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2492200000019

第19章 朱子论“曾点气象”考(6)

既然李延平说这两首绝句“便是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之气味”,那么我们很容易推测到朱子所抄写的两首绝句,正是为谢良佐所大力渲染的《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和《秋日偶成二首·闲来无事不从容》《上蔡语录》,卷一。而朱子日后认为,《偶成》“是后生时气象,发露无含蓄”《朱子语类》,卷九十三,《孔孟周程》,林学蒙录,又见卷九十七。明显是承李延平的观点而来。显然,朱子录示明道的这两首绝句的用意,正是要渲染“和乐”和“从容”。而李延平指点朱子的,也正是希望他要平实地去做日用间的工夫,而不要一味求乐,去求浑然“理一”的境界。

可能是在一年后,朱子还作过两首吟咏曾点的诗:

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文集》,卷二,《曾点》,此诗同样被收入《训蒙绝句》书中,为第58 首。

只就吾身分上思,相手童子浴沂归。更无一点闲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时。此诗未为《文集》所收录,其确切性存疑。

这两首诗同时被收入了朱子编订的《训蒙绝句》中,其年代不会晚于1163 年。其中,我们分明能从《浴沂》一诗中读到谢良佐“曾点说”的味道:对于“分”的强调,所谓的“闲思想”、所谓的“助忘俱勿”。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朱子当时服膺于谢上蔡思想的程度。钱穆先生认为,朱子的《曾点》诗连同其同时期的一些吟咏春意与生机的诗作,都体现着他在为学工夫上抛弃佛老的纠缠,而重视自然生意与大化流行的新境界,这也是朱子归本儒学的一个标志。我们可以看到,与在被收入同卷的大量带有佛老气的诗作相比,这几首诗真可谓是别有洞天。其实,在这里朱子似乎有意是在强调一种有别于佛老之乐的儒家之乐。这种乐就是自然之乐,自得之乐,世间日用之乐,也正是李延平所常常提到的融释与洒落境界。

可能又是在一年后,朱子又作《题西林院壁·一》云:

触目风光不易裁,此间何似舞雩台:病躯若得长无事,春服成时岁一来。《文集》,卷二。

这里,朱子明显是借用曾点的典故来传达其“触目风光”的和乐心境。到目前为止,“曾点气象” 对朱子而言只代表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没有一丝的贬义。联系朱子同时期的作品可见,这些都体现出了朱子刚刚归本儒学、有所自得下的兴奋之情。在该诗的写作年代上,束景南先生认为此诗当作于朱子二十九 岁时春季访问李侗之时,而钱穆先生则认为当作于朱子三十三岁朱子再次访问李侗期间。两人的判断都是以作于同时的《题西林院壁·二》为参照,结论却截然相反。本文认为,朱子的这两首诗中确实透露出了一种新的消息,这是一种对身外生机的确认。它与《曾点》诗所体现出的气息基本相同,不应该是困惑或矛盾,钱穆先生的观点更接近真实。

可以说,出入佛老、对大程子、谢良佐的思想心有所怡和大量吟咏“曾点气象”构成了朱熹在归本于小程子之学前,自身复杂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面。不过,按照本文的分类,朱子此时对“曾点气象”的吟咏尚处于第三个层面,并不具有太多的思想性内涵。但这却成为朱子日后评论“曾点气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思点。

总的看来,朱子此时对“曾点气象”的理解尚且是感性的,是非系统的,还没有把此问题同理学中的关键问题联系起来。

§§§第三节 朱子在《论语集注》初稿成书之际对“曾点气象”的讨论

朱子的“早年”思想发展只是他思考与“曾点气象”相关诸问题的前奏。随着其思想体系日渐成熟,他也开始从自己的独有立场来审视这一问题。在本节中,笔者将以《文集》所收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为中心,结合他在《论语集注》和《论语或问》中的相关论述,对朱子论“曾点气象”的情况作出纵向的梳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希望由此揭示出朱子在此讨论中思想演进的大致脉络,但是本文不打算采取化约主义(规约主义)的方法来总结出所谓的必然规律——因为这样做会忽视朱子思想发展的丰富性和多面性、甚至是偶然性的一面:在《文集》中所收录的朱子与朋友和弟子们的书信往来,不独来信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而朱子的复信也往往有因病施药的针对性,而难以充分展开详细的正面论述。

为了整理资料的方便,我们也可以笼统地把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归类划分为三个部分。只不过前两个部分在时间上大致前后相续,在讨论的对象上稍微有所不同罢了。

朱子在编订《论语集注》初稿前后对此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与张南轩等湖湘学者之间展开的,其背后则体现着朱子对湖湘学派及其思想源头谢上蔡的质疑与反思。这可以说是朱子论“曾点气象”的第一部分,也可以笼统地称为朱子论“曾点气象”的早期话题。由于话题相同,笔者也把朱子和詹体仁、吴伯丰的书信往来也收入了该部分。

