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启发他、教育他，使他确立了行宽大仁厚之政的指导思想。他分析了川地经常动乱的原因，大多是汉族官吏恣意剥削、勒索当地少数民族所致。他们或与之进行不等价交易，或无端百般勒索，从而激起少数民族的反抗。朱椿来到后，断然取消种种弊政，他将当地向王府的常贡严格限制在锦香扇之类，除此之外的其他物品，一律禁止向当地百姓宣索。这就减轻了蜀民的负担。朱椿虽不是四川最高行政长官，但他以天璜贵胃的身份、一代藩王的崇高地位，无疑能对当地的政治产生巨大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四川各级行政官吏也都能做到政尚宽和，从而使得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朱椿的宽大仁厚之政还表现在他的宽以待下方面。他常与属下讨论历史上的兴亡得失。每当论及历史上那些以苛察强断为能的人物时，他总是深以为非。而对那些宽大笃厚之士，则从内心给以赞扬。他每每以东汉刘宽事迹教育大家。刘宽任南阳（今属河南）太守时，为政宽厚，吏人有过，以蒲草代鞭行笞刑，受刑人并无痛苦，仅使之知耻而已。朱椿教育官吏应象刘宽那样，温仁多恕，宽以待民。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属下有过，从未有过愤激之容；有些事情做得不尽如人意，他也耻形于言，真可谓“叱咤不施，鞭扑不加”。他自己处于安乐富贵之中，但却能经常想到别人。方孝孺曾指出朱椿就是这样一个人：“服纤丽，则恐一夫之或寒；尝珍美，则思一夫之或饥；外崇明嵬大之宫室，则念或有苫阖不蔽之家；享康宁怡愉之福祉，则虞或有疾疚无告之民；縻粟以赈其饥，施药以安其躯，省兴作以养其力，给棺椟以厚其终，可谓道足以济天下矣。”堪与昭明太子相媲美。
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朱椿十分重视教化的作用。在蜀几十年，他始终大力推崇文教。例如，他到蜀地不久，为了改变蜀地风俗，他曾重刻《孝经》在境内颁行，希望孝道能够深入人心。又刊印《仕学规范》加以推广。此书分虚学、行己、菹官、阴德、作文、作诗六类，皆采宋代名臣事状。朱椿印行此书的目的，就在于给境内为官（仕）和为学者树立一种规范，使世风变得淳朴向上。这样，蜀地就能大治了。
在朱椿的影响下，四川出现了空前的治平景象。方孝孺亲身感受到蜀王的德政，耳闻目睹蜀地的升平，曾欣然命笔，撰写一篇《蜀道易》长诗歌颂蜀王。《明史》也曾中肯地指出：“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
然而，像朱椿这样的贤王却未能君临整个中国，仅治一隅，仅使一地百姓得安。这使我们感到封建君主的世袭制不能选贤任能，实在是一种落后的制度。
6.军功盖世、死后封王的皇子阿巴泰
皇子们在皇父统领下，各显神威，有才能者（无论是文才抑或武才），都会为安邦定国做出自己的贡献。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们的遭遇有时是与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不相称的。阿巴泰即是一例。
（1）青年骁将，征战英勇
阿巴泰是努尔哈赤第七子，生母伊尔根觉罗氏为太祖侧妃。他历涉三朝，驰骋疆场40年，是清开国时期战功卓著者之一。
