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史沫特莱去香港，准备返美治病，同时，她把在陕北和游击区搜集到的大批材料带回美国，想写成几本书。1941年5月，她回到美国，在美国各地，她继续为援助中国抗战而积极演讲、募捐和写作。她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人民宣传家，不少英美人士都是由于她的经历和宣传，才了解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才倾心于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在美国，她出版了《中国的战歌》（1943年）一书，生动地报道了中国抗战的情况，颇受读者欢迎。该书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好的战地报告之一”。书卖了不少钱，但她都把它捐给了美国一些进步的团体和中国的抗战事业。因此，到后来她仍然非常穷困。1945年，她不得不到一座文艺沙龙式的宾馆工作，以图挣钱自理。
这座被称为“雅都”的宾馆，是以《纽约时报》为主的几个财团捐给文艺工作者休闲和工作的地方，并提供食宿。在这里，史沫特莱便用她不可抗拒的宣传魔力影响了当地几所大学的一些优秀教授和学生，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进而又影响了“雅都”的经理，一个极保守的女人。在这儿，她一面写作朱德的传记，一面又在周围农民中间组织全国公民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小组，还邀请美共领导人在当地的支部、小组中作报告。刚开始，当地的反动当局还不敢干涉史沫特莱，但到后来，他们便对她进行监视，最后明令她停止活动，说她暗中勾结共产党，宣扬共产主义。她秉直的个性不能容忍这些无理迫害，提出严重抗议后，她不辞而别。
她来到纽约，借住在乡下一对老年夫妇家中，自己种菜，写书，到外面演讲，聊以度日。虽然贫困，但她仍然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分析中国的事情，并对美报上诬蔑、歪曲中国人民的言论予以反驳。
1948年，香港《华商报》记者采访她，问她：“中国人民斗争即将到来的胜利将在国际上产生什么影响？”史沫特莱以她深远的目光预测到这一胜利的重大影响，她满怀信心地回答说：“世界将因此而改观。由于中国是亚洲的心脏，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最后宣告殖民地奴役制度的灭亡，并将给予全世界人类辛勤的努力以无比的鼓舞。……中国革命的胜利将给予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尼、缅甸以及印度这些国家的人民以新的希望，新的力量；不用说，这种希望和力量也将给予欧洲的广大平民。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人民一谈到中国人民胜利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感到自己充满信心和希望。……”史沫特莱已经把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希望表达得很充分，她早已将自己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融成一体。
但是，史沫特莱的正义行为，却遭到美国当局的仇视。1949年2月，她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她的活动和言论受到限制，房东不敢租房给她，演讲受到控制，文章很难发表，史沫特莱这时多么向往在中国和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相处的日子啊！那时她虽然住在窑洞，吃野菜，穿粗棉布衣，可心情是何其自由舒畅，处处是友爱，时时都体现了大家庭的温暖。于是，她写信给在中国的友人，表达她想来中国的愿望。可是，美国政府不许她来华，一次次申请被驳回，她感到异常苦闷。惟一给她安慰的是听到中国传来的好消息，为此，这位50多岁的老太太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
Δ感人肺腑的遗书
美国的客观环境日益恶化，史沫特莱深感再也无法呆下去了，她想到流亡国外再辗转来到中国的办法。几经周折，她总算获准出境，但护照却是有限制的，只适用英国、法国、意大利三个国家，而且有效期只有一年，这无疑阻止了她从香港到中国的路。但是，史沫特莱仍然离开了美国，前往英国伦敦。
1949年11月，史沫特莱到了伦敦后，她的行动仍受到限制。英国听命于美国，对进步人士严加监视，史沫特莱只得整天关在屋中，写作朱德传。恶劣的环境、令人窒息的政治迫害、对中国人民的热切渴望，很快使史沫特莱的身体垮下来。她经常生病，生活又相当艰苦，然而她对中国革命事业一丝一毫都没有失去热切的关怀。
史沫特莱逝世后，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一封没有寄出的信，收信人叫玛格丽特，是史沫特莱在牛津的女友。史沫特莱进医院动手术前，就住在她家里。她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玛格丽特：
我并不希望死在将要动的手术中、但假如我因此而死去，我请你为我做一些事情。
我并没有财产，我所有的都在我的身上。1，900美元的政府公债和一本旅行支票都在我的手提包中，请你用这旅行支票支付一切我善后的费用。这包括邮电费、丧葬费和运输我最后几件遗物的费用等等。我已忘记了我遗嘱上的确实辞句了。但我还记得我留下1，000美元政府公债给我的侄女——玛利。我写作得的一切款项均请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可以运用这笔款子，把它用在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上。
