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倾资办学，大力培养实业人才
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技术和专业技术人员，张謇曾用重金聘请外国技师和技工，给予他们优厚待遇，可他们多方勒索，盛气凌人，并用技术卡人。这使张謇认识到缺乏自己的技术人才必受制于人，从而更坚定了他固有的办学育人的决心，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与此同时，经过戊戌、辛丑两次革新尝试的失败，张謇对朝廷和东南各省督抚都颇感失望，因此转而专心致力于经营通海地区，以期通过“地方自治”来实现自己的革新方案，建立一个“新新世界”，并逐步向全国推广。要建设他理想中的“新新世界”，自然需要知识、需要技术、需要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所以办学成了张謇发展实业之外的主要任务。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在起草《变法平议》时，张謇亦全力劝说刘坤一兴办新式学校，并为刘拟订了初、高等两级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刘此时暮气已重，没有率先兴办师范学校的决心。张謇大失所望，便回到南通自行创办师范学校。
张謇在南通选定校址后，开工建校，经过7个月的筹备和施工，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正式举行通州师范学校开学典礼。该校属于中级师范性质，但老师和学生的程度都比较高，最初聘请的教员中有著名学者王国维等人，学生则是原来的各类生员。此时废除科举已是大势所趋，所以许多读书人纷纷转入新式学堂。张謇对于学习年限、课程设置、学生的住宿与伙食等，都一一亲自过问。在他的精心规划和有效领导下，通州师范学校发展很快，学生由几十人迅速增加，在原有的师范学科课程如修身、历史、地理、算术、理化等基础上，又增设了农、工、蚕桑、土木、测绘等实用学科，并附设了实验小学，规模愈加趋于完备。这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师范学堂。在同一时期，张謇还兴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这在当时也是开新风的大事。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謇又设立了“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南通一带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且陆续兴建一批幼稚园、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职业学校中以纺织、农业和医校较有名气，后来三校扩充为专科，进而合并为南通大学。张謇办专业学校时，往往先附设于师范学校，逐渐发展成专科，再独立出来，这就创出了一条由小到大兴办教育的路子。由张謇创办或资助的学校还有吴淞商船学校、铁路学校、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龙门师范、扬州两淮高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此外，张謇还为拟议中的工科大学、南洋大学进行了多方筹划设计。
为了辅助学校教育，张謇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謇到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参观了日本的博览会和博物馆，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便倡议创办博物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隔河相对的一片荒地上动工兴建博物苑，分南馆和北馆，还有测候室，即气象观测站。建成后，张謇自任总理，还把自家所藏文物交给博物苑收藏，以供大家观赏。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博物苑藏品达到3000余件，价值不下50万元。张謇把南通博物苑看成是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补充，所以将它附属于通州师范学校。这一举措对开阔学生视野，扩大学生知识面极为有利。
6.辞去两任总长，实业走向巅峰
1898年，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否决了光绪皇帝及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可是，1900年遭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而逃到西安的慈禧小朝廷，为笼络人心，竟于1901年1月发布诏谕，宣布变法。
