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明道曰：“既得后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必大观颜子之学具体而微矣，然得一善则拳拳服膺，守之固也。如此不知明道放开之说抑何谓耶？上蔡亦曰：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必大窃谓：固滞狭隘固不足以适道，然不勉学者以存养践行之实，而遽以此为务，此曾点之学非颜子之学也。《文集》，卷五十二，《答吴伯丰·孟子集解序》引。
伯丰针对明道与谢上蔡的“放开说”发问，他认为颜子之学的核心就是谨守，这也是学者所应该遵循的基本法则。由此，他对明道的放开说感到难以理解，认为曾点的弊端就体现在无存养践行之实，而只有放开，这是曾点不及颜回之处。伯丰担心明道和谢的说法会导致人忽略存养工夫，而刻意去追求胸怀开阔的心境。其实，这正暗含着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洒落与敬畏之辨的问题。其中也包含着对虚实之辨问题的关注。为此，朱子答到：
明道之语亦上蔡所记，或恐须字是必然之意，言既得则自有此验，不但如此拘拘耳，非谓须要放开也。曾点之胸怀洒落，亦是自然如此，未必有意摆脱使开也。有意摆脱则亦不能得开，而非所以为曾点矣。上蔡说恐不缜密，生病痛也（作于庆元元年，1195 年）。《文集》，卷五十二，《答吴伯丰·孟子集解序》。
朱子指出，明道所言，是登高自然望远的意思，决不是要“有意放开”。他还强调，曾点的“洒落”也是如此，而非出于有意强求。由此也可见其对曾点的评价尚高，其对“洒落”的理解至此也是正面，至少是中性的。
朱子此段还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对理学中“既得后须放开”一段著名公案的基本态度。谢上蔡所记录的明道语录中曾提到：
既得后，便须放开，不然却只是守。《二程遗书》，卷三，《谢显道记忆平日语》。
上文已指出，明道之学、之气象都强调活泼泼或是洒落，尤其是以著名的《识仁篇》为代表。明道强调“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二程遗书》，卷二上，《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都表明了这一点。明道意味，为学不能一味苦苦株守拘泥。既有所收获，就没有必要再去刻意的“防检”和“穷索”。这一点，明道的表述非常清楚。应该说，明道的这句话和谢对此的记录都没有问题。包括谢氏本人也没有“有意使开”的嫌疑，如谢就曾强调：
问太虚无尽，心有止，安得合一？（谢）曰：心有止，只为用他，若不用，则何止？（问）吾丈莫己不用否？（谢）曰：未到此地，除是圣人便不用。当初曾发此口，被伊川一句坏了二十年。曾往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上蔡语录》，卷一。原文无标点，此处系根据陈来先生之《宋明理学》一书标点。
问：当初发此语时如何？（谢）曰：见得这个事，经时无他念，接物亦应副得去。问：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转却？（谢）曰：当了终须有不透处。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禅家去矣。伊川直是会煅炼得人，说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问：闻此语后，如何？（谢）曰：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始初进时速，后来迟，十数年过，却如梦。问：何故迟？（谢）曰：如射弓，到满时便难开。然此二十年闻见知识却煞长。明道曰：贤看某如此，某煞用工夫。见理后须放开，不放开只是守。开又近于放倒，故有礼以节之，守几于不自在。故有乐以乐之，乐即是放开也。《上蔡语录》，卷一。
“天下何思何率”，代表了一种由必然进到自然的较高境界，对于某些人来说，也确实是有此理，对此伊川并不否认。但他却不认为这句话对任何人都适用。相反，他认为，若没有必要的工夫来支撑，大多数人说这句话都会落空。我们说，对于这些人来说，说“天下何思何虑”，就当属“有意使开”之列，其流弊自然很大。
上蔡在二十年后非常明白：“当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禅家去矣。”他强调“至此未敢道到何思何虑地位。始初进时速，后来迟”、“如射弓，到满时便难开”云云，都体现出了他不敢轻易放开的心情。我们说，朱子多次批评谢上蔡言论高妙，担心其所说太快是一回事，而谢上蔡本人是否对此有所注意是又一回事朱子亦云：上蔡语虽不能无过，然都是确实做工夫来，见《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一，杨道夫录。在明道和上蔡，见理后只是守是一失，因此需要乐以乐之；一味放倒又是一失，因此需要礼以节之。二者的恰当结合才会臻于中道。
其实，朱子对放开太早者的担心，更多是担心谢的这一说法对后世的影响，担心的是，后人在谢的说法上再向前卖出一步。准确的说，是和他对谢氏后学——尤其是湖湘学派学风的担心直接相关。对于这一点，上文中已经多次提到，这里不再赘述。这正如明代人们对阳明的批评，未尝不是感于阳明后学的泛滥一样。对这一点，明儒胡居仁（字叔心，号敬斋，1434—1484）的观点可兹借鉴：
