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文人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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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章 谭嗣同小传(2)

《仁学》所阐发的哲学思想亦即所谓“心学”。谭嗣同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世界是统一在“仁”的基础之上的。而“仁”“以通为第一义”,要实现“通”又得借助于“以太”。这里,谭嗣同借用了十九世纪物理学上的“以太”这个词,来说明世界上所存在的万事万物。它的作用是使万事万物相“通”。既然各种事物是“通为一身”的,就不应当“妄生分别”。基于这样的出发点,谭嗣同又试图证明世上各种事物间的对立本来并不存在,只是由于人们的主观想象,即“妄生分别”才导致了对立,人的痛苦即来自于此。要解除对立、痛苦,就要“断意识、除我相”,不要去想现实世界的种种对立和苦难,苦恼既然“由心造”,当然须由心解之。谭嗣同还宣扬灵魂万能,要人们“轻体魄、重灵魂”,要求人们身受其苦而不以为苦,把希望寄托到虚幻的灵魂享福上去。“以心度一切苦恼众生”,这就是谭嗣同所开出的救世良方。

在《仁学》中,谭嗣同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要求改革社会政治。他首先以激烈的言辞鞭挞了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名教”,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但“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名忽彼而忽此,视权势之所积;名时重而时轻,视习俗之所尚”,决非是什么天经地义的纲常。谭嗣同还批驳了“君权神授”的传统理论。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因此“君末也,民本也”,君只是“为民办事者”,如果君主不为大家办事,众人便可“共废之”。但是,在深刻揭露了清政府的种种罪恶之后,谭嗣同又认为只要清政府能把中国治理好,旧账可以一笔勾销,在内忧外患之际,仁人志士要“供圣人之驱除”,通过变法以解危难。

《仁学》是一部充满反封建反专制民主思想的著作,其内容、言辞均很激进。在《仁学自序》中,谭嗣同号召“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冲决全球群学群教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其激进程度可见一斑。因此,《仁学》写成后,当时并未公开出版刊行,只在一部分改良派中流传。谭嗣同被害之后,才由梁启超在日本发表并刊印成书。当时曾引起了思想界的震动。这本书对后来的革命党人和爱国志士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甲午战后兴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湖南是一个比较活跃的省份。1894年任湖南学政的江标是个倾向变法的人物,在湖南提倡新学。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也是支持变法的。在他们的支持下,湖南的变法运动开展得颇有声势。这其中,谭嗣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早在1895年,谭嗣同即建议在湖南“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亡之道,设立算学格致馆,招集聪颖子弟肄业其中”,以培养新式人才。但这件提倡数学、物理之类自然科学的事也遇到了较大阻力,直至1897年才办起了浏阳算学馆。当他得知康有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的消息后,很受鼓舞,曾打算组织强学会湖南分会,以推动湖南省的维新事业,终未能办成。

谭嗣同在南京做候补官期间,也一直关心并积极参与了湖南的维新运动。他经常与在湖南的师友欧阳中鹄、唐才常、皮锡瑞、涂启先等人书信往来,筹划新政。1897年,唐才常等人倡议在湖南省城设立时务学堂,培养精通中外的人才。谭嗣同虽远在南京,仍积极促其实现,亲自到上海为学堂采买仪器设备,敦请梁启超、李维格等人到学堂任教,作了很多工作。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却培养了一批变法人才,后来有些人还转向了革命。对于时务学堂的创设和活动,谭嗣同功不可没。

1897年11月,谭嗣同离开南京回到湖南。他向陈宝箴建议,在湖南设立一个带议会性质的总学会。这是后来湖南“南学会”的最初发议。次年2月,南学会在长沙正式成立,谭嗣同是该会的中坚分子。他经常出席每周一次的集会讲演,担任主讲人,慷慨激昂地谈论天下大事,沉痛地指出面临的民族危机,听者无不感动。在南学会的推动下,湖南省的各府、县纷纷设立各种学会。课吏堂、新政局、保卫局等也相继建立。为适应维新运动的发展,湖南维新派于1898年3月创办了《湘报》,谭嗣同、唐才常等均任过该报主笔,传播维新思想,宣传湖南自立,“是为中国省报言自立者之始”,在当时是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

变法运动在湖南的开展,特别是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报》上鼓吹“民权”、“平等”和变法的主张,使封建顽固势力惊恐不安。湖南顽固派首领王先谦、叶德辉等指使喽辉诔ど吵悄谡盘匿名贴子,攻击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时务学堂的言论,要求陈宝箴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摒退梁、唐等人。在他们的围攻下,时务学堂的招生遇到了很大困难,敢于报考者大大减少。顽固派还将南学会邵阳分会负责人樊锥驱逐出境,并布告全省;公然到南学会哄闹,殴打《湘报》主笔。在他们的猖狂进攻之下,梁启超借口养病,离职而去,时务学堂的其他教习也忿然欲去,南学会呈现出涣散状态。在此严重局势面前,谭嗣同却表现出“勇敢之风”,他说“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心乎!”表示决不因受挫而畏缩。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骨干,是戊戌维新运动中的激烈分子。

