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在唐之前，虽然也有人零星做诗来吟咏曾点，但这些文字多属于文学性质，也多无深意。自宋代开始，才出现了士大夫竞相谈论“曾点气象”的盛况，而其所谈论的内容，也才有了一定的思想内涵。当然，在宋代之后，提到“曾点气象”的文学作品仍然很多，这些作品也始终缺乏思想意蕴，这一点不必细说。不过，在唐宋之际的文学领域，对曾点“疏狂”一面的渲染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所包含的，是佛老之学对世人的深刻影响。当时人们对曾点的理解，也多流于疏狂和玄远洒落一路唐宋文学的这一特点，参看《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这和理学兴起后人们对“曾点气象”的认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宋明之际，尤其是在理学系统内部，讨论“曾点气象”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在当时，自周敦颐以发其端，此后探讨“与点之乐”者蔚然成风，这种状况一直到了明末清初才渐趋式微。在此过程中，儒者们凭借对“曾点气象”的各自诠释，纷纷表达了他们对儒学之所应然的不同认识。他们对“曾点气象”的诠释在许多方面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当然，有些儒者对“曾点气象”的理解摇荡在似禅非禅之间，“遂复非名敎之所能羁络”；也有些儒者把“曾点气象”作为其发泄自己感性情识的借口，或者是当作其独善其身的借口。这也使得“曾点气象”的内容变得异常丰富。而在此过程中占居主导地位的，还是对人们对“曾点气象”的儒学化诠释与理解。其中，朱子以“天理浑然”阳明以“良知呈现”来诠释“曾点气象”最为典型。
与此同时，儒学内部也始终存在另一种声音这两种声音在朱子的思想中都有所体现，朱子思想的丰富性和多侧面性于此可见。呼吁人们要警惕“曾点气象”的多义性，要人们警惕过分渲染“曾点之乐”可能带来的弊端。这一呼声自小程子开始，中间经过朱子的大力宣扬而始终绵延不绝。正是在这一呼声的有效影响下，“曾点气象”的大多数鼓吹者们才会时时注意强调“与点之乐”的儒学特质，没有把乐作为为学的惟一目的来追求。这两种声音在理学发展史上交映争辉，共同推动着儒学在一个大本前提下的多元发展。它们之间的互动可以被概括为敬畏与洒落之争，也可以被概括为有无之辩，还可以被归结为围绕究竟应该是从心的角度，还是从理的角度来理解“曾点气象”问题的争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曾点气象”就像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出人们对儒学之根本精神的不同理解，可以照出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1017—1073）一向被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因为他比宋初三先生（胡瑗，字翼之，993—1059；孙复，字明复，992—1057，人称泰山先生；石介，字守道，1005—1045，时人尊称为徂徕先生）更为集中和明确地提出理学的几个核心问题。也正是他，使得儒学的心性概念首次具有了本体化的意义，从而启动了儒学发展的根本转向——转向内在化、转向心性本体化。这也促使儒学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上实现了天与人的贯通参见李景林：《儒学心性概念的本体化——周濂溪对于宋明理学的开创之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6 期。周濂溪还是理学中讨论“孔颜乐处”和“与点之乐”问题的始作俑者，其对儒学境界论的形成有奠基之功。
濂溪论学，还以在理学史上首次提出“希圣希贤”、“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 周敦颐：《周元公集》，卷一，《通书》，第十章，《志学》，《四库全书》本，下同。等口号而著称。仅就此而论，孔颜才是濂溪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而如曾点者，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濂溪本人的文集中。但是，在后人纪念濂溪的文字里，濂溪与曾点尤其是“曾点气象”被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如清人张伯行所编的《周子全书》中，多次把二者相提并论。一言以蔽之，周濂溪和曾点的气象都可以称之为“洒落”。这绝非偶然：就“气象”论，濂溪给人的最大印象是“洒落”，是极高的天资如后人心目中的曾点者，而程明道也曾说过：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二程遗书》，卷三，《明道语》，《四库全书》本，下同。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同上，卷二上，《明道语》。
可见，濂溪与“曾点气象”确实有难以割舍的联系。
在濂溪的思想中，乐是一大关键词。但他所说的乐，不是指个人的一己之乐与富贵之乐，而是指“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通书》，卷二十三，《颜子》。——对于其所乐者，濂溪明言“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同上。此道此德此乐，其主流是儒学精神，毕竟不同于庄子、禅学之乐。当然，濂溪较后人来说，缺乏对于严辨儒学与佛老界限的自觉，其思想不脱受佛老道家（教）的影响，这也是事实。就是濂溪本人之“气象”，也很难说是纯而又纯的儒者。正像有些学者所说，濂溪在理学中能有今天的地位，更多是和朱子对其形象的重新塑造是分不开的。