上蔡记明道语，言“既得后，须放开”。朱子疑之，以为“既得后心胸自然开泰，若有意放开，反成病痛”。愚以为，得后放开虽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开，故流于庄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颜子之乐，所以卒至狂。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寻颜子之乐处，是要见得孔颜因甚有此乐，所乐何事，便要做颜子工夫，求至乎其地。岂有便求自己身上寻乐乎？故放开太早，求乐太早皆流于异端。胡居仁：《居业录》，卷三，《四库全书》本。
胡对朱子观点的把握与发挥都很到位。大概明道的这句话，委实可以成为那些本无所得，却想要放开者的借口。在朱子看来，时人的一味求乐，一味好高恶卑，好简易而恶苦涩，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于朱子，在工夫与境界、下学与上达之间，他更愿意把目光放在下学的工夫上。
本文视朱子与吴伯丰的这封信为其论“曾点气象”第一部分的结束。自此以后，朱子与湖湘学派之间的学术讨论基本结束（此后朱子对谢上蔡思想的批判终其一身都在继续，只不过随着朱陆二人交往的开始，朱子也逐渐在把批判的重心转到陆子上。其实，朱子之批陆者，也未尝不是在批谢）。而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中心，转向了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评论的修改上。
§§§第四节 朱子对《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的修改
——兼从一个新的视角看朱陆异同
朱子论“曾点气象”书信的第二个部分，主要是围绕其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一节注释的修改展开的。朱子自淳熙五年编订《四书集注》后，至少对其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修订束景南先生对此考之甚详：1177 年6 月24 日，朱子最初编成四部书。《朱子语类》卷十九载：“《论语集注》为朋友间传去，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间多所未稳，煞误看读。”是为丁酉本，即本文所说的《论语集注》初稿。1184 年，朱子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命曰“四书集注”刊刻于婺州，是为宝婺本。两年后，詹仪之在广东德庆刊刻了这一版本，朱子致札让其毁版。1186 年，詹仪之、赵汝愚分别将朱子新修订的《四书集注》刻于桂林和成都。朱子称新本“《论语》所改已多”。1192 年4 月，朱子再次修订《四书集注》，刻板于南康。此后朱子仍在继续对《四书集注》进行改订，下文中朱子论“曾点言志”一节的不同版本就是明证。按魏了翁《朱氏语孟集注序》曰：“王师北伐之岁，余请郡以归，辅汉卿广以《语孟集注》为赠。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余拜而授之。较以闽浙间书肆所刋，则十已易其二三，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刋，则十易六七矣。”见《鹤山集》，卷五十三，《四库全书》本。魏所说的闽浙间书肆所刋本应该是指宝婺本，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刋是指南康本，则辅广所见版本为朱子《论语集注》之定稿欤？束景南先生的相关考证，但是据目前资料，我们只能确定朱子在1192 年对《论语集注》的修订中，修改过“曾点言志”一节。如在是年朱子在给黄榦的书信中提到：
近却改得《论语》中两三段，如叶公、子路，曾之志，如知我其天之类，颇胜旧本，旦夕录去，子约除官可喜，今固未有大段担负，且看岁寒如何耳（作于绍熙三年，1192 年）。《文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中庸不暇看》。
朱子这次对《论语》修改的结果，就是同年刊行的南康本，也有可能就是后文中所提到的，欧阳希逊和严时亨所见到的本子。具体到朱子对“曾点言志”一节的修改，其大弟子辅广（字汉卿，号潜庵，河北人，生卒不详）也有所说明：
《集注》于此一段（即“曾点言志”一节），凡三次改削，然后得如此平实，学者当深味之。辅广文中所说的三次改动，指的都是较大的改动。至于朱子对此章的微小调整，本文会在下文中做出详细地说明。
总的看来，在此过程里朱子论“曾点气象”的基本精神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与他讨论该问题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朱子的诸位弟子。而这些弟子又多具有较为明显的陆学背景。由此，这一讨论过程也就有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那就是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
抑由此而可朱陆异同之一面。这一点，颇值得我们注意。
一、朱陆异同概说
