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亭与陈林只见过两次面，但是他俩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老战友，格外亲密。
这天，王雪亭约陈林晚饭后在小东门外九洞桥见面，他有许多心里话要对陈林说。
太阳向西边天际落去的时候，天空中的朵朵白云被染上了一层红彤彤的色彩，天边顿时像燃烧起一大片火焰，鲜艳夺目，斑斓绚丽，如同万面彩旗招展。轻风吹拂，变幻莫测的朵朵彩云宛如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给人以美的享受。
王雪亭早已来到九洞桥等候。
九洞桥，是西祥公路上横跨怀远河的公路桥。
陈林准时到来，王雪亭与陈林并肩漫步在西祥公路上。
说起西祥公路，那是1939年至1940年修建成的一条国际大通道。
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支援前方抗战，要打通西南的川、康、滇、缅国际交通线。1939年，会理县调集35000名民工参加修建北起西昌，南至云南祥云县公路的任务。民工们自带口粮，自带劳动工具，起早贪黑，风餐露宿，劈石凿岩，经过10个月的艰苦劳动，在高山峡谷、激流险滩上架桥修路，筑成了西祥公路。
整条道路工程浩大，加之工具简陋，险情不断，至工程结束时，会理县民工死亡一千二百多人，致伤致残四千多人。
西祥公路是沿途各地的老百姓用鲜血和生命筑垒起来的一条生命通道。
“陈林同志，”王雪亭有些激动，“我想了几天几夜，我有很多很多话要向党组织倾诉，要向你汇报。”
“说吧。”陈林亲切地说，“目前，会理县就只有我俩是共产党员，我们是同志，是亲人。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呢？我到会理县时间不长，想多了解一些会理县的情况，你说吧，说得越详细越好。”
“陈同志，你可知道，”王雪亭激动地说，“这几年来，我有多么着急，多么苦恼！我就像一个走散了的孩子，到处寻找妈妈，寻找组织！”
“是啊，我知道。”陈林同情地说，“你在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一个人孤军奋战，确实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不过，我倒是觉得你工作得很不错。”
“你还夸奖我，”王雪亭谦虚地说，“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了。”
“我说的是实话。”陈林说，“你的党性强，一切从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出发；你工作的目标明确，方向明确，如你组织领导的学生联合会作用就发挥得好；你倡导组织的读书会，社会效果就非常好；你们组织的学生游行抗日活动，起到了强大的抗日宣传效果，团结了一大批抗日力量。这些情况，我已经向川康特委做了详细汇报，川康特委对你的工作成绩和工作表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给予高度地赞扬。”
“我还做得很不好。”王雪亭说，“我认为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现在你来了，有你领导，我更加踏实了。”
“你能再给我介绍一些其他情况吗？”陈林说。
“有几件事我要向你汇报。”
王雪亭一件一件地汇报。
第一件事是关于寻找红军游击队员的事。
1935年5月初，中国工农红军到达会理县，召开了会理会议，部队进行了休整，前后停留15天时间。
红军在休整、停留期间，先后在通安、彰冠、南阁、东坝、积水、会理县城北关、老街、四宗村、老龙嘴、毛溪屯等地，帮助老百姓建立起了贫农团、农民协会、赤卫队等组织。
红三军团在西来寺组建了一支一百二十多人的红军游击队，队长叫毛玉祥，政治委员叫刘勤武，下辖三个分队。游击队员除少数骨干外，多数队员都是通安、彰冠、东坝、四宗村等地入伍的新兵。
1935年5月16日，红三军团撤离会理县时，红军游击队奉命与主力部队分手，确定在会理县开展游击战争。
红军游击队向老碾开进，在岔河、下村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队力量。
红军游击队抵达老碾后，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把一杨姓财主的土地、财产分给了群众，收缴了杨姓财主的枪支，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主张，深得群众拥护。
红军游击队在岔河、下村一带做了不少好事，帮助老百姓种庄稼、砍柴、挑水、打扫卫生，他们还积极宣传党的纲领，组织群众斗争土豪劣绅，深得民心。
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团结、争取彝族同胞参加革命，队长毛玉祥、政委刘勤武主动拜会二板房彝族头人蔡老大，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向他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向他宣传红军游击队是少数民族的朋友，不是彝族同胞的敌人。
但是，蔡老大却出卖了红军游击队。他扣留了拜会他的队长毛玉祥、政委刘勤武，并派出四百多名武装人员包围了红军游击队，收缴了游击队一百多条枪，在小荒田袭击了外出向群众进行宣传活动的红军游击队员。
