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之序，近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为。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如子路、冉求、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与之亦以此，自是实事，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二程遗书》，卷十五，《伊川先生语·一》。
伊川此论，抛开曾点不论，却大谈时人的好高无实，其核心是虚实之辨。应该说，小程子对“曾点气象”不感兴趣，但也没有贬词。而他反复强调为学的先后之序、强调崇实事为却对朱熹有着极大影响，这也成为朱熹后来诠释“曾点气象”问题的一贯观点。
二程兄弟气象的不同，以及其对“曾点气象”的不同态度，是后人热烈讨论的大题目。他们的“曾点说”也都对朱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协调二人“曾点说”的异同，进而在吸取二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就成了朱子后来长期考虑的问题。
二程弟子们几乎人人讨论过“曾点气象”，朱子也在编辑《论孟精义》时收入了范（祖禹？字淳夫，一作纯父、纯甫，一字梦得， 1041—1098）、吕大临（字与叔，1044—1091）、谢良佐（字显道，后人称为上蔡先生，1050—1103）、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先生，1053—1135）、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人称尹和靖，1071—1142）论“曾点气象”的内容。但是，其中只有谢上蔡的“曾点说”对朱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谢上蔡是程门高足，被乃师誉为是不为佛所夺的少数弟子之一，黄宗羲更认为：“程门弟子，予窃以上蔡为第一。”全祖望（字绍衣，亦作裔，小字补，亦作阿补、补儿，号谢山，亦自署鲒琦亭长、双韭氏、双韭山民、孤山社小泉翁、勾曲山人、子全子，学者称谢山先生，1705—1755）也认为“洛学之魁，皆推上蔡”。但是，在朱子及后人眼中，谢上蔡同样带有明显的佛老气息如《宋元学案》就指出：洛学之魁，皆推上蔡，晦翁谓其英特过于杨游，盖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堕入葱岭处，决裂亦过于杨游，黄震也指出：因精微而遁入空虚者，如张横浦，如陆象山，如杨慈湖……盖尝深究三人之说，无一不出于上蔡，见《黄氏日钞》，卷八十五，《回董瑞州》，《四库全书》本，下同。而朱子之论上蔡近禅更多，详见下文分疏。这又突出体现在他的“曾点说”上：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无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体无所不在，非指鸢鱼而言也。若指鸢鱼为言，则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
曾本（按，指曾恬所录的版本）此下云：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怀此意在胸中，在曾点看着正可笑尔。学者不可着一事在胸中，才着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吴本作贤）近于忘。《上蔡语录》，卷二。按，这一段，在朱子编的《论孟精义》中与此略有不同，《精义》在开头多出的部分，不见于谢的《语录》，可能另外出自谢的《论语说》，现将其附录于下：
《论孟精义》：谢曰：子路、冉有、公西华、未识道体，未免于意必者也。乃若曾点之意，果何在乎？道以无所倚为至，夫子与之，非止乐其不愿仕，推曾点之学，虽禹稷之事固可以优为，特其志不存焉。此为后来朱子论曾点虽尧舜事业故可优为之本。
又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无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体无不在，非指鸢鱼而言也。若指鸢鱼为言，则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曾点之意。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怀此意在胸中，在曾点看着正可笑尔。学者不可着一事在胸中，才着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近于忘。又曰：吕晋伯兄弟中皆有见处。一人作诗咏曾点事曰：函丈从容问且酬，展才无不至诸侯；可怜曾点惟鸣瑟，独对春风咏不休。
谢曰：吾曾历举佛说与吾儒同处问伊川。（伊川）先生曰：恁地同处虽多，只是本领不是，一齐差却。余问本领何故不是？谢曰：为他不循天理，只将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当做大小事，任意纵横，将来作用，便是差处，便是****。余（曾恬）问：作用何故是私？（谢）曰：把来作用做弄，便是做两般看当了，是将此时横在肚里，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点冷眼看，他只管独对春风吟咏，肚里浑没些能解，岂不快活！曾恬所录《记上蔡语》。黄震认为这一段出自《上蔡语录》不知何据，见《黄氏日钞》，卷四十一。
