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世界著名作家、新闻记者，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1892年2月23日，她诞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轻时，曾就读于圣迭戈师范学校，参加过革命活动，曾任社会党《召唤报》记者，美国印度自由之友协会执行秘书，访问过苏联。1928年，她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与宋庆龄、茅盾、鲁迅等人建立了亲密友谊，并协助“左联”开展活动。1937年，她以外国记者身份来到延安，多次访问毛泽东、朱德，积极报道中国抗战事迹，曾先后出版《中国人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一个美国女人和八路军在一起》、《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等书。毛泽东称其是值得欢迎的好人。
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李敦白、史沫特莱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不光是这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愿意让他们到解放区来看一看，只做一些比较公道的报道就对我们有好处。希望记者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要成为反动派的代言人。
……
今年2月迄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干的一套都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快要失败了。美国反动分子和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反动分子想独霸世界，势必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反动分子世界各国都有，他们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压迫人民，一定遭到人民的反对。几个月以前，美国人民还不认识美国的反动政策，如对在中国驻兵、干涉中国内政、扶蒋反共等都是反动政策，现在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都写文章表示反对。
毛泽东看着史沫特莱说：“你说我们是清教徒主义，红军是斯巴达式的军队，鄙人不同意你的看法。”接着，向她作了一番说明。
毛泽东笑着说：“史沫特莱小姐，你真不简单哩！把咱们的彭大将军也请来跳交际舞了！”
彭德怀赶忙摆手说：“主席，我不是来学跳舞的，我是来看热闹的。”
1.史沫特莱小传
Δ与命运较劲
史沫特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是美国乃至世界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
1892年2月23日，史沫特莱诞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奥斯古德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有着印第安血统，爱唱歌，爱讲故事，富有反抗精神。母亲是一个温顺、勤劳的爱尔兰人的后裔。她除了给全家做饭，还时常走家穿户，给人洗衣服。家境的贫困和子女的增多给父母带来巨大负担。为了摆脱贫困，当史沫特莱刚晓事时，父母就带着全家来到了科罗拉多州南部与新墨西哥州交界的只有5000人口的特里尼达城。父亲先后在几个煤矿打工，一家人挤在黑暗肮脏的工人宿舍里艰难地生活。由于家中有五个孩子，父母收入仅够维持生活，幼小的史沫特莱只得每天领着妹妹和弟弟，拖着几个麻袋到铁路边去捡取从机车上掉下来的煤块。
虽然她的母亲没有受过几年教育，但她深深懂得劳动人民没有文化的痛苦，一心想让自己的女儿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沫特莱十岁生日那一天，母亲领着女儿来到城里唯一的一所小学，向一位女教师苦苦哀求。幸运的是，这位好心肠的教师很理解作母亲的心情，同意接受史沫特莱入学。在学校，史沫特莱学习勤奋，成为全班的优秀生，但她因为家境贫困，因而总遭到同学们的嘲笑和讽刺。
一次，洪水冲走了她家的全部财产，一个贵妇人不但不关心她们，反而让她们向上帝祈祷。史沫特莱虽然年龄不大，但也觉得上帝不公，所以，她一生从不信仰上帝。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史沫特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一边上学，一边替人家看孩子，或去饭馆洗盘子、剥土豆，以一个小女孩的目光去观察着这不平等的世界，艰苦的谋生之路磨炼出了她坚强与自立的个性，也培养出一种叛逆精神。后来，由于生计更加艰难，她只好退学。
