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问世以后，得到了社会普遍的重视和流传，被人们推尊为兵学鼻祖。韩非在《五蠹篇》中说，战国时“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时期，人们研究军事、探讨兵法的盛况。司马迁称道：“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说明《孙子兵法》在汉代已成为兵学之冠。第一个注释和阐发《孙子兵法》的大军事家曹操，称赞《孙子兵法》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他要求军事家们能领会书中“审计重举、明画深图”的真谛。明代中期抗倭名将戚继光则认为，《孙子兵法》是“纲领精微”的“上乘之教”。明代后期的茅元仪用“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两句话，概括了《孙子兵法》在我国古代军事理论上的承先启后作用。近代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认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2000多年的兵书，有13篇，那13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士哲学。”
《孙子兵法》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的军事史，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兵书，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士论著。它比希腊希罗多德（前484一前425）的《希腊波斯战争史》、色诺芬（前403一前355或354）的《希腊远征波斯记》、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35一约103）的《谋略例说》，不仅成书的年代要早，学术性更强，而且在内容上更加详备、系统和深刻。所以，《孙子兵法》不胫而走，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早在唐朝就流入日本、朝鲜，1660年就有了日译《孙子兵法》；18世纪60年代，《孙子兵法》西传至欧洲，1772年，法国神甫约瑟夫·阿米欧首次将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刊印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以《孙子兵法，世界最古的兵书》为名，在伦敦翻译出版。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译成本国的文字。这些国家的军事理论家们，对《孙子兵法》都赞不绝口，认为它的内容“闳阔深远”，“诡谲奥深”，是“最早最优秀的著作”；称道孙武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亚洲的许多国家，甚至把《孙子兵法》规定为军官训练的必修课程。
我们在充分肯定孙武在军事学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吸取其中的精华时，也要看到他的不足，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对他在著作中所反映的唯心史观和机械论，也要精心地加以扬弃。例如，他把战争的发动和消除，仅仅看成是国君的一念之差，从而模糊了产生战争的社会根源；他所研究的战争几乎都是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对奴隶阶级的起义和战争，几乎没有涉及；他对将帅作用的过分夸大，以及驱使士兵盲目赴战的论述，是应当注意剔除的糟粕。再者，在具体的战术上，虽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原则，但他过分强调速胜，以为“兵久则国利者，未之有也”，又太绝对化了。他笼统地提出“归师勿遏”，“穷寇勿追”等，也是片面的。相反，有时就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甚至“斩草除根”，不留后患。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一首诗中就曾写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就是针对“穷寇勿追”而言的。
二、战国时代的常胜名将：吴起
吴起（约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任鲁国将军、魏国西河郡守及楚国令尹。著有《吴起兵法》。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与孙武齐名。史称“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郭沫若也誉他为“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1.辉煌业绩，坎坷一生
吴起出身于没有政治特权的“千金”之家，青年时即怀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强烈愿望，曾破家游仕，但未能达到目的，不仅家资耗尽，且遭乡邻耻笑。二十五岁时离家求学，并向母发誓，不为卿相，决不返家。先就学于曾申，攻读儒学。后因他敢于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不奔母丧，被曾申断绝了师生关系。当时各国之间战争频繁，极需军事人才。吴起遂适应形势要求，改学兵法。在齐国攻鲁时，鲁穆公姬显用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抵御。他大破齐军，初露头角。但战功并未给他带来荣誉与地位，反而遭到贵族们的疑忌与排斥。他们散布流言，说任用吴起，对鲁不利。姬显听信谗言，将吴起辞退，吴起于是离鲁去魏。
魏国当时正进行变法革新运动。魏文侯魏斯（一说名都）曾向臣下了解吴起的为人。大夫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魏斯是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人才思想上认为不应以“小恶掩其大美”。吴起既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就可用其所长，遂以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攻秦，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临晋（陕西大荔东南）、元里（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南）、邰阳（陕西合阳东南）等地。秦军退守洛水，黄河以西至洛水的大部地区，为魏所有。据说后来还曾参加了超越赵国攻灭中山的战争，建立了巨大的战功。
由于吴起善于用兵，战功显著，又深得士心，在相国翟璜推荐下，魏斯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吴起攻占的黄河以西地区）守（军政长官）。西河是与秦国接壤的军事要地，南北狭长而东西纵深甚小，易受秦攻而难于固守，背后又阻于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支援，必须独立作战。所以魏斯才在此建郡，并任命吴起为军政长官。
吴起治军以身作则，“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羸粮，与士卒分劳苦”。野营时，他仅以树枝遮顶，稍避霜露，不搞特殊。据说卒有生疮者，他为其吮脓，卒母得知后大哭。人问其故，她说：“往年我丈夫生疮，吴公曾为其吸脓，不久即英勇战死，今吴公又为我儿吸脓，不知他将死何处！”这段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但不论细节是否属实，吴起带兵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因而深得军心，则是可以肯定的。吴起“爱兵”，是他治军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则是严刑峻法。据说在一次对秦作战中，一卒未奉命令就奋勇进击，斩获敌首两级而还，吴起不仅不赏，反而命立即斩首。军法吏劝谏说：“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说：材士不假，但不遵守我的命令，就必须处死。吴起的“爱兵”和“严法”，其目的都是要士卒“感恩”和“服威”，以为他卖命。