针对谢上蔡的这段话，陈来先生曾指出：
“谢良佐十分推崇曾点的境界，他认为曾点的境界就是‘不著一事’的境界，这个解释显然受到来自禅宗的影响”、“谢良佐明确地用佛教‘无著’的思想解释曾点气象是有意识地吸收了佛教提倡的‘无执无著’的人生境界”、“谢显道了解的尧舜气象既是不著一事在胸中的勿忘勿助、活泼泼底精神境界。”
陈先生的观点也是朱子在中年以后对谢良佐的基本印象。不过，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谢所说的“不著一事”也就是为程明道所宣扬的“无事”。当然，若单论“不著一事”的来源，则其肯定有比禅宗更早的渊源，比如王弼、老庄之学等。因此，仅靠这一则材料尚不足以表明谢上蔡与佛学有多大的渊源。
谢上蔡是朱子早年的主要思想引路人，而谢的“曾点说”，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对朱子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事实上，朱子后来曾花了很长的时间认真反思谢的“曾点论”，着力清算其中的“禅学”因素这只是朱子所理解中的禅学，是一种泛化的禅学，详见后文的论述。朱子与张栻之间围绕曾点问题的讨论，其背后也隐藏着一个如何消化谢的思想的问题。当然，就谢本人的思想而论，谢并不只是一味强调洒落，他论求仁、论穷理、论常惺惺，都包含有强调敬畏的内容，而朱子所忧虑的，是谢的思想的立意颇高，会引导人不顾下学，务求上达，会促使人在不自觉中转向佛老。此外，谢与朱子在曾点问题上不解的渊源，还体现在朱子与弟子们围绕谢的一些具体观点如说曾点“虽禹稷之事固可优为”等的反复辩难中。伴随着弟子们的纷纷质疑，朱子后来屡有对谢良佐极为严厉的批评钱穆先生也曾引朱子晚年的话强调，朱子晚年还对谢的曾点说有很欣赏的一面：“先生曰：此一段，唯上蔡见得分晓。盖三子只就事上见得此道理，曾点是去自己心性上见得那本源头道理。使曾点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点见处，虽尧舜事业亦不过以此为之而已。”。
朱子曾数次提到，从谢上蔡到张九成（字子韶，号横浦居士，又号无垢居士，1092—1159），从张九成到陆九渊，其言论越来越放荡而近禅如朱子就曾指出：上蔡之说，一转而为张子韶，子韶一转而为陆子静，上蔡所不敢冲突者，子韶尽冲突，子韶所不敢冲突者，子静尽冲突。见朱子编《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七，《四库全书》本。张横浦更是交游于宗门人士宗杲，被朱子认为是“阳儒而阴释”的代表。朱子论及张横浦曰：张子韶初间便是上蔡之说，只是后来又展上蔡之说，说得来放肆无收杀了。见《朱子语类》，卷三十五：“无垢本佛语，而张公子韶侍郎之别号也。张公以佛语释儒书。其迹尤著。”朱子还提到宗杲还传授了张横浦所谓的改头换面之说。见《文集》，卷七十二，《张无垢中庸解》。朱子甚至把张的作品比为洪水猛兽，并对其《中庸解》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判。此后，黄震（字东发，学者称于越先生，1213-1281）因袭了朱子的说法，认为横浦“于孔门正学，未必无似是之非”《黄氏日抄》，卷四十二。但是，黄梨洲和全谢山都在《宋元学案》中对张横浦有所回护，如谢山就认为：“然横浦之羽翼圣门者，正未可泯也。”而今人王伟民先生更是认为：
这里，我们看不出他（指张横浦）的“驳”，也看不出有什么“禅”，更看不出是“务在愚一世之耳目”。
王先生似乎对朱子所说的“驳”和“禅”的特殊含义并不十分了解（后有详述）。但其强调张氏也曾激烈的批判过佛学，这确属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张氏所著的《少仪论》来窥见他对佛学以及“曾点气象”的态度：
圣人之道，本无小大，于其中有辨之不精者，此予所以不得无说。大矣哉，圣人之论礼也。其曰：“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故“君子谨其独”也。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止于此而不进，以其乍脱人欲之营营，而入天理之大，其乐无涯，遂认廓然无物者为极致，是故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功业为尘垢，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为赘疣，以天地日月春夏秋冬为梦幻，离天人，绝本末，决内外，茕茕无偶，其视臣弑君，子弑父，兵革扰攘，岁时荒歉，皆其门外事……又乌知夫“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气象也乎？殆将灭五常，绝三纲，有孤高之绝体，无敷荣之大用，此其所以得罪于圣人也。礼之以多为贵者，德发扬诩万物大理物博，如此则得不以多为贵乎？故君子乐其发也。礼在于是，则感而遂通之时也，发而中节之时也，易所谓“义以方外”也，孟子所谓“存其心，养其性”也。自内心之贵进而得于此，则为尧舜禹汤文武之功业，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为天地日月春夏秋冬之照用，兼天人，通本末，合内外，循环往复，无有不可。譬之于木，从元生本，从本立根，从根立干，从干发枝，从枝敷条，从条出叶，以枝叶而观本元，相去远矣！然枝枝叶叶皆元气也。有元气而无枝叶，不足以见元气之功；有内心无外心，则无以见礼之大用。由是而推一叶之黄，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一拜之不酬，一言之不中，皆内心之不充也。