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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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朱子论“曾点气象”考(8)

首先,朱子一改谢的“曾点说”对“道”的空疏理解,而赋予“道”以更为儒学化的内涵:“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其次,提到“心不累事”,朱子则明确强调其涵义是“无意必固我之累”。他同时说明,这又是保证圣人能够做到“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的先决条件。用他后来成熟的思想说,“心不累事”强调的是曾点没有刻意为国之心、不规规于事为之末,所强调的是心不为物所役,不为物所滞。朱子认为,做到这样才能突破小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其三,朱子也强调所说的“心不累事”,是圣贤之所以异于佛老者,与谢所渲染的曾点“心中不着一事”截然不同。以此为基础,朱子也公开对谢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后者只强调“旷然无所倚着”的一面,这无异于佛老的虚无寂灭之学。不过,朱子虽然对“心不累事”进行了明确的限定,却在此文的开头花了大量的笔墨大谈曾点的“终不肯见所为”、“澹然若将终身焉”云云,这固然意在突出曾点的“洒落”与“从容”,却也难免给人以曾点“以独善其身为高,蔑视事为,摒弃外物”的嫌疑。后文中甘节等人对朱子此说的疑问,正是由此而发。而朱子此后不久就把这一句改掉,当与他对这句话可能带来的流弊有所警觉有关。

再者,朱子说曾点“志尚高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就是要突出曾点所怀的志,是儒家化的志,是心怀天地万物、以苍生为怀的志,而非佛老出世间的志,同样也是意在强化“曾点气象”的儒家属性,防止其流于佛老一端。而文中评价曾点“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与时对物之时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正是对此问题的澄清。

由于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只能是《论语集注》初稿“曾点言志”一节的部分,因此我们也不清楚朱子是否对曾点的“行不掩言”有所评价。不过,在这一时期的《朱子语类》中,也载有朱子认为“至于曾点,诚狂者也,只争一撮地,便流为庄周之徒”的慨叹《朱子语类》,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此条为朱子次年的语录。这也比程明道认为曾点只是“行有不掩”的评价走得更远了。这表明朱子此时已经很清醒“曾点气象”有“先天不足”——无论如何,“有知无行”的曾点都离儒学的理想人格相差甚远。他对“曾点气象”的评价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边倒的。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中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价与其作于同时的《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中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朱子编订《论语集注》的同一年,张南轩将他在数年前写成的《癸巳论语说》寄给朱子,朱子针对该文提出了一百多条质疑,其中就重点批评了其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论。这一材料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朱子此时对于“曾点气象”的基本态度《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中大多数条的内容不过十字,以这一条篇幅最长,朱子对此问题的重视可见一斑。:

此论甚高,然反复玩之,则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且其间文意首尾自相背戾处极多。且如所谓“曾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两重病痛。夫谓曾子非有乐乎此,此本于明道先生箪瓢陋巷非有可乐之说也。然颜曾之乐虽同,而所从言之则异,不可不察也。盖箪瓢陋巷实非可乐之事,颜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忧改其乐耳。若其所乐,则固在夫箪瓢陋巷之外也。故学者欲求颜子之乐而即其事以求之,则有没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说所以为有功也。若夫曾言志,乃其中心之所愿而可乐之事也。盖其见道分明,无所系累,从容和乐,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明道所谓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学者欲求曾之胸怀气象而舍此以求之,则亦有没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乐虽同,而所从言则其异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意为此之说,岂不误哉?且夫子之问欲知四子之所志也,四子之对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今于曾之言,独谓其特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则是曾于夫子之问,独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临时信口撰成数句无当之大言,以夸其无所不乐之高也,如此则与禅家拈槌竖拂、指东画西者何以异哉?其不得罪于圣人幸矣,又何喟然见与之可望乎?

至于此下虽名为推说曾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已见,则愚恐其自信太重,视圣贤太轻,立说太高而卒归于无实也。且所谓无(所?)不得其乐者,固以人而言之矣,而其下文乃以“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者释之,则未知其以理而言耶,抑以人言之耶?以理而言,则与上文得其所乐之云似不相应;以人而言,则曾之心艰危恐迫,倾侧动揺,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乐,而为天理之自然耶?其以为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则求诸曾之言,殊未见此曲折。且此既许之以圣人之事矣,又以为圣门实学存养之地,则是方以为学者之事也;若曰姑以为学者之事而已,而又以为行有所不掩焉,则是又并所谓有养者而夺之也。凡此数节殊不相应,皆熹之所不能晓者。

