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历史故事精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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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治国安邦的故事(10)

孙膑并没有墨守成规旧套。他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认为这一次魏军有一定的准备,兵力也较多较强,而且是主动迎击齐军,来势猛烈。为了避免和魏军正面冲突,应该抓住他们兵骄和急于求战的心理,因势利导,以计胜之。他对田忌说:“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上也说,被利诱而深入百里,去追击敌军,必丧失大将;追击50里,势必折损一半士兵。我们就要在这上面想办法,做文章。”田忌进一步问他如何“因势利导”,他胸有成竹地说:“彼三晋(这里专指魏)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就要利用魏军的这一心理,设法诱其中计。具体做法是:齐军装做惧怕魏军的样子,主动引兵东撤。在退兵途中,第一天造10万人做饭用的锅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减为三万人。魏军追兵见我军锅灶逐日减少,一定认为齐军怯战,逃亡过半,从而助长其骄傲轻敌的思想,诱其拼命猛追,其力必疲,然后再以计取之。田忌听罢大喜,完全依膑之计而行。

庞涓怒气冲冲地率兵从韩返魏,望西南而行,心想韩兵屡败,建功立业已唾手可得,却被齐兵侵扰,毁其大事,不胜之愤。本来要痛痛快快地与齐兵决一死战,不料齐兵又撤退逃窜,于是整顿兵马,紧紧追赶。追击开始之时,庞涓恐齐兵有诈,还是比较谨慎的,行军速度亦不甚快,各队之间联络照应有致。后来他发现齐兵的锅灶一天比一天减少,这才放下心来,以为齐军果然怯弱,闻魏兵将至竟不战而逃亡过半,士气已经低落到不堪一击的程度,这是雪桂陵之耻的天赐良机。处于亢奋之中的庞涓当下传令,将步兵留后徐行,自己亲率精锐骑兵,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地沿着齐军撤退的方向猛追不舍。

田忌与孙膑从容地率兵撤退,同时派出许多侦探,观察并随时报告魏军动态。当孙膑得知魏军已过沙鹿山之时,屈指计程,准确地预计到魏军日暮必至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马陵地势险峻,一条窄道夹在两山中间,道旁树木丛生,是设伏歼敌的好战场。于是孙膑命令齐军停止前进,砍伐树木,堵塞道路,设置障碍,布下重重埋伏,准备围歼追敌。孙膑还特意命士兵把路旁的一棵大树刮去一段树皮,在白色的树干上用黑煤书写了八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一切准备就绪后,孙膑挑选了弓弩手一万人,埋伏在山路两旁。弩也叫“高弓”,是用机关施放的弓,一次可射数支箭,亦可射石,杀伤力比一般的弓要厉害得多。孙膑吩咐他们,今夜一发现火光,就一齐放箭,不得有误!

果然不出孙膑所料,庞涓率领魏军来到马陵道时,恰好日落西山,其时十月下旬,又无月色。前军回报说,有断木塞路,难以前进。庞涓以为是齐兵惧怕魏军追赶,故设障碍,便命人搬木开路,忽然抬头看见树上砍白处,隐隐有字迹,但昏黑难辨。命军士取火照之,众军士一起点起火来,庞涓于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惊中计,急叫退兵,可惜已经晚了,齐军万名弓弩手一见火光立刻万弩齐发,喊声四起。魏军顿时大乱,被四面包围,既无法抵抗,又无处逃跑,全部被歼。庞涓在乱军中,身中数箭,自知“智穷兵败”,无法挽救危局,叹道:“吾恨不杀此刖夫,遂成竖子之名!”即引佩剑自刎喉而绝。庞涓所率精锐被歼后,齐军乘胜发起进攻,魏兵心胆俱裂,无人敢战,各自四散逃生。10万魏军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尸横遍野,全军覆灭,统帅太子申亦成俘虏,魏军轻重军器、车马粮草,尽归于齐,齐军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

马陵之战后魏国元气大伤,国势从此一蹶不振;齐国则声威大震,诸侯慑服,中原霸主之尊也取魏而代之。孙膑“减灶诱敌,设伏聚歼”的军事谋略,以强示弱、迷惑敌人、因势利导的战略战术,使他名扬天下,功垂青史,实现了平生抱负。

