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孔子言“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四句，而以“惟心之谓欤”一句结之，正是直指心之体用，而言其周流变化、神明不测之妙也。若谓“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则是孔子所以言心体者，乃只说得心之病矣。圣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两字有善有恶，不可皆谓“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谓“心之本体，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盖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体，则不知所存者果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为哉（作于淳熙元年，1174 年）？《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按孔子言》。
朱子指出，孔子以操存舍亡、变化不测论心，只是要强调心的周流变化，变动不居，而不是要从根本上把它归结为“无”，乃至于进而摒弃“操而存者”，更不是要让人去一味追求“不可以存亡言者”的神秘心体（如中和旧说者）。朱子暗示，石子重之论心、之论“曾点气象”，都犯有这个毛病。另外，朱子还强调，“天机自动”只是“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的自然状态，根本不值得渲染，而学者更需要从自然发展到应然，要历阶而上，实下工夫。曾点之狂，就在于他只有见处，而涵养未至，因此有流为庄老的倾向。总之，朱子这封信的精神还是儒释之辨和有无之辨。
一年后，吕祖谦在与朱子的通信中提到：
将尧舜事业横在胸中，此《（易）传》说所谓有其善者也。吕祖谦：《东莱集》，《别集·卷十六·答朱侍讲所问》。
上文已经提到，吕祖谦对曾点评价甚高他并不认为曾点有“言不副行”的毛病。他也对谢良佐的“曾点说”做了正面的解读，认为其含义是要强调心存善念，并以此和《易传》比附。朱子在答信中，再次对谢的“曾点说”提出了批评：
上蔡“尧舜事业横在胸中”之说，若谓尧舜自将已做了底事业横在胸中，则世间无此等小器量底尧舜；若说学者，则凡圣贤一言一行皆当潜心玩索，要识得他底藴，自家分上一一要用，岂可不存留在胸次耶？明道玩物丧志之说，盖是箴上蔡记诵博识而不理会道理之病，渠得此语，遂一向扫荡，直要得胸中旷然无一毫所能，则可谓矫枉过其正矣。观其论曾点事，遂及列子御风，以为易做，则可见也。大抵明道所谓与学者语，如扶醉人，真是如此。来喻有惩创太过之说，亦正谓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约作于乾道九年，1173 年）。《文集》，卷三十五，《答吕伯恭别纸·上蔡尧舜事业》。
于朱子，谢的“曾点说”的核心是强调要胸中无事，扫荡一切，这是他对程明道针砭其“玩物丧志”的矫枉过正。朱子强调，于学者而言，正应当着实去做下学工夫，必须要胸中有事才可。当然，朱子也在强调，若学者把“必有事焉”理解为“博识而不理会道理”，或者是为道理所缚却不得“洒落”，这同样也是偏失。
两年以后，朱子与吕祖谦编成《近思录》一书。大约在同时这封信的确切年代不详，但其内容是提问《近似录》，因此时间必定在淳熙二年之后。而邓以“天理流行之妙”诠释“曾点气象”，应该是出于朱子的教导。而朱子以“天理流行之妙”诠释“曾点气象”则在中年之后，故此信的写作年代当更晚。邓致信朱子，就此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一条为：
谓“大意”者，得非天理流行之妙，圣贤作用之气象欤？二子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安行天理之至，盖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也。但二子已能窥测乎此，未必身造乎此也，故曰已见大意。《文集》，卷五十八，《答邓卫老问近思录》引。
邓（字卫老，福建将乐人，生卒不详，与其兄邓邦老同游于朱子之门，著有《近思录问答》）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十二，《四库全书》本，下同。认为曾点和漆雕开所见的“大意”，是“天理流行”和“圣贤气象”，因此二人能“胸中洒落，无一毫亏欠”。但他们只是窥测到此，却没有“身造于实地”，这都是朱子论“曾点气象”上的一贯态度。对此，朱子答曰：
且如此说，亦未有病，然须实下功夫，真有见处，方有意味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 年后）。《文集》，卷五十八，《答邓卫老问近思录》。
朱子告诫邓不是能只是空头讨论此问题，而要有在做工夫中增进对此问题的了解。不久，邓再次致信朱子，就此问题再次提出个人的见解。邓的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而朱子的复信则直截了当地指出：
曾点之说，乃不真实之尤者，今亦未须便论见处，且当理会如何是实下功夫底方法，次第而用力焉，久当自有得耳。若只如此揣摸笼罩将去，即人人会说，更要髙妙亦得，但不济事，反害事耳（约作于淳熙二年后，1175 年后）。同上，卷五十八，《答邓卫老问近思录二》。
