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高擎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之旗帜，旨在勘误订讹，注难析疑，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译原文，以广交流而古为今用。《中藏经》列入首选书目，现已编译告竣，特将所需志之者，列述于后。
一、《中藏经》内容简析
本书名《中藏经》，又名《华氏中藏经》，旧题汉·华佗撰。此书历来多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或疑六朝人手笔，或疑华佗弟子吴普、樊阿依华氏遗意辑录。但本书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则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全书共分三卷，上卷暨中卷共四十九论，下卷附方实计六十八道。通览全书，若按其内容区划，则可分为四部分：第一至第二十论为总论，第二十一至三十二论为论藏府虚实寒热生死逆顺之法，第三十三至第四十九论为论杂病及决生死法，末则附以救急疗疾诸方。各篇分别详论天地、阴阳、水火、寒热、虚实、脉色、藏府辨证及痹证、痞证、中风、水肿、脚气、淋证、癥瘕、积聚、痈疽、疔疮等。诸论以藏府脉证为中心，寻求《内经》、《难经》及上古医经中论阴阳、析寒热、分虚实、辨藏府、言脉证之理，揆诸大旨，融会贯通，发挥蕴奥，最早形成以脉证为中心的藏府辨证学说，奠定藏府辨证之基础。且自成体系，具有系统、简明、精辟、实用、完整之五大特点。实乃自《内》《难》以降，理法方药俱备的最完整的医经，其学术思想之影响，启导易水，绵延不绝，泽及今世。
二、《中藏经》作者及成书年代初考
《中藏经》始载于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医方下，题曰《华氏中藏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为“中藏经一卷，汉谯郡华佗元化撰”。然而，关于本书及其作者之真伪，代有考辨而众说纷纭。有疑为邓处中所撰者，如《宋史·艺文志》题为灵宝洞主探微真人撰；有疑为六朝人之手笔者，如孙星衍；有统斥为后人托名之作而又言具有元化之遗意，或为华佗弟子所辑者，如吕复；有言虽非元化之书，要其说之精者必有所自者，如周锡瓒；近人有言其纯属后人抄袭《内》、《难》诸书而成者；亦有言祖本为华佗早年辑古医经而自撰者。统而言之，乃历代公认其为伪书，或谓真伪杂糅之书，所以使《中藏经》沉淹千载。
为什么说《中藏经》为伪书？历代考辨之辞千重万叠，归结之则主要依据有五点：一为史载华佗之书火焚于狱；二为目录书所载晚见于宋；三为邓处中序荒诞不经；四为书中称述之书名、官名、病名、药名有出自汉后者；五为书中所论有多处与《内经》、《脉经》等所言相类似。然，伪巧而难辨，则有真之而伪，伪之而真者，今试考辨之，谨备一说。
华佗之书火焚于狱，乃始自《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九，谓“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自此以降，一千六百余年来，誉为“神医”之华佗无书传世遂成历代医家之一大憾事。但稽其史言，仅知华佗索火烧之者惟“一卷”，且亦仅知为“此可以活人”之书，所以火焚于狱之说，尚不可断言华佗绝无遗著传世。《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唐书·文艺志》均分别著录有《华佗方》十卷、《华佗药方》十卷、《华氏药方》十卷，虽题曰吴普撰集，但亦足证华佗身后仍有所传于世者。
为何《中藏经》直至宋代始见于目录之书？《四部正讹》谓“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因之，固可疑其伪。但如日人十街信敏《新校正中藏经叙》所言：“荆山之璧，由卞和传；丰城之剑，以雷焕闻。盖物隐显，虽自有时，亦俟其人耳。如华佗《中藏经》，是其然矣哉。”以史实观之，《中藏经》可因华佗遭害而隐，而由普阿辗转传出而显。况且，年移代革，兵燹水火，古籍之晚见于目录书者原非少见，后人整理而再传于世者甚多，岂非只有《中藏经》是如此？周锡瓒《中藏经·跋》云：“世传医书，莫古于《素问》，王冰谓即汉《艺文志》《黄帝内经》，然已不合十八卷之数，况后出之书耶？唯求是者信之而已。”
邓处中序自称华佗外孙，虽有《华佗别传》可考其次子邓思之名，但言因梦得书于石函之中，实荒诞不经。或言此乃避祸炫技之笔，但序中述及华佗“性贪，不悯生灵”及“果为魏所戮”等语，绝非“外孙”之所言，且序末以干支纪年不著岁时亦有违古之历律，所以其伪甚明。今考周锡瓒跋云：“余得旧抄本，前后多缺，无序文目录并楼公跋，且避高孝两朝讳，疑即攻媿所校本。”足证本书始钞无序。本次编译所获赵孟頫手写本亦无序，是否赵孟頫因其序文怪诞而不录？不然，孙星衍序云：“赵写本旁注有高宗孝宗庙讳，又称有库本陆本异同，是依宋本手录。元代不避宋讳，而不改其字，可见古人审慎阙疑之意。”由此可见，邓处中序当疑后世据《华佗别传》托邓处中之名而为之，非原书之序也。且邓序之托伪，非《素问》、《灵枢》、《本经》等，因尊古贱今而托名以入其说，而是借名托梦以神其书而羼入赝作，此即所谓借真售伪者，与古贤之托名者有霄壤之别，所以邓序之伪诚可反佐《中藏经》之真。