听到变法的诏告，张謇那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为之一振，他积极地投入变法，特别热心于君主立宪运动。从1901年3月到1910年5月，他数次上书朝廷，呼吁立宪并发起组织速设国会请愿团。鉴于张謇的积极奔走和他在社会上的声誉，他先后担任过民办的“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官办的江苏咨议局议长，不知疲倦地为民主与立宪奔忙。
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大清政府突然给张謇加官晋爵。
1903年9月7日，大清朝廷设立商部。1904年4月16日，光绪皇帝下诏：“张謇著赏加三品衔，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
自1894年10月张謇离京回乡之后，朝廷授予的官衔他是辞而不领的，但这次他接受了。张謇受命之后，首先支持江浙财团及民众从外国资本手中收回铁路主权，并发起筑路权运动，同时亲自筹款经营从海州（现连云港）至河南省的铁路线。接着，他协助两江总督端方筹办南洋劝业会（博览会）。
在经济政策特别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上，张謇是自有主张的，在他看来，俄国与日本有亡我之心，而美国从不吞并中国土地。特别是1908年5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退还中国的部分“庚子赔款”以发展中国文化事业，更引起张謇的好感。所以，他极力主张与美国商界合作。
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在江宁开幕。张謇趁美国商团来华之机，与美商频频接触。美商亦很愿意与中国合作，双方达成关于银行、造船、垦殖、互惠、互访、举办展览等多项协议。也许张謇对垦殖特别有兴致，抑或出于抵制日、俄的考虑，在这多个协议中，张謇立即落实的就是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的农牧开发问题。1911年6月，他亲自带有关人员赴东三省实地考察。
但是突然而至的1911年辛亥革命，定格了张謇的立宪运动以及与美商的合作活动。
作为新兴资产者的张謇，接受了辛亥革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聘请张謇出任实业总长，位列临时政府九大总长之一。
临时政府一成立，就面临财政十分拮据的困境，为缓解财政困难，孙中山、黄兴通过盛宣怀向一家日本公司出让了汉冶萍公司50%的股权，条件是日方向临时政府提供500万元借款，但附带后果却是日本获得了中国出让企业的优先购买权。然而，这件涉及实业的事，并未与实业总长张謇商量。
张謇早在为创办大生纱厂谋股时，就知道盛宣怀此人不可信，同时他又时时警惕着日本的侵华野心，所以，于上海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立即致电孙中山与黄兴，说日本别有用心，盛宣怀尤不可信，要考虑后果。然而，孙、黄未采纳张謇建议。这一下惹恼了张謇，他于1912年2月12日愤然向孙中山发电辞职，电文称：“汉冶萍曾一再牍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自任实业总长，事前不能参与，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充国务，谨自动辞职，本日即归乡里。”
张謇牢骚满腹，任凭孙中山再三挽留，并表示愿意废除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草约，但他去意果决。
辛亥革命后，中国存在南北两个政府，一个是北京的满清皇朝政府，一个是南京的共和临时政府。张謇30年前的故交袁世凯，这时正执掌北京满清政府的内阁大权。在南北政府议和中，张謇是期盼由袁氏实行统一的，而且，他明里暗里已为袁氏做了不少工作。
十分巧合的是，1912年2月12日，张謇提出辞呈的那一天，袁世凯在北京逼迫宣统皇帝正式退位。孙中山有言在先，只要结束帝制，他就辞去临时大总统。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北议和成功，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3年9月11日，张謇被袁世凯任命为工商兼农林总长，成为“名流内阁”九大总长之一。
在农商总长任上，张謇在工业、农业、商务、治河、利用外资以及实业立法等方面多有作为。但是，当他越来越看出袁世凯有称帝复辟野心的时候，于袁氏1915年12月12日上演洪宪帝制之前的半年时间，他坚辞了农商总长之职，回归乡里，继续经营他心爱的大生集团。
