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謇事略：不恋当官恋实业
张謇是中国清末的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首脑人物。字季直，号啬庵。1853年7月1日生于江苏南通，1926年8月24日卒于同地。1894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新败，张謇鉴于当时政治革新无望，决心投身兴办实业和教育。1896年，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其后陆续创办许多重要企业，并创设淮海实业银行，形成以张謇为首的大生资本集团，其鼎盛时期的总资本约为三四千万元。张謇在经营实业的同时，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经营实业所获盈余之一部和劝募所得，在本地先后创办通州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和十余所职业学校以及图书馆、剧场、医院等。在外地，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水产专门学校、中国公学、复旦学院、南京高等师范等。因创办实业、教育卓著成效而名噪东南，清末曾任中央教育会会长，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张謇发动各省咨议局代表进京联合请愿，要求召开国会。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被任为实业总长，未就职。1913年，出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因不满袁世凯公然恢复帝制，辞职南归。返乡后继续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由于连年混战、外商对华倾销，大生资本集团各企业负债累累。1925年7月，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被债权人上海、金城等银行接管。张謇著有《张季子九录》、《柳西草堂日记》和《啬翁自订年谱》等。
毛泽东主席说：“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我们不要忘记四个人……轻纺工业不要忘记张謇。”
2.科考屡受挫，无心插柳中状元
清朝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1日），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后来，竟会中了状元。但他没有像历代高中的学子那样进入封建官僚机构去做官，终老于官场，而是视官爵如过眼烟云，另外开辟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把全部精力用在创办新式实业与社会教育上，成为人人敬仰的状元商人。
张謇从小即入私塾读书，10岁时已经熟读四书、五经，13岁时居然能“制艺成篇”了。读书之余，也在家中干些农活和杂活，体验了稼穑之艰难，这一历练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着不小的影响。
同治七年（1868年），15岁的张謇开始进入科举考场。经过发愤准备，终考中秀才。此后家道中落，负债颇多，在窘困的境况中张謇仍读书不辍，学业有很大长进，并开始受到地方上层人士的注意。同治十三年（1874年），21岁的张謇离家谋生，到南京给江宁发审局委员孙云锦当书记，从而开始了他的游幕生涯。在南京，由于公务不多，张謇有余暇遍访名流耆宿，领受教诲，学问和社会经验都更上一层楼，为他后来的进一步上升打下了良好基础。光绪二年（1876年），张謇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为吴办理公文。在此期间，他继续读书求学，与师友酬应唱和，并多次参加科试、会考和乡试，成绩虽很优异，但乡试仍未能获捷，迟迟中不了举人。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趁机派军舰干涉朝鲜内政，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出兵援朝，以抗日本。清政府遂派吴长庆率军入朝，张謇随同赴朝，帮助吴于军前筹划，参与了庆军历次重大决策。因办事干练，镇静应对，张謇多次受到朝鲜国王和吴长庆的赞誉。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吴长庆奉调回国，不久病逝，张謇为之料理完后事后，离开庆军，回到家乡。
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謇再次进入科场，在京师参加了顺天乡试，结果以第二名录取，终于当上了举人。由于他是南方人中在“北榜”（指顺天会试）名次最靠前者，按习惯被称作“南元”，名声很是显赫，成为不少达官贵人着意延揽的对象。此后，张謇又陆续参加多次科考，但始终不顺，屡屡名落孙山。从同治七年（1868年）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总共25年间，他历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多次，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达120天之多。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自然使张謇灰心丧气，并且对空洞陈腐的八股制艺感到厌倦。
张謇在考场上虽然连年受挫，但这些年里他也不是毫无收获，与南派清流官僚的结合，便使他获取了另一处进取的机缘。作为曾入吴长庆幕的后起之秀，张謇很为南派清流们看重，认为他的品格与才识足以成大业，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尤为赏识他。清流们利用手中有限的主试录取权力，曾数次欲暗中帮助张謇取中进士，但都没有成功。与清流们的相交，使张謇进一步卷入政治派系斗争的漩涡。
在应考的这些年里，张謇还“经营乡里”，为家乡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他先是下气力办理通海花布减捐事宜。通州、海门一带盛产棉花，手工棉纺织业与棉布商业已有相当发展，但封建政府对棉布所征的苛捐杂税却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张謇由于家庭经商的原因，与家乡商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也深知过重厘捐对商人的危害，于是他联络各处棉布商人，请求政府减少厘金征收数额。不过，令张謇失望的是，频繁的减捐活动未能取得实际成效。此后他又开始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事业。南通一带农家本无养蚕习惯，张謇就带头育蚕，并号召乡人也植桑育蚕，但民间反应极为冷淡。张謇于是又转而仿照西法集资兴办公司，以购桑育蚕。这个办法本来可行，但因缺乏资金，结果仅买来几千棵桑苗散卖给乡人种植。张謇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苦心提倡种桑养蚕，但都不见成效，原因是南通一带手工缫丝业很不发达，新茧上市很少有人收购，形成“丝不成市”的冷落局面。如果运到上海、苏州贩卖，沿途又要受到重重厘卡的盘剥，最终大都会蚀本。这样，农家自然是不愿种桑养蚕了。张謇认识到这又是厘捐造成的恶果，如果不是厘卡层层盘剥，发展蚕桑业是会给家乡带来富源的。于是他便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邀集一批人，吁请两江总督免除丝捐10年以兴蚕利。经过不少波折，总算达到了目的。随后他又劝说州县官就地招商开行收茧。生丝本来是当时出口货物之大宗，南通一带蚕茧业经免捐设行，争相收购，极大地刺激了该业的发展，形成一股小小的兴办蚕桑热潮。不幸的是，正在蚕业大兴之际，封建官府又见利眼红，推翻了免捐成案，要丝商补交历年已免除的丝捐，丝商由此受到较大的损失，进而把损失转嫁到蚕农身上，严重损伤了农民养蚕的积极性。这样，张謇发展蚕业以富家乡的实践又失败了，使他受到很大的打击。
