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营盐铁，充盈国力
汉初，国家允许私人经营煮盐、冶铁。国家仅是设官收税，不加任何限制。特别是文帝，更是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于是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往往占有山海，或采矿冶铁，或煮海制盐，一家冶铁或煮盐使用的奴婢、工匠多至千余人。他们垄断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冶铁、煮盐业，不仅影响中央财政的收入，而且还助长了分裂割据势力。身为大盐商的东郭咸阳和大冶铁商的孔仅，他们当然知道盐、铁业的收入如何之多，对国家的财政是何等的重要。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三人经过一年多的筹谋，制订了一个盐铁官营的计划，于元狩四年（前119年），上奏于武帝。其要点是：将原来归少府主管的盐、铁业划归大农令主管，并由国家垄断生产。在产盐地募民煮盐，盐民自负费用，由国家定价收购，并统一销售；在产铁的地区，则设置铁官，由“卒徒”即士卒、刑徒开山鼓铸。不出铁的地区，则置小铁官，统属于所在的县，负责回收废铁，改铸其他的器具。盐、铁严禁私人经营，违者没收其器具，并处以割去左趾的刑罚。
这一盐铁由国家专卖的计划一提出，就遭到了盐铁业富商大贾们的强烈反对，朝廷中许多大臣和士人即“贤良文学”也认为这是与民争利，纷纷表示异议。武帝对这些“沮事之议”一概不理，毅然批准这一计划，下诏推行。并派人到全国各产盐、铁地区，选用家资丰裕而又对盐、铁经营有经验的富商大贾担任盐官、铁官，建立专卖机构，主持专卖事宜。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处，主要是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在40个郡国设铁官48处，从中原到边远地区。在全国各地设置的盐、铁专营机构，基本垄断了盐、铁的生产与销售，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均输平准，让利与民
元鼎二年（前115年）时，武帝所进行的统一货币、盐铁专卖等经济改革措施都已经初见成效，有的措施正在深化完善，财政形势大见好转。武帝颇感欣慰。在这些改革举措中，桑弘羊愈发显露出敛财兴利的才能，颇得武帝的赞赏。桑弘羊不负武帝重望，他经过深入调查、反复思考，认为对郡国送京贡物的运输和京师市场的供销应该进行改革。
自汉初以来，各郡国都要向中央贡纳当地的土特产品或中央所急需的其他物品，雇人送往京师。有的物品非本地出产，还要到其他地区购买，商人则乘机抬高物价，从中渔利；有的地区由于路途遥远，运输费用甚至比贡纳的物品还要高出许多，并且途中损失严重。送到京师的物品，有的并非急需，造成积压。而急需的物品，往往还短缺。造成供不应求，物价暴涨。而商人则在运输中和市场销售中牟取暴利。鉴于这种情况，桑弘羊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进行控制和管理，收权于中央，收财于中央。他奏请武帝行均输、平准之法。其具体做法是：
（1）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运输各郡国的贡纳物品；在长安设平准官，掌握运到京师的货物和物价。各地的均输机关与京师的平准机关互通信息、互相配合；
（2）各郡国向中央贡纳的物品，一律按当地市价，购买成当地出产的物品，交纳国家后，由均输官负责将它运输到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出售。再在这里购买当地出产的物品，运往其他缺乏这类物品的地区出售。这样辗转运输、销售，国家利用地区差价，从中获取巨大利润。最后根据平准官提供的信息，在最适宜的地区购买京师所需要的货物，运到京师；
（3）在京师的平准官，将各地运到长安的货物，在京师市场上出售，利润上缴国家。并且“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平抑市场物价。既保证了对京师人民的供应，又打击了投机倒把的商人。
