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军事思想，可称大家
《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名著，战国末期即已行世。韩非曾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西汉时刘向曾加以整理，成八十六篇，今仅存七十六篇。书中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著者托名管仲，实际上并非管仲所作。史学家认为“《管子》不仅不是管仲的书，而且非作于一人，也非作于一时。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朝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汇献而来的”。有的还进一步指出，《管子》内容，“一类是管仲学派的著作……另一类是稷下先生的著作，这是刘向编书时才掺杂进去的”。管仲相齐，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辅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后世的影响极其巨大。管仲学派的学者们，记述了管仲的言行，继承了管仲的思想，但在相传过程中，也以管仲的名义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就这样不断地增加和丰富管仲学派的理论，再加上秦汉时掺入的其他作品，于是就形成了现在的《管子》。不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否定《管子》书中包含有管仲的原始思想。根据《左传》、《国语》以及《史记》等记述的管仲言行，我们认为《管子》在军事方面所反映的管仲思想，最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1）朴素地认识到经济与战争的关系
管仲不但继承并发展了吕尚的战争观——人心向背等政治因素对战争的进程与结局有重要影响，而且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对战争进程与结局的重要影响。在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上，他认为“夫霸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政之所兴，以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如不得人心，则“小者兵挫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至于“得人之道，莫如利之”，由此而深入一步地认识到只有搞好经济，然后才能谈到战争。他说：“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又说：“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还曾说：“地不辟则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则国贫而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为兵之数，在乎聚财”，“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征服）天下”。总之，他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
由于春秋初期社会生产力的水平较低，军队的武器装备比较简单，战争的规模也较小，战争对经济的依赖程度不太高，只要有粮食和冷兵器，就可以进行战争。所以管仲的认识，也还是狭隘而不全面的，和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不论如何不全面，在两千六百多年前能够有这样的军事思想，已经是极为可贵的了。当然，还必须看到，管仲的利民、富民政策，是为了巩固齐国奴隶制度的统治，是为了图谋霸主地位以控制更大的地区，绝不是为了民众、特别是奴隶们的利益而实行的。这从《管子·侈縻》“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其中奥妙。这就是说，让民众的生活富裕起来，就不会听从奴隶主统治者的支配和驱使，但吃不饱就不懂羞耻，不但作战不勇敢（孔子就说过“知耻近乎勇”），甚至可能要造反。所谓利民，实质是让被统治阶级的民众，既饿不着、也撑不着，仅仅限于能维持最低生活的温饱就可以了，其他当然都是奴隶主贵族的。这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谋略，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进步意义，更不能认为这种手段比残酷迫害民众更具有欺骗性。