这一支红军游击队，除少数人逃脱外，多数人被俘。年龄稍大的被尽数杀掉；年轻的远卖普雄、金阳、布拖等地当奴隶。队长毛玉祥、政委刘勤武押送至会理县被反动派杀害了。这一支红军游击队从组建到被击溃不到半年时间。
为了寻找这些被打散了的红军游击队员，这几年来，王雪亭利用假期、星期天尽力寻找，先后找到了五人：岔河一人，名叫李金成；四宗村一人，名叫张生寿；通安一人，名叫王和宝；彰冠二人，名叫陈得福、李连喜。还好，这几个人现在还没有暴露。
第二件事：关于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问题。
这几年，王雪亭一个人在这里孤军奋战，找不到帮手，找不到商量事情的人，又和上级联络不上。为了开展工作，他自己决定发展了两名党员，即朱璐瑶、王培顺，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他自荐任党支部书记。
第三件事：关于在学校、县政府机关、国民党军队军官中结交朋友的情况。
这几年，王雪亭利用老师的身份，以家访、开家长座谈会等形式，与社会上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与交往的这些人都成了好朋友，他想逐渐在这些人当中发展一些人加入党组织，成为党在会理的革命力量。
“你汇报的这几件事情很重要，你做得很好。”陈林说，“上级很需要会理县各方面的情况，我一定会全面向川康特委汇报。”
“我还做得很不够。”王雪亭诚恳地说。
“不过，有几点，”陈林说，“我要与你说明一下。”
“你说，”王雪亭说，“我会认真听的。”
陈林说明了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党支部问题，那是在特殊情况形成的一个临时组织，不能算为一个党支部。按照党章要求，一个党支部的建立，需要由上级党委批准，并有三个党员以上才能成立党的支部委员会。因此，已经建立起来的临时组织，是否能作为党支部，应请示上级党组织指示。
“第二，发展新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开展地下革命斗争是必要的，也应该做。但是，根据党章规定，发展新的党员，应由两名正式党员作为入党介绍人，并由上级党组织批准才行。因此朱璐瑶、王培顺的入党问题，需要补办手续。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我认为，这两人表现都很优秀，我愿意和你作为朱璐瑶、王培顺的入党介绍人，并上报上级党组织审批。
“第三，关于寻找红军游击队队员之事，在目前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对于已经找到的五人，要认真保护好。如果这几个人仍对革命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可靠，要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
“第四，你以往交往的那些朋友，是今后开展工作的基础，要继续交往下去，但是，必须谨慎行事，认真识别是朋友还是敌人。
“第五，据我观察，敌人已经注意你了。你从监狱中放出来之后，你的行踪一直有人在盯梢。刚才你在九洞桥上等我时，就有人在注意你，是我把特务引开了。你今后在工作方法上要改变一下，注意隐蔽一些，不能让敌人有所察觉。”
“是。”王雪亭说，“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和意见。”
会理中学西北角的八角亭，四周高大的古柏参天，四棵浓密的金桂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周围摆放着盛开的金菊，八角亭坐落在这花团锦簇、满园奇香之中。
王雪亭、陈林二人坐在八角亭的石栏上。
“会理中学真好，”陈林说，“简直就是一座花园学校。”
“是啊。”王雪亭回答。
“我真羡慕你们这些教书的人。”陈林问，“你是怎么走上教书这条路的？”
“我父亲是前清秀才，”王雪亭介绍自己的情况，“母亲大家闺秀出身，从小念过私塾，知书达理，因此家里人都支持后辈读书。我在会理中学读完初中之后，考入四川省第二师范学校。在学校，我的各门成绩都比较好，特别偏爱国文和音乐。毕业之后，我就被会理中学聘为初级中学的音乐教师。现在，我还兼了国文课，那天上国文课时你也看到了。”
“真好，”陈林赞叹说，“教书真好，会理中学环境更好！”
“是！会理中学环境很优美，”王雪亭说，“我非常喜欢这所学校。陈林同志，还是说说你的情况吧。”
“我的情况有些曲折，”陈林酸楚地说，“我在金沙江边长大，1935年，父母帮助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来被杀害了。我还有一个小妹至今下落不明。”
说着，陈林流下了眼泪。
“对不起，”王雪亭同情地说，“我不该问你这些。”
“没有关系，”陈林擦去眼泪接着说，“父母死后，我一心想找到红军来为父母报仇，为钟武山村死去的父老乡亲报仇。我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在康北地区找到了红四方面军，并参加了红军。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首长说我年龄小，就把我安排在延安中学读书。读书刚一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了，我随红四方面军编入了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特务连，任战士。我们的旅长是陈赓，连长就是当年在钟武山村时的排长王金贵，排长是我落难雅安时救我的文大爷的儿子文才。我非常幸运，遇上的都是熟人、好人！”
