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辅五年，父皇下诏“中外一统”，把过去的反辽战争发展为统一战争。宗干被授予内外诸军副都统，衔命进军辽境。不久又拜太傅与斜也、宗斡并领三省事，奉命与其他将领共同率军进攻幽燕等地。天辅六年正月，先后克高（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北）、恩（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南坤都河下游北岸）、回纥（今蒙古北杭爱省鄂尔浑河上游西岸哈剌巴尔哈孙）三城；取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下泽州（今山西晋城）。二月降北安州（今河北承德市西南）。三月追辽主于鸳鸯泺（今内蒙古集宁市东南黄旗海），降西京（今山西大同）。各路先后奏捷。在这次战役中，他及时判断形势，协调诸将共同作战。十一月，辽主在鸳鸯泺畋猎，宗翰请求斜也同时进军，而斜也犹豫不决。在此关键时刻，宗干力劝斜也从宗翰策，两军按期出兵，结果大败辽军。宗干自己也率军追袭辽主于五院司，辽主西走，对辽朝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3）助叔治国，耿耿忠心
天辅七年（1123年）八月，太祖驾崩于西追天祚帝的军中。女真旧有“兄终弟及”之成命，于是宗干等率宗室群臣请太祖弟完颜晟正帝位，以赭袍被晟体，置玺于其怀。完颜晟就这样在宗干等人的直接支持下登上皇们，是为金太宗。
太宗即位后，宗干被授予国论勃极烈，在朝臣中位仅次于斜也，两人共同辅政。他劝太宗改革旧制，采用汉官制度。史称“议礼制，正官名，定服色，兴痒序设选举，治历明时，皆自宗干启。”又仿唐制，建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及以下诸司府寺，并用汉宫韩企先、刘彦宗等经领要津。自从太祖人燕“始用辽南北官僚制度”到这时经宗干倡导，政治制度的改革更进一步全面展开了。
政治改革，必须任用得人，才能收到好的结果。宗干这时重用了一批有识之士，特别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汉族士大夫。他早年听说临潢有一个“以学行称”“博通经史”的张用直，便派人延至门下，待之如上宾，令其子从学。在官制改革的关键时刻，又重用世代贵显的韩企先，他是辽朝中书令韩知古的后代，“博通经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尚书左仆射兼侍中。著名的儒士韩防也当上了皇族宗子的老师。当时高丽（今朝鲜）虽通好，奉表称藩，但不肯进誓表，累使要约，皆不得要领。韩防奉命出使高丽，问题获得完满解决。返回后，宗干对他大加赞赏：“非卿谁能办此！”并对执事官讲“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择人。”宗干爱护人才的事甚多，下面两事也值一提。毛子廉曾任上京副留守，后被无故降职，派作燕京（今北京市）麴院都监，宗干知道后便责问宰相：“子廉有功，为何下迁！”宰相应付说：“以前也有这样的事。”宗干紧迫不放说：“朝中有个叫卢彦伦的，以少府监身份当了节度使。子廉之功十倍于卢，他在临潢治理十多年，吏民视之如同太阳，哪个能比得上他。为什么他不能当节度使反而下迁！”宰相理屈，只好任子廉为宁昌军节度使。儒士张通古，读书过目不忘，善属文，初建尚书省时任工部侍郎，兼六部事，素以才行称。尚书左丞高庆裔利用磨勘法排除异己，仕宦者多去，通古也被免职。宗干为之惋惜，派人传达要他自己朝奏不平，而通古以为“多士皆去，而己何心独求用哉！”以明士人洁志。宗干乃亲自上朝评理，最后除为中京副留守，并出使江南。由上可见，宗干对有识之士、有功之臣是极力褒奖和重用的，这就使得朝堂之上，人才济济，谋士如云，猛将如雨，为金朝政治开创了新的局面。他自己也因功勋卓著于天会十年被授予国论左勃极烈。
（4）支持皇侄，安邦定国
如果说宗干在太宗时正值青壮年时期已充分显示了政治才能的话，那么至熙宗时到了中年时期，治理朝政到了纯熟自然的程度，宗干的作用更加重要。
熙宗是在宗干的积极扶持下登位的。太宗晚年龙身欠安，皇位继承人明争暗斗。当时，宗干认为自己是太祖庶长子，嫡长子又早亡，按兄终弟及，复归其子的成命，当立。可是宗磐认为自己是太宗长子应为储嗣。而宗翰是国相撒改长子，也认为自己年长功高当承帝位。争论十分激烈，太宗无法定夺。后经完颜勗调解，按照“成命”，立太祖嫡孙完颜亶为皇位继承人。宗干立即改变态度赞成其事，因为他不仅是亶的伯父，而且是亶的继父、养父。亶父太祖长子胜果早亡，宗干纳亶母，待亶如己子。宗磐、宗翰眼看大势已定也只好认可。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太宗卒于明德宫，完颜亶即位，是为熙宗。不久，宗干与宗磐、宗翰并领三省事。