在伦敦，海姐的家里，有我所有的衣服，书籍和我还未完成的稿子。一部分稿子在我房间的箱子里，一部分在我的工作台上，另一部分在我身边，还有一部分在你的房子里我卧室中的黑皮包内。请你把这些稿子收集起来用挂号寄给杰克·贝尔敦（美国作家——作者注），他和斯诺会处理我的这些稿子的。其他属于我私人的东西：打字机和照相机都在牛津。衣服和书籍都在海姐家中。请包扎好装在我的铁箱里，等待中国驻英大使来英时，请他转交朱德将军。假如派大使一事目前还不能实现，那么用我的钱把东西由香港转运寄交北京朱德将军。
其次，在我的遗嘱里我特别要求将我的遗体火化，把骨灰运交朱德将军，请他把它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关于葬礼，我希望用最简单和最经济的形式，我不愿把钱浪费在这些事情上。
我不是基督教徒，因此我不愿让宗教仪式施行在我的身上——绝对不要。我自有生以来，只有一个挚念，一个信心，那就是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在这努力工作中，我已看到中国人民革命在这方面的成就。我将多么愉快地看到中国大使的到来，在我的遗体上唱中国的国歌——起来！
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使我的心灵得到安息。我希望我的骨灰将能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
除了给我侄女一部分遗款，以及我的朋友处理我的稿件外，不论什么情况下，没有一个美国人可以索取我的遗体和我私人所有的东西。如果我死的话，我死的嘴唇仍然要诅咒代表美国法西斯主义的美国反动派。这些都是邪恶势力。……为了这个缘故，我请求你在我死后，也不要让这些人走近我的遗体。
……
爱格妮丝1950年5月1日于牛津
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最后献出她宝贵生命的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的一封珍贵的遗书。全信不过1000多字，但它渗透着史沫特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深沉的、真挚的爱。她不但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了中国革命，还把最后的财物，包括存款、稿费、衣服和书籍，乃至打字机和照相机等等都献给了中国，把自己的骨灰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这封遗书也反映了史沫特莱对反动派和一切邪恶势力的不共戴天的仇恨。即使生命结束，对反动派也绝不宽恕，她“死的嘴唇仍要诅咒”这些人，不让她们靠近她的遗体！这封遗书还回响着一个高尚的革命者心灵的呼唤：要“为解放那些贫苦和受压迫者而努力工作！”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终于被贫病双魔击倒，逝世于英国牛津。遵其遗愿，1951年5月6日，即在史沫特莱逝世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我国首都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集会，悼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茅盾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在她数十年斗争的历史中间，很大的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是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分不开的。她前后在中国十二年，而这十二年正是中国革命斗争最艰苦的阶段。史沫特莱不但以她的文学天才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她同时又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在中国和美国以各种方式，援助中国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
著名女作家丁玲在集会上介绍了史沫特莱的生平。在结尾的时候，她充满激情地说：“史沫特莱生不能来到新中国，但她死了，她也愿让她的骨灰亲着中国的自由的土地。现在她的骨灰将葬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不朽的土地，中国人民将永远悼念这位美国人民的优秀女儿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1936年参加中国红军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对史沫特莱有十分中肯的评价，他说：“由于她以身作则，坚持奋斗，也由于她谆谆不倦的教诲与宣传，她吸引了许多人参加革命运动。我的获得启发，以及在1936年决意参加中国红军，受到她巨大的影响和帮助。她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坚信，生动地感染着我，感染着所有与她交往的人。她热爱人民，信赖人民，憎恨、鄙视人民的敌人；她以整个生命将她的感情化为行动。”
史沫特莱的骨灰安葬在中国。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碑上，朱德同志亲笔为她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史沫特莱去世后，她为朱德写的传记《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于1956年出版，它再一次告诉人们，这位美国女性把自己和中国革命事业紧密联系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2.作者点评
