郢都人心惶惶，十分恐惧，各自逃生。楚昭王知郢都难守，只带爱妹乘舟从西门逃走，向西北方向仓皇奔去。孙武派人堵住漳江决口，又使人掘开水坝，放水归江，重兵把守郢都四郊。伍子胥这时已经攻下麦城前来报捷。吴将簇拥着阖闾进入郢都。
在这场吴楚大战中，孙武指挥吴国大军，在大小别山地区初战得势，在柏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清发水大败楚军残部，在雍湿消灭了左司马沈尹戍的回援部队，以3万精兵，击败楚军20万大军，五战克郢。经此一战，吴国声威大振，楚国受到了立国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后来秦国出兵，帮助楚国收复了郢都。楚国君臣惧怕吴军再来，便将国都迁到都城（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7.急流勇退，兵法传世
阖闾大会群臣，论破楚之功，首推孙武，并要加官晋爵，光耀门第。然而孙武却坚辞不就，并且提出了辞呈，“臣本一介平庸之士，承蒙大王不弃，一定要臣出仕，在无法推辞的情况下，只好勉强从命。十几年来，臣竭尽绵薄为大王效力，如今大王的霸业已成，称雄于世。各国诸侯，无不慑服，这都是大王无与伦比的威德所致，臣亦与有荣焉。无奈臣体弱多病，年事已高，处理政事，每有心劳日拙之感，为此日夜惶恐，惴惴不安，恳求大王准臣辞官还乡，以终老天年。”
阖闾非常惊讶，马上派伍子胥亲往孙府，劝他打消辞意。孙武不改初衷，说：“您不知道，当初出仕并非我的本意，完全是大王恩宠和您的友情所致。不知不觉间已经做了10多年官，有这么长的时间让我有研究、实习兵法的机会，我已经很满足了。这是我的兴趣所在，不能算作什么功劳。如今，我的健康和能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我恳托您替我在大王面前说明原委，成全我的宿愿，我将感激不尽。”
孙武意志坚决，已经没有回旋调和的余地，伍子胥无奈，只得如实向阖闾汇报。阖闾也不好再勉强，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了酬答他在奠定吴国基础和伐楚争霸大业中所建立的殊勋，把领近越国的一个叫做富春的地方赠送给他，作为他世居的领地。
对于孙武的一生，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吴王阖闾深知孙武能用兵，终于拜他为大将。在孙武的指挥下，吴军西向击败强楚，五战克郢，北向威震齐、晋两大中原强国，使吴国显名列国诸侯。这一切都是同孙武的功劳分不开的！”“吴国任用孙武为将，申明军法，严格赏罚，军力强大，终于称霸诸侯。”
孙武之所以享有盛名，主要并不是因为他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的军功，而是由于他留下了一部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一部内容完备、结构严谨的古代军事名著。它的产生，为我国军事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孙武把与战争有关的军事问题，分作13篇加以论述，全书有完整的体系，新颖独特的论述形式。各篇既能独立成章，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上下承启，前后衔接，浑然一体，所以古人说：“其义各主于题篇之名，未尝泛滥而为言也。”直到今天我们阅读这些篇章，仍然为其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体系惊叹不已。
《孙子兵法》虽然包容了军事学的各个方面，但是关于进行和指导战争的论述，则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其他各个方面，几乎都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
孙武研究军事是从研究战争入手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指出：战争是“国之大事”，它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人民的生死，因此必须慎重对待，不可轻率从事，“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就明确表达了孙武的“慎战”思想。
孙武“慎战”思想，反映在战争指导上则表现为“全胜”的理论，这是《孙子兵法》的精华所在。在“慎战”思想的支配下，孙武要求当权者不可轻易地进行战争，要进行战争就必须要有胜利的把握；只有一般的胜利把握还不行，必须要有“全胜”的把握才能进行战争。因此，他要求战争指导者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最好的条件，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完全的胜利。
8.军事思想，影响中外
（1）“先胜而后求战”是达到“全胜”的前提
孙武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在战前对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道、天、地、将、法）、“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作全面的分析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优劣，因而也才能依据所了解的情况，制订夺取战争胜利的方略。所以他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这就是孙武“知彼知己”，综合分析对比敌我力量的“庙算”知胜的思想。
孙武认为，为了做到“知彼知己”，除了善于通过各种征候“相敌”（即分析观察有关敌军的各种现象和动向）外，还要获得可靠的情报，派遣各种间谍潜入敌军内部，进行各种侦察，而且不被敌人发现。孙武十分重视依靠间谍了解敌情，把“用间”提到了“三军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
孙武在其“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指导下，要求战争指导者在战前要千方百计地消灭自己的弱点，使敌人无隙可乘，无懈可击，立于不败之地，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所谓“先为不可胜”，就是要树立随时准备作战的思想，对敌人不能存有侥幸的心理，要做好一切准备，使敌人的进攻无法得逞，并且以自己的充分备战措施，挫败敌人的进攻。在思想上提高警惕、常备不懈之后，还要在军事部署上，拟订周密的作战计划，考虑这种击败敌人的作战方案，这样就不怕敌人的突然袭击了。
（2）争取主动是达到“全胜”的必要条件
孙武提出：“善战者，致人而不至于人”，就是要求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这是两千多年前孙武所说的争取主动避免被动的军事名言，这一名言历来受到兵家的重视，唐朝著名的军事家李靖，在《李卫公问对》中就曾经说过，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