于濂溪，还较早的从工夫论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无欲”与主静、礼乐教化这双方面的努力来获得“乐”与天的合一，此即“至诚”之境。此“乐”既有“生生不息”之意，又有“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成人”、“成物”之志。由此，濂溪的“吟风弄月”，既包含着洒落与自由的精神，又不失“正”、“义”的德性成分，也还使得传统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增添了浓厚的境界论成分。完全可以说，新儒学之有新气象，是自濂溪开始的。另外需要指出，今人在提到濂溪“气象”时，往往只会留心黄庭坚论濂溪“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髙，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 黄庭坚：《山谷集》，卷一，《濂溪诗·序》，《四库全书》本。的一面，却很少注意朱子认为濂溪“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 朱熹编《伊洛渊源录·一》，《濂溪先生事状》，《四库全书》本。的一面。我们说，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把握濂溪在与点之乐、寻孔颜乐处上的真意所在。
邵雍（字尧夫，号康节，1011—1077），在宋儒中，只有邵康节把“安乐逍遥”标明为自己的为学宗旨，公然宣称“学不至于乐，不可以谓之学”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十四，《观物外篇下》，《四库全书》本。可谓开泰州学派之先。康节还曾作“《清风长吟》、《垂柳长吟》、《落花长吟》、《芳草长吟》、《春水长吟》、《花月长吟》、《落花短吟》、《芳草短吟》、《垂柳短吟》、《春水短吟》、《清风短吟》形成了一个吟风弄月的咏物系列。这些咏物诗不属于物以明德、物以彰德或物以比德的模式，更没有多少托物以言志、借物以写心的内容。诗人只是在肯定自然美价值的前提下，把自然事物当作自在之物进行赏玩，展露了自己精神生活的另一侧面”王利民：《从〈伊川击壤集〉看邵雍的风月情怀》，《浙江大学学报》，2004 年第5期。康节的这些作品，极力渲染了宇宙的生命意识，有着“莺飞鱼跃”的活泼气象，也非常类似于儒家所强调的“仁”之境界。但是，其一，康节强调自身安乐逍遥有余，却认为“治人应物”只是余事；其二，康节没有像其他理学家们那样，刻意点出此乐中所包含的德性因素。这些都使他的思想多少带有些“异端”色彩，如《宋元学案》在论康节时，就引了熊禾（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为辅广弟子，1247—1312年）的观点认为：但其（康节）制行不免近于高旷，若使进之圣门，则曾非不高明，子贡非不颖悟，终不可谓与颜（回）曾（参）同得其传，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
熊氏的观点也基本符合程伊川和朱子对康节的大致定位。康节之乐，还常被认为有刻意求乐之嫌，因此受到过小程子等人的批评。但是，理学中对康节的正面评价也不少：
魏鹤山曰：若邵子者，使犹得从游于舞雩之下，浴沂咏归，毋宁使曾独见称于圣人也欤？洙泗已矣，秦汉以来无此气象，读者当自得之。这是说康节之气象真正能体现出宋儒之超越秦汉儒之处，也真正能和“曾点气象”相通，表现为自得之境界。
虽然康节所留下的文献里并没有直接提到过曾点，但是在后人的理解中，他二人还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朱子更对康节一味渲染乐的言辞心存芥蒂。他多次将庄子之乐、康节之乐和曾点之乐相提并论，并对其展开了细致地比较与评述（详见后文论述）。
在论“曾点气象”时，不能不提到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张载(字子厚，1026—1077，因出生于横渠镇，被称为横渠先生)。横渠之学，注重诚明两进，既包括以“穷神知化”为内容的逻辑思考；又包括“体天下之物”的直觉体会。如他强调“大心”，提倡“民胞物与”，提倡直心而发的“四为”精神，这些说法的立意都非常高，也有浓重的境界论色彩。但是，人们对横渠之“气象”的总体印象却是：他没有很好地把这两方面融合在一起，显得“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这就是说，横渠之学总的精神是提倡刚恪严毅，苦心力索，基本上不讲从容自在与和乐之情。其气象正和“曾点气象”相反。例如，他的弟子就记录到：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张载：《横渠易说》，《横渠先生行状》，《四库全书》本。
这是对横渠之为学精神的最好概括。朱子对于横渠的这一点曾赞不绝口，指出：“横渠最亲切，程氏规模广大，其后学者少有能如横渠辈用工者。近看得横渠用工最亲切，直是可畏，学者用工须是如此亲切。”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孔孟周程》，《四库全书》本，下同。基于个人的特殊“气象”，张横渠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下功夫”类型的曾参和颜回，而非曾点者。因此，张横渠对于那些虚谈“曾点气象”者来说，不啻是一针强有力的清醒剂。对于这一点，王船山更是有着非常真切的体认：