5.为田献计,兵书传世

马陵之战前后,齐国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倾轧日益激化,相国邹忌与大将田忌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虽然还没有表面化,其实质已经形同水火。邹忌对田忌和孙膑因桂陵之战而专宠于王十分不满,总以为对自己的位置形成了威胁。出兵救韩他之所以极力反对,主要原因也是耽心田、孙再立大功,于己不利;及至齐宣王赞成出兵,他又想借刀杀人,希望田、孙战死沙场或战败后说服齐王将他们罢黜,因此齐魏交兵时他曾暗中与魏人接触,阴谋坏事。而这一切田忌都浑然不觉,尽管他与邹忌有分歧,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相国会阴鸷到置他于死地的程度。孙膑一步入人生便遭到同窗好友的陷害,对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有较为清醒的认识,邹忌虽不露声色,然而田忌命运的阴影,他还是感觉到了,观察到了。

马陵之战结束后,孙膑认为田忌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入朝,势必要使邹忌妒火难忍,也势必要加快他阴陷田忌的步伐。因此,孙膑建议田忌派一部分部队守备在“主”地,主的道路奇小,来往车辆,轮子都要碰触,是个以一当十、以百当千的要害之地,易守难攻,可以作为根据地。有了这样一个稳固的随时可用的根据地之后,再率精锐之师直逼齐都临淄,拥兵入朝,给邹忌以强大的威慑,使他不但不敢加害于田忌,而且他看出来势不妙,贼人心虚,很可能因此而出逃。

这是个断金镕铁的果敢措施,本可以确保田忌的安全,可惜田忌并未采纳。

班师回朝后,孙膑请辞军师之职,齐宣王恳词慰留,田忌也苦心相劝,却都动摇不了他急流勇敢的决心。齐宣王只好召开盛宴,欢送孙膑出朝离开国都,后来竟不知其所终。一代杰出的军事大师就这样在激烈争斗的战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如孙膑所料,邹忌制造谣言,阴谋计陷田忌,田忌被迫逃亡到了楚国。与田忌关系密切的人也都受到了株连和迫害。

孙膑毅然决然地摆脱了政治上的纠纷,摆脱了虚华浮贵,急流勇退,归隐田园,显示了超常的先见之明。然而,孙膑绝不是一个寄情山水虚度年华之人,他把晚年的全部精力用于军事理论的研究和著述。由于他师承孙武的兵法,并有独到的颖悟和创见,同时还具有统兵治军、实地作战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不但继承并发扬了乃祖孙武的军事思想,而且有许多自己的东西,使我国古代的军事理论更加具体、深刻,不断地得以完善和创新。孙膑的《孙膑兵法》承前启后,流传千古。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孙膑兵法》原有98篇,图四卷,早在战国后期就已广泛流传于世,可惜这部重要著作,在东汉末年失传了。1972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中发现,经整理得一万余字,上篇有擒庞涓、见威王、强兵等15篇;下篇有十阵,十问、奇正等15篇。此书在春秋时期孙武《孙子兵法》和吴起《吴子》等兵书的基础上,对先秦的军事思想有重大发展,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对后世军事家影响甚大。

孙膑继承了《孙子兵法》的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科学论断基础上,提出了以“道”制胜的重要的军事哲学观点。所谓“道”是指如何认识和运用战争规律的问题。例如“强兵”之“道”是“富国”;“破强敌,取猛将”之“道”是“阵”、“势”、“变”、“权”;“以一击十”之“道”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等。孙膑高度重视战争中主观上的正确指挥,并把这一切都提到“道”的高度来认识,“知道,胜”,“不知道,不胜。”在战争的性质与作用方面,孙膑的观点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他通过对古代黄帝战蚩尤、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历史上战争的分析,充分肯定了统一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纷乱的政治形势和天下分裂、弱肉强食的残酷事实,他认为单纯地用“仁”、“义”等空洞的说教已不能解决问题,为了使国家统一,黎民早日从战争之火中解脱出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问题。他提出了“战胜而强立”这样重要的战争观,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与此同时,孙膑也认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残害生民、暴殄天物,要严肃慎重地处理,他反对迷信武力、穷兵黩武。孙膑主张,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变法革新,富国强兵。只有充分的物质储备和事先做好战争准备,同时握有进行战争的正当理由,才可以确保统一战争的胜利。这样,孙膑就跳出了把战争只当做战争的孤立而狭隘的局限,而将战争与政治、经济、哲学、伦理融合于一体,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战争理论。