朱陆异同是理学中的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仍俱讼不已、难有定论的话题。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非常复杂。过去数百年的门户之争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对于今人来说，我们常常忽视朱陆本人各自的基源性问题，而对其进行过度的发挥则是又一个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我们往往会在不自觉中重新戴上有色眼镜来看该问题：无视这些问题所具有的特色，而一味把此问题和西学进行机械的比附。再者，历史几乎没有给朱陆二人以更多的机会，来让他们平心静气地谈论彼此之间根本性的思想异同，而是不断地把他们抛向由一系列琐碎问题挑起的矛盾与误解中朱陆二人对对方的印象多来自于传言，而二人之间矛盾的激化也与部分陆氏弟子的推波助澜有关，甚至朱子对陆学的反感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部分陆氏弟子。但是对于二人的根本分歧，如心即理，还是性即理的问题等，他们从来也没有展开过正面讨论。以下这则轶事颇能说明这一现象：紫阳（朱子）尝作一绝云：川原红绿一时新，暮雨朝晴更可人；书册埋头无了日，不如抛却去寻春。即《文集》卷九之《出山道中口占》。陆象山见之，喜曰：元晦至此觉矣。朱子的绝句本为即景之作，而陆子却会因之产生错觉，二人之不相知于此可见。当然，既为轶事，则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可想而知。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二人思想的真正异同所在。因此，如何透过大量的无谓材料来把握他们之间甚少谈论的根本学术异同，这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考验。
我们仍有必要探讨朱陆异同问题，因为清人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1801）早已提到：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但是，我们的眼光又不能过分局限于此。钱穆先生早已指出：
前人治朱子，每过分重视其与象山之异同……固是两家显有异同，但若专就此方面研治朱子，则范围已狭，又漫失渊源，决不足以见朱子之精神。钱先生意味，朱子思想异常宏大，其为学立论都务求圆通无碍，每每有一体两面之说：有先分后总，先总后分的不同，更有很多针对性很强的“对机”性说法。故而全面地把握朱子的思想非常不易。由此，若单纯把目光聚焦在朱陆异同上，很难把握朱子的真精神，仿佛朱子的所有说法都只是在和陆子在争长短，这不仅是低估了朱子，也低估了陆子。不过，如果刻意地调停和淡化朱陆异同，又会忽视理学发展中固有的矛盾，忽视理学发展的多维性与其内涵的丰富性。故谈朱陆异同的前提必是眼界开阔。
在讨论朱陆异同问题时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要充分关注朱陆二人本身思想的复杂性，切忌对二人进行了化约处理，把二人的思想简化为干瘪的教条。其二，要注意到朱陆之争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二人之间的无谓争论或是意气之争，其二则反映着二人为学之道的真实差异。后一差异深刻地反映着理学中固有的张力与多元性，也是我们真正应该注意的地方。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新的角度，以新材料为基础重新探讨该问题，进而能避开上面提到的重重阻碍呢？笔者在阅读朱子论“曾点气象”的文献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陆子去世后的数年里，朱子的一批曾有陆学背景的弟子，纷纷就他对《论语集注》之“曾点言志”的评论提出质疑。这一次，朱子是站在了“被告”的位子上，来为自己为什么一边在激烈批判谢上蔡和陆子的思想“全是禅学”，同时却又推崇同样“有禅味”的“曾点气象”、“明道气象”做出解释。这一次讨论，固然没有涉及到人们所经常提到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和“心即理与性即理之争”，但却同样具有“朱陆异同”余响的意味。在这场更为平和的讨论中，朱子面对弟子们的反复质疑，颇能从善如流，及时调整自己在“曾点气象”问题上的说法，同时又能及时指出弟子们的偏颇。这就为我们研究朱陆异同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使我们可以充分了解朱陆二人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据此，本文将首先分析那些有陆学背景的弟子与朱子的书信往来。同时把与此无关的书信归为第二部分，单列于后。
1193 年，陆子去世关于陆九渊的卒年，有1192 年12 月14 日（《象山先生全集》所收年谱）和1193 年12 月14 日两种说法，本文以南京大学出版社《陆九渊评传》为准。朱陆二人直接的分合异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终止。闻讯后，朱子“率门人往寺中哭之。既久，曰：可惜死了告子”《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四，《陆氏》，胡泳录。这里，朱子是把陆子比为“务内遗外”的告子。有趣的是，陆和王守仁同样认为朱是“析心与理为二”的告子。我们相信，朱子此时的内心一定是复杂的，这就像是他们之间的思想异同一样，无法用寥寥数语能够说清楚。陆子之死并没有给朱陆之争划上句号。或许是有感于部分陆氏弟子的张狂，此后朱子之批陆更加无所顾忌，多处直指陆子为禅学，使朱陆异同问题进一步公开化。
在此，我们不妨先对前人探讨“朱陆异同”的成果做一简要的总结。朱陆异同，又可分为他们的同者和异者两个方面，而且它还体现出了同中有异，异中含同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