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朱子一改谢的“曾点说”对“道”的空疏理解，而赋予“道”以更为儒学化的内涵：“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其次，提到“心不累事”，朱子则明确强调其涵义是“无意必固我之累”。他同时说明，这又是保证圣人能够做到“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的先决条件。用他后来成熟的思想说，“心不累事”强调的是曾点没有刻意为国之心、不规规于事为之末，所强调的是心不为物所役，不为物所滞。朱子认为，做到这样才能突破小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其三，朱子也强调所说的“心不累事”，是圣贤之所以异于佛老者，与谢所渲染的曾点“心中不着一事”截然不同。以此为基础，朱子也公开对谢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后者只强调“旷然无所倚着”的一面，这无异于佛老的虚无寂灭之学。不过，朱子虽然对“心不累事”进行了明确的限定，却在此文的开头花了大量的笔墨大谈曾点的“终不肯见所为”、“澹然若将终身焉”云云，这固然意在突出曾点的“洒落”与“从容”，却也难免给人以曾点“以独善其身为高，蔑视事为，摒弃外物”的嫌疑。后文中甘节等人对朱子此说的疑问，正是由此而发。而朱子此后不久就把这一句改掉，当与他对这句话可能带来的流弊有所警觉有关。
再者，朱子说曾点“志尚高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就是要突出曾点所怀的志，是儒家化的志，是心怀天地万物、以苍生为怀的志，而非佛老出世间的志，同样也是意在强化“曾点气象”的儒家属性，防止其流于佛老一端。而文中评价曾点“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与时对物之时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正是对此问题的澄清。
由于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只能是《论语集注》初稿“曾点言志”一节的部分，因此我们也不清楚朱子是否对曾点的“行不掩言”有所评价。不过，在这一时期的《朱子语类》中，也载有朱子认为“至于曾点，诚狂者也，只争一撮地，便流为庄周之徒”的慨叹《朱子语类》，卷四十，《论语二十二·先进下》，此条为朱子次年的语录。这也比程明道认为曾点只是“行有不掩”的评价走得更远了。这表明朱子此时已经很清醒“曾点气象”有“先天不足”——无论如何，“有知无行”的曾点都离儒学的理想人格相差甚远。他对“曾点气象”的评价从一开始就不是一边倒的。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中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价与其作于同时的《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中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在朱子编订《论语集注》的同一年，张南轩将他在数年前写成的《癸巳论语说》寄给朱子，朱子针对该文提出了一百多条质疑，其中就重点批评了其对“曾点言志”一节的评论。这一材料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分析朱子此时对于“曾点气象”的基本态度《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中大多数条的内容不过十字，以这一条篇幅最长，朱子对此问题的重视可见一斑。：
此论甚高，然反复玩之，则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且其间文意首尾自相背戾处极多。且如所谓“曾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两重病痛。夫谓曾子非有乐乎此，此本于明道先生箪瓢陋巷非有可乐之说也。然颜曾之乐虽同，而所从言之则异，不可不察也。盖箪瓢陋巷实非可乐之事，颜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忧改其乐耳。若其所乐，则固在夫箪瓢陋巷之外也。故学者欲求颜子之乐而即其事以求之，则有没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说所以为有功也。若夫曾言志，乃其中心之所愿而可乐之事也。盖其见道分明，无所系累，从容和乐，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明道所谓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学者欲求曾之胸怀气象而舍此以求之，则亦有没世而不可得者矣。夫二子之乐虽同，而所从言则其异有如此者，今乃以彼之意为此之说，岂不误哉？且夫子之问欲知四子之所志也，四子之对皆以其平日所志而言也。今于曾之言，独谓其特以见夫无所不得其乐之意，则是曾于夫子之问，独不言其平日之所志，而临时信口撰成数句无当之大言，以夸其无所不乐之高也，如此则与禅家拈槌竖拂、指东画西者何以异哉？其不得罪于圣人幸矣，又何喟然见与之可望乎？
至于此下虽名为推说曾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已见，则愚恐其自信太重，视圣贤太轻，立说太高而卒归于无实也。且所谓无（所？）不得其乐者，固以人而言之矣，而其下文乃以“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者释之，则未知其以理而言耶，抑以人言之耶？以理而言，则与上文得其所乐之云似不相应；以人而言，则曾之心艰危恐迫，倾侧动揺，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乐，而为天理之自然耶？其以为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则求诸曾之言，殊未见此曲折。且此既许之以圣人之事矣，又以为圣门实学存养之地，则是方以为学者之事也；若曰姑以为学者之事而已，而又以为行有所不掩焉，则是又并所谓有养者而夺之也。凡此数节殊不相应，皆熹之所不能晓者。