经济活动的失败，虽使张謇心灰意冷，但他也有意外收获，即通过这些活动，与当地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些中小地主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成了他日后创办大生纱厂的主要支持者和社会基础。
除经济活动外，张謇仍未脱书生本色，在应考之余，曾先后主持过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和瀛洲书院，并兼修县志，还致力于学术著述，先后写成《释书谱》、《说文或从体例错》、《蜀先主论》、《赣榆释》等。此时的张謇已有了更多的经世致用思想并把志趣集注于实际事务中，所以未从事非常系统的学术研究。
光绪二十年（1894年），适逢慈禧太后60寿辰，特地举行了一次“恩科会试”。此时张謇已对科考得中毫无信心，但迫于父命只得进京赶考。他本来怀着无可无不可的心绪随意应付，却不料礼部会试竟然取中第六十名贡士，随后在礼部复试中又取中一等第十名，这就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殿试之后，由于翁同和的大力推荐，张謇被取为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状元及第是科举士人最高的荣誉，张謇曾苦读多年求取不到，在不惑之年已无意于此，却偏偏高中状元，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状元后，张謇依循例被授为翰林院修撰。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清政府内部帝后两党矛盾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派拥戴光绪皇帝，大发主战议论，强烈抨击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借以冲击后党与主和派，想为徒有“亲政”虚名的光绪帝争取一些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早在家乡时即与清流派接近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时因政见相同就更结合紧密了。所以他很快成为清流派帝党中的佼佼者，并时常通过翁同和向皇帝转达自己的主张，实则已是清流派的决策人之一。
正当清廷内部帝后两党主战主和之争极为激烈的时候，张謇突然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只得循例离职回籍守制。他匆匆离开政争纷纭的北京，回到家乡。
3.图实业救国，创办大生纱厂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乃至亡国的巨大灾难。面对此种结局，爱国志士不甘忍受，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一场爱国救亡和维新变法的浪潮，并强烈要求独立发展民族工业，以为国家自强之基础。在此潮流的影响下，张謇也被激发起来，开始思索新的救国之路，并逐渐形成“实业救国”的思想。
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他认为，《马关条约》准许外国资本在中国内部设厂，将使中国经济面临更深的危机，外国对中国经济侵略的重心将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为此，中国应尽快讲求商务、工艺，各省应建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抵制外国设厂和洋货倾销。民族危机的刺激，中外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使这个已踏上士大夫之途的状元，把注意力转向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上，提出了“中国须兴实业，其责须士大夫先之”的主张。在民族工业和民族商业的关系方面，张謇认为应该把工业放在首位。他说：“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就必须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张謇对此有很深的认识。他主张各省应广设学堂，延聘外洋教师讲授西方各类有助于近代化的专门课程，并强调不仅要“培之于先”，更要注意“用之于后”，充分发挥培养出来的新式人才的作用。对教育与实业的关系，张謇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实业需要人才，人才出于学校。但兴办学校需要经费，这又不得不仰仗于实业，所以张謇觉得自己的救国宏图还是得从实业入手。正因为有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和具体打算，已脱离封建士大夫窠臼的张謇便想把它付诸实践，于是他开始踏上创办实业的艰难历程，创造了状元办厂的奇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底，总理衙门奏请谕令各省设立商务局，其具体方案与张謇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有关建议相近，即想以此“维护华商，渐收权利”。其原则是：“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以联其情”。首先奉命设立商务局的，正是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之洞。光绪二十二年（1898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在南通设立商务局，让张謇带头开家乡兴办近代工商业之风气。
张謇已有投资办企业的打算，历史又偏偏在这时候为他创造了契机，所以他乘设商务局之良机，办起了大生纱厂。张謇选择纱厂作为其实业建设的突破口，并非偶然，乃是因为南通地区的地理位置、土壤、温度、降雨量、霜期都很适宜种植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质地洁白并富有弹性，素以“沙花”著称。本地手工棉纺织业也很发达，“通州大布”历来都畅销于东北市场。随着棉纱织业的持续发展，对机纱的需求量日益增长。这些条件都很有利于张謇创办纱厂。另外，张謇与当地花、布商人早就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兴办纱厂颇得地利人和之便。除了这些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促使张謇办纱厂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出于抵御外国经济侵略的考虑。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比以往更加疯狂，在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国商品中，洋纱所占比重最大。棉纺织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部门之一，民族资本主义自然首先要在这个部门奋起同洋商竞争。具有一腔爱国热血的张謇当然也不甘人后，要在这个最具挑战性的部门一显身手，以实际行动抵制洋货的倾销。
大生纱厂最初定为“官招商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起，张謇开始“招商”。经过两个多月的“招商”活动，他邀集了本地花布商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绅商郭勋、樊芬、潘华茂等6人认办，这便是大生纱厂初期的所谓“通沪六董”。他们反复磋商后，确定了大生纱厂为商办，预计招股60万两，先办纱机2万锭。股票仿照西法，以100两为一股，共计6000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