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本儒学、神道之“诚”“忠”与“直”“正”
(一)日本儒学之“诚”与“忠”。中国儒学在日本大放异彩与开创江户幕府统治的德川家康的思想倾向密切联系在一起。置身于日本战国末期“粗暴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横行的时代，德川家康看到，日本政治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有一个能够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统治神学。”而作为一个“爱好学问的人”，家康“对中国有着很深的了解”。他“虽然没有模仿中国的体制”，但从中国法古思想原则出发，把日本朱子学确定为幕府的“统治神学”，开始将日本从“一个下克上的世界改造为上下有致的纵向社会”。德川幕府推行文治，使儒学从神、儒、佛、老的混合物中独立出来。而日本儒学脱离佛教不仅使佛教失去了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它也给神道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由此，日本思想上进入了“神佛儒”相互渗透与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神道变换方向，疏远了佛教，开始与儒学“习合”得更加紧密。另一方面，日本儒学在新的政治风土中把思想发展的重点放在政治伦理领域。在这个进程中，作为日本朱子学集大成者——“山崎学”通过“垂加神道”，开启了日本儒学偏离这个中国传统儒学的理论内核——“仁义”，而朝着基于“天帝即天皇”之信仰的“诚”与“忠”的方向发展。由于广纳各派神道思想之大成的“垂加神道”，在日本朱子学衰落后，日本阳明学和“国学”、“复古神道”相继兴起之前，是“长期支配日本全国神道界和思想界的主流势力”。因而，作为对“国学”和复古神道的“反而道之动”，日本怀德堂儒学将道德修养，归之于一个“诚”字。该代表人之一富永仲基在1746年刊出的《翁之文》中，进一步提出了日本应在神佛儒三教之外，建立“诚之道”。如果说，中国孔子的思想被古代中国人归之于“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那么经过怀德堂儒学的修正，在很长时期日本人普遍将孔子思想归结为“诚”字而已。与此同时，日本古学派中的山鹿学为了在思想上重新武装日本的武士阶层，也将孔子的“忠恕”思想偷换为“忠信”，即在保留“忠”这个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内核的同时，将中国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恕”(克己、宽容)变换为日本原始神道的精神底色“信”，从而为日本德川幕府的中兴提供了思想基础。如，伊藤仁斋认为，“通过‘理’来理解与把握事物就等于杀害活生生的生命。他强调作为替代‘敬’的具体性的实践伦理的‘忠与信’的重要性。”而“忠与信在日语中都读作Makoto，意思是对待他人之时不存在任何虚伪之心，而从心底为他人着想”。日本朱子学衰落后，“从中井履轩开始”，日本“儒学以‘诚’为中心而越发地兴盛起来”。“日本阳明学也自然地向‘以诚为本’的思想方向发展。而阳明学的中流砥柱大盐平八郎，在幕末内忧外患的压迫下，以‘诚’为中心的思想主流转向了‘吉田松阴等志士的’至诚‘中心主义’。”再如，日本儒学“水户学”代表人藤田东湖、会泽正志斋为了适应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地在思想上“以大义名分”和“尊王攘夷”，来鼓励日本人民在新的世界条件下忠于民族、忠于幕府(国家)、忠于天皇。虽然“尊王攘夷”在维新运动中被反幕府的西南“强藩”和武士们所利用，变成了“倒幕”运动的行动和思想纲领，但是，“水户学”以“忠”为本的思想和阳明学的“至诚中心主义”合二为一，为许多日本明治维新仁人志士提供了思想动力。明治维新后，“至诚”给日本人的精神面貌带来了绝对性的影响。在大义名分之下得到复兴的日本儒学沿着“忠信—诚”的轨迹进一步发展、强化，并与国家神道合一，蜕变为日本至上主义和皇国主义(神国主义)、军国主义。如朱谦之言：“明治中期后，日本儒学沿着‘向上集中’、‘向下扩散’两个方向发展，重新登上思想意识形态舞台的中央。”而以“诚”与“忠”为思想内核的日本新儒学经过日本“国师”——元田永孚、西村茂树、井上哲次郎等明治思想家的发展，也变得越来越理论化和系统化。如元田永孚言：“学问之要，在于扩充本性之良心，去私欲，明人伦，亮天工。故穷未至之日用知识，实未诚之意，莫急于君臣互助，朋友互导。”元田永孚还借《教育大旨》提出，“要基于自今以往祖先的训典，专门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则以孔子为主，培养每个人诚实的品行。”再如，西村茂树在1887年出版的《日本道德论》中提出了“混合儒教主义”，主张“以德治民”，以“拯救民心之颓败，治疗风俗的恶化”。西村茂树认为，法律不过是“治国平天下的机器”，而道德才是“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国家的盛衰治乱，不外是人心的聚散离合”，而“人心涣散，人民各持所见，不顾大局，都足以使其国家灭亡”。西村茂树的思想通过颁发的《教育敕语》，而深刻地塑造了近代日本人的心灵、思想方法和道德价值观。而西村茂树主张的儒学和西学的合一，以形成一个新的“天地的真理”观，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日本“东西合璧”思想的发展。又如，井上哲次郎“把西村《日本道德论》奠定的，近代日本以儒学为基础的德育主义教育的方向，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更具有现代理论的色彩”。“他在《教育敕语衍义》和《国民道德论》中，把西方理想主义与儒学的伦理思想合二为一，建立了国家至上主义的国民道德论。从哲学的高度建构了日本的国家至上主义。”井上哲次郎在《衍义》中还主张，“以君与臣民为轴线，以‘国’为中介，把天皇作为唯一的他者，要求日本人民在对于其忠诚关系中来定位自己，赋予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在日本建构了一个以忠孝为道德基础的“元话语”体系。如井上哲次郎言：“不论任何人都要以事我君，爱我邦为第一义务。在此前提下，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这样，日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就以儒学之忠(诚)、阳明学之孝，以及神道之“直”(正)为核心形成了现代的国民道德教育体系，基本上实现了佐久间象山主张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或桥本左内说的“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这样一种思想格局。
