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撒一个谎，我们就需要用第二个谎言去掩盖第一个谎言，然后用第三个谎言去掩盖第二个谎言，这就像是一个无底洞，直到我们被蜘蛛网一样的谎言围困，难以逃脱。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如果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没有胆量直面真相，那么，这种状况在他或他们的生活中就更加普遍了。谎言确实是解决困难的不错选择，但同样也会造成新的困难，接着我们需要用新的谎言解决新的困难，陷入无休止的循环。这正是神经症患者解决基本冲突的形式，十分奇怪。他看似已经完全改变了，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象，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效，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最开始的困难依然存在。神经症患者强迫性地把一个看似有效的解决办法加在另一个看似有效的解决方法之上，不断叠加。患者的这种行为也许突出了冲突的某一方面，但他依然处于被割裂的状态。这一点十分明确。患者想要减小冲突的影响力，必须回避他人，让自己独处。这使他的生活岌岌可危。患者塑造出的理想化形象，看起来达到了和谐统一的状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实际上只是又一次分裂了整体人格。他希望能够有所突破，逃离内心的战场，弥补人格的裂缝，但实际上却让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
这种平衡的状态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方式就会被击垮，它十分脆弱，因此患者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方式维持平衡。这时，患者会四处寻找解决办法，他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盲区、区隔化、合理化、超限自控、绝对正确、犹豫不决和游戏人生等方面。这些方式都是患者无意识的方式。我们不会详细讨论每种现象，因为这个任务难度太大了，在此，我只是简单说明患者是怎样利用这些方式对付冲突的。
人们经常不理解患者为什么自己意识不到理想化形象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呢？毕竟这种差距太鲜明了。实际上，患者不仅看不到这些差距，甚至完全意识不到面前的冲突。这种现象太过荒诞了，这就是盲区现象。一旦我看到这些现象，就会意识到冲突是现实存在的，与它有关系的所有问题都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比如，一位顺从型患者身上包含着所有顺从型人格的特点，他为自己贴上善良的标签，且从未怀疑过这一点，但是我却偶然得知，他曾在一次员工会议上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他想拿枪打死所有同事，这是患者本人无意间告诉我的。当然，他的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完全没有意识的，且很多相似的破坏性欲望也具有这一特点，这一点不容置疑，但重要的是，他自认为这种剥夺他人生命的想法只是一个玩笑，并不会影响他完美的理想化形象。
还有一位科学家患者。他为自己能够成为所在领域的开拓者而感到自豪，他对待科学精益求精。但是每次发表文章时，他都会感觉这一切完全依靠运气，他会尽量选择那些可能引起强烈反应的文章。和前一位患者一样，他并没有发现这其中存在矛盾，也没有想过要隐藏或者掩饰这种想法。
还有一个案例，一个标榜着真诚善良的男性，直言他曾经索要了某位女性的钱，并把这些钱交给了另一位女性。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中间存在矛盾。
通过这几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盲区作用下，患者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内心存在冲突。这些患者大脑清醒，具备简单的心理学知识，但他们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陷入了盲区，这确实震惊了我们。如果我们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完全不清楚自己不在乎的东西”，显然不够充分。我们需要再加上一条：我们对某一事情的轻视程度取决于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渴求度。其实，我们可以总结成一句简单明了的话：由于非客观因素导致的盲区，代表了我们不想看到内心的矛盾。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出现了，上述这些案例中的患者为什么能够无视矛盾呢？这真的太难了。其实，如果环境特殊，情况是会改变的。例如，我们对自身的感情漠不关心。或者符合施特莱克在多年前提出的一个观点——我们的生活已经把全部分割成部分了。他不仅指出了盲区现象，同时还提供了几种逻辑严谨的“分割”办法：什么应该是亲人的，什么应该是外人的；什么应该是朋友的，什么应该是敌人的；什么应该是同事的，什么应该是下级的；什么应该是公共的，什么应该是私人的。神经症患者通过这种办法隔离两个不同领域发生的事情，互不干涉。只有患者内心的冲突强烈到使他失去统一感时，才能够实现这种生活方式。因此，区隔化和拒绝承认冲突的作用一致，都是患者无法直面冲突导致分割的结果。这种过程可以和理想化形象进行比较，两者有很多共同点：虽然冲突还未化解，但是却不在患者意识内了。我们无法清楚地解释究竟是理想化形象引发了区隔化，还是区隔化产生了理想化形象。不过我们可以确定，如果把生活的关注点放在部分，而忽视整体，一定会促进理想化形象的发展。