昔尧舜性之，则不勉不思，内外兼得矣；汤武反之，则触人欲而知反矣。然而其反也，有力量之浅深焉。昔颜子三月不违，其余日月至焉，犹未如汤武之一反而不复起也。盖汤武之反，反于礼而已，以礼为反，则动容周旋皆中于礼矣。皆中于礼，则一唯一诺，一起一止，一进一退，一取一舍，无不合于礼者，此其所以为圣人也……且夫释氏之学，以归根反本为至极。岂知恻隠之心为仁之端，羞恶之心为义之端，辞逊之心为礼之端，是非之心为智之端乎……昔子思明此道矣，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明内心之理矣。又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此又明内心而进于外心之礼矣，此少仪之意也。诸君诚有意于斯道，当自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其所谓内心傥有得焉，勿止也；当求夫发而中节之用，使进退起居，饮食寝处，不学而入于乡党之篇，则合内外之道，可与论圣人矣……张九成：《横浦集》，卷五，《四库全书》本。
之所以详引张的这篇长文，是想从中找出朱子对于佛老之辨的态度。
张氏的这篇大文，在学理上堪称是辨析儒学与佛学之辨的力作。总的来看，张氏的这篇文章目的就在于辨析儒学与佛学的异同，而他也做得很成功。在他看来，如果只是注意向内心寻求“寂然不动”的一面，“遂认廓然无物者为极致”，进而蔑视外在的尧舜汤武功业、人伦物理、“离天人，绝本末，决内外”，有体无用，就会流向禅学。这种人也无法真正地领略到“曾点气象”强调内外贯通的真意。在张横浦看来，君子的为学之道，既要能“谨其独”，又要能“乐其发”，要贯通天人、本末、大小、内外和体用。由体发用，因用以见体，循环往复，这样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儒学精神。显然，张横浦心中的“曾点气象”，绝非那种务内遗外，独善其身的形象，而是为明道所宣扬的那种“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的精神，这是真正的儒学精神。
张横浦据此批判了佛学，认为后者“以归根反本为至极”，而根本不知“四端”为何物，无法让人“承其庇覆”。我们可以从张横浦的这篇文章中读出他对辨析儒释之别的自觉，其辨析的内容也基本上同于二程等人的论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说张横浦在总体上还是坚持了一个儒者的基本立场。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尽管张横浦也曾提到，君子既要能“谨其独”，又要能“乐其发”，在为学上强调一种“未可已也”的精神，但是他的观点总给人一种只是强调“应当如何”，却缺乏“具体如何”去做的感觉。试问，张所说的“‘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明内心之理矣。又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此又明内心而进于外心之礼矣”，所有这些仅仅靠“反之”就能实现吗？说“反于礼而已”，那礼又从何而来？儒学中还没有人会认为礼是先验的。我们也能从朱子对张氏乃师杨时“返身而诚”的批判中读出这一点：“外心之礼”是需要格而后能知，知而后才能行的，离开了为朱子所强调的落实到物上的格物致知工夫，仅仅说“有内心还不够，还需要有外心”云云，就等于空说而已。这在朱子的理解中，无疑就等同于禅学。
再者，我们也能感觉到张横浦强调心（又分为内心和外心）有余，而强调理不足之处。而其强调礼的时候，又主张通过“反”来求礼，这给人一种以心法起灭天地的感觉朱子对张九成以心法起灭天地的批判，可参看朱子之《文集》，卷七十二，《张无垢中庸解》。总之，张横浦的这篇文章从学理的角度上看未尝不是，但如果从工夫论的角度来考虑，则有点似是而非。在这方面，其被朱子指为“阳儒而阴释”，符合朱子自己的逻辑和判断标准。
张横浦强于论心、略于论工夫的特点在他其论“曾点言志”的另一材料中更有所体现，其文曰：
识此心则万里犹一堂也，千岁犹一昔也，岂问地之远近，时之先后哉？夫尧舜禹汤文武，皆圣人也……孔子又身入舜文王之所入，故艺则执御，能则鄙，事则吾岂敢，未之有得，皆舜与文王之心也。异时问二三子之志，而曾点有暮春浴沂童冠舞雩之乐，乃入舜与文王道路中，此夫子所以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岂不以圣人之道，此路最高乎？夫子倡此心于洙泗，诸弟子虽于圣人阃奥浅深不同，而自此路入者，亦何其多也？张九成：《张状元孟子传》， 卷十八，《离娄章句下》，《四部丛刊》本。
这里，张横浦更是直接把曾点和古人心目中的圣人相提并论的味道。其对理想人格状态之期许可见一斑。上文已经提到，在横浦心中，“曾点气象”是纯儒的典型，因此在这段文字中也没有禅学的味道。但是，此文仅仅提到“识此心”则会如何如何，但具体到要如何才能“识此心”，张横浦依然言之未详。
《宋元学案》认为，张横浦上承谢上蔡，下启陆象山。我们也从这段话中读出一点“古圣相传只此心”的味道来。张横浦并没有认为曾点之乐是圣人之道中的最高，但却认为千古一揆的心是“最高”。而传心之说，在此前的儒学传统中绝无先例，毫无疑问是来自于禅学。朱子紧承二程的观点，认为“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下，《附师说后》。考其实，则“天”实而“心”正虚。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横浦此说是刊落工夫、虚说心体、直求顿悟的代表，一句话，也是禅学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