（2）初步地认识到战争的两面性，反对废兵，主张慎战管仲认为“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还认为“谋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开始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军队不能废除，所以他说：“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这种认识，是符合春秋大国争霸的社会实际，符合由分裂到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管仲又竭力反对轻率用兵，主张慎重对待战争。他说：“数战则士罢（疲），数胜则君骄，骄君使疲民，则国安得无危？”所以他警告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他对战争的主张是“至善不战，其次一也”，也就是最好能不战而胜，如非用战争手段不可，则要求一战而定。这与以后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相同，也与英国现代军事理论家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根据西方世界二千五百年来大量战例的分析所提出的“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的精神，有某些相通之处。
综观管仲相齐的几十年中，除了对小国毫不留情地予以吞并外，对于一些大国，确实是尽量将战斗行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特别对实力雄厚的大国，更是尽可能地避免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例如桓公三十年（公元前656年）攻蔡伐楚之役，本来是因为楚攻郑引起的，郑是齐的盟国。齐身为霸主不能不救，所以才率领八国联军远道伐楚。但当楚成王派人质问小白为什么向楚进攻时，管仲却根本不提救郑伐楚的本意，却以尊王为幌子，说什么“尔贡包茅不入”等空洞的话。实际上是因为自称“蛮夷”的楚国，虽然也在小白“攘”的范围之内，但此时已灭掉了申、邓、息等大批小国，占有了江汉广大地域，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军事实力非常雄厚，齐国并不具备一战而定的力量与把握，这次向楚进军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才表面上摆出要交战的架势，但内心并不愿冒险进行无把握的决战，才“环顾左右而言他”。楚国当时也同样不愿冒险与中原霸主率领的联军进行决战，于是以承担“贡包茅”为辞，作了一点名义上的让步，终以召陵结盟结束了这场危机，这是管仲慎战思想的体现，比西周“仁义之师”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3）认识到物质因素的重要作用，重视军队训练、纪律，强调武器装备精良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尽管在发展水平、规模以及种类上，古代和现在迥然不同，但其中最主要的基本要素，军队的数量质量、武器装备以及后备兵源、战略资源等，则大致相同。从管仲的言论和实践中可以看出，他对此已开始有所认识。他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传统，重视军队的战术训练及纪律，一方面又特别强调武器装备要充足、精良。管仲创建“叁其国”制度，将士家集中在一起居住，并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规定“处士必于闲燕”，就是为了便于训练，有利于提高后备兵员的素质及战斗技术水平。他认为“且以田猎（以狩猎形式实施实兵演习），因以赏罚（通过实兵演习培养士兵组织纪律观念），则百姓通于军事矣”。而且军士们“旦昔（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成为实际上的世兵制。对于在军服役的人员，他要求能熟练“三官”、“五教”、“九章”和“十器”，也就是要求熟悉鼓、金、旗等各种指挥信号，按照信号准确地进行各种队列动作，并能在不同的气象、地形条件下进行野战动作，以及能熟练地使用各种兵器。
管仲认为“备具（武器装备）胜之源（胜利的根本）”，“交物因方（考校武器要符合设计方案），则械器备”，“备具无常（不好），无方应也”。他提出要“聚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武以练，精锐为右（为上等），成器不课不用（制成的兵器不经检查不能用），不试不藏（不试验合格不入库）”。此外，管仲还实行了“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的政策，允许罪人按罪行轻重上缴兵器或金属赎罪，以增加国家武器装备的储存量。管仲是我国历史上明确提出要求武器装备必须精良的第一个人。
（4）对军事史的贡献
春秋是奴隶制瓦解和封建制因素日益增长的过渡时代。管仲是第一个向奴隶制发难、进行带有封建制因素改革的政治家和军事谋略家。由于他在政治方面的知名度掩盖了他在军事方面的成就，所以一般都只称管仲为政治家。其实，他对我国军事史的发展，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首先，他将经济因素纳入到战略范畴之内，使我国的古代战略学又前进了一步。众所周知，战略是受各种因素制约或影响、以客观条件为基础而见之于主观的产物。战争受经济条件的制约，这是自有战争以来就如此的客观存在，但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个道理。春秋以前的军事家们，对构成战略基础的政治因素和精神因素，已逐渐有了认识，并在制订自己的战略时予以考虑和运用，但对经济因素，还没有哪一位军事家，曾经像管仲一样明确、具体地阐述它与战争的内在联系。管仲的这一学说和实践，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战略学的内容。在此之前，战争的主要对手多是只有一个，进入春秋之后，大国崛起，为了开拓疆域或保存自己，各国都竞相充实军力和寻求外界支援力量。管仲的“尊王攘夷”，是政治口号，也是外交原则，开了以外交手段配合战略的先河。