朱子中晚年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讨论《论语集注》此一节之评论的修订上。这主要当与一批来自江西,曾受到过陆学的影响的弟子们对朱子《集注》之评论的反复质疑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被看作是朱陆异同的余响。这可谓是朱子论“曾点气象”的第二个部分。

除此之外,我们把朱子讨论该问题的那些话题比较分散的书信归为第三个部分。

总之,《文集》所收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大致以《论语集注》为中心而展开,这也成为了我们研究朱子论“曾点气象”的重要参照点。

最后需要指出:在对朱子与朋友弟子们论“曾点气象”之过程的定位上,本文力图避免把它描述为教训者与受教训者的单一关系,而是要强调此过程实属朱子与其他讨论者之间双向交流、教学相长的过程。尤其是重在强调,诸弟子的质疑对于朱子不断调整其观点进而形成其成熟“曾点气象论”的巨大促进作用。至少视之为一个教学相长的典型案例。

一、约在《论语集注》成书前朱子论“曾点气象”的书信研究

“中和新悟”在朱子的思想发展历程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如果说此前朱子把主要精力放在自我批判上,那么此后他更多是以上述教训为基础,展开了对各种时弊的批判。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从“中和新悟”起,直到朱子编订《论语集注》和《四书或问》阶段为止,朱子所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以谢良佐为代表的好高之学。在“中和新悟”两年后,朱子即作《记谢上蔡论语疑义》,对谢良佐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其中既有对谢氏引《老子》来解《论语》的批驳,又有对其“不觉乗快一向说开……只见旷荡无可捞摸”、“大抵上蔡气象宏阔,所见高明,微有不屑卑近之意”《文集》,卷七十,《记谢上蔡论语疑义》(作于乾道七年,1171 年),据束景南先生考证,此信是朱子写给张栻的。的批判。朱子直言:“上蔡语中诸如此类甚多……几于段段有可疑处……大概亦只是一种病,即此亦可以见其余也。”《文集》,卷七十,《记谢上蔡论语疑义》。当然,朱子从来都没有对谢持一概否定的态度。这一点需要特别引起大家的注意。这封信表明,朱子至此已经认识到谢良佐的“论语说”在总体上有说的太高、太快,流于佛老的毛病。这也是他日后在批驳谢的“曾点说”时所持的基本立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朱子往往以“洒落”来诠释“曾点气象”,并且显示出了对作为境界之“洒落”的特殊偏爱。不过,此时朱子已经对虚说“气象”的流弊有所警觉,并开始告诫人多做工夫,少谈境界。这也是他对李延平之谆谆告诫的自觉回应。

但是,朱子之对谢上蔡思想的批判,在更深层次上遇到了一个麻烦:如何对待谢上蔡与程明道之间思想上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到,谢上蔡的许多观点都是对程明道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其最显著者,上蔡的“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即是明道的“浮云过目”说和“放开说”的发挥。而朱子在对待二人的态度上,则一面“必为明道回护”,一面则“专以归咎上蔡”。这不能不产生诸多矛盾。事实上,诚如后文所指出的,朱子在具有类似“气象”的曾点、程明道、陆象山之间,也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完全回护程明道,同时极力为曾点辩护,却大力的批判陆学。朱子的这一做法同样引发了诸多的矛盾,而深入地分析朱子之所以这样做的隐衷,会有助于我们理解朱陆异同,也会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朱子之论“曾点气象”的精神。本书在下文中会对此进一步的说明。

随着朱子思想的日渐成熟,朱子也开始与人讨论《论语》“曾点言志”一节,如他针对陈焞(字明仲,生卒不详)的来信就强调说:

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其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故虽夫子有如或知尔之问,而其所对亦未尝少出其位焉。盖若将终身于此者,而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故夫子虽喟然与之,而终以为狂也(约作于乾道四年,1168 年)。《文集》,卷四十三,《答陈明仲·为长府与季氏聚敛事》。

陈焞为湖湘派著名学者,也是朱子的重要讲友之一。朱子的《文集》收入了朱子答陈明仲的书信共计十六封,黄震曾指出:“答陈明仲书,多辨佛学。”《黄氏日抄》,卷三十四。可见,陈也算是一位溺佛者。而这是引导我们解读以上文字的一个重要线索。

陈来先生疑这封信当作于朱熹39 岁前后,但无确证。此信中朱子对“曾点言志”的评论与《论语集注》初稿惊人的相似,故疑此信的写作年代可能更晚。考《文集》的同一卷中有“喻及《论语》诸说以此,久不修报,然观大概贪慕高远、说得过当处多,却不是言下正意”云云,则这封信正是朱子对陈明仲之“《论语》诸说”的回复无疑。陈明仲“曾点说”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其极可能失之高远和空泛,因此朱子才会强调曾点的所对是“未尝少出其位”,其用意,显然是在敲打陈。

本文值得我们注意之处是,在此信中朱子首次提出了自己对“曾点气象”的评价。这才是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会在后文中对朱子的这些评价进行繁琐的比较,以发现其中细微的异同。

