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历史故事精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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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治国安邦的故事(6)

2.军事思想,博大精深

《吴起》原名《吴起兵法》,两汉时为四十八篇,后在流传中不断散失。至宋时已大部亡佚,所以南宋学者、礼部尚书王应麟说:“今本三卷六篇,图国至励士,所阙(缺)亡多矣”。当时已有木版印刷本,即是现在通行的《吴子》。

两汉后《吴起兵法》虽不断散失,但始终传世未绝,被改称为《吴子》。三国时魏太尉贾诩曾为之作注,唐时户部侍郎陆希声曾为之编次。北宋时礼部侍郎、武学负责人朱服及中国第一个武学博士何去非为之校正。清代以前,所有学者,从未有人说不是吴起所著。明代学者胡应麟,虽然怀疑为“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篇”,但仍认为“非后世伪作”。自清代学者姚鼐等提出伪书之说后,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等著名学者,相继指为后人伪托。至今两种说法也未得到统一。我们认为:《吴子》全书内容和基本精神,与其他先秦古籍如《战国策》、《尉缭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所记吴起事迹及思想符合,是吴起所著兵法的一部分,在流传过程中,曾经后人整理、编次,有所增删和润色,其中也有当代人记录的他的言论,其内容可以代表吴起的军事思想。

(1)“先和而造大事”与“战胜易、守胜难”——基本战争观吴起对战争的基本看法和态度,最主要的有三点:一是他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二是他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是属于政治范畴的“人和”,只有在内部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三是反对穷兵黩武,过多地依赖战争手段,主张慎战。

吴起试图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现象中,寻求战争产生的根源。他将战争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五种。实际上是初步地将战争区分为正义与非正义性质两种类型。他所谓的“义兵”,就是为“禁暴救(制止)乱”而发动的战争,属于正义性质;其他四种,则属于非正义性质。

吴起继承了春秋时期“师克在和不在众”和孙武“令民与上同意”等的思想,进一步予以发挥和深化,将“人和”置于治国和获取战争胜利的主要地位上。他说:“不和于国(国家内部不能上下一心,意志统一),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军内不能团结一致、和衷共济),不可以出陈(阵);不和于陈(临战各部各行其事),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上下左右不能密切协同),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必先和而造大事(发动战争)。”吴起把政治看做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的思想,正是战国时期战争特点的反映。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时间的延长,武器的发展和兵种、作战样式的增多,人的因素愈来愈突出,所以“人和”也就成了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同时代的许多军事家和思想家,都有与此相同的观点,如稍晚于吴起的孟轲就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和吴起的“在德不在险”,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吴起继承了孙吴“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提出了“战胜易,守胜难”的命题。他认为采取必要手段,在战争中获取胜利并不困难,而在胜利后保持胜利的既得成果,使战争不再发生,则颇不容易。因而他强调必须争取以最少次数的战争,来实现自己的战争目的,绝不能穷兵黩武。否则,频繁地使用战争手段,即使每战皆胜,也必将耗尽国力,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患。所以他说:“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这里所说的“五”、“四”……等,并非表示绝对数字,而是表示战争次数的多与少。日本战国时代(公元1467~1591年)的著名军事统帅武田信玄,有一句名言:“十次之中,有六七次取胜,那就等于十次都胜了,如果十战十胜,那么必然带来极大的损失,以后的战争一次也不会取胜了”。其主要精神,与吴起基本相同,但他晚于吴起两千年。

(2)“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政治、军事密切配合的国防观点吴起第一次见魏文侯时,就提出了“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纲领性主张。他以“承桑氏(神农时部落)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禹时部落)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的历史教训,来说明“文德”与“武备”不能偏废的道理。文德即政治,武备即军事,吴起的主张就是搞好政治和军事工作,使二者密切结合,以巩固和加强对内的统一和对外的国防。

吴起所谓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先教百姓而亲万民”(百姓,指统治阶级及为其服务的各级官吏;万民,指被统治阶级的各阶层人民),使“百姓皆是(拥护)吾而非(反对)邻国”;“民安其宅,亲其有司(官吏)”,以达到国家、军队都能保持内部上下一心,团结和睦。要使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真正“和”,当然是极难办到的。但在吴起生活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代里,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新生的农民阶级,在对待奴隶主阶级的问题上,是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和”的。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劳苦”等“爱兵”行为,就是他对这一思想的实践。

吴起所谓的军事工作,主要是“要在强兵”和“先戒为宝”。他认为必须拿出相当的财力、物力,以“奉选练之士”,建设一支“其众可合而不离”,虽“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的精锐常备军。并做好一切战备,才能巩固国防(固国)。

(3)“料敌”、“应变”、“因形用权”——主要战略战术思想吴起继承了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等思想,在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视敌情判断(料敌),和根据敌情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法(应变)。魏武侯魏击问他:魏国处于秦、楚、赵、齐、燕、韩“六国四守(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形势不利,如果发生战争,应如何进行?吴起首先讲了六国军队的特点:“齐陈(阵)重而不坚,秦陈散而自斗,楚陈整而不久,燕陈守而不走,三晋(指韩、赵)陈治而不用”,再从各国特有的政治措施、地理条件、民众性格以及士兵作战心理等各方面,分析特点形成的原因,最后针对特点,提出相应的基本战法。以秦为例,他说:“秦性强(民众性格),其地险(地理环境),其政严,其赏罚信(政治措施),其人不让,皆有斗心(士兵作战心理),故散而自战(作战特点)”。针对“散而自战”的特点,他提出“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其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的基本战法。