在战争中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对于实力优势较大的军队来说并不难做到，只要指挥无误，官兵善战，自然就能把握住战争中的主动权。对于实力并不处于优势的军队来说，要想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战争指导者能够正确进行指挥，恰当地部署和使用兵力，就可以造成一种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主动态势，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任势”。孙武认为，要使军队的战斗力能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做到出奇制胜，就要使部队处于“势险”、“节短”的状态。所谓“势险”，是指军队具有高速机动的速度，这种速度如“激水之疾”，它所产生的威力“至于漂石”，能把巨石般的敌人冲垮；这种军队蓄积和蕴育着极强的战斗力，如同拉满的弩机，紧张的弓箭，一触即发。要使具有这种极强战斗力的军队，产生强大的作战效果，就要使这种战斗力在极短的时间和距离内，以突发的冲击形式爆发出来，使敌措手不及，这就是孙武所说的“节短”。他用“鸷鸟之疾，至于毁折”的形象比喻，要求枕戈待战的部队，在发起冲锋时，要像雄鹰在短距离内搏击小鸟那样，使敌束手就缚。
造成我之主动、敌之被动的态势，不但要使自己的军队蓄积极强的战斗力，具有突发的冲击力，而且要使敌军陷于被动挨打的不利态势。孙武认为，要使敌军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就要采取“动敌”——即调动敌人的手段，使本看不易歼灭的敌人，成为可歼灭的敌人。为此他提出：对于深沟高垒的敌人，要采取“攻其所必救”的战法，把敌人调出来在野战中消灭它；对于急功冒进的骄横之敌，要先“避其锐气”，消磨其锋芒，使之疲惫，尔后“击其惰归”，将其歼灭；对于盲目来攻的敌人，则诱使其改变进攻的方向，使之“不得与我战”，尔后我可寻机将其歼灭。
除了“动敌”之外，孙武还采取了“示形”的办法，争取主动摆脱被动。孙武所说的形，是指客观物质力量。孙武说的“示形”，包括“形人而我无形”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形人”，就是要造成各种假象去迷惑敌人，诸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使敌人发生错觉，采取错误的行动，把军队拖垮，使官兵疲惫，让敌之真相暴露无遗，为我提供歼敌之机。所谓“我无形”，就是要隐行匿迹，深深地隐蔽自己的意图，达到“深涧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地步，这样就能增大己方进攻的主动性和突发性，扩大敌人的被动性和盲目性，就可以“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了孙子“示形”之说：“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
“避实击虚”、“以众击寡”，是孙武关于集中兵力，造成相对优势，取得作战主动权，战胜敌人的精彩论述。孙武用“水之形，避高而趋下”的生动比喻，要求战争指导者，指挥自己的军队，“避实而击虚”，攻击敌人防御薄弱之点，造成凌厉攻势，迅速歼灭敌人。
（3）灵活多变的战法是达到“全胜”的重要手段
有了充分的准备和取得一定的主动权后，并不等于已取得了胜利，如果战法呆板，照样不能打胜仗。所以孙武说：“兵无常势”，如同“水无常形”一样，只有“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才可以说用兵是入了“神”。孙武所说的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主要表现在正确使用兵力和灵活多变的战法两个方面。
在正确使用兵力方面，他要求战争指导者要“识众寡之用”，要根据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打法。如“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手段。“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远途奔袭时，要“并敌一向”，撇开次要敌人，攻其主要目标，这样就可以“千里杀将”；在兵力部署上，要如同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做到灵活机动，互相策应。
在战法变换方面，孙武主张“奇正”多变。他认为，虽然打仗的一般规律，总是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但是奇正之变，就像宇宙的万事万物那样变化无穷。他要求战争指导者，战法要灵活变化，计谋要不断更新，使人无法识破我在军事部署上奥妙机密之所在；驻军要常换地方，进军要多绕迂路，使人不能猜测我的意图。这样就能稳操胜券了。
此外，《孙子兵法》还提出了“因粮而敌”的主张，并对不同的天候、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地形，也提出了变换战法的一系列措施，对水战、火战、山地战的战法，也有一定的论述。
（4）良将精兵是达到“全胜”的根本条件
孙武在《孙子兵法》开卷的《计篇》中，把“智信仁勇严”的良将，以及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精兵，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是达到“全胜”的根本条件。
孙武关于争取战争“全胜”的种种论述，无一不同贤良将帅的指挥才能和精神素质有关。因此，他对将帅提出了极为严格的要求，归纳起来就是“智信仁勇严”五条；“智”，多谋善断；“信”，赏罚有信；“仁”，爱护士卒；“勇”，勇敢坚定；“严”，明法审令。孙武把智放在首要地位，表明他对将帅指挥才能的重视。孙武认为，两军相争，较量智谋为先，角逐实力次之，作为一个贤良的将帅，必须对关系战争全局的大事，要有深刻的了解，能明察事理，多谋善断；对于整个作战过程要善于分析判断，考虑利害得失，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敌我双方的情况，必须有透彻的了解，既不可明于知己而暗于知彼，也不可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只有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要想尽一切办法，消除自己的弱点，不为敌所乘；必须尽一切可能，暴露敌人的弱点，寻机歼灭敌人；对于复杂多变的战场，要能“通九变之利”，做出灵活的处置，对于不同情况的敌人，要能“因敌变化”而“料敌致胜”。
孙武认为，训练有素、赏罚分明、令行禁止、战斗力强的军队，是夺取战争“全胜”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他极为重视治军和练兵。他认为治军的基础是爱护士卒，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使士卒亲附，为使用他们创造条件。但是，如果士卒亲附而不能用，厚待而不能使，那就如同溺爱的娇子一样，不能用以作战，因此孙武要求对士卒要“教之以文，齐之以武”，进行严格的训练，对他们明法申令，治乱去骄，使之畏服，听从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