具体到这封信的内容,朱子说曾点“见道无疑、心不累事”,与《论语集注》“曾点言志”一节的初稿一致,这完全是对谢良佐的“曾点说”中“见道”和“不累”说的继承;而其说曾点“其语言气象,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但其下学工夫实未至此……而终以为狂也”云云,则显然是来自明道的“曾点说”。由此可见,此时朱子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基本上是以上述二人为准,对谢良佐也还没有贬词。再者,朱子认为曾点“胸次洒落,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则从侧面反映出他当时正在把“洒落”当成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朱子对陈焞强调曾点的“见道无疑”,“则固位天地育万物之事也”,正是在强调“曾点气象”的儒家特色,这也是朱子对“曾点气象”进行儒家化诠释的一个体现。另一方面,朱子此时已经很注意曾点的欠缺工夫的狂的一面,并对此做出了批评,其言外之意正是要明确儒释异同之辨和虚实之辨。陈明仲属于湖湘学派的重要人物,而谢良佐又是湖湘学派的思想源头。朱子在这封信中对陈明仲的批判,其实也包含着对湖湘学派的整体批判,并预示着他批判谢良佐思想的开始。果然,在朱子作《记谢上蔡论语疑义》的同一年,在回复方士繇就“曾点言志”一节的提问时,就开始公开批判谢的“曾点说”:

夫子梦寐周公,正是圣人至诚不息处,然时止时行无所凝滞,亦未尝不洒落也。故及其衰则不复梦亦可见矣。若是合做底事,则岂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为高,乃老庄之偏说。上蔡所论曾点事似好,然其说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约作于乾道七年,1171 年)。《文集》,卷四十四,《答方伯谟·夫子梦寐周公》,此书的确切年代不详。陈来先生疑为作于是年,未有确证。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将此信误记为《文集》卷四十三之《答陈明仲·为长府与季氏聚敛事》,由于大家经常引用钱先生的书,故特别标出,希望大家注意。

方士繇(字伯谟,一字伯休,号远庵,1148—1199),1172 年前后从朱子学。《文集》,卷八十一,《跋方伯谟家藏胡文定公帖》。陆游《方伯谟墓志铭》记其情况颇详:

……六经皆通,尤长于《易》,亦颇好《老子》……又曰:“释氏固夷也,至于立志坚决,吾亦有取焉”。其博学兼取,不以百家之驳掩所长……工于书……好方技,治疾有奇验,能逆决生死……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本。

陈荣捷先生曾指出,方伯谟“淡于义理,浓于文词”,方伯谟所学之驳杂于上文可见一斑。陆游认为上述杂学对于方来说,“然在伯谟甫皆不足言”,不尽符合历史事实。

这里,方伯谟给朱子之信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大概是他在解说《论语·而中》的“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一节时,在把孔子的这一心境和为谢良佐所渲染的“忘物”境界相比附。对此,朱子一方面认为孔子“时止时行、无所凝滞”,因此他虽然因衰老而不梦周公与此前有所不同,但其洒落则始终未变。另一方面,朱子转而强调,学者尤其不能“以忘物为高”,否则必定会流于佛老,这显然是针对方伯谟的好佛老方外之学而发的。其三,朱子则重点指出谢良佐的“曾点说”虽有其好的一面,但是其过度渲染“忘”有流于老庄的嫌疑。朱子的这一说法与他作于同时期的《记谢上蔡论语疑义》中认为谢良佐“论语说”是“旷荡无可捞摸,便更向别处走,此其立言之病也”《文集》,卷七十,《记谢上蔡论语疑义·其为人也孝弟》。的总体认识是一致的。这也反映出了他对于谢的思想由偏爱到反思的过渡心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文中发现朱子对“洒落”境界的欣赏态度。

一年后,石墪(字子重,号克斋,?—1182)石墪为朱子的另一位重要讲友。1172 年11月,朱子南下尤溪奔舅父丧,初会当时任县宰的石墪,二人的交往自此开始。把自己研读《论语》此节的心得寄给朱子以求印证,其中就包括他对“曾点言志”一节的看法: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天机自动,不知其所以然(约作于乾道八年,1172 年)。《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从事于斯》引。

对此,朱子指出:

门人详记曾舍瑟之事,但欲见其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之意耳。若如此言(石的说法)则流于庄列之徒矣。且人之举动,孰非天机之自动耶?然亦只此便见曾狂处,盖所见高而涵养未至也。

朱子意味,《论语》本文是要突出曾点的“从容不迫,洒落自在”,但是石子重却在把曾点的这一“气象”归结为“不知其所以然”,就有虚说“气象”,把“气象”无化的意味。故钱穆先生即认为“子重之说,即谢上蔡以列子御风而行相比之说也”,这在朱子看来正是禅老之说。对于这个意思,朱子在《文集》的同一卷中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其点出石子重的病处也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