窃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发明的当。若上蔡之说，徒赞其无所系着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风之事为比，则其杂于老庄之见而不近圣贤气象，尤显然矣。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此说，窃谓高明更当留意，必如横渠先生所谓“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者，庶有以得圣贤之本心耳。《论语》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作于淳熙四年，1177 年）。《文集》， 卷三十一，《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点尔何如》。
束景南先生指出，“朱熹作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在八月前后（指1177 年），其讨论所得，均写入《论语集注》中”可见，这篇文章也代表着朱子在编辑《论语集注》初稿时的基本观点。
南轩《癸巳论语说》的初稿今已不可见，但据此信所引，张的来信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曾子非有乐乎此也，盖以见夫无不得其乐之意耳……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者……圣门实学存养之地……故行有不掩焉也。
南轩所主的正是谢良佐的观点（故朱子指出“凡此说中诸可疑处，恐皆原于此说”）。因而，朱子的此信表面上是在批评张栻，其更深一层却是在指出张的文稿中的所有可疑之处，都是来自于对谢良佐“曾点说”的发挥，实际上也是在曲折地批判谢。在此文中，朱子明确点出谢说的弊端是“徒赞其无所系着之意，而不明其对时育物之心”，这也就是说，谢上蔡过于强调了“曾点气象”虚无的一面，却没有强调其属于儒学之“有”的一面。朱子认为张南轩对曾点的解说犯了同样的毛病：立论太高而无实，夸张侈大之辞胜，而悫实渊深之味少。
具体而论，朱子指出，颜子之乐、曾点之乐的本质都是乐道。于颜子，他是不因“箪瓢陋巷”而易其乐道之心；而在曾点，乐道就体现为他的“乐乎此（此这里的此指道）”。因此，把曾点的“非有乐乎此（指“道”）”和颜回的“非乐乎此”（朱子指出，这一“此”，指的是箪瓢陋巷的生活境遇）相混同，就会抹杀曾点之乐是以道为乐的核心精神，无形中把“曾点气象”推到虚无缥缈的佛老阵营中，这是谢的“曾点说”的最大流弊。
其次，朱子认为：说曾点的“无（所？）不得其乐”，会淡化曾点在“言志”这一事实，以及其中所包涵的儒的成分，使人认为曾点单纯是在炫耀“高”和“乐”，这是在把“曾点气象”等同于禅家的“拈槌竖拂、指东画西”。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朱子才肯定，对于“曾点气象”而言，只有极力强调曾点“与圣人之志同”的程明道的观点最为的当，而张南轩的说法有“名为推说曾之意者，然尽黜其言而直伸己见”的弊端，并指出南轩忽而把“曾点气象”等同于“尧舜所以无为而治”，忽而又说曾点“行有不掩”，忽而从曾点乐的一面说，忽而又从“天理自然，不可妄助、不可过不及、不可倚着”的一面说，对“曾点气象”的定位有些飘摇不定。
最后，朱子还特别说明：“《论语》中大节目似此者不过数章，不可草草如此说过也。”他显然认为此节是学者探询为学之方之大关键所在。
另外，文中说曾点“盖其见道分明，无所系累，从容和乐，欲与万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霭然见于词气之间”云云，几乎就是《论语集注》初稿和《论语或问》相关内容的翻版。这也显示出了朱子此时思想的一致性。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癸巳论语解》，就是南轩针对朱子的批评而做出改订的本子。对比此文和朱子的上述评论不难发现，张南轩基本上接受了朱子的批评，并对自己的“曾点说”进行了全面地修正：
至于曾晳则又异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间，门人记之如此之详者，盖已可见从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暮）春之时，与数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风凉于舞雩之下，吟咏而归。盖其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玩味辞气，温乎如春阳之无不被也，故程子以为此即是尧舜气象，而亦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之意也。晳之志若此，自非其见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于行有不掩焉，则以其于颜氏工夫，有所未能尽耳。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实也，故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礼者为国之理也，言之不让则为废礼，而失所以为国之理矣。如求与赤则庶几乎能让者，故复因以称之。《南轩集》，卷六，《癸巳论语解》。
此文删去了转述谢良佐的文字和“叙秩命讨天则所存，尧舜所以无为而治”等把曾点直接等同于尧舜的内容，同时较多采取了程明道和朱子的观点，强调曾点“从容不迫”、“中心和乐，无所系累，油然欲与万物俱得其所”、“见道之明，涵泳有素”云云，这都是显现出了张南轩对于朱子的折节相从之处，表明张南轩在朱子的影响下，在逐渐展开对谢良佐思想的反思。
朱子与南轩围绕“曾点气象”的讨论并没有自此结束。1186 年，时任广西安抚使的詹仪之（字体仁，？—1189，《儒林宗派》将其列为吕氏门人万斯同：《儒林宗派》，卷十一，《四库全书》本，下同。）在桂林刻印了朱子新修订的《四书集注》，与此同时，他致信朱子讨论张南轩的“曾点说”，朱子答曰：