吴起在魏国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从应征人员选募常备军的兵役制度，为魏国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体质强壮、行军速度及耐力都极好的“武卒”部队。成员全部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合格的标准是：全副甲胄，携带戈、剑、弩、矢和三日口粮，由拂晓至中午，必须行军百里。录取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组，将具有善使兵器、善于疾走、勇于冲锋等特点的人，各编一队。凡入选士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免去全家赋税，而且另行分配土地房屋。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支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性质的军队。
吴起在西河期间，为了令出必行，曾采用了故意示信给赏的手段。据史载：秦军在与魏接壤处建一哨所（亭），吴起欲将其拔掉，但又恐强攻不下反对附近农民耕种造成危害，而小小哨所，又不便征集军队，遂派人置一车辕于北门外，下令说：“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赏之上田上宅”。有人照办，吴起立即按令给赏。又置一石柱于东门外，下令“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赏如初（如上次）”。群众争先搬取。吴起认为士心已可用，遂下令“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上田宅”。至进攻时，人人争先，“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据《吴子兵法》说，吴起在魏，“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胜负不分），辟土四面，拓地千里”。这可能有所夸大。但《史记》所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则为事实。总之，吴起镇守西河郡时，确曾出色地完成了魏斯所赋予他的战守任务，建立了辉煌的战绩，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事将领。他的军事理论，也主要是在魏国的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前396年），魏斯病死，武侯魏击继位。一次吴起随魏击乘船沿黄河视察，魏击说：有如此险要的河山，国家焉得不强。大夫王错随口附和，说这是国家强盛的原因，“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斥责王错不应阿谀奉承，说“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业，不从此也”。接着又用三苗、夏桀和商纣虽有河山之险，但因“为政不善”，终于为大禹、商汤和周武王所灭的事例，说明他们“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强调国家强弱“在德（好的政治）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则舟中之人皆敌国也”。吴起这段话，反映了他对战争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争是“禁暴救乱”的手段，用以消灭桀纣那样的暴君乱政，并认为战争的胜败，在于为政的善恶（即战争的正义性与政治条件）。这比孙武“兵者国之大事”，“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战争观，又前进了一步。
正当吴起在西河力图向外发展时，又遭到朝中贵族们的嫉恨与反对。以王错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终日在魏击面前诽谤吴起，终于使魏击产生怀疑，下令召吴起返朝，免去西河守职。吴起回魏都后，魏相公叔与王错等设谋陷害，吴起在为魏的强大尽心竭力地工作了二十多年后，为避祸，不得不逃至楚国。此时大约五十七岁。
楚悼王熊类久闻吴起才名，又正值谋求改革图强之际，遂任命吴起为北部边防要地苑（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又升为楚国最高军政长官的令尹，辅佐熊类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吴起改革的中心，是从政治、经济上打击、限制旧贵族势力，加强军队建设，“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其具体措施，主要有四：其一，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以致“贫国弱兵”的弊病，“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其二，针对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变相收回旧贵族现有土地，强迫他们率其所属“往实广虚之地（迁至未垦地区）”。其三，“绝灭百官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即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用以建设军队。其四，取缔贵族招引、畜养食客，结党营私，制造反对改革的舆论，使全国思想、舆论统一于改革。在熊类支持下，吴起“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将节约的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建立一支“战斗之士”、“选练之士”的精锐常备军队。经过吴起的变法革新，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不但击退了魏、赵、韩的进攻，而且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救赵攻魏，“战于州（河南温县东北）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河南尉氏西），马饮于大河”，深入到黄河以北的地区。
正当吴起意气风发地为楚国的强大而积极经略之际，全力支持他的楚悼王熊类突然病死。因丧失特权和损害了既得利益的旧贵族们乘机作乱，向进宫治丧的吴起发动袭击。吴起仓促遇变，自知不免，遂一面大呼“群臣乱王”，一面伏身王尸。贵族们箭射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法律有“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规定。楚肃王熊臧即位后，依法“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结果“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战国末期人称赞说：“吴起之智，可谓捷矣”。但吴起的尸体，也终被车裂肢解，吴起死时约六十岁，在楚共约四年。
吴起一生为鲁、魏、楚三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他是一个站在变法前列的改革者，所以在三国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和迫害，并终于为此而丧生。这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战国前期，新旧两种势力相互斗争的反映。吴起虽然“身败”而死，但并未因此“名裂”。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业绩，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例如他离开魏国后，公孙瘞为魏将，统率吴起训练的部队击败韩、赵联军。魏击欲“赏田百万禄之”，公孙瘞推辞说：“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后人称赞吴起统率和训练的军队团结巩固、纪律严明，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称赞他指挥艺术卓越，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此外，他的军事理论名著《吴起兵法》也和《孙子兵法》一样为历代军事家们所推崇。早在战国末期，就已是“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西汉前期，也是“吴起兵法世多有”；汉武帝刘彻对霍去病就“尝欲教之孙、吴兵法”；东汉尚书仆射大将军鲍永，也曾“观孙、吴之策”；南北朝时前汉第一、二代皇帝刘渊和刘聪，都是自幼即诵孙、吴兵法；至宋代，更被编入《武经七书》，定为国家武学（军官学校）必读教材，在国外也有广泛的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约公元前750年前后）太宰大贰（官职）吉备真备，曾开课讲解《孙子》和《吴子》兵法，并运用书中原则，指挥军队，迅速消灭了惠美押胜的叛军，因而升为中卫大将。在近代，英、法、俄、德等国，都有《吴起兵法》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