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蕴初从14岁起，真正地自立了，而且十分自强。能考入兵工学堂的学生多为富有子弟，一些清门寒族也还是供得起的，无须去自谋生路，而且，课业之紧，之重要，也使其他学生就是想去打工也不得功夫。而吴蕴初却身兼三务：化学专业学生、附属小学教师、外白渡桥苦力！却又都做得那么好：坐在课桌前是好学生，站在讲台上是好教师，走在桥板上是好苦力！教学、苦力都没有累及他的学业，而且成绩优异，校方嘉奖，教师喜欢，同学佩服，德籍教师杜博尤为赏识。这位异国良师深感吴蕴初是个素质甚佳的可造之才，格外重视，分外关心，毫不保留地谆谆施教，在吴蕴初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
自幼的诗书传家加以勤劳的教育再加上在兵工学堂的“三务一身”的刻苦学习与锻炼，使吴蕴初幼而少，少而青，形成了良好素质，掌握了进入科学殿堂的钥匙，这就是他惟一的也是最雄厚的资本。
3.经营，不仅是赚钱，更是为了救国
吴蕴初不在歧路上徘徊，而是本着他自己所确立的救国自强的目标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尽管荆棘载途，每每路断，但还是坚定地往前走，走出前人未走过的路。
1911年，年仅20岁的吴蕴初经过6年的艰苦学习，从兵工学堂毕业，毕业后来到当时中国的第一大铁厂——汉阳铁厂。
吴蕴初到汉阳铁厂是做化验师的，薪水也颇可观，虽说远离嘉定老家，以数日船程方到汉口，衣食是不用愁的。只是，不愁衣食，哪怕是锦衣玉食也并非他的目的。他要的是一个救国图强的途径与手段。在汉阳铁厂可以不愁一家生计，甚至做个几年还可望生计更好，可他要的是“兼济天下”，汉阳铁厂的化验师就不适于他了。因为推荐他的杜博，只是个教师，在德商眼里不算什么人物，因而对吴蕴初很不重视，只让其做些单项的、次要的化验。清闲算什么？主要是期望在学术与实际上有所深造，那是宁愿受大累的。既与自己的目标相违，吴蕴初便果决地离开了这里，去另谋新路。不料，却撞了个钉子。
到了1915年的冬天，天津有几个人想集股办个硝碱公司，通过人约了吴蕴初去一同筹办。吴蕴初觉得硝碱当时在国内还没个像样的厂家，办好了是为国家民族增添一分实业，他也大有用武之地，就欣然答应下来，并知会了汉口铁厂，整装北上了。岂知满怀热情、千里迢迢地赶到天津，却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股东们不干了。于是他就被困在了天津卫。客居外地，举目无亲，又没了工作，自也没了收入，实是度日艰难。可他仍不死心，仍想在天津找找出路看。天津的冬天不似上海，是较冷的，而他所住的房子里连个火炉也没有，实在是苦不堪言。直到1916年春，接到汉阳的来信，他才重又南返。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汉阳铁厂决定试制在国际上已采用于筑炉的效能很好的矽砖与锰砖。而所有的有关技术人员施展出了周身解数也试制不成，花费不少，毫无结果，怎么向厂方交代？正自进退维谷，突闻吴蕴初已返回武汉，便如获救星。吴蕴初虽说当时只有25岁，可他是上海兵工学堂化学专业的高才生，在汉阳铁厂的一年多化验中也甚为称职，料必有些把握。即使不成功，那也可以从旁证明一下，试制不出来，并非完全是他们无能。于是，就把这项试制的担子推给了吴蕴初。
吴蕴初是有备而来的，矽砖与锰砖他虽未制过，也没读过有关的技术资料，可凭他的化学知识与分析，觉得这个难题虽大，他还是比别人有些把握的。何况国内矽砖与锰砖基本上还是空白，一旦攻下了这个难关，不仅于汉口铁厂，对全国的冶炼企业都有好处。他早已立志就是要找难题攻，就是要为前人之所未为，否则，如果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又怎谈得上救国于自强呢？列强之所以强，主要强在他们科学进步、技术先进上，他们使用的许多东西都较中国是先进得多的，中国必须先加足了劲，把他们有的都也有起来，就是说撵上去，然后再设法超过去。不然，何以言强？而要有所无有，列强是不会给你的，就只有自己去努力创造。如今矽砖与锰砖的试制正属于他要寻找的类型。莫说还大有油水，就算对他的好处没有一般人希冀的那么大，他也要干！莫说还有些把握，就是再多费些力气，多花些心血，他也要试制成功！何况一旦成功，他的本领与身价自也会得到明显的提高，也就更便于实现他的愿望。因此，他的决心甚大，自然也就信心十足，他不相信外国能做的，他不能做，而且也并非特别艰深的课题。他觉得他一定能也一定会办成。但他在接受下来的时候，仍是留有余地说：