张子之学所为壁立万仞，而不假人以游佚之便，先儒或病其已迫，乃诚伪之分，善恶之介，必如此谨严而后可与立。彼托于春风沂水之狂而陶然自遂者，未足以开来学，立人道也。
船山本人对于“曾点气象”评价颇高（详见后文），他在这里所批评的，也只是那些“托于”曾点之狂的“陶然自遂”者，指已近于“鱼馁肉烂”的阳明后学。船山明确地反对“托于春风沂水”的狂者气象，而坚持严肃主义的道德修养在对“曾点气象”的理解上，船山完全继承了朱子的观点，以强调天理流行为核心。这是他和朱子在此问题上的相通之处，而其更早的思想源头，正是张横渠。就本文的主题而言，朱子既推崇曾点之“气象”，更推崇横渠之“气象”，他认为后者有给前者奠基的意义。从他一贯注重下学上达，一贯反对虚说“气象”的立场来看，强调苦与乐贯通，敬畏与洒落的贯通，是朱子思想复杂性与立体性的具体体现。在朱子来说，只有通过强调张载这一类型的“气象”来约束和限定时人对“曾点气象”的过分迷恋，才能使之不走作，不流于佛老的一边。
程颢（字伯淳，后人称为明道先生，1032—1085）。明道论学，强调生意、强调和气、强调仁心和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强调活泼自在的精神。他也被后人视为是理学中洒落派的重要代表。因此，我们能在他的文字中找到大量宣扬自得、宣扬和乐之境甚至“优游”、“闲”、“无事”的内容：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死生有命人何与，消长随时我不悲。直到希夷无事处，先生非是爱吟诗。《二程文集》，卷一，《明道文集》，卷一，《秋日偶成二首》，《和尧夫首尾吟》。
“心闲”、“无事”、“从容”、“淡云微雨”、“云淡风轻”，这些很容易被认为会冲淡儒学的基本价值观的词汇，却经常出现在明道的诗文中。他还提到：太（泰？下同）山为高矣，然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同上，卷一，《明道文集》，卷一。
若论气象，明道此论可谓高矣。在他看来，即使是如尧舜一般的“事业”、“事功”，也终归是“太山”而已，都不可滞留于心，都只能是“如一点浮云过目”。这一“气象”，我们已经在他早年的大作《定性书》里见到过了。但是，以上所述只是明道思想的一个方面。在另一非常重要的方面，明道也同样强调诚与敬，强调格物穷理的下学工夫，表现出淳儒的气象。以上两方面的结合才能揭示一个完整的明道形象：“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魂。《二程遗书》，卷三，《谢显道记忆平日语》。
在这里，明道意谓“无心”与“与必有事焉”是一体之两面，注意二者的有机结合就会活泼泼地，否则就会出现差错，流于佛家的弄精魂。注意二者的结合也足以保证明道思想的儒学本质。那种认为程颢心中既没有“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的悲天悯人之情，也没有程颐那样的“纯粹天理”的道德厚重感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
具体到本文，明道对“曾点气象”的看法颇为典型，对朱子之论“曾点气象”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谓狂矣。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理道理，所以为夫子笑，若知为国以理之道，便却是这气象也。《二程遗书》，卷十二，《明道先生语二》，《戊冬见伯淳先生洛中所闻》。
子路，冉有，公西华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又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故圣人与之。”《二程外书》，卷三，《陈氏本拾遗》，下同。这段文字在被朱子收入《论孟精义》时，被标明为明道语。
自程明道开始，曾点之志和漆雕开之见就变成了理学中的重要话题，他们也被圣学化了。甚至明道还把曾点之志等同于尧舜之志，其对“曾点气象”之推崇可见一斑。事实上，“曾点气象”之所以能在后来鼓动一时学人的心，明道对其的特殊推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明道的“曾点说”也对朱子的“曾点气象论”有着直接的影响。大程子认为曾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和“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这两句，后来每每成为弟子们向朱熹提出质疑的重要内容，而后一句又是朱熹借以讨论工夫与本体之辨的大话题。
我们说，明道的“曾点论”，也正是他个人“气象”的具体注脚。如谢良佐就曾提到：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有见明道先生在鄠县作簿时有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看他胸怀直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般。可见，明道胸怀之开阔，气象之和乐，都与“曾点气象”不谋而合，其核心都可谓之“洒落”。
程颐（字正叔，后人称为伊川先生，1033—1107），伊川是明道之弟。众所周知，伊川的为学工夫与“气象”都与明道显有不同。具体而言，就是小程子更强调庄敬严肃，更强调格物致知，因而更具有理性的特色。他在论“曾点气象”上，也颇与明道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