制而丧失政治地位，逐渐由统治者尊崇的上层宗教转向民间宗教。这一发展趋势对道教庙会的影响至关重大，从而完全实现了道教庙会与民间文化的结合，逐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道教庙会。
明代中叶之前，道教与统治者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道教的政治地位也较高，《帝京景物略》中记载的东岳庙庙会就是热闹的国家祭祀庙会。“廿八日帝诞辰，都人陈鼓乐、旌帜、楼阁、亭彩，导仁圣帝游。帝之游所经，妇女满楼，士商满坊肆，行者满路，骈观之。帝游聿归，导者取醉松林，晚乃归。”（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4页。）尽管是以国家名义组织起来的，还是可以看出，虽名为国家祭祀庙会，主角却为“都人”。
明代手工业得到高度发展，对于庙会中的贸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中叶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孕育着。这种变化对道教庙会的影响是出现了较专业的庙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