(二)日本神道之“直”与“正”。日本文化中汉字“直”(正)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本体论意义上所指的自然—神(皇)及事物的本质外，它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还指古学派的“义”(礼)或先王之道；国学家的“直心”、“直雅”之心及复古神道的神皇之道；武士道的正直之心或义勇之理乃至日本破格的伟大唯物主义思想家安藤昌益的“直耕”主义。而统观日本文化思想发展之旅，人们不难发现，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一些日本思想家正是通过强调“直”，并不断地扩大、丰富其意涵，而确立了日本自己的不同于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的民族文化特性。其一，自日本古学派，尤其是“徂徕学”否定宋学，强调经验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先王之道”及“山鹿学”，倡导“士道”，从而开启了日本民族文化独立之旅后，日本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真渊、本居宣长无一例外，都积极地主张日本应走自己的以“直”为根本的文化之道。如，贺茂真渊以撰写“万叶”风格的和歌，歌颂“万叶精神”为突破口，认为“古歌专重格调，——不论悠闲、明朗、清脆、深远，皆每人自然得来而成者，贯之以清高正直之心。且其高中有雅，直中有雄壮之心”。——“易于如实表现着真实之心，使物和畅，万事流通。”因而，真渊主张“尊古者必习古歌——诚朴无伪，知此则古世代之事亦以明矣”；“知歌道者知此世中之人情，知人情则自然能知世之治乱之故。一切事物要强安上道理，便成死的没有生命的东西”；“一任天地自然之心，岂不更好？”真渊除了强调通过学习、撰写日本古代和歌以恢复自古之尚武传统外，还针对“奸心”强调“直心”和“雄壮之心”。他认为，“天下之道最初都是自然走出来的如同荒野中的道路一般”，外国思想传入日本是导致日本符合“‘天地自然之心’的神代之道、神祖之道衰微的原因”。因为，“儒佛思想使人有了小聪明，有了人为的礼和制度，但却使人丧失了‘雄壮之心’，失去了‘直心’，丧失了符合天地自然之道的古代生活和精神。”如，真渊言：“上古时代，遵循在天神祖之道，天皇以庄严雄壮为表，臣下以武勇正直是专，治理天下。中古以后，采纳外国人制定之许多繁琐政令，臣下亦分文司、武司，贵文而贱武，于是吾皇神之道衰微，人心不直矣。”
再如，本居宣长一方面通过“从真渊的‘雄壮之心’中抽出‘真心’，赋之以‘风雅’的性质，实现了在社会文化领域内建立自己的独自的、完整的审美思想”；另一方面又以“肯定‘事物的幽情’和‘直雅’之心，即人类的‘真实心情’，来排斥儒、佛思想中的‘慧’矫正人情的道学”。如本居言：“总之，和歌是根据事物所触发之幽情，不管好事坏事，只按内心所感而吟咏出来的艺术；专写大丈夫雄壮的心情，认为男女的爱情柔媚可耻而不说，这都是粉饰表面，不是人的真心。”而对本居来说，“所谓‘真心’，就是无论善恶都是人与生俱来之心。”本居宣长以“幽情”代替善恶作为审美价值的准绳，为日本文化部分地脱离中国儒家泛政治、道德的思想轨迹打开了一条通道，使日本文化在审美艺术方面更明确地走上了不同于中国的发展道路。虽然本居的审美思想是建立在真渊“肯定古代日本人的伦理是一种在没有‘恶神作乱’时就‘直情径行’，即得中正而道自备，或者说肯定‘人欲即天理’”之上，但本居通过强调人类自然率真和自然欲求合理性，把贺茂真渊肯定人的本能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外，他还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旨在摆脱儒学理性的泛神论思想影响，在本体论上使日本文化回到神秘主义的原点之上的神学世界观。通过这个新的世界观，本居把日本神道中的“尊皇”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两者互为表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本质上看，本居提出的复古神道并不完全是宗教，而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民族主义和一种现代公民宗教，同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公民宗教一样，把日本的“古道”说成是普遍真理。本居的这一思想经过日本国学集大成者——平田笃胤的发展而更加完善，成为近代日本民族崛起的意识形态基础。在大力倡导复古神道时，平田笃胤率先将真渊和宣长的“直心”、“直雅之心”称之为“和心”或“和魂”，从而成为日本“大和魂”思想的奠基人。如平田笃胤言：“请把这个大和心、祖国魂，磨炼成为正直的、正确的、纯洁的、善美的大和心。”“我邦是万邦的母国，父母之邦这样一个尊贵的国家，人心不狡诈，落落大方，所以凡事既没有无理的想法，也不说无理的话，宁静而寡言。”平田笃胤的神道说是一种包含着民族主义的“尊王主义”，其内含的攘夷论“对日本朝建立强大的民族国家和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民族国家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虽然平田笃胤因其“尊王攘夷”思想得罪了德川幕府而被赶出了东京，但“复古神道中突出的宗教内容被教派神道吸收了，其突出的政治方面则同儒教伦理结合起来，而神社神道就是同这种伦理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存在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