当史沫特莱16岁时，母亲不幸去世了。在这花季般的年龄，该充满着多少美好的幻想和幸福的憧憬啊！可是，可怜的史沫特莱却不得不担负起母亲遗留下的重担，为生活和家务付出更多的汗水。这时的她已经有着一股强烈的求知欲，不愿再走母亲这条狭隘痛苦毫无出头之日的路了，她要冲出贫困愚昧带来的束缚，走向矿区外面的世界。史沫特莱安排好家中的一切后，毅然告别父亲和弟妹，独自闯入城市那充满神秘而危险的繁华世界里。
城市飘泊的生活使史沫特莱尝尽了贫穷带来的苦难。1911年9月11日，她作为一名旁听生进入亚利桑那州坦佩师范学校，曾任学校周刊《师范学生》主编。1913年6月28日，她进了圣迭戈师范学校。1914年，毕业留校任教。1916年春，她加入从事女权运动的美国社会党，因此在12月被校长解雇。1917年，她来到纽约，当了一名秘书，夜间就在纽约大学上夜校。就这样，边工作边学习，她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对社会和人生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切身的生活体验使她明白了被压迫被剥削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必须彻底推翻，当她更多地接触到一些国外人士了解了世界的状况后，她知道这种被压迫被剥削的现象并不是只在美国存在，而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是一种社会制度带来的现象，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都应像兄弟般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Δ鲁迅的亲密朋友
1918年，史沫特莱开始接触一些印度的革命人士，了解印度的革命斗争，并为他们的斗争事业所吸引，立即参加到这些人士的革命活动中。3月，她被当局抓捕入狱，经过友人努力，于11月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她到社会党的《召唤报》工作，同时，又编辑《印度新闻稿》。1919年3月，史沫特莱担任了美国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执行秘书。她以艰苦的努力和优秀的成绩为自己铺开了一条新闻之道，并运用这一武器为革命人士宣传和呼吁。她时刻关注着世界形势，在她身上的那种不安于现状的秉性又一次促使她离开工作。1920年，她踏上赴欧洲的航船，来到了德国柏林。
在柏林，她继续同一群印度革命者来往，并于1921年随印度代表团访问苏联。后到柏林大学任教，又在《法兰克福日报》当记者。1928年12月底，她以报社特派记者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立即爱上了这块热土。一到中国东北，她便着手调查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军事占领的情况，并写成稿件寄回报社，但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得以陆续刊出。她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事实的西方女记者。
1929年5月初一，史沫特莱抵达上海。她广泛地结交各类人物，并和其中的鲁迅、宋庆龄、茅盾、阳翰笙、杨铨以及当时在上海的艾黎、萧伯纳成为亲密朋友。
1930年的一个炎热的下午，上海一些知名人士要为鲁迅举行一个庆祝他50寿辰的宴会，便派人找到史沫特莱，请她出面租一家小型的西餐店。这在当时是充满危险的。因为鲁迅是国民党政府所仇恨的人物，而邀请参加宴会的一百名左右的男女又正是一些“危险分子”，举行这样的集会，极可能遭到警方的破坏甚至酿成惨案。史沫特莱深知鲁迅在人民心中的分量，她不怕危险欣然允诺。于是，所有的客人都用口头邀请，并发誓保密，并在去餐厅的各路口安排人放哨，以确保宴会安全顺利进行。那天下午，一切按计划进行，史沫特莱在法租界租了一间荷兰餐室，客人们纷纷来到，秘密地为鲁迅先生庆贺寿辰。在晚餐厅的演说中，史沫特莱第一次听到秋收暴动事件和红军成长的真相，也是第一次听到鲁迅的生平，对他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和钦佩。从此，史沫特莱和鲁迅、茅盾建立了长期友谊。他们三人常常会晤，一同进餐，并合作编印了一册德国民间艺术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鲁迅的精神使史沫特莱深受感动，她认为，有些人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可是依我看，他实在是中国的伏尔泰”。她对鲁迅的尊敬与关怀一直维系到鲁迅逝世。
1931年2月，国民党杀害了柔石、李求实、殷夫、胡也频、冯铿五位革命作家后，鲁迅抱病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这一战斗檄文，并请史沫特莱译成英文送到国外发表。她被鲁迅的大义凛然所感动，但考虑到发表此文会给鲁迅带来生命危险，便说服鲁迅以左翼作家联盟的名义另写一篇《中国作家致全世界书》，并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发表在美国的进步刊物《新群众》1931年6月号上，很快引起了美国50多名著名作家对国民党屠杀中国作家的抗议，既保护了鲁迅，又达到了揭露真相的目的。