“你一定打过很多仗？”王雪亭问，“我最喜欢听战斗故事，特别是抗击日军的故事，你给我摆一摆。”
“是啊，我是打过许多仗。”陈林说，“国民党军队最害怕日本军队，其实日本军队也并非是铜墙铁壁不可战胜，他们一样也是人，也会吃败仗。”
“听说八路军很会打仗，”王雪亭问，“是真的吗？”
“当然。”陈林很自信，“八路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得日本鬼子狼狈不堪。如1937年10月，我们三八六旅在七亘村的一仗就打得很漂亮。那时，我们一二九师刚开赴山西战场，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10月25日，侦察分队向陈赓旅长报告，日军二十师团进犯平定，其后方辎重部队千余人尚沿在测鱼镇宿营。刘伯承师长判断这一股敌人势必尾随其主力经七亘村向平定开进，于是命令三八六旅在七亘村设伏。
“26日清晨，日军辎重部队在两百余名步兵的掩护下，果然由测鱼镇大摇大摆地向西进发。9时许，在其先头掩护分队通过七亘村，后续掩护分队尚在东石门，而辎重骡马群恰好进入伏击区时，陈赓旅长一声令下，隐蔽在公路两侧的三八六旅全体官兵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我们七七一团的全体战士先投掷手榴弹，随后便端起刺刀向敌群扑去。日军遭此突然袭击，慌乱中无法占据有利地形组织有效抵抗，只得拼死突围向测鱼镇方向返回。返回到南岭时，又遇到我预伏部队的截击。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战斗，仅两个小时，我军即以一人负伤的代价，换取了击毙日军300余人的重大胜利，并缴获了满载日军军用物资的骡马300余匹。
“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告捷。
“再如，1938年3月的神头岭设伏战。
“1938年2月，日军开始向同蒲路南段进攻。陈赓旅长奉刘伯承师长的命令，率三八六旅转入晋东南作战。刘伯承师长运用《孙子兵法》中‘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决定袭击黎城，吸引潞城、涉县两方面的敌人增援，然后，再伏击增援部队。刘伯承师长给三八六旅的作战任务是歼灭援敌。
“陈赓旅长接受任务后，经过实地勘察，决定在神头岭设伏。
“神头岭一带公路要从山岭上通过，伏兵不易选择居高临下的阵地。陈赓旅长决定利用公路两旁的旧工事，严密伪装，使敌人意想不到我军会在这样近的距离内设伏。
“3月16日凌晨，‘围点’战斗在黎城打响，潞城敌人匆匆赶来增援。当敌人经过神头岭时，虽然搜索了一番，但没有发现他们鼻子底下的伏兵，便急急忙忙朝前赶去。陈赓旅长一声令下，我军突然开火，打得敌人人仰马翻。这一场干脆利索的伏击战，除少数敌人逃脱外，大部分援军被歼灭。”
“八路军仗打得这么好，”王雪亭问，“有什么妙计、诀窍吗？”
“诀窍是有。”陈林回答，“我们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诀窍就是‘神出鬼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毛泽东主席命名为‘游击战争’，还专门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游击战，强调的是主动性、灵活性，不能与敌人硬拼。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能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按照陈赓旅长的说法，‘游击战的实质，就是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集中，有时分散；要游要击，不游不击，反受打击。’这就是我们能够打胜仗，把日本鬼子打得心惊肉跳的诀窍、妙招。”
“八路军、新四军真了不起！”王雪亭说，“要是我也能尝尝游击战争的滋味，该有多好！”
“你尝不到了。”
“为什么？”
“形势变了，”陈林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改变。党中央决定大力加强后方党的地下工作，不要说你去不了前线，尝不到游击战争的味道，就是我这样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人，再也重返不了前线了。”
“你为什么会离开抗日前线呢？”王雪亭问。
“我不想离开抗日前线，”陈林回忆说，“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在陈赓的率领下，1937年、1938年一直转战于平汉路沿线，对敌伪军控制的交通要道，连续实施了大规模的破袭战、骚扰战，牵制和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还转战于鲁西南、鲁西北和冀南平原，配合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开辟了新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在各次战斗中，既消灭了大量的日军和伪军，我军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每当战友们在我的面前倒下、流血，甚至是牺牲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心愿，一定要为牺牲的战友报仇。我从战士提升为班长、排长，还当上了区小队队长。我一心想要多杀一些日本鬼子，为那些死去的战友们报仇。”