熙宗即位时年方十五，无法亲自处理军政大事。宗干迎难而上，主持内外大政，进行改革。对内废除过时的勃极烈制度，以汉宫制度代之，把权力集中到中央；对外主张废除伪齐，与宋和议，在占领的汉族地区坚持以汉人治汉人的施政原则。这些改革引起了宗磐、宗隽等保守贵族的不满和不安。宗磐与他本来在皇位继承上存在着矛盾，熙宗即位后，常因政见分歧争论得面红耳赤，熙宗为之排解，关系稍有缓和。宗翰死后，他们的冲突表面化。宗磐专横跋扈，越法骄恣，甚至在熙宗面前提刀要杀死宗干，被都点检萧仲恭制止。宗磐还坚持以河南、陕西地弃于宋；为了扩大集团势力，还使用各种办法，结党营私，反对改革。
对外方面，宗干坚决主张废除伪齐，与宋和解。天会十五年（1137年）十一月，熙宗下诏废除伪齐，设立行台尚书省，以汉人治之。但是，宗磐、挞懒等因得到宋朝贿赂，倡议以齐地与宋。宗磐当时势力强大，宗干斗争失利，熙宗振张通古使宋弃地议和。张通古回朝后，宗干从他那儿得知金宋议和后宋遂命罢戍的情况，认为在宋朝未调整好部署之前应该收复河南，但也能成功。天眷二年（1139年）初金宋和议成，将河南、陕西地与宋，宗干又暂时失利。
宗磐集团在经过长期阴谋策划之后，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取得了某些优势，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铤而走险，在天眷二年七月，策划武装暴乱。宗干与其弟宗弼及时发觉，联兵诛杀了暴乱的组织者，巩固了王权。不久，宗干升为太师，领三省事如故，晋封为梁宋国王，并获得“入朝不拜，策杖上殿”的特权，他足有疾，熙宗特准坐着奏事。此时他与弟宗弼掌握了更多的军政大权，保证了内外政策在改革的道路上继续实施。
对于南宋政策，宗干团结上下官员，取得一致意见，“（赵）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妄自主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在宗干的支持下，天眷三年（1140年）五月，熙宗命元帅府收复河南、陕西地。
宗干因长期的辛勤工作，积劳成疾。皇统元年（1141年）随熙宗至燕时，发病，熙宗亲自问候。自燕还至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西北），病情加剧，熙宗又去探望，在病榻上谈论军国大事，说及伤心处，悲泣不已。一天，熙宗和皇后一同去看望，亲自给他喂食，到晚上才回宫。过了数日，宗干病逝。熙宗哭之甚恸，辍朝七日。大臣死辍朝自宗干始。至祭奠日，熙宗痛哭流涕，后来逢生日也不举乐。回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又亲幸宗干故居，视殡事；灵柩抵京时，亲临哭之；及葬，亲临视之。熙宗如此痛心不已，说明宗干的死确实是金朝的一大损失。
如此连辅三朝而不阴图帝位之皇子，其忠心可鉴。这在中国历代皇子中，颇为鲜见。他给中国晦暗的宫廷政治，带来了一抹亮色。
5.宽厚仁和、为政一方的皇子朱椿
一龙九种，各不相同。朱元璋的诸多皇子，也是秉性各异。凶狠残暴者有之，如朱棣；温厚善良者亦有之，如朱椿。
（1）好学不倦，尊重儒士
蜀王朱椿生于洪武四年（1371年），系明太祖之十一子。
洪武十一年，八岁的朱椿被封为蜀王，封国在今四川成都。
朱椿从小就聪明好学，秉有贤德。优越的皇家子弟生活为他的成长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读书为文，苦志不懈”。由于他的刻苦努力，学业进展很快，在诸位兄弟中崭露头角。洪武十八年，太祖命朱椿随诸位兄长居住中都凤阳（今属安徽）。这年他十五岁。十五岁的青年充满青春活力，正是喜爱玩耍的时候，但朱椿没有虚度韶光。他一到凤阳，就辟一书房，名曰“西堂”，作为自己读书的场所。他牢记前人的教导：“务学不如求师”。于是延揽当时的名士李叔荆、苏伯衡为自己的老师。朱椿虚心向他们求学问道，他们则答疑解惑。朱椿还经常和他们在一起探讨经史，商榷异同，有时甚至废寝忘食。
朱椿不仅潜心儒学，而且还对佛教、道教颇有兴趣，认真加以钻研。他曾邀请当时名僧来复前来讲授佛经，听后颇有所得，撰有四箴：曰正心、曰观道、曰崇本、曰敬贤。
