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生早已胸有成竹，知这样只凭说很难奏效，就亮出了一个早已思谋好的方案：由他出资建立十几座烧煤的陶窑与石灰窑，供窑主们使用，他派技术人员指导。如果失败了，一切费用由他承担，绝不向窑主们索要一文；如果成功了，窑主们只承担大部分费用，条件是必须用他的煤，他也凭信用保证用煤质量。
如此便宜的事谁个不为？于是窑主们纷纷与刘鸿生举杯盟约。
回去的路上，刘吉生很担心，觉得一旦失败了，这可是几万元的大损失呀，刘鸿生却自信地笑着说：
“都是燃料嘛，煤又大优于柴，一次不行，两次，三次总会对路的！再说不舍本，怎求利，放心，白花花的银子就会来的！”
很快地打通了相应的关节，刘鸿生特携锅炉专家金芝轩带领十几名工友同行，在宜兴日夜奋战，很快地建了十几座新窑，试烧结果十分成功，窑主们自是喜出望外，甘愿实践约言，并在刘鸿生的提请下，招收一大批柴民为烧窑工，柴民们收入固定而且高了，也较打柴少了些辛苦，原本的恐惧也自然消失了，而且出于感激，也鼓吹烧用开平煤，一下子赢得了大数量、大批量的用户，销路大开，而且声望日隆，信誉日增。刘鸿生又迅即采取了几大措施，不但在上海增设煤号，而且在长江整个下游各城镇设分号，建码头，并延伸至长江三角洲的广大农村，改农村几千年烧柴为烧煤，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几年前，开平煤在上海销量甚微，别的城镇更是空白，如今不但在上海的数量剧增，沿江各城乡，销售总量也极为可观。由以往的默默无闻，一举而跃居煤炭销售首位，使同业无法望其项背。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刘鸿生当即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首先是英籍职员必然大批回国，其次是英国在华的轮船也必大批回国，更重要的是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国内民族工业必因此而大发展，用煤量自然也会大增。针对这三点，他抢先行动，一是向总公司提出要求，请得长江下游外商的销煤权，英籍职员果然很快地撤了，这一大宗销售权又归了刘鸿生。
二是英船撤离前，就预先与有关船商订了运输合同，英轮一撤，公司大量煤炭堆积在秦皇岛，急得司脱诺团团转。刘鸿生相机提出自运，并趁此压了煤价，而运费虽迅速上涨，船主也只能按原合同收，如此两下里一煞，刘鸿生就大赚了。在秦皇岛交货，每吨煤价约白银六两，每吨运费约为白银3两多不到4两，这样运到上海的每吨成本在9两到10两之间，而销价却在14两左右，这一周折，每吨凭空为刘鸿生生出了4至5两纯利，仅此一项，3年下来，就是100万两银子。
三是大力加强原煤号的销售能力，高佣金雇佣能手，广开销路，委托英商壳件洋行购下浦东董家渡沿江地皮，与人合建了董家渡堆栈，被时人称作北栈，后一直习惯地沿称。另外是极力扩大销售能力。民族工业用煤量增长极快，刘鸿生虽说挣了很多钱，可均已投入了扩建，再增建煤号已无经济能力。眼见市场需求大增，而公司又急于大量产煤无法销售，刘鸿生岂能放过这一良机？他首先“献策”，以救公司之急。原来1912年原滦州煤矿因惧于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将矿权交给了开平，自此改称开滦矿务总公司，年产煤激增至1000余万吨。大战爆发，运输失据，而北方的几个售煤处又不得力，总公司惟寄希望于他可以洽妥上海一家信誉好、资金厚，销售能力强的大煤号为总公司销煤，只是总公司得做出些优惠保证而每年订一次合同，注明煤价，一年内销价上涨，出矿价不涨；销价下跌，出矿价下跌；如果与同业竞争不利，出矿价再削。总公司急于销售又觉得这是一条可行的销路，就接受了下来。得到许诺，刘鸿生又转回头来与上海另一家大煤号义泰兴协商，说如果该号肯于接受他的七三分账（义泰兴得七，他得三）的原则，他就以这种优惠条件代义泰兴与开滦矿务总公司一年签一次合同。义泰兴的总经理杜家坤觉得这种旱涝保收稳赚不赔的买卖实在做得，也早想销售开平煤，便欣然同意了。这样一来，开滦矿务总公司不再愁积压，也得了利，义泰兴也稳赚几年好钱，可真正得实惠的还是刘鸿生，他两面得好不说，还一文投资不花，一力不费，只一年签一次合同，借财生财，干得三分红利！