蒙喻钦夫说曾点处，鄙意所疑，近已于《中庸或问》“鸢鱼章”内说破。盖明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语发明己意，说不到处，后人却作实语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约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 年）。《文集》，卷二十七，《答詹帅书·熹向蒙下喻》。
关于这件事的背景，程明道曾对谢良佐说：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底。
明道认为，“鸢飞鱼跃”与“勿忘勿助”所表达的意思可以相互促进：即要强调自由活泼的精神境界，也要注意做工夫。谢良佐在引述程的这句话时，加上了一些自己的补充：“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他是把程的“与点说”与此联系起来，强调了它们可以相通。谢还指出，“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非是极其上下而言，盖真个见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吃紧道与人处，若从此解悟，便可入尧舜气象”、“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犹孟子所谓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见天理不用私意也”石塾编《中庸辑略》引，卷上，《四库全书》本。上文已经指出，张南轩的“曾点说”是对谢“曾点说”的进一步发挥，而朱子对张南轩的批判也正是对对谢的批判。
由于《中庸或问》自初稿后几乎就几乎没有被修改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朱子对此更为详细的论述：
问：程子所谓“鸢飞鱼跃，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者，何也？（朱子）曰：道之流行，发见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其流行发见于上下之间者，可谓著矣。子思于此指而言之，惟欲学者于此默而识之，则为有以洞见道体之妙而无疑，而程子以为子思吃紧为人处者，正以示人之意为莫切于此也。其曰“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则又以明道之体用流行发见，充塞天地，亘古亘今，虽未尝有一毫之空阙，一息之间断。然其在人而见诸日用之间者，则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后有以自觉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泼泼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体呈露，妙用显行，无所滞碍云尔。非必仰而视乎鸢之飞，俯而观乎鱼之跃，然后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为精密，然但为学者集义、养气而发耳。至于程子借以为言，则又以发明学者洞见道体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盖此一言虽若二事，然其实则必有事焉半词之间已尽其意，善用力者苟能于此超然默会，则道体之妙已跃如矣，何待下句而后足于言耶？圣贤特恐学者用力之过而反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虽有所事而不为所累耳，非谓必有事焉之外，又当别设此念以为正心之防也。
从这段文字来看，朱子想要在这一段中说破的，是他与张南轩在为学工夫上的根本不同。他认为，程颢提到《中庸》和《孟子》的这两句话，其核心是强调：道体流行，无所不在，但其落实于人，则不外乎人的心。故根本下学工夫在于存心以默识道体，使之全体呈露，无所滞碍，其重心落在自然涵养上。朱子认为这是大本，而“察”只是“但为学者集义、养气而发耳”。而谢说的重点却在强调“察识”，朱子认为这有以心察心的流弊，会使人失之拘束朱子后来在《朱子语类》对此的说明就更为明确了：问“鸢飞鱼跃”如何与它“勿忘勿助长”之意同？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长，本言得粗。程子却说得细，恐只是用其语句耳。如明道之说却不曾下勿字盖谓都没耳。其曰正当处者，谓天理流行处，故谢氏亦以此论曾点事。其所谓勿忘勿助长者，亦非立此在四边做防检，不得犯着，盖谓俱无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钦夫论语中误认其意，遂曰不当忘也，不当助长也，如此则拘束得曾点更不得自在，却不快活也，吴必大录，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三。这正是朱子所说的“后人（即指谢）却作实语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耳”的意思。一句话，朱与张在曾点说上的分歧，其关键点还落在谢良佐身上。
1195 年，吴伯丰（字必大，？—1198 ，江西人，早师事张南轩、吕东莱，晚师文公，深究理学，议论操守为儒林所重。吴1180 年从朱子学，吴与万人杰都曾先到陆九渊处问学，后又乃师从朱子）《文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初七日方遣得辞免》。按，朱子对吴评价甚高：吴伯丰在后生中最为警敏，肯着实用功，近年说得尽有条理，乃不幸而早死。死后闻其立志守节不为利害移夺，尤使人痛惜也，见《文集·续集三·答蔡季通·精舍然》（《朱熹集》第196页作“阒”）；吴伯丰果以去冬得疾不起，见其思索通晓，气象开阔，朋友中少能及之。又子约元德书来，皆言其自树立之意尤不可及，见《文集·续集·卷一·答黄直卿·伯丰绝交之事》；近年朋友读书讲学如此君者，绝不易得，见《文集·卷五十三·答刘寄章》。来信，就明道的一句话发生疑问，并就曾点和颜回的异同问题向朱子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