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战胜利后，真宗回到行宫，留寇准在城楼之上继续指挥作战。寇准治军有方，命令果断，纪律严明，很受士兵拥护。在他的指挥下，辽军几次攻城都被杀得大败而还，主帅萧挞览也被射死。真宗在行宫之中对前线战事不太放心，多次派人前来打探战况，探子每次都见到寇准和副帅杨亿在一起饮酒说笑，就回去禀报真宗。真宗高兴地说：“寇准这样，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当时，辽军虽号称20万，却是孤军深入，粮草不继，随时有被切断归路的危险。萧挞览一死，辽军人心惶惶，更无斗志，于是便派人送来书信，请求讲和。条件是，只要宋朝每年给辽国大量绢银，辽军就退兵，并且永不再犯中原。寇准想乘胜收复幽云十六州，所以坚决不答应议和。真宗对战争早就厌倦，在求和派的劝诱下对两国结盟议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无奈主帅寇准的反对使议和出现了很大的阻力，于是一帮贪生怕死的官员就在背后放出谣言，说寇准利用打仗以自重，野心很大。迫于谣言的压力，寇准只得同意两国议和，缔结盟约。
真宗派大臣曹利用作为使节到辽军帐营中签订结盟条约，并商讨“岁币”之事。临行之前，真宗对他说：“只要辽兵速退，‘岁币’数目在百万之内都可以答应。”寇准却又把曹利用召到帐内，对他说：“虽然有皇帝的敕令，但你在与辽使签约时，答应的数目不得超过30万，否则，提头回来见我。”
这年十二月，宋辽双方终于在澶州达成协议：辽军撤出宋境，辽皇帝向宋皇帝称兄，两国互不侵犯，和平共处；宋每年拨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河北战事平息，北疆人民安居乐业，寇准功劳很大，声望更高了。
4.遭忌被谗，宦海沉浮
人们对寇准的赞誉之声，参知政事王钦若听起来尤感刺耳。由于积怨和嫉妒，他一直想方设法诋毁、挤垮寇准。有一天会朝，寇准先退，真宗目送他离去，王钦若趁机进奏道：“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冷笑道：“澶州之战，陛下不以为耻辱，反而认为寇准有社稷之功，想不到陛下会这样想。”真宗十分吃惊，忙问原因。王钦若进一步说道：“敌军兵临城下而被迫订立盟约，《春秋》认为这是耻辱；澶渊之举，就是城下之盟啊！以陛下至高无上的尊贵而签订城下之盟，还有什么耻辱能与之相比呢？”真宗脸色大变，很不高兴。王钦若又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博的人钱快输光了，于是把自己的所有财物都拿出来，称为孤注。陛下成了寇准赌博的孤注，这也太危险了！”
不光王钦若，朝廷中的一些庸碌之辈也对寇准多方诋毁。寇准为相，用人不论资历，而以才干大小为标准。有一次选授官职，同僚让堂吏持着官位条例而进，寇准说：“宰相的职责在于选用贤能之人，罢黜不肖之徒，假如按照官位次序的条例，只不过是堂吏的职能罢了。”他喜欢选用那些出身贫寒而敢于讲真话的人。那些想靠资历来升官的同僚们对寇准的做法深为不满，他们多次在真宗面前搬弄是非，说寇准目无国法，刚愎自用。多方的谗言终于让真宗对寇准的礼遇越来越少。第二年，罢寇准为刑部尚书、陕州知州，任命王旦为宰相。
寇准被罢相以后，经常被召回京师跟随皇帝左右，渐渐地又被升为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枢密使、同平章事等职。有一次，他又因阻挠三司使林特向河北地区征收绢帛而激怒了真宗，真宗很不高兴地对王旦说：“寇准刚强愤激的性格一点都没改变。”王旦附和道：“寇准喜欢别人记住他的好处，又想让别人害怕他，这些都是大臣应当回避的，而寇准却专门这样做，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不久，寇准又被降职为武胜军节度使，接着又移任永兴军节度使。
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寇准升任为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在被罢相十几年后，第二次担任宰相之职。这时，宋真宗因疾病在身，很少过问政事，朝中专权弄事的是参知政事丁谓。丁谓原是得到寇准的举荐才逐渐当上副相的。他资浅望低，专持权柄后，朝中大臣非常不满，弄得朝政紊乱。于是，他主动向真宗进言，仍启用寇准为相，自己甘为副职。丁谓这样做，是想借寇准的声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寇准入相后，他极力巴结，处处讨好寇准。