具体战役、战斗的敌情、地形等条件不会相同,而且战场情况不断变化,仅有基本战法不可能对付所有情况,所以吴起在“审敌虚实”的基础上,强调要依据敌情的变化,善于捕捉战机,以乘敌之危。他举出了“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和“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前八种情况,属于敌危之情相对稳定的战机。如敌军因冒酷暑、严寒、狂风等恶劣气候,昼夜兼程急行军,以致士卒饥渴、军队疲惫时;又如敌军兵力不多,所处位置又水源缺乏,地形不利,以致人马染病,或粮尽援绝,军心动摇时等。后十三种情况,属于敌危之情时间短暂的战机。如敌军远来新到,部署未定,设防之前,或过度疲劳、涉水半渡时等。经过一定时间,这些情况很快即会发生变化。这种战机瞬息即逝,所以必须“急击”。吴起将上述两种情况,概括为一条原则:“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吴起不但举出了敌人处于不利的危境时应当“击之”或“急击”的若干情况,而且也举出了当敌处有利地位,我处不利形势时应当“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如敌军在兵力对比上占绝对优势而武器装备精良时,敌人内部团结,纪律严明,将领贤能以及有“四邻之助,大国之援”时。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交战,保存实力。

依据敌情,采用“击之”或“避之”等不同的战法,吴起概括为“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本来是春秋以前的军事专著——《军志》中的一条原则,他不仅继承了这种思想,而且加以发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见可而进”的“可”,这里已不是单指力量对比,而主要指的是战机。当时机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人时,坚决发动进攻,必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知难而退”的难,也不是指在战场上所遇到的困难,而是指即使经过主观努力,暂时也难以获胜的情况,这就应当退避一步,以等待或创造“可进”的战机。这种思想,已近似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

吴起不仅重视对敌军的一般情况判断,而且还十分重视分析敌军指挥官的品质和军事才能,并据之以运用谋略。他说:“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他认为这样才能“不劳而功举”。他举了十一个例子,如“其将愚而信(轻信)人,可诈而诱”;“轻便无谋,可劳而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阻断大路,开放险路),可邀而取”等等。总之,根据敌将品质和才能,及其指挥军队所造成的各种情况,分别采取欺诈、贿买、离间、疲困、威慑等谋略,和伏击、追击、袭击、火攻、水攻等战法,战胜敌人。当不了解当面敌军将领情况时,吴起还提出了战斗侦察的办法。派遣勇敢而身份较低的军官,“将轻锐以尝(试攻)之,务于北(败退),无务于得”,以观察敌将的反应措施,从而判断敌将的智、愚,再据以决定自己的行动。

吴起在作战指导方面的战略战术思想,总的来说,就是:强调“料敌”、“应变”,根据敌情(包括敌将素质)及地理、天候等条件的不同和变化,采用灵活多变的不同战法去争取胜利。从军事哲学角度看,这种思想,是带有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因素的。

(4)“戒教为先”,“以治为胜”——军队建设思想吴起极为重视军队建设,他主张建立一支士气旺盛、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而又勇敢善战的新型军队。他认为兵不在众而在精,精兵三千,则“内出可以决围(突破重围),外入可以屠城(攻破城邑)”。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戒教为先”,“以治为胜”。也就是要狠抓教育、训练、纪律、组织这四个环节。

吴起认为,军队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作好教育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他说:“凡治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也就是说,只有先用新兴地主阶级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礼,来教育军民。用符合这个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义,来激励官兵,使他们懂得光荣与耻辱,才能使他们为争取光荣和避免耻辱而去为统治阶级战斗。吴起对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严刑明赏”固然重要,但“非所恃也”,不能完全依赖它来获取胜利。必须通过思想教育,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达到“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才能确保战争胜利。吴起激发士气的办法,是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并用。物质鼓励,就是对立功者赐以官爵田宅;精神鼓励,就是使有功者感到光荣。例如他曾建议魏击,在宗庙召开庆功宴会,座分前、中、后三行,“上功坐前行”,食上等酒菜,用贵重餐具;“次功坐中行”,待遇稍次;“无功坐后行”,一切从简。并将与会人员的家属,也召集到宗庙门外开会,不仅让他们看到自己夫、儿、兄、弟的座次情况,而且也同样按功给奖。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有功者必感光荣,无功者也会引以为耻,既鼓励了有功者,也激励了无功者。据说:“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万数”。吴起请求魏击,“试发无功者五万人”由他率领与秦作战,魏击同意了他的请求,授予他“车五百乘,骑三千匹”,结果“破秦五十万众”。人们评论说,“此励士之功也”。由此看来,吴起颇懂得一些军事心理的学问。

吴起在军队建设上,十分重视训练工作。他说:“夫人常死其所不能(不会战斗技术),败其所不便(不熟练战术)”,因而,虽然常备军的士卒都是考选而来的精壮之士,仍需进行严格的训练。吴起提到的训练内容相当全面,既有单兵动作,如跪下、起立、行进、停止以及转法等(“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又有队列教练,如解散、集合、列队及队形变换等(“分而合之,结而解之”,“圆而方之”),还有行军、宿营和掌握指挥信号以及保养马匹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训练方法,大有创新。他不用一般的同时集中训练的方法,而采用了一种先训练少数骨干予以提高,再训练多数人员予以普及的办法。他说:“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这在当时,应当说是相当先进的。

吴起虽然认为胜利不能专恃“严刑明赏”,但并非不重视军队纪律,而是极为强调。他说:“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因而,他要求士卒必须“任其上令”,绝对服从,一定要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他处死未奉命而斩敌首级之卒的事例,足以说明他执法之严。他还规定作战时“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他认为这样的军队,“投之所往,天下莫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