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匡天下的齐国宰辅：管仲
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曾辅佐齐桓公建立中原霸权。《史记》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他是我国奴隶社会后期第一个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的大政治家，也是对我国战略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军事谋略家。
1.辅佐桓公，建立霸权
管仲出生于颍上（安徽颍水之滨），是周王同族姬姓之后，幼年受过学校教育，属于“士”的阶层。因家贫，青年时曾与知友鲍叔牙在南阳（山东泰山以南、汶河以北地区）从事商贾。由于长期活动于社会下层，所以对各阶层民众的疾苦比较了解。齐襄公时，二人同在齐国公室任侍臣。襄公淫乱暴虐，其两弟避乱出国。管仲随子纠奔鲁（山东曲阜），鲍叔牙随小白奔莒（山东莒县）。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年），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次年，无知又为大夫雍廪所杀，齐国一时出现无君状态。亲子纠的大夫们，与鲁庄公立盟，约定以子纠为君；亲小白的大夫高俣等，派人至莒送信，让小白速归。鲁国派军护送子纠返齐，并派管仲率兵截击小白。战斗中，小白被管仲射中带钩后佯装死去，管仲误认为真，驰报子纠。护送的鲁军认为小白既死，无人能与子纠争位，遂按正常速度赴齐。小白却昼夜兼程赶回齐都临淄，在大贵族高氏、国氏拥戴下即位为君，即齐桓公。鲁庄公于当年八月，亲自率军攻齐，两军战于乾时（山东桓台东时水支流），鲁军战败。在齐国胁迫下，鲁庄公杀子纠并囚送管仲返齐。小白因射钩之仇，原欲杀管仲。鲍叔牙建议说：“君将治齐，即高俣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在国、国重。”小白听从了鲍叔牙的意见，未记旧仇，“厚礼以为大夫”。小白因鲍叔追随自己多年功高，欲使其为相。鲍叔牙却推荐管仲，说自己在惠民、治国以及统帅军队、指挥作战等五个方面都不如管仲，所以应该让管仲为相。因而，小白又任管仲为相，主持国务。管仲根据小白谋求中原霸主的政治目的，针对当时国内外的具体情况，制订了图霸的战略方针及相应措施，对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
管仲为小白设计的图霸蓝图，是一个长期而又具有阶段性的国家战略，其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先富国强兵，然后才能向外发展。小白虽然因信任鲍叔牙而重用管仲，但开始时并未完全相信管仲之言，他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盲目地认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已够雄厚，又因乾时之战获得胜利，就得出了鲁军战斗力不强的结论，拒绝了管仲认为不能过早地向鲁这样的大国进攻的正确意见，于即位的第三年（公元前684年）春，出兵攻鲁，战于长勺（山东莱芜吐绦口镇东杓山）。鲁军采用后发制人的战术，击败齐军。小白仍未接受教训，当年夏，又联合宋军共同攻鲁。当时齐、宋联军已接近鲁都。鲁大夫公子偃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先向战斗力较强的宋军进攻，为在心理上威慑敌军，还使用了以虎皮蒙于马身，向宋军突袭的战术，在乘丘（山东兖州东）大败宋军。此时齐军已进至郎（山东兖州西北），见宋军败退，自己已成孤军，才“知难而退”，撤回齐国。经过两次军事上的挫折以后，小白才比较清醒，决定不急于求成，完全接受了管仲的战略方针。
经管仲数年的经营，齐国一方面深化国内的各项改革，增强战争潜力；一方面灭掉邻近的小国谭（山东济南东南）、遂（山东宁阳西北）等，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和战争实力，又数次与诸侯会盟，并于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争取与鲁国结盟，齐国在诸侯国中的威望日益增高。至桓公六年齐攻宋时，不仅陈、曹等小国参加，周王也派大夫单父参加，这等于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所以《史记》说：桓公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此后，管仲又辅佐桓公小白，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以战争和会盟等手段，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齐国的霸主地位与控制范围。主要的军事行动共四次：
——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64年），山戎攻燕，燕求救于齐，小白率军与燕军协同作战，击败山戎。齐军跟踪追击，又连续击败了孤竹（河北卢龙）、令支（河北迁安）两国，约一年方回国。
——桓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59年），狄攻邢（河北邢台）小白率齐、宋、曹三国之军援邢，未至而邢已溃，邢人逃入齐军营中，小白帮其迁居于夷仪（山东聊城西南），重建邢国。
——桓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58年），小白率诸侯联军在楚丘（河南滑县东）筑城，重建前年被狄所灭亡的卫国。
——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小白率八国联军击蔡，因楚曾于去年攻郑，故在败蔡之后向楚进军。在陉（河南漯河东）与楚军相遇。由于双方都不愿冒险决战，在召陵（河南偃城东）会盟后撤军。
以上四事，就是历史上大事渲染的“尊王室，攘夷狄，继绝世，举废国”。
桓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49年），戎军进攻周都。次年，小白派管仲至周都做调解人，为周与戎说和。此时，齐桓公的霸权基本上已达高峰。至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死，两年后小白也去世，群子争立，齐国内乱，齐桓公小白与管仲创建的霸业，也随之结束。
