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瞩目的文人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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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 作者点评

毛泽东对谭嗣同是很仰慕的。他在青年时代曾认真研读过谭嗣同的《仁学》,当时他的老师杨昌济特别看重《仁学》,提倡人人要有奋斗、发动心之力的精神。毛受其影响,尤为用功。对于谭嗣同在维新变法中所起的作用,毛泽东也作了充分的肯定。后来,毛主席曾经总结说“在从前,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谭嗣同就是一位为变法改良而流血牺牲的爱国者。

谭嗣同是一位颇具侠义之风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维新变法的理论家、思想家,又是一位敢为人先的实践者。他出身官宦之家,却不愿养尊处优,敢于主动向自己发起挑战,骑马习武,踏戈壁,磨炼体魄和意志。他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并试图通过自己的探索找到一条挽救危亡的道路。为此,他深研佛学,几近生吞活剥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新奇知识。《仁学》即是他理论探索的结晶。谭嗣同寄希望于政治改良,也积极参与了湖南的维新实践。在光绪帝、康有为领导的百日维新中,谭嗣同体现了一种为理想而勇往直前、勇于献身的勇敢之风。他从容赴难、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爱国志士。他虽然为改良而死,依然赢得了后来革命派的尊敬。章太炎就曾说“戊戌变法,唯谭嗣同、杨深秀为卓厉敢死”。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改良主义道路具有先天不足,这也决定了谭嗣同的悲剧命运。

(蔡国斌)

——中国近代学者、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出生于乡绅之家。他曾师从康有为,研究西学,锐意改良。其后,他与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筹办《时务报》,积极参与百日维新。变法失败后,他逃到日本,成为一名保皇党。青年毛泽东十分崇拜康、梁,但认为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毛泽东评点梁启超

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那时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摘自《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年轻时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主义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

——摘自刘斐的《难忘的教诲》,见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版。转引自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陈]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启超]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

——摘自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国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参见吴冷西的《五不怕及其他》,见《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163、164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