当谭嗣同致力于湖南维新事业之时,全国的维新运动也在不断深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从这天起,到9月21日止的一百零三天,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维新”。

为了冲破顽固派对变法的抵制,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的建议,决定起用一些新人来推行变法。谭嗣同因大学士徐致靖的推荐,亦被征召。他奉旨从湖南出发后,又因病在湖北耽搁了一些日子,直到8月21日才到达北京,住进浏阳会馆。

浏阳会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的“北半截胡同”,距离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很近。当时康有为就住在南海会馆。谭嗣同到京后经常拜会康有为,共同商讨维新变法的大计,有时甚至彻夜不眠。

9月5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一起受到光绪帝召见,被授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人称“军机四卿”。光绪帝还密谕四人尽力辅佐变法活动,不要瞻前顾后。这样,谭嗣同等实际上成了光绪帝的主要助手,经常同光绪帝见面,替他草拟谕旨,审阅各地送上的奏文,并且担当了光绪帝和康有为之间的联系人。

谭嗣同的军机章京只当了二十天。他上任之初就遭遇了军机处一班大臣们的刁难,安放自己的办公桌案亦要费一番周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对变法处处掣肘,光绪帝手中并无实权。谭嗣同受命后两三天,湖南的曾廉上书攻击康有为、梁启超,非难康有为觊觎非常,欲“教皇中国”,请杀康、梁二人。谭嗣同见曾廉如此肆无忌惮地恶意攻击改良派,十分气愤,请求光绪帝杀曾廉以示儆戒。后来,他奉命撰文驳斥曾廉,文中他发誓“以百口保康、梁之忠”。他还奏请光绪帝开“懋勤殿”,以便讨论和议改各项制度,但此时西太后政变在即,维新派的全部精力都放到筹划对策之上,已无暇顾及于此了。

当光绪帝发出一道道变法命令,维新变法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同时,顽固派也在做着周密的布置。慈禧太后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四天,就逼光绪帝将自己的老师、帝党首脑翁同贰翱缺回籍”;任命慈禧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三军;又命光绪帝下谕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都要到皇太后处谢恩。光绪帝不甘示弱,下令把阻挠新政的礼部堂官全部革职。9月初,慈禧与荣禄密谋,决定趁光绪帝10月19日到天津阅兵之机发动兵变,将他废黜。9月14日,光绪帝命杨锐带诏出宫,说“朕位几不保”,要康有为等“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康有为、谭嗣同献策笼络袁世凯以备不测。光绪帝别无他法,即于16日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官衔。17日,光绪帝深感形势不利,遂发出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赶紧离京外逃。在此危急关头,谭嗣同只好孤注一掷,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并自告奋勇前去充当说客。18日深夜,他只身一人来到法华寺袁世凯的寓所。同袁世凯寒暄一番之后,谭嗣同单刀直入地问道:“您认为皇上是怎样一个人?”袁答:“是旷代之圣主!”谭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您可知道?”袁答:“是的,我也听到一些传闻。”于是谭嗣同拿出光绪帝的密诏,说“如今只有你才能救皇上。你如果愿意救就请救他,如果不愿救,你可以到颐和园去告发我,你也可以得到荣华富贵。”狡猾的袁世凯假装生气地说:“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我和你同受皇上洪恩,救护皇上之责,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也是我的责任。你有何吩咐,只管对我说。”谭嗣同以为袁世凯已被说动,就将他同康有为等人商议的计划和盘托出,要袁在天津阅兵之时全力相救,诛除后党。袁世凯满口答应,声称“如果皇上到了我的军营,要杀一个荣禄就像杀一条狗那么容易。”谭嗣同信以为真,欣然离去。但事过三天,袁借口回天津筹备军械弹药,便去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刻密报慈禧。当日夜半,光绪帝被囚;次日(9月21日),慈禧再次“临朝听政”。戊戌维新宣告夭折。

突如其来的巨变使谭嗣同大为震惊。他伤感地说:“我们想救皇上,现在已无法可救;今日想救康先生,也已无法可想。眼下我已无事可做,只有等死了!”第二天,他到日本使馆找避居于此的梁启超,把自己所著书籍、诗文和家书全部托付给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劝梁启超远行,自己则决心以死酬君。他还和大侠王五商议入宫救出光绪帝,挽狂澜于既倒,终因防卫森严而未成事。谭嗣同明知留下来是死路一条,仍坚决谢绝了中外友人要他出走的劝告,他对日本友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5日,谭嗣同在自己居住的浏阳会馆“莽苍苍斋”代父假造家书,摹仿他父亲的口气说他“不忠不孝”,以示其父早已与自己划清界线。因此,谭继洵后来仅被清政府撤职,未受更大牵累。信刚写完,缇骑已至。在狱中,谭嗣同在墙壁上题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三天后,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未经审讯就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之时,谭嗣同从容不迫,面对围观的万余群众,口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昂首就刑,时年三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