武帝对桑弘羊的建议非常满意，下令在一些郡国试行。这一措施在开始推行的时候，由于制度本身还不够健全，曾一度引起物价浮动，市场秩序混乱。但武帝认为这一经济政策，从长远看一定是利国利民的，所以毫不动摇地支持桑弘羊推行下去，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代理大农令后，总结五年来推行均输、平准的经验，在全国各郡国普遍推广。武帝根据桑弘羊的建议，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别派往各郡国，与盐、铁专卖结合起来，为盐铁均输官，主管均输事务。均输法在全国推行后，贡纳货物的运输更加畅通，迅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仅均输一项，每年国家收入就多达500万匹帛。因为这都是从商贾手中夺来的利，所以“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解决了国家的行政费用、战争费用和赈济灾区的费用。《盐铁论·力耕》篇记载说：“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汉书·食货志》也说：“皇帝的赏赐、战争的费用”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同时，京师供应充足，物价平稳。
3.富国强兵，以农为本
在封建的自然经济阶段，农业始终是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基础。因此，汉武率即位之后，仍然视农业为国家之本，兴修水利、移民屯田、奖励耕织、鼓励饲养牲畜等，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放宽了传统的抑制工商的政策，使工虞商贾，各兴其业，从而促进了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使西汉王朝进入了全盛的时期。
大规模兴修水利
首先武帝在关中地区开凿了许多水渠，运送漕粮，灌溉农田，元光六年（前129年），武帝批准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令水工徐伯主持修建漕渠，历时3年完工。漕渠凿成后，西起长安，东通黄河，流经今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等地，全长300余里。不仅减少了漕运的时间，还可以灌田1万余顷。
在开凿漕渠的同时，武帝采纳了一个叫严熊的人的建议，又凿挖了龙首渠，历经10年完成。水梁从征县（今陕西澄城西南）始，引洛水至商颜（今陕西大荔县北）。因所经商颜山地段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塌，水工便在地面每隔一段距离凿一井，深者40余丈，使井下渠道相通、形成一条长达10余里的井渠。由于此渠在开凿时曾挖出龙骨化石，因此时人称为龙首渠。龙首渠的以井通渠，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中的一大创举。龙首渠引洛水灌溉重泉（今陕西蒲城县东南）以东的田地，改变了因缺水而低产的状况，据估计每亩可产谷10石。
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帝批准左内史倪宽的奏请，开凿六辅渠。六辅渠在秦代所修的郑国渠之旁，以解决郑国渠南岸的农田因地势高而得不到灌溉的问题。因为六条渠道是属于辅助性质的小渠，所以称为“六辅渠”。六辅渠修成后，武帝为了督促各地官员都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特意下诏表彰倪宽。诏令说：“农为天下之本，有泉流灌溉，才能生育五谷。左右内史所辖的地区，名山川原众多，应当予以充分利用，在这里通沟渠，蓄水源，可以预防旱灾。今内史辖区内的水稻，田租太重，要酌量减轻。官吏百姓应当努力务农，发挥土地的潜力，公平地使用共同的水源，千万不要误了农时。”这个诏书，表明了武帝对农业的他地区新开的水渠、陂塘也很多，灌溉农田各在数千顷或万顷以上。
治理黄河是武帝兴修水利的最大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文帝十二年（前168年）黄河在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决口，使东郡一带遭受严重水灾。朝廷征发大批民夫，才将决口堵住。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南）决口，洪水流往东南的钜野泽，以至于淮泗，使受灾地区达16郡之多。武帝命汲黯、郑当时发10万士兵治河，但屡塞屡决，20余年，不见功效。梁、楚一带地方，受害最深。
元封二年（前109年），天旱少雨，武帝认为这是天赐治理黄河的好时机，决定全面治理黄河。四月，武帝命汲仁、郭昌二人为治河官。发士卒数万人，堵塞瓠子河口。这年春季，武帝出巡至东莱，欲会晤神仙未果。归京途中，武帝亲临治河工地。面对滔滔黄河，武帝沉白马、玉璧，祭祀河神，祈求收束河水，赐福万民。之后，武帝下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去负薪竹沙石，堵塞决口。
工地上，数万官兵掘土垒石，背负肩挑，人如潮涌。武帝深为官兵治河的壮观场面所感动，特作《瓠子之歌》：
瓠子决兮将奈何？
浩浩洋洋，虑殚为河。
殚为兮地不得宁，
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