“这许多同仁都攻不下的课题，我也很难说会攻得下来，尽全力而为吧！”
吴蕴初是吃得苦的，只要他下了决心的事，他就不遗余力地去做。任务一接到手，他就到处奔走，收集查找材料。凡有关的技术条件与数据，哪怕是细微到一句话，甚至只有些间接关系，他都认真地、一字不遗地抄录下来，再带回来汇总、综合、分析，几乎是夜以继日，每每废寝忘食。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研究出了完善的方案，经他亲手试制了几次，很快便成功了。这是中国人制造矽砖与锰砖的首例；也为中国企业使用矽砖、锰砖做了良好的开端与重大的贡献；也是吴蕴初在步入第二十五个生命年头的化学事业上取得的首次成功。首战告捷，是无限喜悦的，自然也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在矽砖、锰砖的推广使用中他的名字不胫而走，重于一时，他因此出任了砖厂的厂长，更被当时我国最早、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看中，知他是个化学上难得的人才，聘他为该厂的制药课课长，并授予少校军衔。一时声名鹊起，地位与薪水俱高了起来。仍不断地有人打与他合伙或主表他入伙的主意。对一些他认为与他生命目标有距离的事，他都一律拒绝了。惟有对汉口燮昌火柴厂（当时火柴业的“燮昌”不止一家，不但广东有个“燮昌”，而且苏州也有一个是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岳父叶世恭开办的“燮昌”）老板宋伟臣的邀请一口答应。原因是宋伟臣提出要与他合办一个硝碱公司，由宋伟臣出资，他出技术并任总工程师兼厂长，利用兵工厂的废液生产氯酸钾。当时中国火柴业的原料多购自外国。莫看它是小小的一根，很小的一个头儿，可这个小头就需要几种原料：硫磺、洋蜡、赤磷、白磷、氯酸钾。氯酸钾多是购自德国，远渡重洋相去万里要一大笔运费不说，出关、入关的关税也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不知要花多少冤枉钱，受多少冤枉气！正是了解了这些情况，，正是去天津办硝碱厂没有办成，吴蕴初才在宋伟臣提出合作时一口答应了下来，于是，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吴蕴初便一身兼起了三职，开始在他希望的道路上跨越有力的步伐了。可是，中国人的命运，当时并不操在中国人的手里，吴蕴初刚露头角时，列强还陷在一次大战中，一是无暇东顾，二是将原来设在中国境内的一些企业也多数放松，甚至撤回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才得以喘了口气，乘机大发展了起来。可是，一次世界大战总不过4年，到吴蕴初决定与宋伟臣合办炽昌硝碱厂时，大战已告尾声，待吴蕴初将生产氯酸钾的整套技术工艺研究成功，交给炽昌硝碱公司，付诸生产时，一战早已结束，战乱早已平息。连战败国德国也医治了创伤。列强的大批货物又气势汹汹地向中国这个巨大的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市场卷土重来。凭借着他们攫取的在华特权，实是进行疯狂的商业掠夺！而当时的中国政局，又处于军阀割据与混战的四分五裂之中，各路军阀都只顾自身的地盘与势力，为保住枪杆子，为与其他势力争夺，还顾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甚至拿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为讨好列强的手段，各寻靠山，争相媚外，反而较满清时尤有过之。有了这么多握有重兵的狈，才引起实力雄厚的狼，狼狈为奸，还哪儿有民族企业的好儿？洋老子的东西，不好也好，洋老子的需要，不行也行；至于国货，好也不好，国人的要求，行也不行！何况洋人霸占中国市场已惯，绝容不得你中国人自搞化工产品，汉口居然有了个生产氯酸钾的炽昌硝碱厂，这还了得？洋商们便将他们生产的氯酸钾大批运入，甚至与炽昌的平价竞销。他们生产历史久，工艺又先进，再加上中国有人用枪杆子为他们开路。一个小小的刚刚起步尚未走稳的炽昌，如何承受得了？就是认赔去与其周旋，把汉口燮昌火柴厂全部资金都动用起来，又能拼得多久？何况，宋伟臣也是决不肯这么做的。