阿巴泰生于战时，长于马上，青年时期便为父汗帐下骁将，在庶妃所生诸子中最被器重。天命四年（1618年）从征抚顺后被授总兵官职，天命六年任一等都堂，协助父汗办理政务，在后金刚刚攻占的辽东地区安置民户，调集粮饷，对明军作战。天命八年又晋封贝勒，成为后金国十执政贝勒之一。《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九年元旦朝贺典礼，阿巴泰在诸贝勒中位居第八，初三日，在与定居辽阳的蒙古恩格德尔额驸盟誓这一重大涉外活动中，阿巴泰位居第五。一个月后，他又随代善、阿敏、皇太极三位大贝勒。代表后金国与蒙古科尔沁部来使举行结盟仪式，说明此时他在后金政权中已有较高地位。但阿巴泰毕竟为侧室之子，尽管骁勇善战建有功勋，其地位总是不能与嫡子相比。天命十一年（1625年）九月一日，皇太极继位为天聪汗，封赏诸贝勒并赐宴，阿巴泰对自己身为皇兄贝勒，宴会时坐于子弟之列很不满。散宴回府后，对属下扬古利、达尔汉二人抱怨说：“今后再不能参加这样的宴会了。过去父皇在日，恩格德尔额驸兄弟及土谢图额驸来时，我曾与四大贝勒一体与之相见，今天却让我坐于子弟之列，我感到羞耻，我的地位就这么低卑吗？”
阿巴泰领兵打仗一向身先士卒。早在后金建国前的辛亥年（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七月，阿巴泰即奉命与大将费英东、安费扬古率兵千名往征东海窝集部的乌尔古宸、木伦二路，俘获千余人而还。天命三年（1618年）努力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时，阿巴泰随征，在攻克抚顺等战斗中做出贡献。天命八年四月，出征蒙古扎鲁特部，阿巴泰率军疾行8天，前锋兵50名率先到达额尔格勒，察知确为昂安所属之地后，遂掠杀进军，日未过竿时即达昂安住处。昂安毫无准备，慌忙携妻子儿女及手下侍卫20余人乘牛车而逃。阿巴泰领兵追杀，尽斩昂安等人。归来之日，努尔哈赤出城40里设宴迎劳，阿巴泰以功晋封贝勒。以后他又多次统兵出征，奋战立功，一心想进入和硕贝勒的行列。此次封赏未遂所愿，他不仅私下发牢骚，还令扬古利和达尔汉奏与皇太极知道。太宗听到二人报告后，很不高兴地斥责他们：“你们应当想办法劝止，告诉我做什么？”这种不予理睬的态度使阿巴泰更为不满。
天聪元年（1627年）十二月，蒙古察哈尔部昂坤杜棱来归，皇太极御八角殿设宴，召诸贝勒作陪。阿巴泰拒不参加，派副将回奏皇太极说：“我不能出面参加宴会，我无裘衣，以前皇上赐给的已改制给二子穿了。况且，我在宴会上与小贝勒们坐在一起，连蒙古贝勒都坐于我上位，让他们见了实在惭愧。”皇太极闻奏后恼怒地说：“阿巴泰埋怨我对他不够好，我可以姑息容忍，欺辱蔑视诸子弟怎么能行，我如果替他隐瞒，等于允许他胡乱行事。”于是，把阿巴泰所言如实传知诸贝勒，他们听后都很气愤，前往阿巴泰处责问。在众贝勒的指责下，阿巴泰承认自己确有罪过，愿意接受惩罚，结果被罚雕鞍马4匹、甲胄4套、素鞍马8匹。其属人因不能劝谏其过，也受牵连。阿巴泰自讨苦吃后向皇太极奏言：“臣无他能，谨识上谕，自今以往凡事誓从公断。”表现出受挫后的谨慎心态。
天聪二年（1628年）五日，皇太极探知明兵弃锦州撤向宁远，命阿巴泰、岳托及八固山额真等率兵3000，骚扰辽西明地。阿巴泰大获全胜，皇太极甚为喜悦，有感于阿巴泰尽职尽责，对其态度有所转变。阿巴泰的地位有所上升。
（2）新君帐下，屡建奇功
在皇太极时期阿巴泰多次统兵征战建有功勋。天聪三年在随皇太极大举征明时，他与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夜半攻克龙井关入边，击败明军，顺利到达汉儿庄城外，会同大贝勒莽古尔泰招降各处，使汉儿庄副将李丰率守军及城内居民剃发而降。十一月，他与岳托率两旗兵及蒙古两旗兵，击败大同和宣府明军，收降顺义县。然后又挥师趋北京，与明军大战于广渠门。十二月，他同济尔哈朗等率兵3000，往掠明通州一带，攻克张家湾，随后与大贝勒代善率兵500，携炮数门，逼向蓟州，击败明山海关援兵1000余人，连战连捷。天聪四年（1630年）正月，又攻克水平。
