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历史故事精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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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文韬武略的故事(6)

稳定南方封二王

朝贺完毕,刘邦便颁诏大赦天下,追奠先妣刘氏为昭灵夫人,又立王后吕氏为皇后,立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接着发布了一系列的诏书,以指挥和调度各级地方政权、朝廷各部门各项事务的运行。

刘邦所发布的第一个诏书是封吴芮和无诸为王:“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故粤王无诸世奉粤祖,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无诸身率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登基伊始,刘邦并没有首先封赏他最亲近的功臣宿将,而是对与他关系较疏远、且并无特殊功劳的故衡山王吴芮和故粤王无诸进行册封,这样做表面上似乎出人意料,实际上有他的深意。换言之,他追求的便是一种别样的效果。

刘邦封赐吴芮和无诸二王大有深意。吴芮原为秦王朝的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令,这是长江中游彭蠡泽畔一个偏僻小县。他为官不太扰民,颇有些政绩,因而被当地百姓誉称为“番君”。秦末农民战争的烽火燃起时,流落江上“为盗”的英布前来归附。吴芮看出英布并非等闲之辈,就把女儿嫁给他,并带领当地的越族人毅然投入起义,北上开赴反秦前线。

公元前207年刘邦率军攻取南阳时,吴芮的部将梅错率兵参战,协助攻取渐、丽等地。后来,吴芮追随项羽,率百越之众同项羽一起人关。项羽起初也承认吴芮参与反秦的功劳,因而在大分封时赐予他衡山王的名号,以邾(今湖北黄冈)为都城,是项羽分封的十八个诸侯王之一。但不久项羽出尔反尔,又削夺了吴芮的爵位与封土,将之降为番君。正缘于此,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以其参加反秦起义有功为由,很快改封他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

无诸是春秋晚期称雄东南的越王勾践的后裔,承袭为王。秦统一中国以后无诸王位被废,原统治地被秦朝设为闽中郡(今浙江南部和福建一带)。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无诸认为复国的时机已到,遂追随番阳令吴芮参加了起义军。但项羽入关实行大分封时却没有赐予无诸任何爵位和封土,无诸自有无可言喻的愤怒与不平,因而在楚汉战争中倒向汉军阵营。及至战争结束,刘邦按其承袭传统封他为闽越王,以闽中郡为封地,以东治(今福建福州市)为都城,作为对他参加反楚战争的酬赏。

刘邦此举确为英明的决断。吴芮长期为官于江南,口碑甚佳,为了稳定江南地区政治的稳定,自然以封他为王于此地最为合适。同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吴芮本人在政治与军事上并无卓越才干,所统辖的军事力量又很弱小,封为长沙王,既是治理该地的合适人选,又可作为汉朝与宣布独立的南越王赵佗之间的缓冲。当时的江南虽然地域广阔,气候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但人口却很稀少,有待于逐步的开发,在经济文化均较落后的情况下,吴芮名义上虽领有五郡,实际上只有长沙和豫章二郡,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尚在南越王赵佗的统治下。吴芮既无能力收复象郡、桂林和南海三郡,也根本无法形成威胁汉朝中央的力量,所以做了长沙王以后,吴芮对汉朝中央惟命是从,不敢有半点的倨傲失礼之处,这样就保持了长沙地区政治上的稳定。及至刘邦按照既定方针,削平异姓诸侯王的时候,只有长沙王及后裔得以世享其禄,保住了爵位与封土。

因为无诸是粤人,又是勾践后人,因而在闽越地区的少数民族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刘邦同时封无诸于故地为王,这就使他能够更好地稳定汉王朝在那里的统治。闽中地处东南海隅,称为东瓯,亦是荒远夷蛮之地,中央政权鞭长莫及。而刘邦当时注意的中心是中原地区的政治建设,只要能维持闽越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使少数民族与中原人民和睦相处,当然无惜封爵。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封无诸为王治理闽中之地,较之从汉王朝中央派遣另外的任何郡县官吏都更加便利,可以说是不仅勇为而且乐为的事。

刘邦称帝之初即封赏此二人,显示了他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实际上是他削平异姓诸侯王所先期下定的一步棋。随着不久之后刘邦开始削平异姓诸侯王,这步棋的高明之处便得以显现,尽管中原地区的诸侯王们对汉朝中央剑拔弩张,英布、韩王信和燕王卢绾等甚至与中央王朝兵戎相见,但江南地区却保持了稳定。