《中藏经》四十九论中确有三处引用“金匮”之名，分别为“金匮”、“金匮至真要论”、“金匮大要论”。但并非王洙得自馆阁蠹简中之仲景《金匮》。考《黄帝内经素问》第四十六《病能论》谓：“《金匮》者，决死生也。”可见其为诊断专书。而《内经》引用《金匮》、《大要》之名颇多，与《中藏经》所引均非仲景《金匮》之言。日人奈须恒德曾注云：“按《金匮》文不见《内经》，盖古医经也。”宽保本亦有眉批云：“盖上古《内经》有之，而今脱乎？”前贤之见甚明。至于书中官名、病名、药名有确出自汉后者，且大多为北宋末、南宋初之方药。但本次编译曾初探平津馆本附方及周本附方，经用赵本校勘，其药名出自汉以前之方，初步可界定六十道方，此则足证《中藏经》祖本非伪，而有后人转抄续貂，所以真伪相杂。今观孙本所存六十八方，竟无一方见于《肘后》、《千金》、《外台》者，而元化已见于《千金》、《外台》之八道药方，反不见于《中藏经》，此固可言其伪迹显然，亦可言其别有所自。其中明月丹、扁鹊玉壶丹、破棺丹等，遗留六朝服饵金石之痕甚明，治尸厥卒痛方、三不鸣散、太上延年万胜追魂散、治虫毒方等，亦皆具方士之风。六十八方大多用药诡奇，制法独特，用法稀异。且第一至第十论，骈散兼行，文风绮丽，六朝之笔法尤著，故以其部分论与方言之，孙氏所称“疑是六朝人手笔”之语不谬。
《中藏经》所谓与《内经》、《脉经》、《千金》相类似之言者，约占三分之一，若据此则断言全由后人抄袭而成，窃以为有失公允。盖上古医经至唐代王冰整理《素问》时尚可见到《金匮》、《大要》等遗篇，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著述亦均有所撰用，与仲景同时代之华佗亦自可阅及，惟各自所见之抄本有别，或各自采撷的内容及各自熔铸的方法不同而已。举如张仲景撰用之“并平脉辨证”而创六经辨证大法，以成《伤寒杂病论》；王叔和撰用之则类例相从，以成《脉经》；孙思邈撰用之则“删裁繁重”，以成《千金》。华佗当亦可撰用之，创藏府辨证之体系，以成《中藏经》。乃以藏府脉证为中心，将上古医经及《内》、《难》中杂于诸篇之生化、病机内容系统归纳，熔铸已见，使藏府辨证理论得以初步系统化、条理化，而终于奠定中医学藏府辨证之基石。
今列举诸家之说，综合考证，结合《中藏经》完整、系统、简明、精辟、实用之五大特点，仅能初步论断如次：
其祖本可能为华佗所撰，至少可认为存有华佗遗作片断；其书经后人整理、增附，且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今之传本所据者，大约成书于六朝之时，始传于世之际，即北宋末、南宋初，又再次有所增附，遂成是书。
因是书首题汉·华佗撰，故将华佗生平考略于后：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即今安徽省亳县人。历代相传为东汉时期之大医家，誉为神医。首创麻沸散，称为中医外科鼻祖。但其生卒年代莫可确考。今能据以考证之正史，仅陈寿《三国志·魏志》及范晔《后汉书·方技列传第七十二下》，而据以考证华佗生卒之年者，亦仅有七处：其一，游学徐土，兼爱数经。其二，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其三，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其四，（佗死）乃后爱子仓舒病困，太祖曹操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其五，广陵吴普，彭城樊阿，皆从佗学。其六，普施行之（五禽戏），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其七，阿从其言（久服漆叶青黏散），寿百余岁。
上述七处，乃正史所留之记载。其中犹可据者为二：一是以仓舒之死可逆推华佗卒年之下限，盖曹操悔杀华佗而令其爱子强死，则华佗死于仓舒之前无疑；二是以华佗卒年可逆推其生年之上限，盖“年且百岁”者，即谓寿近百岁也，而九十六岁以上则可言近百岁。其余五处则可为之佐证。
今考《三国志·邓哀王冲传》云：“建安十三年五月甲戌童子曹仓舒卒。”故华佗卒年之下限可定为约建安十二年，即约公元207年。由此反推华佗生年上限约为汉安帝刘祜永初四年，即约公元110年。
再考《三国志·魏志》，陈珪为沛相，时在汉献帝刘协兴平元年，即公元194年；黄琬为太尉，时在汉献帝刘协永汉元年，即189年。故“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当在公元189至194年之间，此时华佗已年越八十，虽华佗“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但此时年事已高，则无意于功名仕途，甚合常情，且其时已以医道而显，故陈珪、黄琬之举辟皆不就，亦符事理。
吴普、樊阿皆从佗学，故吴普、樊阿的年岁亦可作为考据华佗生卒年限的佐证。据李贤《后汉书注》引《华佗别传》云：“吴普从佗学，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为禽戏。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语诸医。普今年将九十，耳不聋，目不冥，牙齿完坚，饮食无损。”而魏明帝在位为公元227年至229年。召见吴普当在此19年之内，若以明帝晚年欲延寿而召普为禽戏，则可拟如召之期在青龙五年，即公元237年左右，此时普年已近90岁，则普约生于公元146年，小于华佗36岁左右，与史实甚相吻合。
由此，可初定华佗约生于公元110年，约卒于公元207年，享年97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