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诸侯国政策上的宽容，使得一些诸侯王又骄奢淫逸起来。他们在封国中，无视朝廷法律，有的杀人抢掠财物，有的奸淫妇女，荒淫乱伦，有的甚至谋害朝廷派去执政的国相，采取种种手段，与朝廷暗中对抗。如胶西王刘端为人狠毒狡诈阴险，多次触犯朝廷法律。朝廷派人调查他的情况，他便暗中派人调查执法大臣的罪状，抓住把柄，有罪的向朝廷汇报，无罪的就下药毒死，这样伤害了许多朝廷的命官。赵王刘彭祖，表面恭谦有礼，而内怀歹毒。每逢朝廷派来国相，他都穿着粗布衣服亲自去迎接。在谈话时他故意设下圈套，引诱国相说些犯忌讳的话，若稍有失言，便偷偷记下来，进行要挟，使国相乖乖受制，如不听从，便上书告发，进行诬陷。刘彭祖为王60余年，皇上派来的国相没有能任满二年的，都因罪被罢免。严重的受诛，轻的受刑。因此，大臣谁都不敢去赵国任相治事，他便独专国权。
“推恩令”缩小封地
诸侯王的不法行径，不仅激化了封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直接破坏了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武帝在对匈奴作战的繁忙国事中，不得不分神考虑如何妥善处理日渐发展的封国势力。
新受武帝宠幸的侍从之臣中大夫主父偃，猜透了武帝的心思。一天，向武帝奏道：“陛下，如今诸侯之势日有所增，臣以为实非社稷之福！”主父偃的话语出惊人，正中武帝下怀。武帝点了点头，让他说下去。主父偃接着说：“古代的时候，诸侯的封国方圆不过百里，朝廷强，封国弱，所以容易控制。现在，诸侯王有的连城数十座，封地方圆千里。朝廷对他们的约束宽缓，他们就骄横奢侈，荒淫作乱；对他们约束稍稍一严，他们就会凭借自己的强大而联合起来反抗朝廷；如果以法削割他们的封地，他们就会萌发反叛的念头，发生像吴、楚七国之乱那样的事情。”说到这里，主父偃略略停顿了一下，他要看看武帝的反应。
“那么大夫对此有何高见呢？”武帝急切地问。
主父偃胸有成竹地说：“臣以为可行推恩之策。现在诸侯王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人，而只有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的人虽然也都是诸侯王的亲生骨肉，却不能享到一尺的封地，这就使得仁孝之道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陛下可下诏给诸侯王，允许把朝廷给他们的恩惠推及到其他子弟的身上，用本国的封地立众子弟为侯。这样，得到土地和爵位的人，个个都会高兴，感谢皇上的恩德。皇上广泛推恩，诸侯国的领地越分越小，势力也就自然衰弱。如此，还用朝廷强力去削夺吗？臣不敏，愿陛下采择施行！”
汉武帝听了，连称妙策。夸奖道：“大夫确实不负朕的信重！”
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策”，暗示梁王刘襄、城阳王刘延先做出个表率。元朔二年（前127年）正月，二王上书，奏请愿将部分属邑分与其弟。武帝立即批准，并下诏说：“诸侯王中有人想推广自己所享受的恩惠，分封领地给众子弟者，可一一奏报，朕将亲自给他们确定封邑的名号。”于是，各诸侯王纷纷报呈，请求推恩。从元朔二年（前127年）至征和二年（前91年），武帝共“推恩”分封王子侯178人。有的诸侯王国最多分封为33个侯国，一般的也都是分封为10余个侯国。这些新分封的侯国，由朝廷定封号，归属于各郡统辖。武帝后期，朝廷直辖的郡由汉初的15个扩展到80余个。昔日诸侯王国“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汉武帝贯彻生父偃提出的“推恩策”，是非常厉害的一招。一方面，那些势力强大的诸侯王被削弱了，他们再也无力和中央对抗；另一方面，那些由贯彻“推恩令”分得了土地的王子侯们，对武帝十分感激，一箭双雕，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对加强中央集权有利，十分符合武帝的心意。
谋反者予以一网打尽
正当“推恩令”顺利执行的时候，发生了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的事件。
刘安和刘赐是亲兄弟，是武帝的堂叔。刘安本是个喜欢读书、弹琴的人，聪明好学，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文学造诣很高，连武帝也很钦佩。《汉书》说武帝让他写解释《离骚》的《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也就是一天就完成了。武帝在给刘安写信时总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写完之后还要请大文豪司马相如润色一番，以便在叔父面前表现自己的才华。