诚如朱子所言，邓的说法本身并没有明显的毛病。而朱子重在告诫他注意反身于己，实下工夫去体会，不能空说道理。于朱子，真实不仅意味着说法不错，而且意味着我对它们实有诸己。而这也是《文集》所收书信中朱子所反复告诫邓卫老的核心内容。如：针对邓卫老对“孔颜乐处”的评论，朱子指出“此等处未易一言断，且宜虚心玩味，兼考圣贤为学用力处实下功夫，方自见得。如此硬说无益于事也”；针对邓卫老对“视听思虑动作皆天理也，人但于其中要识得真与妄尔”的评论，朱子则强调“识字是紧要处，要识得时，须是学始得”；针对邓卫老对张横渠“横渠先生谓范巽之曰：吾辈不及古人病源何在”的评论，朱子则指出“横渠先生之意，正要学者将此题目时时省察，使之积久贯熟而自得之耳。非谓只要如此说杀也”；针对邓卫老对周敦颐和张载的评论，则指出“不可只如此说了便休，须是常切玩味涵养也”。可见，大概邓有虚说“气象”的毛病，因此朱子才会这样反复告诫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回复邓卫老的第二封信，是他所有论“曾点气象”中最严厉的一例，而《近思录》的成书时间与鹅湖之会相距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测，大概朱子的复信也是有激之言吧。朱子此后反复告诫学人要注意真正的“为己”，否则纵然说的道理不差也于事于己无补，这些都应该导源于此。
二、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成书之际的“曾点气象论”
完成编订《论语集注》是朱子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关节点。正是在此书中，朱子首次提出了他对于一系列理学问题的正式看法，也确定了他诠释前人经典的基本模式和立场。此后，虽然朱子对《论语集注》做过多次调整，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其在编订《论语集注》初稿时所确立的大方向。可以说，《论语集注》初稿是朱子讨论“曾点气象”问题的重要起点。
在朱子编订《论语集注》初稿之际，他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主要是与张栻之间展开的。他们讨论的焦点问题，则是如何评价谢良佐的“曾点说”。通过数度交流，南轩完全接受了朱子的观点，并对自己的《论语说》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张南轩对“曾点气象”有着格外的兴趣，而其在个人“气象”上也颇与曾点相近如，朱子就做张敬夫画像赞曰：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髙，知之者识其春风沂水之乐，不知者以为湖海一世之豪。见《文集》，卷八十五，《六先生画像赞》。他曾与朱子以曾点之乐为题有过数次的诗歌应答，也曾在刘珙复建（1165年）岳麓书院之初，作《风雩亭词》以吟咏曾点之乐：
予揆名而诹义，爰远取于舞雩之风。昔洙泗之诸子，侍函丈以从容。因圣师之有问，各跽陈其所衷。独点也之操志，与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铿然，谅其乐之素充。味所陈之纡余，夫何有于事功。盖不忘而不助，示何始而何终。于鸢飞而鱼跃，寔天理之中庸。觉唐虞遗烈，俨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与，岂虚言之是崇。嗟学乎兮念，此溯千载以希踪。希踪兮奈何？盖务勉乎敬恭。审操舍兮斯须，凛戒惧乎冥蒙。防物变之外诱，遏起习之内讧。浸私意之脱落，自本心之昭融。斯若人之妙旨，可实得于予躬。循点也之所造，极颜乐之深工。登斯亭而有感，期用力于无穷。
南轩的这篇词，是我们了解他关于“曾点气象”早期态度的绝佳材料。在这篇词中，他认为“曾点气象”的要点，是“何有于事功”、“不忘而不助”、“寔天理之中庸”。他还认为，曾点言志，不是虚言。论及后人如何学习“曾点气象”，南轩更强调通过“敬恭”、“操舍”、“戒惧”等下学工夫来实得这一“气象”。从下文朱子对南轩《论语说》的批评来看，南轩此时在“曾点气象”上的观点，几乎是他后来《癸巳论语说》的雏形。
次年，朱子致信南轩，就曾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尹）和靖曰：“脱（疑为若字）使穷其根源，谨其辞说，茍不践行，等为虚语。”石子重云：“愚以为人之所以不能践行者，以其从口耳中得来，未尝穷其根源，无着落故耳。纵谨其辞说，终有疎谬。若诚穷其根源，则其所得非浅，自然欲罢不能，岂有不践行者哉？”范伯崇云：“知之行之，此二者学者始终之事，阙一不可。然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也。”知而不行，岂特今日之患，虽圣门之徒，未免病此。如曾点舞雩之对，其所见非不高明，而言之非不善也，使其能践履，实有诸己而发挥之，则岂让于颜、雍（也）哉？惟其于践履处未能纯熟，此所以为狂者也（约作于乾道二年，1166 年）。此信原文未被收入朱子的文集中，却被朱子收入了《南轩集》中，见该书卷三十；按，束先生明显将朱子的去信和张栻的复信弄颠倒了。
朱子此信，针对的是那些徒务口耳、知而不行的人，是在探寻世人知行脱节的原因。朱子的态度也与数年后他答邓卫老一样，强调若离开实地工夫，纵使“谨其辞说”，也只是虚说。其实，这也是儒学的一贯立场。朱子进而强调：曾点只是所见高明，但其有知少行，因此毕竟还只是狂者之列。朱子的这一观点与其晚年答廖德明“曾点实未行得”的观点是一致的。张南轩答曰：
……知者，凡圣之分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说之意，亦曰：“虽已知之，此非艰也，贵于身亲实履之”，此为知之者言也……自孟子而下，大学不明，只为无知之者耳……曾点非若今之自谓有见而直不践履者也。正以见得开扩，便谓圣人境界不下颜曾“请事”、“战兢”之功耳。颜曾“请事”、“战兢”之功，盖无须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朱熹编《南轩集》，卷三十；
南轩认为，在知行关系上，知先行后，知是行的先导，也更为关键。若有人空说而不贱履，那只是因为他的知还不是真知（至于如何才能有真知，南轩没有说明）。论及曾点，南轩认为曾点所见甚高，因此才会有不下于颜曾“请事”、“战兢”的圣人境界张南轩对曾点的看法，与朱子在上文中批评的吕祖谦的看法很相近。但是，南轩此说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他回避了曾点“行不掩言”的一面。应该说，朱张二人所讨论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他们显然是在自说自话。