阿巴泰不仅勇猛善战，而且对军国大政也时有见地。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极诏问众贝勒大臣攻明、朝鲜、蒙古三者应以谁为先。阿巴泰积极主张首先征明。他分析：明人地利我等已熟识之，其边城之坚瑕，皇上亦悉之，宜选精兵袭其不备，打击和削弱明朝势力。在与明朝较量中，阿巴泰提出的当务之急是军事进攻，又与皇太极所见略同。此后后金几次破明边入内地均获胜利证明了军事决策的正确。天聪八年（1634年）七月，皇太极分兵四路，大举征明，阿巴泰随军由尚方堡入明边，至宣府会兵，然后攻略朔州屡败明军，又与阿济格兵取灵邱县、王家庄等城堡，斩杀知县、守备，获大量牲畜、银两、衣物等战利品，为实现皇太极的“残明”战略布置，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巴泰长于统兵作战，却缺少执掌政务的才干。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仿明制设置六部，阿巴泰奉命掌管工部。在管理部务中，他办事多有疏漏，使皇太极大为失望。
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定宗室世爵九等，并叙功对兄弟子侄晋封。年少的兄弟多尔衮、多铎及侄辈豪格、岳托都被封为亲王，可阿巴泰仍封贝勒爵，只是在爵位前加上了“饶余”（满语意为“富裕”）的美号，其实际地位由原来的二等降为三等。此后一段时间内，他心灰意冷，不思进取，又接连因过受罚。
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阿巴泰与阿济格率兵征明，深入内地，直至燕京，经战58阵，屡破敌军，俘人畜18万，生擒明总兵巢丕昌，于十月凯旋而归。但在议往征明国诸将功罪时，阿巴泰又因“已克之城不令士卒坚守，致敌兵乘夜复入，又于出边时，亦不亲殿后，以致后队为敌所袭”，被罚银1000两，功为过所掩。另外，阿巴泰比较重私利，凡事斤斤计较，对部下也缺少笼络之术。崇德四年（1639年）十月，他为筹备出征军饷，遣家人到阿济拜牛录下的民户毛巴里家牵来一头乳牛充饷，但军中未用又被牵回，当毛巴里索要时，阿巴泰不但不还给，还令将牛宰杀宴客。毛巴里被迫携牛犊投诉于户部，遂以阿巴泰不赡养民户，反取贫民乳牛用于宴客，违例扰民治罪，所属牛群全部没收入官，准毛巴里离主往投博洛。六年（1641年）三月，阿巴泰因驻扎锦州时与多尔衮等私自允许士兵还家被罚银2000两。七年（1642）年九月，属下绰益达木告阿巴泰对下人不加养赡，索取其家兄一匹牧马及户部以30石粮折给的若干匹绸缎，皇太极令罚500两银，将索取之物尽行归还，准绰益达木离主。
（3）年老仍战，死后封王
阿巴泰多次获罪被罚，银子损失了不少，但却不曾被降级削爵，其原因在于他身经百战勇猛过人，肯赴艰辛功不可没。崇德元年（1636年）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朝鲜，阿巴奉率四旗护军驻守噶海城，以防明军乘机来攻，他除收集边民防敌外，还派人领兵进入明境，往探明朝动静，有力地配合了大军作战。崇德三年（1638年）二月，皇太极亲征蒙古喀尔喀时，阿巴泰又与代善、多尔衮一道留守盛京，监修都尔鼻至辽河大路。八月，清军两路征明，左路以多尔衮为统帅，阿巴泰与豪格为副率军以行。连下青山关、董家口、青山营三城，毁边入内地，然后过燕京，趋涿州，直抵山西，又东向临清，攻克济南，最后略天津出青山关，于四年（1639年）四月凯旋东归。阿巴泰因功获赏，得马两匹，银5000两。五年（1640年）七月，他同杜度设伏宁远，截杀自关内向锦州运米的明兵，获驼马近400匹。九月，又与多尔衮等驰兵至松山，先后三次战败来袭之敌。十一日，明总督洪承畴率总兵及关内外马步兵4万援杏山，于城外近壕处下营，派骑兵先出诱战。阿巴泰等会商决策，发护军官兵与敌马兵掩杀激战，将其追至城壕，获马70匹。十二月，阿巴泰与多尔衮再度率兵取代济尔哈朗往围锦州，并参加松锦大战。次年九月，皇太极因宸妃病危离开松山回沈，留阿巴泰等围锦州，豪格等围松山。七年（1642年）二月，豪格攻下松山，随后锦州守将祖大寿献城以降，阿巴泰又偕济尔哈朗往攻杏山，先攻取近城各台，于台前列红衣大炮，又击毁城垣，命兵登城，克服杏山城，计获人口3000，甲2700副，米谷144石，红衣炮、鸟枪共863具。七月，因功获赏蟒缎70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