这几年间，他鼓足了风帆，一刻不停地拼全力在商海中疾驶，而精力之旺盛，头脑之清醒，洞察之高超准确又少有其匹，他直接经营的煤炭销售量最多的一年高达250万吨，约占开滦矿务总公司年产量的1／4，收益年年在几十万元，最高时达100万元。10年经营，到1919年一战结束，他只有30岁时，就变成了名震上海滩的“煤炭大王”。
戴上了煤炭界的王冠，刘鸿生并不满足，他仍在鼓足风帆疾驶，不断扩大煤炭经营。1917年，他得知直隶（今河北省）临榆的柳江煤矿招股，就投了12万元，得任董事与常务董事，并在开采与经营方面提供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方案。刘鸿生虽只读一年多的大学，学识却很丰富，而且灵敏非常，干什么，全力钻什么，讲究科学，重视知识，除虚心向富有学识的人请教外，还千方百计买有关书籍，实在没有英文本的，也买其他外文本再设法请人帮助翻译，由于性灵，基础好，而又用心专一，很快便可精通。比如对煤炭，几年的工夫，随便挑出一块煤，他就能准确地指出它的名称、产地与成分。因此，他不仅是“大王”，而且是专家。对煤炭是如此，在他所经营的其他企业上，也是如此。
成了专家，再加上不断地观察，不断地动脑筋，自会开辟出新的财路。比如，当刘鸿生看到里弄间摊满了新制的煤球时，又当即触动了他的灵感。煤球是上海广大居民惟一的生活燃料，消耗量大，时间持久。刘鸿生当机立断，于1926年2月，约集了几家同行共办了一个煤球厂，采用机器制作与烘干，而且原料是使用的价格低廉的白煤粉屑。一上市，当即深受欢迎，销路很畅。因为白煤虽次，但作为燃料，还是完全可以的，而自买煤一家一户手工制作，费工费时不胜其烦不说，场地也往往成问题，这现成的煤球又省事又省心，至于几个钱的差价，人们并不多虑，因而一时间买煤粉的几乎绝迹，刘鸿生几乎垄断上海家用煤的供应市场，那一家一户忽略了几个钱的差价，纷纷购买，使刘鸿生账房里积土成山。
如今，在上海卖煤球已是司空见惯，却不知这是刘鸿生于70年前的首创。首创而无专利权，深谋远虑的刘鸿生深知总会有一天出现新的竞争对手，就预做了准备，待几年后，新的竞争者效法而起，尽管新黑煤球在质量上强过旧白煤球，可白煤球已捞足了大钱，而1929年刘鸿生新建的第二煤球厂所产的煤球，不但质量好，而且改进了外形，更便于用户使用，在市场上仍是稳拔头筹！
1929年初，一向重视各方消息的刘鸿生得知位于徐州境地的贾汪煤矿，由于连年内战，交通阻塞，更主要的是管理不善，已负债累累，料准其必将破产。同时又想起年前曾听地质学家丁文汇无意中说的一句话：
“老弟经营的开滦煤固好，可还有个贾汪矿，我是认真考察过的，无论储量还是煤质，都足以与开滦矿相抗衡，如果说开滦的是无烟煤之宝，贾汪的就是烟煤之珍！”
年前的一次无意的闲谈，年后的一则有意的听闻，便使刘鸿生下了决心。由于此时他已投资兴办了许多企业，占用了他的大部分资金，所以多方筹集，恰值贾汪抛售时，筹足了80万元，便将煤矿接到了手。
尽管刘鸿生投资的企业不断增加或扩展，但使他发家的开滦煤的营销一直没有放手，也一直保持与开滦的合同关系，因而如果经营开滦之外的煤，开滦肯定会以影响其销量相诘责甚至改变合同的。经营他投资且为常务董事的柳江煤，因是无烟煤尚可混过，可贾汪的是烟煤，那就无所遁词了。刘鸿生有刘鸿生的办法，在1930年5月2日将贾汪矿更名为“华东煤矿公司”，一切主事人名单中，根本没有刘鸿生的名字，却均由刘鸿生牢牢掌握。
3.用好人才，定赚钱财
“要创大业、办大事，首先要学会用人，用人是一门学问。”刘鸿生深深懂得，用人即是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好人有好人的用处，坏人有坏人的用处，全才有全才的用处，偏才有偏才的用处。要学会善于使用他们。”
（1）以礼待士，以利尽其才
20年代初，刘鸿生成了“煤炭大王”并着手创办其他企业，就用心搜寻一个既能理财，又广有智谋的人才，作为助手与参谋。他觉得刘备在新野有了点小小根基就渴求贤才，三顾茅庐请诸葛，如今自己的根基已然不薄，势必需要诸葛亮一类的人物来相辅佐了。可说起来易，做起来并不易。因为经过实践固然可断定是否人才，可初始的时候却很难判断，一旦将庸人当人才那损失可就大了。因此，刘鸿生在寻求的基础上认真识别有用之才。凭他的头脑精明与观察敏锐，他很快就选中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华名润泉，曾留学英、日，当时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任总会计师，是个精通法律又极擅会计的专家，而且为人机变，足智多谋。对此，刘鸿生早有耳闻，又经过一段认真地考察，认定是个理想的帮手，就决心请为己用。