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的霸业，从主观上看，目的是维护和扩大其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所谓“继绝世，举废国”，不过是做做样子给别人看。《管子·小匡》说：“钓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背叛）而归之。”《管子·七法》说：“胜一而服百，则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观多则天下怀之矣。”实际上，对实力较强或暂时还不利于吃掉的大国，或以仁义面貌出现，虽胜而不取，或尽可能避免决战；但对实力微弱的小国，却并不讲仁义，而是尽可能兼并。据《荀子·仲尼》说：“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国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伯、子、男逐次差降）。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这种说法，完全符合春秋的历史实际。
从客观上看，从历史的长远发展看，管仲几十年的图霸活动，总的是顺应了王室衰微、大国崛起的形势，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齐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吞并了三十多个小国，统一了山东东部和北部的局部地区，为以后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其次是联合诸侯反对文化较落后的狄、夷等族的掠夺战争，有利于保卫中原先进的文化不被破坏；再次是多次会盟，相对减少了一些战争，增加了经济、文化交流，这既符合齐国发展商业的利益，也符合日益发展的经济，要求改变各自为政的割据局面的需要，有利于打破经济壁垒，发展中原经济，并对民族融合起促进作用。
2.致力改革，注重实效
在我国古代，伯、霸二字，从字义上讲是一样的。所谓霸，不过是诸侯之长而已；但从历史实际上看，则所有霸权，无不是以武力为后盾，以战争为手段建立的。管仲在齐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围绕着图霸这个总目的而进行的，因而，它既是政略，也是战略。管仲的图霸战略总方针，是先内后外，先富国强兵，团结内部，然后“兵出乎境外”，以武力建立霸权。
管仲的战略措施，对内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经济改革
对农业改行“均地分力”，“与之分货”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将“公田”分为“份地”，变集体耕作为个体经营，并根据土质好坏划分等级，按一定的比例上交产品。这对奴隶制生产关系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封建土地关系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手工业实行“官山海”的政策，冶铁、煮盐、采铜以及山林资源等，一律由国家经营，但在管理制度上，不再是派贵族率奴隶生产，认为“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不守”，而是让小奴隶主、士和庶人等去经营，按比例征税，据后人追述说：“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对商业采用“重农同时也重视商业”“通货积财”的政策。管仲以商人的敏锐眼光，认识到“无市则民乏”的道理，大力开展市场贸易，并“使民鬻之四方”，把齐国生产的盐，运至内陆各国出售，换回铜等金属，以制造兵器。据记载，曾一次就“得成金万一千余金”。
（2）政治改革
实行“叁其国而五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政策，强调专业分工。将国都之民，划分成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工商之民，不服兵役，世守其业。将鄙野之民，划分为五属，每属九万家，编为邑（三十家）、率（三百家）、乡（三千家）、县（九千家）、属五级进行管理，以加强统治。在任用统治官员上，建立荐举人才的制度。各乡、属长官要向国家荐举仁义孝悌之贤和勇力出众之人才，有而不荐，谓之“蔽才”，要受刑事处分；同时也建立了监督制度，乡、属长官要将治下不孝不悌和不听从命令的人向上报告，有而不报，谓之“下比”，也要受到刑事处分。这种组织形式及任用人才的方式，与西周分封的统治方式和宗法制度的世卿世禄制已大不相同，开始向中央集权的政体转变。
（3）军事改革
在兵役制度方面，与政治改革密切结合，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和职业兵性质的世兵制。西周时期，国人所受的经济剥削比庶人轻，他们轮流应召服兵役。进入春秋以后，战争、观兵及盟会等军事活动大为增加，不仅造成大批人员伤亡，而且经常影响国人耕种，服兵役要自备军服、口粮和马草等军事物资，这就更加使国人无法承受这种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各国都普遍建立起常备军，大量国人长期在营服役，更造成国人的贫困和流亡。国人的分化和没落，当然要削弱诸侯和贵族们的军事实力。管仲为解决这个问题，就将国人中适合服兵役的士，单独划为一个阶层，与工人、商人分区居住，不准搬迁，专服兵役，世代相传。这样就可以保证有充足、固定的兵源。十五个乡的士，皆分有份田，但不担负赋税，只服兵役。任伍长以上的初级军官，就可以专食田禄，不参加生产。在营服役的士，可以安心服役，未服现役的士，也有充裕的时间研究战法和学习技术。而且隶属关系固定，将乡的地方组织与军队编制统一起来。十五个乡按轨（五家）、里（五十家）、连（二百家）、乡（二千家）四级编组，军队同样也分为伍（五人）、小戎（五十人）、连（二百人）、旅（二千人）四级编制。每家出一人，一乡二千人为一旅，五旅为一军，共一万人。十五乡出兵三万人。桓公小白与拥戴他上台的大贵族高氏、国氏各领一军（五乡）。由于军士“世同居，少同游”，官兵相互熟悉了解，又有乡里之情，所以“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自然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
经过上述各种改革，齐国在经济上增加了生产，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军事上完成了战争准备，管仲遂以武力为后盾，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开始向外扩展；当时王室虽已衰微，但毕竟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和宗法上的大宗，在诸侯，特别是中、小诸侯心中，还有一定的影响。管仲接受了郑庄公姬寤生因与周王作战而失去诸侯同情的教训，以“尊王攘夷”为旗帜，还是有相当的号召力的。狄、夷等族不断向中原文化发达的地区发展、掠夺，确使一些弱小国家产生惶恐。他们自己无力抵御，周天子也无力领导各国组织抗击。因而这时谁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领导各国共同抗击夷苎的攻掠，谁就当然地会得到中、小国家的拥护。总之，管仲的图霸战略和其措施，是符合当时中原形势的客观实际的。雄厚的军事实力，有限的战争手段，加上合乎时宜的政治口号，是管仲成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