4.以宽治国,休养生息

国泰民安,政权稳固是每一个君主所追求的目标,只有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政权才可以稳固,经济才能繁荣昌盛。人民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则国家亦危在旦夕,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秦始皇帝和二世皇帝因剥削,耗尽了民脂民膏;三年的反秦起义和五年的楚汉相争,使国家经济更面临彻底崩溃的境地。土地荒芜,生产凋零,粮食奇缺。

秦朝灭亡了,刘邦不想再做第二个秦二世。

要巩固新生的汉政权,就必须迅速恢复国家经济。为此,高祖刘邦采取了从宽治国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并且用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得障这一政策的贯彻和实施。

积极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

人是恢复生产的决定因素。为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难,他首先从挖掘现有人口潜力着手,用赦免罪人、招抚流亡、复员军队、解放奴婢、鼓励生育等方法增加生产人手。

刘邦刚刚打败项羽,在定陶即皇帝位时,就下了一道大赦令。赦令说:“八年战争给老百姓造成莫大灾难。现在天下太平了,可以赦免狱中除死罪外的所有囚犯。”在以后的几年里,像这样的赦令,他还下达了七次。

由于战争,使得很多人流亡外地。刘邦移驻洛阳不久,便颁发了“复故爵田宅”的诏令。他宣布:“以前流亡隐匿在山泽而没有登记户籍的人,只要返回家园,就恢复其原来的爵位和田宅,任何人不得刁难和歧视。地方官吏中如有人违背这个诏令,将从重论处。”

汉政府鼓励从军的吏座复员,从事社会生产。愿意留在关中的,免除12年徭役;返回故乡的,免除6年徭役。复员的交卒因犯罪或其他原因而失去爵位的,或虽有爵位但没有达到大夫一级的,一律赐给大夫级的爵位;已有大夫级以上爵位的,再给增加一级。

奴婢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刘邦下诏规定:凡是因饥饿而卖给别人当奴婢的,一律恢复其自由人身分。

为了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刘邦颁布诏令宣布:“老百姓家生了儿子,可以免除两年徭役。”

农业要发展,土地是关键。为了使弃耕的土地得以充分利用,刘邦早在楚汉战争时期,就命令开放过去秦王朝的范围园地,准许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垦殖。他称帝之后,进一步落实“以军功行田宅”的政策,按军功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赏赐给从军官兵数量不等的土地,使他们成为自耕农或中小地主。

用轻徭薄赋调动生产积极性

汉朝的徭役制度基本上沿用秦朝规定,但在执行时有很大放宽。秦代男子法定服役年龄段是15~56岁。由于秦统治者急功近利,大兴土木,实际征发时还常常超过这个年龄段。刘邦则把它缩减为23~56岁。他对服役的天数也做了严格规定:每年在本郡或本县服役一月,称“更卒”,主要从事筑城、修垒或其他社会公益劳动;每人一生中到边疆戍守一年,称“屯戍”;到京城服务一年,称“正卒”。一般情况下按规定执行,如果条件允许,还适当予以减免。

汉初征收的简税也不算太重。秦时“收泰半之赋”(征收农民收获物的一大半)。刘邦规定“轻田租,什伍而税一”(征收实际收获物的1/15)的制度。并根据官吏薪俸和政府开支的需要,制定赋税的总额,认真执行,不许乱征。田租之外,征收“算赋”,即人头税,规定从15~56岁的人,每人每年出120钱,叫做一等。算赋收入用于军费支出。7~14岁,不论男女,每人每年交20钱”。称为“口钱”。这是奉给皇帝的。另外还有户赋,每户每月交200钱。这些规定,只许减低,不许突破。刘邦当政期间,就几次下令免除一些地方老百姓一年或几年的国税。

诸侯王、通侯和地方官吏敬献给皇帝的钱叫“献资”。献费开始没有统一标准,一些官员为讨好皇帝,或中饱私囊,竞相搜刮,层层加码,引起百姓怨恨。汉十一年,刘邦下令:“献费为每人每年用钱,任何人不许征。”

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如何处理好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战国以来,弃农从商的情况就相当严重,它对封建社会的基础产业——农业,起着瓦解和破坏作用。秦始皇时便加以限制。西汉初年,随着社会生产的恢复,商人经济势力又有膨胀。从事冶铁、煮盐和传销的大工商主,大都役使奴隶进行生产。一个拥有一百名奴隶的工商主,财富可抵得上“千乘之家”的诸侯。临邛卓氏靠冶铁致富,拥有重叙八百,平时生活享受“拟于人君”。