第一次造访华府，尽管刘鸿生谈吐不凡，执礼甚恭，态度恳切，华润泉仍觉得他年纪太轻，根基不够太深，虽未谢绝，亦未应允。
第二次较第一次效果为佳，却仍未最后敲定。
第三次刘鸿生不仅带来了重礼，还奉上了第一个月的高薪，并重申重诺。华润泉见刘鸿生不仅态恳意诚，而且所许条件优厚，就毅然辞去收入丰厚的总会计师职务，投效了刘鸿生。
他也果不负刘鸿生的厚望，在刘氏的几大企业中起了很大作用，成了刘鸿生的第一号智囊人物，因此被时人冠以“华太师”的称号与“诸葛亮”的别号，既有“三顾”之实在先，又有“诸葛亮”之称继后，人们也自然联想到刘鸿生恰如“刘备”。刘鸿生也果有刘备的用人之能。到了1933年，由于企业逐步发展，刘氏收支日益频繁，旧账房年老已不能适应，刘鸿生就安排华润泉接替了老总管曹裕堂，以其所精通的新式会计制度当起了总账房，亦即总管家。组办保险公司、创办银行的一些具体办法就是华润泉为刘鸿生谋划的。其中挽救章华毛纺公司更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章华毛纺公司，就是刘鸿生从浦西拆来日晖织呢厂重建于浦东周家渡的原章华毛绒纺织厂，始建于1929年。到了1931年即受到了意外的、强烈的冲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毛纺织品来势汹汹，而事变又引起了灾乱相乘，购买力降低，毛纺公司困难重重，于1931年11月至1932年10月的不足一年时间内四易经理，仍是无法挽回颓势。刘鸿生毫不慌乱，而是与华润泉认真磋商后，采取了果决措施：先引咎自责，辞去了在章华的总经理一职，仅仍自任董事长；紧接着，接受华润泉的推荐，请华润泉的外甥、与中华银行关系密切的程彭年为总经理，索性又请华润泉的儿子华尔康就任襄理并兼发行业务课主任，并要华润泉出任常务董事，同时毅然割爱，砍出他的80万元股金的1／4，即20万元，交由华润泉分赠给程彭年12万，华尔康8万。
家人、亲友中大多数人甚为不解，并相继向刘鸿生道出了他们的担心：
“如此一来，岂不是把章华全交给了华家？再说又何必赠那么大的数目，值得么？”
刘鸿生笑而不答，只对他的儿子说出了心里话：
“这几年各业都不景气，我又做了招商局的局长，忙不胜忙，许多细节不及过问。章华困难重重，我不能只去顾它，还有比它重要得多的待我自理呢。既然把章华交给了程彭年，就是不想由华家左右，也得由华家左右了。再安排别人又有何用？弄不好反而易生掣肘与借口。如今全部交由华家主持，他们同心合力、尽心尽力，定会有成效的，总比管理不及，白受托累与赔损要强的。至于赠送股份嘛，那更不算什么了。倘章华的困境不改，几年后赔损的恐怕何止十万、八万？莫忘了一句古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有了他们那么多的股份能不竭尽全力地设法重振章华吗？放心吧，要不了多久，就会赚更多的钱的，他们两个分一万，我可就得三万哪，总比赔了强，总比他们多，不让人家多得利，自己怎么能得大利？”
这也正是他“也许别人赚钱”的原则的一个注脚。
果不出刘鸿生所料，事关名声与信誉，更关系着重大的切身利益，华家父子与程彭年尽心谋划，使出了周身解数。
程彭年一入章华便卖力地解决了一大难题，即资金困乏问题，是他那中华银行的关系发挥了作用。接着，就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与加强措施；建立起一套成本会计制度，以监督生产；聘了一些留学生、大学毕业生担任工程技术人员；招聘一部分有文化有经验的管理人员；深入调查市场，供其所需，如察知市场上粗呢有普遍需求的趋势，便决定当即上粗呢，迎合了需求；将工人的劳动时间从原来的每班十小时，延长至每班十二小时，即所谓“六进六出”，虽然薪水支出增多了，可赚的仍是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