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挚友。她同情、支持中国革命，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作品。她的名字早已为中国人民所熟悉。艾沫特莱的一生中，有十二年宝贵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1928年底，从她踏上中国的土地起，就置身于一场伟大的历史性革命之中。她以记者身份，深入各地，细密观察，广泛交往，目睹了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的悲惨境况、统治阶级的反动腐败、人民斗争的蓬勃兴起和其它种种严峻的社会政治矛盾。在中国期间，她和鲁迅、茅盾、丁玲等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保护、促进了进步的文化事业；她曾亲身经历过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率先向全世界报道了事实真相；她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抗日前线，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蒋介石消极抵抗的面目，歌颂抗日军民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殊死斗争。她是紧接在斯诺之后又一个采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外国记者。史沫特莱把自己和中国的命运相联系，她是中国现代史的见证人之一。
“我一直忘掉了我不是一个中国人”，这是史沫特莱生前爱说的一句俏皮话，但这句话包含着一个真理：史沫特莱是美国人，但她是属于中国的。她亲自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并且用她生动的笔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她曾经对史捷（《我的家在中国——史沫特莱的故事》一书的作者）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也许你们会感到奇怪吧！是的，让我告诉你们，我到过很多很多国家，但无论到哪儿，我总归是一个外国人；只有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不感到自己是个外国人。不知是什么缘故，在那儿，我总以为自己是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我仿佛已经生根在那块土地上了。中国人是非常善良的人民。他们俭朴、勤劳和勇敢，他们的毫无虚饰的真挚的友情，以及他们领导人的动人的个性、智慧和远见……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不能不对中国产生深厚的感情，有一天，我终究是要回到中国去的。”她还对史捷说：“你是我们中间唯一的中国朋友，你真是幸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的大使到伦敦来——什么时候呢？只要他来到，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倘若有一天我终竟能成为中国籍的公民，将是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美国人乔伊斯·米尔顿在《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一书中这样评价道：“她是一位斗士。在她眼里世界上有善有恶。她支持了许多有争议的事业。当她还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时，就对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深感愤懑。然而，与众不同的是，她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或故作少年老成而对世事漠然处之。相反，她苦苦追求直至找到了可以笃信的事业并投之以整个的身心。最后，为了这个事业，她牺牲了个人的生活，放弃了条件舒适、薪俸优厚的职业，甚至损害了自己的健康。”
史沫特莱一生贫困，从贫困中奋起，在贫困中逝去，但她获得的精神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被压迫民族的深切同情，表现了她追求自由的理想，而直接投入到中国革命斗争中去，则体现了她为正义事业自觉而奋斗的精神。只要是革命斗争需要，她都能放弃自己的私利而毫无畏惧地冲向前去，一位异国女子的牺牲精神，产生了多大的鼓舞作用啊！她在返美就医的过程中，时时刻刻把中国革命斗争挂在心上，为中国抗战不遗余力地呼吁、筹款，表现了一位正义者最高的精神品格。
史沫特莱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自幼在矿山长大，那种嫉恶如仇、伸张正义的性格贯穿着她的一生。当她在美国臭骂一些躲在美国的中国文人时，她心中充满了愤慨。她看到中国的贫弱，也看到中国的落后和愚昧，但她更看到中国革命领袖及他们所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及广大进步知识分子所蕴藏的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这种眼光是她从最底层的劳苦生活中锻炼出来的，也是她不懈追求正义而磨炼出来的。她为革命事业特别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不仅奉献了她的写作与演讲才华，也奉献了她的青春和生命。而最重要的是，一个弱小女性走向伟大的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最形象地向全世界揭示了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道理。她的去世是美英反动派迫害所致，也正因为她的去世才说明一切反动派对革命正义事业的恐慌，对共产主义的害怕。当史沫特莱的骨灰由千里迢迢的英国运到北京安葬时，她终于实现了她来到中国的愿望，这一壮举，使山河为之默哀，天地为之动容。
她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她的精神和品德在中国人民心中永远闪烁着璀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