弃本逐末的人多了,投入农业的人就少了。而且,商人“以求致财,用本守之”,那用经营商业和高利贷赚取的大量金钱来兼并土地,造成大量农民与土地的脱离。这既危及封建的经济基础,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不法商人还挖空心思扰乱物价和金融。汉初国家力量有限,允许民间铸钱。奸商们铸钱时掺杂铝铁,滥造钱币。他们还利用荒年或战乱,低买高卖。囤积居奇,更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基于此,汉初实施压抑商贾的政策。规定对从事工商业的人另立户籍,称为“市籍”。拥有市籍的人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受很多限制。比如:汉八年三月,高祖刘邦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织的衣服,不能携带武器,不能乘车骑马;本人及子孙不能担任官职;在经济上要加倍征收算赋,所雇用奴婢的其赋,也由主人交纳。

高祖刘邦实施的以上措施获得了显著成绩。秦末以来凋敝的经济出现了转机,而且作为“祖宗之法”,被他的后继者又严格地承袭下来。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已取得的成绩若不加以巩固,就会失去。取得成功了,还要看一看被打败的是如何败的,败在什么地方然后引以为鉴,并给予克服,经商如此,治政也如此。

三、治民如治水,顺情平天下——汉武帝刘彻的智谋故事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他即位之初,西汉王朝在文帝、景帝的治理下,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已出现了少有的盛世。但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并没有躺在前辈创造的安乐窝里,享受荣华富贵。汉武帝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常常把自己与大汉帝国的永存联系起来,认为自己应当建立前无古人的功业。于是,他一登帝位,便以开拓进取的精神改变了汉初以来较为保守的政治风貌,对内以儒家思想统一人们的意识形态,大力开展文化建设,在经济上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使经济发展大大加快了步伐。对外则积极开边拓疆,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军事上则重点打击北方匈奴族对边疆地区的袭扰。

汉武帝从公元前141年即位,到公元前87年逝世,做了54年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较长的皇帝。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他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和政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就,把西汉王朝推进到鼎盛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汉武帝以他无与伦比的文治武功,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并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伟人。

1.削弱诸侯,加强中央集权

政治是一种艺术,任何一位高明的帝王,都不会只用单一的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汉武帝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帝王,自然对此也是轻车熟路。他在前朝诸侯王不断作乱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不断削弱诸侯实力的有效方法——推思令。通过这种方法,诸侯国逐渐由大到小,由小到无。从而一步步消除了诸侯谋反的可能性,为中央集权的巩固和加强开了一付灵丹妙药。

诸侯王骄纵不法

汉初,各诸侯王国力量较小,朝廷易于控制,它们在巩固汉帝国的统治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侯王的势力日益膨胀,逐渐成了朝廷的威胁。这些诸侯王“出入拟于天子”,甚至不听天子之诏,觊觎天子之位。文帝前三年(前11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去太原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开了王国反抗中央之端。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其后尘。这两起叛乱虽然被平定,但其他诸侯王的不臣之迹却愈来愈明显,他们在积聚力量,相机而动。

到了汉景帝时,终于爆发了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叛乱事件——七国之乱。这次由七个诸侯国联合发动的叛乱,虽然最终也被平息下去,但它对汉中央政权的打击很大。因此,从那时起,中央一直采取抑制诸侯的政策。王国的行政权由中央派官员负责,诸侯王只享有封国内的租税,其他一概无权过问。

汉武帝继位后,大臣们推行前朝抑制、打击诸侯王的政策。经常向武帝汇报和揭发诸侯王的过失和劣迹,有时还召来诸侯王的部下,逼迫他们检举诸侯王的罪过。诸侯王们惶惶不可终日。

建元二年(前138年)冬十月,代王刘登、长沙王刘发、中山王刘胜、洛川王刘明来京朝见武帝。武帝设宴款待。宴会上刘胜突然大放悲声,向武帝哭诉了官吏侵夺欺凌诸侯王的种种事情。刚刚继承皇位的武帝,既要限制诸侯王势力的膨胀,防止对帝位造成威胁,又要利用血缘关系维护统治。为了笼络宗室,武帝下诏增加优待诸侯王的礼遇,废止有关官吏检举诸侯王不法行为的文书,以体现天子对宗室的亲亲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