想要更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我们需要考虑文化因素。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加剧了人类个体的复杂性，现在的人更像是一个齿轮，自我疏远不断发生，自我价值无法展现。由于文化中存在的多种矛盾，人们对于道德的感知能力也不断下降，甚至麻木愚笨。人们再也不会把道德品质作为做事的标准，不会惊讶于一位慈父一夜之间变为阶下囚。也就是说，就算我们的人格分裂了，但周围的大多数人的人格也存在缺陷，所以我们不需要为此惊讶。在精神分析中，患者看不到矛盾的存在，精神分析师也意识不到，因为弗洛伊德只把精神分析作为一门自然科学，而没有考虑其道德意义。所以，精神分析师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会尽量避免掺杂个人的道德观或者审视患者的道德观，因为这种行为不符合科学精神。实际上，正视矛盾的局限性不仅存在于道德领域，同时也存在于其他理论系统中。
我们把用推理欺骗自我的方式叫作合理化。人们一般认为，合理化就是用一些观点说明自己的行动和动机，达到掩护自己或者迎合大众传统观念的目的。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道理。比如，文化背景相同的人，虽然合理化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标准却是一致的。这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因为神经症患者经常把合理化当作营造假和谐、支持自我的一种手段。患者围绕基本冲突这一核心，拼命构筑防御工程，只要我们扫视这一工程，随处都能见到合理化作用的痕迹。患者通过推理的方式不断加强主导倾向，削弱那些与主导倾向存在矛盾的因素，或者对它们进行包装，从而隐藏冲突。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脱离过程其实就是自我欺瞒，却具有促使患者人格合理化的功效。通过对比顺从型和对抗型人格，我们就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顺从型人格坚信自己是由于同情才希望给他人提供帮助的，但这一行为却含有剧烈的控制倾向。如果患者的控制倾向太鲜明，他就会把这种倾向合理化为爱帮助他人，而对抗型患者则坚决否认自己是因为富有同情心才给他人提供帮助的，他总会说这是为了自身利益。在合理化的过程中，患者需要进行大量工作才能够满足合理化的标准。只有当理想化形象和真正自我之间的差距消失了，这些工作才算结束。为了让自己那些令人厌恶的品质趋于合理化，患者总会利用外化的形式把原因归咎于外部环境，从而证明他的行为都是针对他人行为的正常反应。
患者的超限自控可能会十分严重，使我认为这就是初始的神经症倾向，它就像是一道预防情感泛滥、矛盾爆发的堤坝。虽然开始时这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但长时间如此，就会成为一种自主行为。患者在控制自我时，禁止受到恼怒、自惭、欲望、热诚等一切事物的影响。此类患者面对分析很死板，完全无法自由联想。和自我麻痹相比，他更愿意承担苦难。即使他喝醉了，也不会太过激动。换言之，他试图压制所有自己产生的行动和感情。这一点在冲突外显的患者身上十分鲜明，他们不会想方设法隐藏冲突，也不会自我疏远试图解决冲突，这导致了冲突中的各个倾向势均力敌，没有哪个倾向能够占据核心地位。患者之所以能够维持和谐的表象，完全归功于理想化形象的作用。但是，患者如果把实现人格统一的愿望寄托在理想化形象身上，就太虚假了，由多种彼此矛盾的理想形成的理想化形象非常脆弱，患者想要维持统一的表象，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在这种状况下，患者需要依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力避免冲突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这一行为也许是有意识的，也许是无意识的。患者必须增强自己的意志力来压制恼怒情绪，避免其引发破坏性后果。但是，被压制的恼怒感实际上具有强大的能量，所以患者必须投入更大的精力压制这种能量，这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十分危险。患者根本感觉不到超限自控的实质就是强制性，如果精神分析师向患者说明这一点，患者就会用任何文明人都应当具备自控能力来为自己辩解。其实，患者的超限自控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如果他不尽力控制自我，就会感到慌张不安，经常担心自己精神错乱。也就是说，患者进行超限自控是为了防止被分裂。
绝对正确同时具备两种功能，不仅能够消除外部环境的困扰，同时能够减少内心的焦虑。患者内心的冲突如果没有得到释放，就会陷入猜疑和彷徨，当冲突激烈到一定程度时，患者就失去了全部行动力，只能被外部环境控制。如果我们有强大的意志力，那我们可能不容易被外部环境控制；如果我们本身就处于迷茫期，那我们就会感到彷徨，不知如何选择，很容易被外部环境中的某种因素控制，也许这种控制力的作用只能维持短暂的时间，却足以促使我们做出决定。彷徨不只是一种行为过程，像质疑自我价值和权力等对自己的怀疑也是彷徨的表现。