1936年初，在鲁迅患肺病时，史沫特莱一接到茅盾电话，就立刻把一位美国医治肺病的专家硬拉到鲁迅家中，当诊断结果出来后，史沫特莱立刻掩面痛哭起来。她对鲁迅的感情表现了一位正直善良女性的崇高品德。
Δ全力支持中国革命
史沫特莱还积极参加上海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许多讴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章，还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不少来自江西的红军干部如红军军长周建屏等革命者，“有不少年，她的上海寓所几乎是唯一有人带来中国苏维埃地区内部情况的外侨寓所。”1930年之后，史沫特莱大力协助“左联”开展活动，并参加宋庆龄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先后参与创办和编辑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和《中国呼声》。
1933年，她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人的命运》。这是一本描写中国农民运动的真实报道，它深深地刺痛了反动政府，结果，史沫特莱便被列入了“共产党”的危险人物名单。同年5月，史沫特莱前往苏联治病，并完成了第二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这是一本堪称《西行漫记》得力的姐妹篇”。1934年10月22日，她再次来到上海，成为自由撰稿人，曾为刚创刊的反日英文杂志《中国之声》撰稿，并从事为中国红军争取国际医药援助的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正在西安，迅速通过电台广播及时向世界报道了事件真相。1937年1月12日，她应邀离开西安前往延安，先后会见了左权、陆定一、丁玲、贺龙、萧克、陈赓、彭德怀、毛泽东等人，特别是专门采访了朱德，搜集大量有关他的传记材料。不久就动笔，通过翻译来了解朱德的追忆，当记录到1934年时，“七七”事变爆发了，朱德即往前线，史沫特莱只得放下未完的书稿。她曾问过毛泽东：“我是留在延安写朱德的传记好呢，还是到前线去报道战争好？”毛泽东说：“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重要得多了。”于是，史沫特莱藏起笔记本，准备走向前线。
在和共产党领导人接触过程中，史沫特莱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7年春提出申请，但未被批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解释说，“她作为一名记者留在党外会起更大的作用。”
1937年10月，她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担任第一名随军外国记者。同时，为了寻求印度对中国抗战的医疗援助，在她的努力下，中共和印度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之间第一次有了正式接触。她于同年11月23日写信给早已熟悉的尼赫鲁，请求他援助中国。26日，朱德也给尼赫鲁写了类似的信。尼赫鲁迅速作出了反应，向中国派出了一支由柯棣华等五名印度医生组成的医疗队。
1938年1月9日，史沫特莱来到武汉，成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人员，救护受伤战士，积极募捐，支持医护工作，她向世界呼吁国际医疗援助。这年夏天，她受聘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报道中国抗战。1938年，她完成了第三本书——《中国在反击：一个美国女人和八路军在一起》（在纽约出版），详细报道了八路军在华北抗日的情况，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作用。
武汉沦陷之后，史沫特莱便走向抗战前线，活跃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战场。“成为外国记者在中国战区访问时间持续最长的一个。”她常常在敌机轰炸时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受伤的军民。为此，她被日本人列在政治死敌的黑名单上。一次，在新四军驻地，敌机突然袭来，司令部下令要她紧急疏散，但在她的住地却找不着她，后在战地医院发现她像门神一样怒气冲天地站在门口，坚决不肯离开，一定要等把每一个伤病员转移出院，把应准备的一切物品搬走之后才肯离开。她的行为表现了一位具有伟大牺牲精神的异国女性的正义和慈爱，正是这种对受压迫兄弟民族的爱，使她一生为无产阶级斗争事业奋斗不止，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