以上是朱子与南轩就“曾点气象”的早期交锋。我们知道，当时朱子正在艰苦探索为学之道，他自己的为学基本宗旨也还不成熟。但其知行并重，行重于知的思想已经初显端倪。这次交锋的结果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在《论语集注》初稿的编订前后之际，对该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讨论。
一年后，朱子在与南轩讨论“洒落”话题的时候，也提到了“曾点气象”：
示喻黄公洒落之语，旧见李先生称之，以为不易窥测到此。今以为知言，语诚太重，但所改语又似太轻，只云识者亦有取焉，故备列之如何？所谓洒落，只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髙远之意，若有一豪私吝心则何处更有此等气象邪？只如此看有道者胸怀表里亦自可见，若更讨落着，则非言语所及，在人自见得如何？如曾点舍瑟之对，亦何尝说破，落着在甚处邪（约作于乾道六年，1167年）？《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三》。
南轩给朱子的信今本《南轩集》未收，也可能是被朱子在整理编订时删除了，因此我们对二人所讨论的细节不得而知。我们知道，李延平非常推崇“洒落”，还把它归结为形容有道者气象。此后“洒落”遂成为当时人人竞相讨论的话题。在此信中，朱子认为“洒落”只是“识者亦有取焉”者，只是“形容一个不疑所行、清明髙远之意”，并不主张对其进行过度的渲染与诠释。朱子认为，对于“洒落”最好是去“自见得”，若“更讨落着”，反为不美。自乾道三年秋朱子长沙之行后，朱子已经对南轩有了“见处卓然不可及……但其天姿明敏，初从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的总体印象。朱子在此信中的语气极为委婉，但我们也能体会到他有反对虚说“气象”的意味。不过，此时朱子仍然视“洒落”为一种值得称许的境界。
1177 年，朱子在他编定的《论语集注》初稿中首次提出了对“曾点气象”的正式看法。相对于此前在书信和《语类》中对此的讨论而言，这一材料无疑更有价值。《论语集注》的初稿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见到，我们只能据《论语或问》中的资料来分析它的大致内容：
曰：何以言曾点之“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髙远”也？曰：方三子之竞言所志也，点独鼓瑟于其间，漠然若无所闻，及夫子问之，然后瑟音少间，乃徐舍瑟而起对焉，而悠然逊避，若终不肯见所为者。及夫子慰而安之，然后不得已而发其言焉。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尝少出其位，盖澹然若将终身焉者，此其气象之雍容闲暇，志尚之清明髙远为何如？而非其见道之分明，心不累事，则亦何以至于此耶？
曰：何以言其“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也？曰：夫暮春之日，万物畅茂之时也；春服既成，人体和适之候也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长少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鲁国之胜处也；既浴而风，又咏而归，乐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乐虽若止于一身，然以其心而论之，则固蔼然天地生物之心，圣人对时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内外之间哉？程子以为“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者，正谓此耳。
或曰：谢氏以为：“曾晳胸中无一毫事，列子驭风之事近之”，其说然乎？曰：圣贤之心所以异于佛老者，正以无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谓天地生物之心，对时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旷然无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则亦何以异于虚无寂灭之学，而岂圣人之事哉？抑观其直以异端无实之妄言为比，则其得失亦可见矣。曰：何以言“夫子之许三子”也？曰：此无贬辞固己可见，而答孟武伯之言，尤足以见其平日之与之也……这一段资料非常重要。它使我们得以窥见《论语集注》“曾点言志”节初稿的基本内容。这也是我们研究朱子论“曾点气象”之发展脉络的重要线索。
由这则材料可知，《论语集注》的“曾点言志”节的初稿必然包涵以下内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髙远……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夫子之许三子……
这些内容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从二程继承来的内容，如“直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和“夫子之许三子”；二是朱子自己的思想。当然，朱子自己的思想更值得研究。
在这里，朱子说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明显是承谢上蔡的“曾点说”而来，意在突出曾点之洒落和从容。但是，或许是出于对谢上蔡的“曾点说”流于空疏和佛老化的敏感，朱子在此文中努力试图把“曾点气象”引向淳乎淳的理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