其次，管仲创建的军队编制与地方组织一元化的“寓兵于农”制度和具有职业兵性质的早期世兵制，对我国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智慧一生的齐国智相：晏婴
晏婴（？—公元前500年），春秋时齐国大夫，字平仲，世称晏子，东莱夷维（今山东高密）人。继父任齐卿，历仕齐庄公、齐灵公、齐景公三世。晏子担当的角色，可与后世的宰相等同视之。世传《晏子春秋》一书，系战国人对晏婴言行的辑录。
在晏子之前，齐国曾经出过两位杰出的政治家，一位是太公望，即姜太公；一位是管仲。太公望是齐国的开朝元勋，奠定了泱泱大国齐的版图。管仲则辅佐齐桓公一统天下，九合诸侯，开霸业之先。而到了晏子之时，齐国势力日渐衰败，政权统治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晏子生逢此时，决心挽狂澜于既倒，要将齐国先辈的业绩恢复并继承下去。
1.直言善谏，随机应变
奴隶主贵族嗜欲成性，国内稍稍有一点安定，他们便荒淫奢侈起来，齐景公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荒淫无度，为了饮酒，可以连续七天不设朝问事，可以一醉三日不醒，为了享乐，他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筑高台，建宫室，耗尽民力财力，老百姓若是反抗，轻则砍脚，重则处死；为了自己的玩好，他可以因一匹马、一棵树、一根竹、一只鸟而杀人。正是在这种恐怖的政治氛围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当时齐国被砍脚的人太多，以至于假肢供不应求，一时间竟然出现了“足贵履贱”的现象，足见统治者之残暴。
对于景公的倒行逆施，晏子不断直言劝谏，使其稍有收敛。公元前522年，齐景公患病已经一年多了，仍不见好转，诸侯各国派来探望的使者倒是不少。景公的两位宠臣梁丘据和裔款私下商量，认为这是祝史不尽职守造成的，于是，他们建议齐景公杀了祝史，以便向各国诸侯有所交待。景公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晏子。晏子沉思了片刻，说：“若是有德行的君主，内政、外交都不荒废，上上下下没有怨恨，举止行动不违背时令，那么祝史向鬼神陈述实情就不会有什么惭愧的了。然而一旦遇到淫乱的国君，既不关注老百姓的怨恨，又不敬畏鬼神的震怒，把这些全然不放在心上，那么祝史如果讲明实际情况，就是数落国君的罪过；如果祝史掩盖过错、列举好事，则是虚诈欺骗。所以鬼神不享受祭祀，国家因而得祸，其中当然有祝史的份。”
景公赶忙问道：“那该怎么办呢？”
晏子很诚恳地回答道：“这不是杀祝史就可以解决的事。现在齐国山林、草泽、盐场、铁场，都有官吏看管。而贪婪的人掌握权力，各处的关卡就会横征暴敛，世袭大夫强买货物；政令无准则，赋敛无节度，宫室不断更新，淫乐不止，宠幸的人在市场上肆意掠夺，在各处假传教令。私欲不能满足，就加害于老百姓，百姓痛苦不堪，怨声载道。再怎么好的祝史，虽有千万美言，也不能胜过亿万百姓的诅咒。”
景公听罢，面露愧色，说：“只有先生您善解我的迷惑，应升官加爵。”并命令将裔款和梁丘据的职事归于晏子。晏子辞谢，景公不允许，晏子接受丞相的职位而退。
晏子主持国政，一个月后，景公的病就好了。后来，景公指示大臣们要放宽政策、毁掉关卡、废除禁令、减轻赋税，裁减一些不利于老百姓的机构和法令，老百姓的生活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善。
晏子进谏有时是不讲情面的，他敢犯颜直谏，而国君仍对他很器重，这才有“公阜一日三谏”的故事发生。
一天，齐景公在公阜巡游，往北正好看见了齐国都城，不禁感叹道：“唉！假使从古到今人可以不死，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事啊！”晏子从旁道：“上古的帝王认为人死是好事，这样，仁德的人得以安息，凶残的人也消失了。假使古代的人不死，太公、丁公将永远拥有齐国，桓公、襄公、文公、武公就都只能辅佐他们了，那您就会成为戴斗笠穿粗衣、拿着锄头在田间劳动的人了，哪有闲情去担心死呢！”景公闻言，气愤得脸发白，很不高兴。这时，恰巧梁丘据驾着马车疾驰而来。景公问：“是谁来了？”晏子说：“当然是梁丘据。”景公说：“何以见得是他？”晏子说：“大热天里驾着车飞驰，重则累死马，轻则累伤，除了梁丘据还能有谁？”景公说：“梁丘据与我可算是相和的人吧！”晏子说：“这只能说是相同的。所谓‘相和’，是指国君甜而臣子就酸，国君淡而臣子就咸。现在君王甜，梁丘据也甜，这只能说是相同，怎么可以称得上相和呢？”景公气愤得脸更白了，极不高兴。又过了没多久，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景公向西正好望见了彗星，立即召见大臣伯常骞，叫他祈祷消灾除彗星。晏子说：“不能这样啊！这可是上天的告诫。日月的云气，风雨失调不顾应季节时令，彗星的出现等现象，都是上天怜悯百姓的愁苦离乱而显现的，用凶吉的预兆来警告，告诫不敬鬼神、不重礼仪的人。现在君王您如果推行礼乐制度而接受谏言，任用圣贤之人，即使不祈祷，彗星也会自行消失的。而今君王您酷爱饮酒放纵享乐，不好好治理国家而宽容作恶的人，亲近阿谀奉承的人，喜好歌舞乐工，厌恶礼乐制度，疏远圣贤之人，岂止彗星出现，祸星也将出现了。”景公气得脸完全发白，几乎都有些要发怒了。
纵使这些话景公很不爱听，但在晏子死后，再也没有人劝谏景公了。景公设朝听政，出屏风见群臣，因思念晏子而悲泣，不由叹道：“唉！往日与晏子一起巡游公阜，他一天内责问我三次，而今谁还来责问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