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梦见了他的母亲。
他母亲失踪的时候，他应该已经十岁或者十一岁了。她是个高挑匀称、沉默寡言的女人，动作慢悠悠的，长了一头美丽的金发。他对父亲的记忆有点模糊，只记得他又黑又瘦，总是穿着整齐的黑衣服（温斯顿尤其记得父亲的鞋底很薄），戴着眼镜。他们俩显然是在五十年代的第一次大清洗中被吞没的。
此刻，母亲正坐在他下面很深处的某个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他一点也不记得他的妹妹，只记得一个弱小的婴儿，从来不哭，睁着一双大大的警觉的眼睛。她们俩都仰头看着他。她们在地底下的什么地方——比如井底，或者一个很深的坟墓——这个地方虽然已经很深，却还在一直下沉。她们在一艘轮船的大厅里，船在下沉，她们在水下仰望他，水的颜色越来越深。大厅里还有空气，她们看得见他，他也看得见她们，可她们一直在下沉，沉入绿色的水里，就快看不见了。他在有光明和空气的地方，可她们却被吸入了死亡的深渊，而且，她们之所以在下面，正是因为他在上面。他知道，她们也知道，他从她们的脸上看得出来。在她们的脸上和心里都没有任何责备，她们只知道，为了让他活下来，她们必须死，这是无法避免的规律。
他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在梦里他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他母亲和妹妹的生命是为他而牺牲的。这种梦虽然保留了典型的梦境，却是理智的延续，在梦中想起的事实和念头，醒来之后仍然显得新鲜而有价值。而今突然使温斯顿感到震惊的是，将近三十年以前，他母亲的去世那么令人悲伤哀痛，这种事现在已经不可能了。他感到悲剧属于古老的时代，属于人们还有隐私、爱和友谊的时代，属于家人之间无需理由互相呵护的时代。关于母亲的记忆撕扯着他的心，因为她为了爱他而死去，只是他年幼自私，无法回报她的爱，因为她以某种方式——他不记得是何种方式——牺牲了自己，为了保持对某种内心的无法改变的东西的忠诚。他知道这种事情今天是不会发生的。今天有的只是恐惧、仇恨和痛苦，没有感情的尊严，没有深沉复杂的悲哀。这些都是他在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中看见的东西，那两双眼睛在数百英寻的绿色海水之下仰望着他，不断下沉。
突然，他又站在一片草地上，草短短的，草地很有弹性，夏天的傍晚，斜阳给草地镀上了一层金边。眼前的景色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他一直不清楚自己是否真的到过这个地方。清醒的时候，他把它称为“金色田野”。这是一片古老的被兔子啃过的草地，一条踩出来的小路从中穿过，到处都有鼹鼠洞。田野的另一头有一道歪歪扭扭的树篱，树篱中长着几棵大榆树，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摆，树影浓密婆娑，好像女人的头发。虽然看不见，但是近旁有一条清澈的小河缓缓流淌着，雅罗鱼在柳树下的河湾里游来游去。
那个黑发姑娘穿过田野向他走来。她好像一下子就脱光了衣服，不屑地扔到一边。她的身体白皙光滑，却没有引起他的任何欲望，事实上，他几乎没怎么看她。此刻，他满心只是赞叹着她扔衣服的动作。那种优雅随意的态度似乎能摧毁整个文化、整个思想体系，这绝妙的一挥手似乎能把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一扫而光。这也是一个属于古老的时代的动作。温斯顿醒来时嘴上还念着“莎士比亚”这个词。
电幕发出了一声刺耳的笛声，同一个音持续了三十秒。七点十五分了，这是办公人员起床的时间。温斯顿挣扎着下了床——光着身子，因为外党党员每年只发三千张服装券，而买一套睡衣就要六百张——抓起了一件肮脏的背心和一条扔在椅子上的短裤。抽筋体操再过三分钟就要开始了。这时，一阵猛烈的咳嗽让他直不起腰来，这种咳嗽几乎每天起床后都要发作一次。他咳得一点气也喘不上来，只好躺在床上作深呼吸。咳嗽使他的血管扩张，静脉曲张性溃疡又开始痒起来。
“三十到四十岁的同志们！”一个尖利的女声哇啦哇啦地喊道，“三十到四十岁的同志们！请各就各位！三十到四十岁的同志们！”
温斯顿跳起来，在电幕面前立正。一个精瘦但是很有肌肉的年轻女人，穿着束腰外衣和运动鞋，已经出现在屏幕上。
“双臂屈伸！”她急促地叫着，“跟我一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加油，同志们，打起精神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咳嗽的痛苦没有完全把梦中的印象从温斯顿的脑海中赶走，有节奏的运动使他又回想了起来。他机械地前后伸展着手臂，脸上挂着坚定投入的神情，这是做抽筋体操时的正确表情，同时，他还在挣扎着追寻模糊的童年记忆。这极为困难。五十年代以前的一切都已淡去了。当没有任何外界记载可以参考时，连你自己生活的轮廓都不再清晰了。你记得一些很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大事，你记得一些事情的细节，却无法再现当时的气氛，还有大段大段的空白，你什么也想不起来。那时的一切都与现在不同。连国家的名字和它们在地图上的形状都不一样。例如，一号空域过去不叫这个名字：那时叫英格兰或者不列颠，不过伦敦一直叫伦敦，这一点他很确定。
温斯顿不太记得这个国家有什么时候不打仗，但在他童年时显然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因为他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空袭。也许就是原子弹轰炸科切斯特的那一次。那次空袭本身他已经想不起来了，可他记得父亲的手紧紧抓住了他的手，带着他往下跑啊跑啊，跑到深藏在地下的一个地方，一圈一圈的螺旋形楼梯在他的脚下延伸着，终于他的腿跑累了，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他们只好停下来歇一会儿。他母亲照例还是慢悠悠的，在后面远远地跟着。她还抱着他的妹妹——或许抱着一包毯子：他不确定那时他妹妹有没有出生。最后，他们到了一个吵嚷拥挤的地方，他认出那是一个地铁站。
石板地上坐满了人，还有些人紧紧地挤在一层一层的金属床铺上。温斯顿和父母在地上找了一个空，一对老人肩并肩坐在他们旁边的床上。那个老头穿着一件体面的黑西装，头上的黑布帽子被推到脑后，露出一头银发，他脸色通红，蓝色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身上带着一股杜松子酒味儿。从他皮肤上透出来的似乎不是汗味儿，而是酒味儿，甚至可以猜想他眼中饱含的泪水都是纯杜松子酒。虽然有点醉意，他仍然承受着某种真实的、难以忍受的悲伤。温斯顿孩子气地想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一件无法原谅也无法挽回的事。他似乎知道是什么事。这个老头心爱的人——也许是一个小孙女——死了。每隔几分钟，那个老头就念叨：
“我们不该相信他们。我早就说过，是不是，孩子他妈？这就是相信他们的结果。我一直这么说。我们不该相信那帮混蛋。”
至于谁是混蛋，他们不该相信谁，温斯顿已经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