在战略战术方面,孙膑对古代军事理论也有杰出的贡献。战国中期的战争,无论是在战争的规模上、兵器的使用上,还是在战争的形式上较前都有重大的变化与发展。例如,传统的车战已逐渐为更加灵活的以步骑为主的作战形式所替代;传统的弓箭也逐渐为杀伤力更大的“弩”所替代。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情况,孙膑提出了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略主张,形成了“必攻不守”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所谓“必攻不守”,就是要“必攻”(坚决打击)敌人“不守”(空虚要害)之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都是这一战略思想的生动体现,围魏救赵,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攻其所不守,牵一发而动全局,迷惑敌人,调动敌人,疲惫敌人,然后出奇制胜,一举全歼,取得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孙膑兵法》中,孙膑提出了许多关于作战指导思想和作战原则的主张,集中反映了孙膑灵活用兵、巧妙造势的战术思想。《吕氏春秋》说“孙膑贵势”,也就是说,孙膑在战争中十分重视在各种不同的态势面前,要根据敌我双方的不同条件采取不同的用兵方法。齐威王问孙膑,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孙膑回答说:“夫众且强,犹问用之,则安国之道也。命之曰‘赞师’,毁卒乱行,以顺其志,则必战矣。”(见《孙膑兵法校理》)。也就是说要巧施欺诈,示弱于敌,迷惑敌人,骄其志,引其战,然后聚而歼之。相反,如果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那该怎么办呢?齐威王和田忌都向他问过这个问题,“适敌众且武,必战,有道乎?”。孙膑回答说:“有。埤垒广志,严正辑众,避而骄之,引而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必以为久。”同时提出,在这种情况下要善于“让威”,“必藏其尾,令之能归……”(见《孙膑兵法校理》)。也就是说要先让一步,避免与敌正面决战,用计打乱敌之部署,出奇制胜。此外,孙膑还提出了在平原旷野、山区险地、要塞隘口等各种地理环境下的用兵原则,使自己处于“生地”,掌握主动权,而使敌人处于不利的“死地”,从而夺取战争的胜利。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揭示了战争中的一些普遍规律,丰富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提供人们高超的战斗指挥艺术的欣赏。

在治军方面,孙膑认为“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以人为贵的原则,是军队建设的根本要求,反映了孙膑积极进步的历史观。孙膑对将帅的要求十分严格,“将者不可以不义、不仁、不德、不信、不智、不决”(见《孙膑兵法校理》)。也就是说仁义道德、有勇有谋是一个将帅的先决条件。同时,将帅还必须“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见《孙膑兵法校理》)。也就是说,将帅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和胆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内得民心,外晓敌情,精通八阵,预见到战争胜利则出征,预见到战争不胜则能极力劝谏罢战。孙膑还从反面提出了导致“将败”的原因,“一曰不能而自能,二曰骄,三曰贪于位,四曰贪于财,六曰轻,七曰迟,八曰寡勇。九曰勇而弱,十曰寡信,十四曰寡决,十五曰缓,十六曰怠,十八曰贼,十九曰自私,二十曰自乱。多败者多失。”(见《孙膑兵法校理》)。这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将帅素质的要求。孙膑主张注重士兵的质量,严格训练,正确地运用赏罚手段,“夫赏者,所以喜众,令士忘死也;罚者,所以正乱,令民畏上也。”同时他也指出,不能单纯依靠赏罚去祈求战争的胜利,尤其反对在错误的指挥下强迫士兵去做无谓的牺牲。孙膑把士兵比作矢,把将领比作弩,把国君比作射箭之人,士兵要勇敢作战,将领要正确指挥,国君要作出正确的决策,三位一体,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孙膑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对其德才兼备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对士兵和国君及与将相之间的关系也都有精辟的见解,使孙膑的建军思想较《孙子兵法》有了一定的发展。

《孙膑兵法》是古代军事理论的重要论著,也是中华思想宝库中一颗灿烂夺目的瑰宝。

孙膑的一生历尽艰难坎坷,但他在残酷而险恶的现实面前,并没有向恶势力低头,而是以其超群的智慧,富有传奇色彩地跨上了可以驰骋才智的政治舞台。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是他一生的军事“杰作”,也是我国战争史上的“奇葩”,充分显示了他那过人的谋略。孙膑对齐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战国中期的历史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军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