但刘安是个有野心的人。他招揽宾客数千，这些宾客有的是学问家，也有许多轻浮之辈，他们常常怂恿刘安的野心。建元六年（前135），天上出现大彗星，就有几个术士对刘安说：“孝景之时，吴楚起兵，天上曾经出现彗星，星长不过几尺，但血流千里。这次彗星大多了，横贯天际，恐怕要有更大的战乱啦！”
刘安想，武帝这时还没有儿子，一旦大乱，天下诸侯都起来争夺皇位，谁当皇帝就要看实力了。于是他暗暗积蓄人力、物力、财力，修治兵器，派自己的女儿刘陵到长安去结交、收买武帝近臣，探听消息，随时准备起兵。
淮南王的密谋活动不久便走露了风声。一天，淮南王宫的禁卫官雷被与太子刘迁比剑，伤着了刘迁。刘安为此斥责雷被，并把他撤职。雷被便潜逃到长安，向武帝告发淮南王要谋反。
刘安还做好了登基后用的皇帝之玺，以及丞相、御史大夫、文武百官之印，还制定了起兵反叛的计划。对这一切，武帝都派人了解得清清楚楚。元狩元年（前122），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武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派廷尉的属官率兵包围了淮南王宫，刘安、及其同党被一网打尽。刘赐与刘安有勾结，这次也一块儿被捕了。结果是，刘安、刘赐二人自杀，两位王后、太子及参加谋反的人，都被处死，那些与刘安有过交往的人，也都被判死刑。
为了进一步削弱诸侯王，武帝又制定了“附益之法”，禁止诸侯王交结宾客，限制诸侯王的活动，仅让他们得到“衣食租税”，不许他们参与政事。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为祭祀宗庙，规定诸侯国必须奉献助祭的“酎（zhoòu）金”，又以所献酎金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废掉了106个列侯。武帝还制定“左官之律”，把那些到诸侯王那里去做官的人称为“左官”，“左官”是被歧视的，他们再也不能到中央政府去当官。
2.重商兴利，发展经济
在经济上，汉武帝一方面继续采取汉初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另一方面在财政方面采取许多新举措，加强中央对全国经济的控制。
武帝时期，因经常对匈奴用兵，致使国库严重空虚，因此曾实行过纳粟拜爵、“算缗”等经济政策。但是，武帝深知靠卖官鬻爵、实行算缗、告缗，只能暂时应付财政危机，要想从根本上富国强兵，还必须采取发展经济的有力措施。重商兴利、发展经济就是汉武帝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的重点。
重用商人，搞活经济
武帝懂得要扭转经济危机的严峻局势，敛聚财富，兴业富国，靠那些只会读孔孟之书，谈天下之道的儒生是不顶用的，必须充分发挥那些懂得经营之道的富商大贾的作用。元狩三年（前120年），大农令郑当时向武帝推荐盐商东郭咸阳和孔仅二人。东郭咸阳是齐地的大盐商，孔仅是南阳的大冶铁商。二人都是“致产累千金”全国知名的大商人。武帝任命二人为大农丞，总领全国的盐铁事务。武帝又命侍中桑弘羊主持计算，协助东郭咸阳和孔仅共行理财之事。汉初以来，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法律制度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东郭咸阳等人的任用，从此打破了商人不得为官的禁令。这是汉王朝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
桑弘羊是洛阳人，景帝四年（前153年）生于一个富商之家。13岁时入宫为侍中，一直在武帝身边，参与国家大事的谋划。桑弘羊精于计算，善于筹划经济。武帝任命他为东郭咸阳、孔仅二人的助手，正是发挥了他的长处。这一年他34岁。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三人，尤其是桑弘羊为武帝中期以后汉王朝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统一货币，稳定市场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混乱，严重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统一。