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都有可能威胁我们的生活能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无法承受这些。一些人把生活当成冷漠无情的战场，把猜疑视为一种危及生命的不足。虽然他回避他人，坚持自我，但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他却很容易恼怒。在多年的临床经验中，我发现，如果对抗型人格和疏离型人格结合起来，并占据核心地位时，他就会把绝对正确当成是自我保护的主要方式，随着攻击倾向的不断增强，绝对正确的表现方式也会不断发展。患者把绝对正确当作一种万能的解决冲突的办法，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说自己是永远正确的。这类患者很讨厌分析，因为随着分析的进行，他内心的和谐就会受到威胁。即便这种和谐的表象死气沉沉，患者通过合理化把内心的情感当作外界的探子，因此他必须加以控制。
和绝对正确相反的预防举措是犹豫不决，它和拒绝承认冲突的功效很像。这类患者只要感受到压力，就会像泥鳅一样溜之大吉，很像童话世界的人物。如果伪装成泥鳅并没能帮他逃离一切，那么他就会变成一只快速奔跑的小鹿；如果还在猎手的视线内，他就会化成飞鸟，飞向蓝天。这种人从不会肯定地说什么是一定的，甚至对刚刚说过的话也会矢口否认，经常发誓前一秒的话绝不是某种意思。他们会把一些十分简单的问题搞得烦琐异常，这是一种十分神奇的能力。我们很难让他们对某一事情发表明确的看法。有时候，他们确实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表达出来的却并非观点，只是不停地绕弯子，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你被绕晕了。
他们有时候会富有同情心，有时候又贫嘴贱舌；有时候温柔贴心，有时候冷漠无情；有时候对某些事情态度谦虚，有时候对某些事情却独裁专制。也就是说，生活中的他们很不靠谱。这类人一开始寻找伴侣时可能要求对方强硬，但如果他感觉自己不值得时，就会变得更加强硬。如果他们做的某件事情伤害了某人的利益，会十分愧疚，尽力补偿，但很快他们就会觉得这种补偿太幼稚了，于是更加肆无忌惮。我们无法从他们身上看到墨守成规的东西。
精神分析师面对这类患者也会感觉无从下手、手足无措。其实这是不正确的。这类患者追求的统一和他人不同，他没有塑造明确的理想化形象，也没有尽力压制冲突中的某种倾向。通过和这类患者对比，我们对患者种种尝试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我们先前讨论过的患者中，不管他属于哪种人格类型，不管他们的问题多烦琐，但他们的人格清晰，而犹豫不决的人的人格却非常混乱。精神分析师一直认为这类患者的冲突十分明显，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就能够看到，因此，在进行分析工作时并不重视，但实际上这是错误的。精神分析师通过分析可能会意识到患者并不希望把问题摆出来，更不愿意接受治疗，甚至有抵触情绪。分析师应当清楚，患者这么做其实是为了预防他人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
游戏人生是患者为了逃避冲突采取的最后一种方式，这类人看起来轻视并反对所有的道德标准。其实，每一种神经症患者都怀疑道德标准的正确性，即便是那些固守传统，坚持接受他可以接受的原则的患者也不例外，区别仅在于猜疑的程度不同。导致游戏人生的因素有很多，但所有的因素都表现为否定道德准则，因此，这类患者根本不会花费精力研究什么东西是可信的。
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们把游戏人生当作一种信仰，极力保护并坚决执行，因为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马基雅弗利主义认为世界中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你只要不担心被抓捕，就可以随心所欲；只要不是先天性的傻子，那这个人就一定是伪善的。不管精神分析师在什么状况中提到“道德”一词，都会招来患者的强烈反感，就像在弗洛伊德时期，无论人们在什么状况中提到“性”一词，都会让人们感到不适。
游戏人生有时候也是一种无意识的表现。患者表面认同众人的说法也许会隐藏他的这种倾向。患者也许会否认自己是游戏人生的人，但这种原则却被他当作为人处世的标准，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很容易看到。部分患者标榜自己是一个真诚率真的人，但却十分仰慕那些使用不正当手段的人，他会因为自己没办法像这些人一样而感觉愤怒，这和游戏人生的人很像，他们经常无意识地陷入矛盾。精神分析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恰当的时间帮助患者认识他游戏人生的态度，说服他对自己宽容一些。此外，精神分析师还应当帮助患者建立自己的道德观，并让他明白建立的必要性。
以上论述的预防举措都是以基本冲突为核心的。我把这套预防工程简单概括为防御结构。虽然各类神经症在作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以联合的方式组成了整个防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