张謇回到南通后，集中精力于发展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他的主要企业大生纱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几年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欧战而无暇东顾和战后重建时期，各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和在中国设厂都大大减少，棉纱也自不例外，所以大生纱厂能趁此空隙飞快发展起来。到1921年为止，大生一厂的资本增加到250万两，历年纯利总额累增至500余万两；两厂合计，资本共为369万余两，历年纯利累增总共为1660多万两，其中的2／3以上是欧战期间获得的。1919年，大生一、二两厂的纯利竟分别占资本的106.08%和113.02%，可谓创纪录的赢利，在当时的民族资本企业中不仅是空前的，也可以说是绝后的。对张謇个人来说，巨额赢利给他带来了丰厚收入，除股息以外，每年所获红奖超过10万两。
源源而来的大量利润，激发了张謇扩张实业的热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之时，张謇就在海门常乐镇开始创建大生三厂，并且还拟订了建立大生四厂到九厂的庞大计划。六厂于1919年开始筹建，但不久流产。八厂则于1920年开始筹建。到1924年大生一、二、三、八4个厂，资本总额共达770余万两，纱锭共15万枚，布机共1500多台，在当时的民族纱厂中是名列前茅的。
围绕纺织工业这个中心，张謇还相应地扩充了其他一些实业。在原来通海实业公司的十几个企业单位基础上，他特别着重兴办和扩充金融业及交通运输业，为了适应大生企业扩充的资金需要，1919年创建起淮海银行，行长为张謇的独生子张孝若。该行总揽了南通金融大权，在上海及江苏各大城市均设有分行。为了适应大生资本集团的运输需要，张謇陆续筹建了大达轮船公司、中比轮船公司、大储栈等几个单位，大达公司的轮船航行于沪扬、沪海两条航线上。另外，张謇还创办或协助创办了大昌纸厂、通燧火柴厂和许多服务性的企业单位，如南通俱乐部、有斐馆、桃之华等旅馆、浴室、饭店联合企业，遂生堂、延生堂等药店，以及沁生冰房、南通绣织局、天生港大包结绳厂、大达公碾米厂、通成纸厂、玻璃制品工厂等等。
张謇的盐垦企业系统也有很大发展。由于通海垦牧公司在1910年以后垦成的熟地增多，收益较大，加之大生各厂对于棉花的需要量日益扩大，所以张謇从1913年开始又连续兴办了一系列盐垦公司。到1920年为止，先后成立了大有晋、大豫、大赉、中孚、遂济、通遂、大丰、大祜、通兴、大纲、阜余、合德、华成、新南、新通等公司，地涉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张謇等人在这些公司投入资本达2100多万元，占地总面积达455万亩，已垦土地面积70万亩之多。
1920年前后，张謇的经济事业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他身兼南通实业、纺织、盐垦总管理处总理，大生第一、二纺织公司董事长，通海、新南、华成、新通等盐垦公司董事长，大达轮船公司总理，南通电厂筹备主任，淮海银行董事长，交通银行总理，中国银行董事，大生第三纺织公司董事长等各种要职，可谓既富且贵，被人称作实业大王、山中宰相、执东南之牛耳的企业家。据统计，此时张謇所经营的各企业的总资本约为3400万元。
张謇的经济事业之所以在1920年前后达到发展的顶峰，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客观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美列强减少了对中国的棉纱倾销，日本、印度因正大力发展织布业也相应减少棉纱的外销量，从而使中国民族棉纺织业扩大了国内市场，增加了发展余地。棉纺织业普遍繁荣，大生纱厂则更加兴盛。大生厂处在比较偏僻的南通，不像上海中国纱厂那样直接遭到洋纱的排挤和打击，同时它仍保持着传统的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且工人工资较低，这样不仅对洋纱具有较大的对抗力量，对上海中国纱厂也常能在竞争中占优势。大生纱厂利润源源而来，为张謇提供了投入其他企业的资本，使得他的整个企业系统迅速膨胀起来。主观上，张謇上升的政治地位以及赫赫声望，非常有利于他的企业经营。辛亥革命后，张謇政治地位的一步步提高，使他得以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的企业谋利，如创设大生三厂时，他就以农商总长之便与英国公使商定向英好华特厂订购纱锭和引擎，并委托汇丰银行代办国外汇款；辞去农商总长职位前夕，他还曾以南通教育、慈善、公益名义，一次就向北洋政府请领了15万亩荒地。张謇弃官不做，一心致力于家乡建设，这使他颇受时人好评，声誉极佳。这样，无论他办什么企业，总有人响应，并帮他安排和筹划。他以往的经历与政治势力使江苏地方政府也不敢轻易为难他，南通就更是他独有的天下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张謇发展企业的有利条件，所以他在工商角逐场上能够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