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汉文帝五年（前175年），又取消了不准私人铸钱的禁令，各级官府和私人都可以随意铸造钱币。在市场先后流通的钱币，种类繁多，有高祖年间铸造的“榆荚钱”、有吕后二年（前186年）改行的“八铢钱”、吕后六年（前182年）又通行的“五分钱”、文帝五年（前175年）新铸的“四铢钱”等等。这些频繁更改的货币，都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统一于新币，实际上是各类货币都在流通。由于各种货币轻重不一，需要互相换算，使用起来，混乱而又不方便。这些货币的铸造，既不统一，大小轻重也不一致。一些豪强和大商人，为了牟取暴利，铸造时常常是偷减钱币的重量，铸钱的重量严重不足。如文帝时的“四铢钱”，最轻的钱币才达法定重量的百分之十三。流通时只好用天平称量。因为钱币的重量不够，一百钱还要加上若干钱。钱币的质量也严重不纯，铜内常常夹杂着铅、铁等其他金属。这些劣质钱的大量铸造和使用，导致了物价飞涨，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经济生活。
自由铸钱，不仅使国家经济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助长了封国、豪强割据势力的发展。如“七国之乱”的祸首吴王刘濞，就是以冶铜铸钱、煮海为盐等积累了大批财富而发动叛乱的。
景帝中六年（前144年），认识到了自由铸钱危害的景帝，下诏禁止私人铸钱，收铸钱权于各个郡国，私自铸钱者处以死刑。
武帝即位后，为了整顿财政，曾在建元元年（前140年）改铸三铢钱。建元五年（前136年），废三铢钱，重铸半两钱（实重四铢），但是盗铸之风仍然愈演愈烈，盗铸的钱愈来愈轻。物价居高不下。
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接受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决心对货币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制造了三种货币：第一种是白金币、由银、锡铸成。币分三品：上品重八两，圆形龙纹，面值三千钱；中品重六两，方形马纹，面值五百钱；下品重四两，椭圆形龟纹，面值三百钱；第二种是铜币，取消半两钱，改铸为三铢钱；第三种是皮币，用御苑中的白鹿皮制成。每个皮币长宽一尺，缘上绣五彩花纹，面值40万钱。皮币不在民间流通，它是用于诸侯王朝觐皇帝时垫璧的托衬。还规定，盗铸钱者处以死刑。但这次币制改革，由于币制不合理，钱的质量不好，盗铸的人仍然很多，特别是白金币的面值远远超过本身的实际价值，盗铸者更多。盗铸者不仅有商贾，还有地方官、甚至列侯。吏民犯私铸钱币罪判为死刑者达数十万之多。最后不得不允许赎罪或赦免。元狩五年（前118年），因三铢钱太轻，令郡国改铸五铢钱，再次废止三铢钱，元鼎二年（前115年），又废止了白金币。同年，武帝又令京师铸赤仄钱，一枚赤仄钱相当五枚五铢钱。赤仄钱集中于京师的钟官制造，造币权趋于统一。但由于一枚赤仄钱相当五枚五铢钱，使藏钱、用钱者一下子遭受贬值几倍的损失，因而受到抵制。加之屡屡盗铸不止，所以仅用两年也废止了。
武帝总结百余年货币改制的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要真正禁止盗铸货币，保证货币的质量，确保货币的正常流通，必须完全由中央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采纳大农丞桑弘羊的建议，下令：第一，取消郡国铸币的权力，由中央政府指定上林苑水衡都尉所辖的钟官、技巧、辨铜三官分别掌管鼓铸、刻范和原料，统一铸造货币；第二，新铸造的货币重五铢，文曰五铢，“重如其文”。因为五铢钱是由上林三官所铸，所以称为“上林钱”或“三官钱”。三官钱是全国惟一合法流通的货币。非三官钱不得流通。第三，郡国所有的旧币一律作废销毁，将铸钱的铜输入三官。
这次货币改革，一是把铸钱的原料集中控制在中央，使私铸币者得不到铸钱的原料；二是由中央统一铸造，技术高、质量好，不易仿盗：三是货币“重如其文”，使盗铸者无利可图。因此，这次币制改革获得了成功，终于取得了对富商大贾、豪强等私铸钱币斗争的胜利。货币的统一、货币的稳定，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力量，加强了中央集权。武帝所铸的五铢钱，一直流通到隋王朝，700年不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