在名师的指教下，加上自己的勤奋努力，在学业上朱椿已成为诸位兄弟中的佼佼者，太祖见到后十分高兴，亲切地呼他为“蜀秀才”。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椿前往封国，年方二十的朱椿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藩王生涯。如果说在京师或中都，父皇还常常加以管教的话，那么到了成都，真正是“天高皇帝远”了。但他在理政之余，并没有忘记学习。他时常延揽士大夫讲学论道，或至夜分，从不为声色游畋之事。他平时所读之书多是正心、修身之书。他要效法前人的嘉言懿行，做一个贤王。方孝孺曾说朱椿“于三才庶让之原无不究，六经群子之说无不通，闾巷陇庙之情无不察，可谓知足以周万物矣。”这是很高的评价。
好学之人皆爱才。朱椿也十分重视儒士，礼敬儒士。王府长史陈南宾年老行动不便，朱椿特造安车赐之，以示优待。当他知道浙江义乌王绅是位有贤名的饱学之士，就立即将其礼聘至蜀，待以客礼。王绅父亲王棉因公殉职云南，王绅欲往求父亲遗骸，朱椿不仅赞同，还给予资助。总之，众多享有文名的学者无不受到朱椿的礼遇，成为他的嘉宾，或成为他的密友。
在朱椿与儒士学者的交往中，他与方孝孺的深厚友谊堪称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方孝孺是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的高足，道德文章，驰名遐迩。在政治思想上，由于方孝孺力主教化，而明太祖则倚重刑法，两人思想凿枘相违，故方孝孺在洪武朝未受到太祖的重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祖只任命他为汉中（今陕西汉中市）府学教授。
方孝孺虽受到太祖的轻视，却得到朱椿的垂青。朱椿素闻方孝孺“懿文清节，有东汉之风；尚志立言，为当代之重”，加上汉中与蜀地毗邻，于是隆重礼聘方孝孺为自己儿子的老师。而方孝孺也久仰蜀王贤名，欣然应允。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方孝孺赴蜀，朝见蜀王。两人真是相见恨晚。他们朝夕在一起谈经论道，切磋学问。朱椿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与方孝孺可谓心心相印。共同的思想，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结成了牢固的友谊。从此以后两人时相往来，过从甚密，真所谓“书启往复无虚日”。方孝孺曾号自己的书斋为“逊志”，朱椿特赐号为“正学”，故人们也称方孝孺为正学先生。
在这段日子里，每逢讲艺之余，蜀王总要宴请群臣，方孝孺也一定是座上嘉宾，“牲醪山珍赐，果蔬随物产。”宾主一边开怀畅饮，一边谈文论道，气氛十分融洽。而每当这时，朱椿总是注意从众人的谈论中汲取营养。
尤令方孝孺感动的是，当自己在汉中生病时，朱椿亲自赐以珍贵药剂，赠以钱币，派人送至汉中加以慰问。
朱椿不仅对方孝孺十分礼敬，即使对郡学教官也很关心。当他到成都府学讲学时，了解到博士薪资微薄时，就拿出自己的禄米来补助他们，使每人每月达到一石米，并说：“后世子孙都要像我这样补助博士。”从此形成定制。
（2）宽和仁厚，天国安定
四川虽号称天府之国，但这里僻处西陲，山高水远，交通极其不便，文化也不发达。而且，这里少数民族丛居，民族关系复杂。朱椿刚到这里，就有西番蛮人作乱，烧毁黑崖关，寇掠不止。所以，这个地方治理得不好，就会激化矛盾，引起社会动荡不安。朱元璋把朱椿封在此地，显然希望朱椿能够力施教化，保证边境安宁。
朱椿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他很注意吸取历史上的经验。刚到成都不久，他就命人将《蜀汉本末》和《蜀鉴》两书重刻颁行。《蜀汉本末》乃前人赵兴所编，专记三国时蜀汉之事，自刘备出生始，至西晋灭蜀止，“广其未备之文，参其至当之论”，以成此书。《蜀鉴》为宋郭元蹈所撰，其中有政治兴衰、战守成败的经验教训，凡国统之离合、地势之险易、贤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以及忠顺致福之效、逆乱取祸之源，莫不毕举而详之，确是治蜀的一面镜子，故曰《蜀鉴》。朱椿非常重视这两部书，不仅自己认真阅读，从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而且重刻颁行，以教育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