据说，有一次寇准与丁谓在政事堂共同进餐，菜汤玷污了寇准的胡须，丁谓马上起身，慢慢为寇准拂拭干净。寇准对这种阿谀讨好的行为非常反感，他讥讽地笑道：“参知政事是国家重臣，怎么能替长官拂起胡子来了呢！”丁谓羞愧难当，从此怀恨在心，预谋陷害寇准。
真宗患病期间，刘太后在宫内参与大政。寇准对此十分忧虑，他秘密奏请皇上道：“皇太子是人心所向，希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重，把皇位传给太子，选择正派的大臣辅佐他。丁谓等人都是巧言谄媚之徒，不能让他们辅佐太子。”真宗认为很对。寇准暗中命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奏章，请求皇太子监国，并且想和杨亿共同辅政。没想到这件事被刘太后和丁谓等人知晓。丁谓上报朝廷，诬告寇准是当时震动京师的宦官周怀政谋反案的同伙。寇准再次被罢去宰相之位，贬为相州知州，后移任安州知州，不久，再次被贬为道州司马。这一切，病榻之上的真宗全然不知，有一次他询问左右大臣：“我好久没有看到寇准，这是怎么回事？”左右大臣都不敢如实回答，胡乱编个谎言搪塞过去。可怜的真宗直到弥留之际仍然在惦念着他的爱臣寇准，他对后继者说：“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大事，他们对大宋江山丹心可见；其他人都是巧言昏碌之辈，切不可轻信。”只可惜此时的真宗对寇准的命运已经无能为力了。
宋仁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年逾花甲、两鬓斑白的寇准，再次被贬到远离中原故土的雷州（今广东海康县），担任小小的司户参军。四十多年起起落落的官宦生涯，到头来落得个这样的结局。
到雷州的第二年，寇准疾病缠身，自觉离去不远，于是命人到洛阳家中取来了通天犀腰带。这条腰带是当年太宗赐给他的，世间只有两条，太宗本人留下一条。寇准一直把这条通天犀腰带视若生命，珍藏在家中。几天之后，寇准沐浴全身，穿上官服，系好腰带，向北方跪拜两次，喊左右仆人搬好床具，躺在床上安然而逝。这一年，寇准年仅63岁。
在中国封建社会，寇准是一个少见的旷世奇才，也是一个难得的封建诤臣。他少年得志，二十岁做官，在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中，始终坚持正义，批评时弊，从不畏强权，甚至敢于触犯“龙颜”。当国家民族到了危急关头，他临危不惧，以超群的胆识挽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保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北宋的经济也出现了《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那种繁荣景象，这段时期北宋的中兴也有寇准的一笔功劳。
寇准位居宰相，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明白自己做官较早，学问不多，所以非常谦虚地向饱学之士学习。张咏是寇准的朋友，在成都做官，此人非常博学。当他听说寇准入朝当了宰相，就和自己的部下谈论道：“寇公是个奇才，可惜学问不够。”后来寇准出任陕州知州，张咏刚好从成都离任归来，寇准精心安排，盛情招待张咏。分别时，寇准把他送到郊外，问道：“您以什么来教导我呢？”张咏慢慢说道：“《霍光传》不可不读啊！”寇准不明白他的意思，回来后取出《霍光传》阅读，读到“不学无术”，寇准笑道：“这是张公在说我呢！”从此更加注意虚心学习了。
寇准年纪轻轻就已经富贵，性格豪爽，喜欢狂饮，每次宴请宾客，他都令家人关上门户，卸下车马，尽欢而散。《全宋诗》中收录了他的侍妾茜桃写的一首诗《呈寇公》，可使我们窥见一斑：
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
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一次，家中老仆拿出了他母亲当年“富贵莫忘贫”的诗句来规劝他注意节俭，他立刻幡然悔悟，马上改正了奢侈的生活习惯。