窃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发明的当。若上蔡之说,徒赞其无所系着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风之事为比,则其杂于老庄之见而不近圣贤气象,尤显然矣。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此说,窃谓高明更当留意,必如横渠先生所谓“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者,庶有以得圣贤之本心耳。《论语》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作于淳熙四年,1177 年)。《文集》, 卷三十一,《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点尔何如》。

束景南先生指出,“朱熹作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在八月前后(指1177 年),其讨论所得,均写入《论语集注》中”可见,这篇文章也代表着朱子在编辑《论语集注》初稿时的基本观点。

南轩《癸巳论语说》的初稿今已不可见,但据此信所引,张的来信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曾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不得其乐之意耳……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圣门实学存养之地……故行有不掩焉也。

南轩所主的正是谢良佐的观点(故朱子指出“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此说”)。因而,朱子的此信表面上是在批评张栻,其更深一层却是在指出张的文稿中的所有可疑之处,都是来自于对谢良佐“曾点说”的发挥,实际上也是在曲折地批判谢。在此文中,朱子明确点出谢说的弊端是“徒赞其无所系着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这也就是说,谢上蔡过于强调了“曾点气象”虚无的一面,却没有强调其属于儒学之“有”的一面。朱子认为张南轩对曾点的解说犯了同样的毛病:立论太高而无实,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

具体而论,朱子指出,颜子之乐、曾点之乐的本质都是乐道。于颜子,他是不因“箪瓢陋巷”而易其乐道之心;而在曾点,乐道就体现为他的“乐乎此(此这里的此指道)”。因此,把曾点的“非有乐乎此(指“道”)”和颜回的“非乐乎此”(朱子指出,这一“此”,指的是箪瓢陋巷的生活境遇)相混同,就会抹杀曾点之乐是以道为乐的核心精神,无形中把“曾点气象”推到虚无缥缈的佛老阵营中,这是谢的“曾点说”的最大流弊。

其次,朱子认为:说曾点的“无(所?)不得其乐”,会淡化曾点在“言志”这一事实,以及其中所包涵的儒的成分,使人认为曾点单纯是在炫耀“高”和“乐”,这是在把“曾点气象”等同于禅家的“拈槌竖拂、指东画西”。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子才肯定,对于“曾点气象”而言,只有极力强调曾点“与圣人之志同”的程明道的观点最为的当,而张南轩的说法有“名为推说曾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己见”的弊端,并指出南轩忽而把“曾点气象”等同于“尧舜所以无为而治”,忽而又说曾点“行有不掩”,忽而从曾点乐的一面说,忽而又从“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的一面说,对“曾点气象”的定位有些飘摇不定。

最后,朱子还特别说明:“《论语》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他显然认为此节是学者探询为学之方之大关键所在。

另外,文中说曾点“盖其见道分明,无所系累,从容和乐,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云云,几乎就是《论语集注》初稿和《论语或问》相关内容的翻版。这也显示出了朱子此时思想的一致性。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癸巳论语解》,就是南轩针对朱子的批评而做出改订的本子。对比此文和朱子的上述评论不难发现,张南轩基本上接受了朱子的批评,并对自己的“曾点说”进行了全面地修正:

至于曾晳则又异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间,门人记之如此之详者,盖已可见从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暮)春之时,与数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吟咏而归。盖其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玩味辞气,温乎如春阳之无不被也,故程子以为此即是尧舜气象,而亦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之意也。晳之志若此,自非其见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于行有不掩焉,则以其于颜氏工夫,有所未能尽耳。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实也,故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礼者为国之理也,言之不让则为废礼,而失所以为国之理矣。如求与赤则庶几乎能让者,故复因以称之。《南轩集》,卷六,《癸巳论语解》。

此文删去了转述谢良佐的文字和“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等把曾点直接等同于尧舜的内容,同时较多采取了程明道和朱子的观点,强调曾点“从容不迫”、“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见道之明,涵泳有素”云云,这都是显现出了张南轩对于朱子的折节相从之处,表明张南轩在朱子的影响下,在逐渐展开对谢良佐思想的反思。

朱子与南轩围绕“曾点气象”的讨论并没有自此结束。1186 年,时任广西安抚使的詹仪之(字体仁,?—1189,《儒林宗派》将其列为吕氏门人万斯同:《儒林宗派》,卷十一,《四库全书》本,下同。)在桂林刻印了朱子新修订的《四书集注》,与此同时,他致信朱子讨论张南轩的“曾点说”,朱子答曰:

蒙喻钦夫说曾点处,鄙意所疑,近已于《中庸或问》“鸢鱼章”内说破。盖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语发明己意,说不到处,后人却作实语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约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 年)。《文集》,卷二十七,《答詹帅书·熹向蒙下喻》。

关于这件事的背景,程明道曾对谢良佐说: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底。

明道认为,“鸢飞鱼跃”与“勿忘勿助”所表达的意思可以相互促进:即要强调自由活泼的精神境界,也要注意做工夫。谢良佐在引述程的这句话时,加上了一些自己的补充:“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他是把程的“与点说”与此联系起来,强调了它们可以相通。谢还指出,“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非是极其上下而言,盖真个见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吃紧道与人处,若从此解悟,便可入尧舜气象”、“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犹孟子所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见天理不用私意也”石塾编《中庸辑略》引,卷上,《四库全书》本。上文已经指出,张南轩的“曾点说”是对谢“曾点说”的进一步发挥,而朱子对张南轩的批判也正是对对谢的批判。

由于《中庸或问》自初稿后几乎就几乎没有被修改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朱子对此更为详细的论述:

问:程子所谓“鸢飞鱼跃,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者,何也?(朱子)曰:道之流行,发见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其流行发见于上下之间者,可谓著矣。子思于此指而言之,惟欲学者于此默而识之,则为有以洞见道体之妙而无疑,而程子以为子思吃紧为人处者,正以示人之意为莫切于此也。其曰“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则又以明道之体用流行发见,充塞天地,亘古亘今,虽未尝有一毫之空阙,一息之间断。然其在人而见诸日用之间者,则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后有以自觉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泼泼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体呈露,妙用显行,无所滞碍云尔。非必仰而视乎鸢之飞,俯而观乎鱼之跃,然后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为精密,然但为学者集义、养气而发耳。至于程子借以为言,则又以发明学者洞见道体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盖此一言虽若二事,然其实则必有事焉半词之间已尽其意,善用力者苟能于此超然默会,则道体之妙已跃如矣,何待下句而后足于言耶?圣贤特恐学者用力之过而反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虽有所事而不为所累耳,非谓必有事焉之外,又当别设此念以为正心之防也。

从这段文字来看,朱子想要在这一段中说破的,是他与张南轩在为学工夫上的根本不同。他认为,程颢提到《中庸》和《孟子》的这两句话,其核心是强调:道体流行,无所不在,但其落实于人,则不外乎人的心。故根本下学工夫在于存心以默识道体,使之全体呈露,无所滞碍,其重心落在自然涵养上。朱子认为这是大本,而“察”只是“但为学者集义、养气而发耳”。而谢说的重点却在强调“察识”,朱子认为这有以心察心的流弊,会使人失之拘束朱子后来在《朱子语类》对此的说明就更为明确了:问“鸢飞鱼跃”如何与它“勿忘勿助长”之意同?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长,本言得粗。程子却说得细,恐只是用其语句耳。如明道之说却不曾下勿字盖谓都没耳。其曰正当处者,谓天理流行处,故谢氏亦以此论曾点事。其所谓勿忘勿助长者,亦非立此在四边做防检,不得犯着,盖谓俱无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钦夫论语中误认其意,遂曰不当忘也,不当助长也,如此则拘束得曾点更不得自在,却不快活也,吴必大录,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三。这正是朱子所说的“后人(即指谢)却作实语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的意思。一句话,朱与张在曾点说上的分歧,其关键点还落在谢良佐身上。

1195 年,吴伯丰(字必大,?—1198 ,江西人,早师事张南轩、吕东莱,晚师文公,深究理学,议论操守为儒林所重。吴1180 年从朱子学,吴与万人杰都曾先到陆九渊处问学,后又乃师从朱子)《文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初七日方遣得辞免》。按,朱子对吴评价甚高:吴伯丰在后生中最为警敏,肯着实用功,近年说得尽有条理,乃不幸而早死。死后闻其立志守节不为利害移夺,尤使人痛惜也,见《文集·续集三·答蔡季通·精舍然》(《朱熹集》第196页作“阒”);吴伯丰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见其思索通晓,气象开阔,朋友中少能及之。又子约元德书来,皆言其自树立之意尤不可及,见《文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伯丰绝交之事》;近年朋友读书讲学如此君者,绝不易得,见《文集·卷五十三·答刘寄章》。来信,就明道的一句话发生疑问,并就曾点和颜回的异同问题向朱子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