鱼弗郁兮柏冬日。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
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河汤汤兮激潺湲，
北渡回兮迅流难。
搴长茭兮湛美玉，
河公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
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茂林竹兮揵石菑，
宣防塞兮万福来。
官兵们见皇上在烈日下亲自指挥，士气大振，终于完成了堵塞河口的巨大工程。奔腾狂滚的黄河之水，终于被镇束在坚如磐石的大堤之内。武帝命人在原决口处兴建宫室一座，名叫“宣防宫”；为了减缓洪水暴涨时对瓠子口的冲力，又挖掘两条渠道，将黄河向北引导，使之流入大禹治水时的旧道。从此以后，黄河在80年间再没发生大的水灾。这种由政府组织、皇帝亲临工地直接指挥的治理黄河工程，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它是武帝一生中的丰功伟绩之一。
太始二年（前95年），武帝批准赵中大夫白公的奏请，从仲山口（今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全渠长近200里，时称“白渠”。白渠修成后，灌溉田地4500余顷。当时有歌谣赞颂白渠道：
“田于何所？
池阳谷口。
郑国在前，
白渠起后。
举水为云，
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
其泥数斗，
且灌且粪，
长我禾黍。
衣食京师，
亿万之口。”
白渠与郑国渠对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班固在《西都赋》中说：“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此外，在关中地区的水利工程还有灵轵渠（在今陕西兴平西）、成国渠（在今陕西武功北）等等。水渠纵横，形成一个广大的灌溉网，对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推广先进的耕作方法和技术
武帝在晚年以田千秋为相，封其为富民侯，推行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富民政策”。以农业专家赵过为搜粟都尉，令其推广他所总结的“代田法”。这种耕作方法是以宽一步（六尺）、长百步的一亩地为例，纵分田地为三甽（quan，音犬）三垄。甽深一尺，宽一尺；垄台垒土高出地面，也是宽一尺。种子播于甽中。苗长高时，不断挖拨垄土培固甽中之苗的根部，使之根耐旱抗风。第二年，甽、垄互换其位，以调节地力。西北地区雨少风大，这是一种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比较科学的耕作方法。文献记载，代田法用二牛三人耕作，每年可耕五顷地，亩产量比通常的耕作方法耕种的田地可增加一斛（石）以上，多的可增加两斛或更多一些。赵过首先是在各离宫附近的闲地上试验，继而又在三辅地区的公田上试验。成功之后，向各边郡及居延城推广，之后各边城、河东、弘农、三辅等地区都纷纷学习代田法。代田法用力少而得谷多，为广大农民所乐用。
赵过又使大农所属的能工巧匠，制造各种精巧的农具。他自己设计的耧（lóu，音娄）车，是一种精巧的播种机。耧车装有耧斗，种子盛在斗中，下面有三个铁制的耧足，将种子通过耧足均匀播在耕地中。耧车用一个牛拽引，一个人扶耧播种，日种一顷。还有一种耦犁，耦犁以二牛三人耕作。二人在前各牵一牛，一人在后扶犁；还有一种单长辕犁，一人在前牵二牛，一人在后扶犁，控制犁辕。使用这种犁，人力多的一天能垦耕30亩，人力少的一天也能垦耕13亩。
武帝对代田法和各种先进的农具高度赞扬，令全国各郡的郡守派遣辖区内的县令、三老、耕田能手以及有生产经验的老农，都分期分批地来学习代田法、先进农具的使用和制造。这些人回去后，再在各地传播。由于武帝以身示范，三令五申以农为本，并有组织地大力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全国各地的土地更多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富农政策”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武帝时期的农业生产，比汉初有了明显的发展。
农业是汉王朝的主要生产部门，也是封建国家财政来源的基础。农业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农工商贾各兴其业，使西汉的经济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高度发展的经济，为武帝的政治、军事作为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