因此，运行不久的炽昌就只好被迫转产，改做火柴的另一种原料——牛皮胶了。可你仍是火柴的化工原料，你中国有了，岂不是不再用他外国的了？那也不行，于是又涌进了大批牛皮胶用来湮泯炽昌的新产品。可想挤垮牛皮胶，并不像挤垮氯酸钾那么容易。这回吴蕴初来了劲，技术上更求精，工艺上更完善，是可以在价格上与洋商打个持久战，并获胜的。可是宋伟臣一方面是被氯酸钾的被迫转产吓破了胆，另一方面他的火柴厂也越来越不景气，资金告急，他是再也不肯也不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吴蕴初见宋伟臣已无能为力，而他又不死心，此刻又风闻上海的刘鸿生1920年已在苏州办起了鸿昌火柴厂，很是兴旺，不久又置下了其岳父叶世恭的苏州燮昌火柴厂，更加兴隆，已得了“火柴大王”的称号，便亲自到上海找到了施耕尹。施氏原为上海兵工厂枪厂厂长，吴蕴初兼任汉口兵工厂的制药课课长时，两厂有来往，往来中两人有了交情，此刻便拖施耕尹出面与刘鸿生商讨合办事宜。刘鸿生也是个爱国的企业家，此刻已经有了几大企业，火柴厂是他企业的三大支柱之一，也一心要将外国火柴连同原料一道驱出中国市场，因此满口答应。于是，便由刘鸿生出资在刘鸿生购得的上海日晖港附近的一块地皮上又办起了牛皮胶厂，厂名仍叫炽昌，不过加了个“新”字。新炽昌牛皮胶厂的厂长也仍是吴蕴初。经过一段生产后，市场仍不景气，瑞典、日本火柴又大量涌入，刘鸿生的火柴厂也遭到了冲击，眼看着牛皮胶也难得持久，吴蕴初又打起了用电解食盐的方法生产盐酸烧碱的主意。可刘鸿生也没了兴趣，吴蕴初枉有技术能力，却毫无经济力量，又无相应的社会地位，只好望“盐”兴叹！
到了1921年，新炽昌牛皮胶厂又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境地，江浙的几家大火柴厂已是自顾不暇，无力购买大批的牛皮胶，刘鸿生又开办了他的第二大支柱企业——水泥厂，为此出国考察去了，对牛皮胶厂也不再过问，实际已无暇过问，吴蕴初更是无力支撑了。但他并没有失望，也没有颓废，他仍怀着极大的信心，坚持着他初下的决心，极力从生活中去寻求、探索那通往目标的路。他在严重的挫折中保持着最清醒的头脑，冷静地观察着、思索着。他从“炽昌”的氯酸钾与牛皮胶的悲惨命运联系到这一命运的成因：外货的涌入与优势。只有在质量与成本方面造出较外货都更为优良的产品，方能在市场上立住脚，也才能将外货抵制出去。外货虽然数目庞大，可终究是有数的，只要人人属意于此，今日一种，明日一种，不愁没有将其全部驱出中国市场的一天，至少它不至于如此垄断，如此霸道，可在贸易上取得起码的平等。群敌林立，择其弱，在众多的外货中哪种最弱呢？众难当前，从其易，那么在众多的外货中，哪一种又最易掌握的呢？诸利群列，择其大，那么在众多的外货中，哪一种又是最易获利又可长久获利的呢？以这几个选择标准，他很快就选中了日本的“味之素”。
“味之素”是日本原包装产品，中国人称它为“味之素”，它之所以被吴蕴初优先选中，就是因为它符合了上面所述的三个选择标准。不用说很早，就是六十岁以上的人，都会记得，日伪时期铁路沿线，大街小巷，几乎是凡为人流较大或簇居集散处都彩绘着甚为醒目的“仁丹”与“味之素”的广告。这种无所不在几乎渗透到每个角落的产品宣传，说明厂家能力强，而且生产厂家多，生产量也大，可也因此而有个弱点：一旦遭到较它物美价廉的同类产品的抵制，必如急流被阻当即积压成山，不是另寻出路，就得停产。日倭的可恶，在吴蕴初的脑海里印象最深，从明代以来的强盗式的掠夺愈来愈凶，特别是幼时那听了多次，次次为之切齿的“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他终身难忘，时时想像着他如何能像戚继光、俞大猷那样纵马摇枪，麾动铁骑去痛快淋漓地驱倭出境。如今他已经抓到了一个机会，他可以凭借自己的本事，和那些不握倭刀而是一手握枪、一手握着“味刃素”的日倭较量较量了。其次，“味之素”体小单一，便于研究，吴蕴初也有可能去研究。因为以他当时的经济能力来说，是承受不起复杂庞大的实验活动的。最后，像“味之素”这样的产品是最易得利的，因为它是人们一日三餐中很理想的调料。有钱人的山珍海味需要它，吃不起山珍海味的广大贫苦百姓也需要它，一碗素汤，一碟儿青菜，只需放上那么几粒，就似魔幻般产生了奇效，鲜美的味道既可是一种较山珍海味廉价得多的享受，又可增进食欲。几乎家家可买，餐餐可用，销量自会极大，见利自也会极快。
可是光想是不行的，总得做出来，首先是知道它是什么做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