“你咋个又到了延安的呢？”王雪亭打破砂锅问到底。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陈林说，“日本法西斯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犯西安’，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为了粉碎日军的‘清剿扫荡’，拔掉日军的‘囚笼’，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八路军总部决定抓住有利战机，在华北敌后发动了震撼中外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一定打得很惊险，”王雪亭听得很认真，“你一定是参加了。”
“我参加了，”陈林继续说，“但是，我在这一次战斗中负伤了。”
“你负伤了？”王雪亭惊讶，“太遗憾了。”
“那时，我刚调到晋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威县县大队任大队长，”陈林说，“正好赶上了参加百团大战的好机会。”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发动，由彭德怀亲自组织指挥的一次大规模对日作战的伟大战役。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历时三个半月，调集了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和所属部队主力一百〇四个团共二十余万人，民兵、游击队三十余万人投入战斗。我率领的威县县大队一千余人、民兵三千余人也投入了百团大战的战斗。
“在这一地区和交通沿线，驻有日军三个师团和另外两个师团的两个联队、五个独立混成旅团，四个独立旅团的两个大队、一个骑兵旅团的两个大队，共约二十万人，另有伪军约十五万人。
“我率领威县县大队配合第五军分区主力部队担负破坏石（家庄）邢（台）铁路，拔除敌人据点，阻击增援敌人的任务。当我们捣毁了高邑、临城一带铁路、公路，拔除这一地段上据点的时候，驻石家庄日军倾巢出动，向我们扑来。威县县大队和第五军分区主力部队进行了顽强阻击。我们发挥了夜战、近战的优势，歼灭了日军一个混成旅团的两个大队。我们利用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麻雀战，打得日军寸步难行。
“百团大战，在华北五千公里的战线上进行了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毙伤日军两万多人、伪军一万多人，拔除日伪据点三千多个；破坏铁路五百多公里、公路近两千公里，车站、桥梁、隧道三百多处；缴获各种火炮几百门、长短枪支上万支、轻重机枪五百余挺，以及一大批军用物资。
“百团大战的胜利，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寇紧缩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百团大战的胜利，不仅震动了全中国，而且轰动了全世界。苏联、美国的记者做了连续报道。美国著名记者这样描述：‘一百团人打击了日本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从晋西高山到东海海岸，从黄河畔到长城边，到处都形成了战场。’百团大战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中华民族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是听任别人摆布的棋子，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一定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太精彩了！”王雪亭听后非常感慨，“太刺激了！太震撼人心了！遗憾的是我没有亲临战场、亲自感受。”
“我也很遗憾，”陈林说，“也就是那一次战斗，我们县大队牺牲了一百多名战士，我也负了重伤，被送到了后方医院。我伤刚痊愈，1941年2月组织上通知我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延安。”
“你就是个传奇人物，”王雪亭赞美说，“你的一生，简直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了。”
“那你就慢慢地写小说吧。”陈林看天色已晚，“今天说的话够多了，我们应该分手了吧。”
“等以后有空，我还要听你讲故事，”王雪亭好像没有听够，“你讲的故事听起来很过瘾。”
“我讲的这些故事，”陈林严肃地说，“只能限于你我知道，不能告诉第三者，一定要严格保密，否则会有危险。”
“我知道。”王雪亭像个孩子，天真地做了一个鬼脸，“这是我们两人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