寇准乐观爽朗，爱民如子，百姓也特别爱戴他。据说寇准初到雷州时，连一个容身之所也没有。当地百姓听说来的是前宰相寇准，马上自发地组织起来，为他盖屋修房。寇准也经常到当地的老百姓家中拜访，了解他们的生活，救济那些贫困的百姓。寇准去世后，其遗体被运往西京洛阳安葬。当灵柩经过荆南公安县时，当地的百姓都在路边设祭哀哭。他们把竹枝折断插在地上，挂满纸钱，以示哀悼。据说，一个月以后，地上的枯竹都生出了新笋。于是，人们又在竹林间建立了庙宇，永久供奉。
寇准逝世十一年后，朝廷恢复了他太子太傅的职位，追赠他为中书令、蔡国公，以后又赐谥号“忠愍”。一代人杰终于能死而瞑目了。
十六、神机妙算超古今的天才：刘基
刘基，字伯温。元至大四年（1311年）出生在浙江处州府青田县南田山（今浙江省文成县）武阳村一个书香地主家庭里。刘家的祖先原是丰沛人氏，曾当过宋朝宣抚都统少保。宋高祖偏安南渡，刘家徙居杭州，不久迁至青田。到刘基出生时，他家世居武阳已经五代了，是当地有声望的一个大族。刘基祖父庭槐是南宋太学上舍（宋制：太学分外舍、内舍、上舍），他除了熟习经书外，平时还喜好钻研天文地理、阴阳医卜等书，知识渊博。其父为人正直，才智识出众，10岁时曾和其祖父刘濠一起设谋挽救了家乡一批抗元志士的生命，博得了乡民的称颂与拥戴，后来当遂昌县教谕（县学教官）。刘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从小就受到良好家风的熏陶，使他在学业上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培养造就了他豪爽刚正、嫉恶如仇的性格。
1.天才磨难，宦海沉浮
刘基好学敏求，博览群书，而且对古人论及天文、地理、用兵打仗的书籍总是爱不释手。刻苦的研读使刘基受益匪浅，广泛的涉猎不仅开阔了他的胸襟，更促使他立志大展鸿图，建功立业。
泰定元年（1324年），4岁的刘基入郡库（即府学）读书。他从师习春秋经。这是一部隐晦奥涩、言简义深的儒家经典，很难读懂，尤其初学童生一般只是捧书诵读，不解其意。刘基却不同，他不仅默读两遍便能背诵如流，而且还能根据文义，发微阐幽，言前人所未言。老师见此大为惊讶，以为他曾经读过，便又试了其他几段文字，刘基都能过目而识其要。老师十分佩服，暗中称道：“真是奇才，将来一定不是个平常之辈！”一部春秋经，刘基没花多少工夫就学完了。后来刘基参加科举考试，他春秋经的答卷得到了考官们的一致好评。泰安四年（1327年），刘基17岁，他离开府学，来到青田县城西北括苍山中的石门洞，从处州名士郑复初学周敦颐、程颢、程颐的理学，接受儒家通经致用的教育。此外，他博览群书，诸子百家无一不窥，尤其对天文地理、兵法数学，更有特殊爱好，潜心钻研揣摩，十分精通。有次他在书店里看到一部天文书，随手取下翻阅一遍，第二天早上居然还能从头至尾背诵下来，店主人知后十分惊奇，要把这部天文书送给他，刘基说：“这部书已装在我胸中，书对我已经没有用了。”
一次，郑复初与学生们讨论孔子如何周游列国，宣传道化，刘基突然站起来说：“孔子虽然道德高尚，但身为鲁国人，国败而难保，饱学而无为，岂不是一介无用的书生？大丈夫不应如此！”郑复初大惊失色，事后对刘基的父亲说：“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日后定为国家的栋梁！”
果然，元至顺四年（1333）。年仅23岁的刘基进士及第，衣锦还乡，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
少年得志的刘伯温，颇想为元朝效力尽忠，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时值元朝末期，官场腐败，吏治贪乱，整个社会统治已是摇摇欲坠。但刘基并没有感到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他一方面以身作则，为政清廉，一方面与那些贪官污吏作斗争。然而，上任不久，即因受人嫉恨被排挤到别处，碰了个鼻青脸肿。又不久，因上文弹劾监察御史失职开罪于上司，被排挤回家。
官场初挫并未能使刘基丧失信心。他反而认为自己之所以出仕碰壁，一因自己学识未够，社会经验更是不足，涉世未深，不了解官场中之险恶；二者更因元朝政府积重难返，过于腐败，正直之人很难立足，更不用想有所作为了。因此，在回乡隐居的日子里，他如饥似渴地钻研《周易》八卦，兵书战策，并广交宾朋，扩大自己的影响，随时打算东山再起。他知道，有了梧桐树，不愁没凤凰。果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刘基的名声日盛，甚至有人认为他的才干足可以与诸葛亮相比，很多江南名士于是纷纷登门求教。刘基觉得，自己出头的日子已经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