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二月，刑部侍郎缺人担任，李世民要执政大臣“妙择其人”，执政大臣们提了几个都不能使其满意，于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在处死张亮的问题上，李道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说：“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这种不惧嫌疑的作为，证明了李道裕为人的原则性，于是甚有感触，委任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灵州招抚敕越诸部，要太子随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说：“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僚，明习庶政，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李世民甚觉妥帖，感“以其忠”，提拔张行成担任了较高的职务。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下面是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两位人选应该特别注意精心选择，于是上书李世民，发表意见说：
尚书省是个日理万机的机构，它们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因此，寻求尚书省众官员的人选，授予官职，确实是件有难度的事情。作为文昌宫的众星（文昌乃星官名。这里把尚书省比做天上的文昌宫，把左右仆射、六部长官比作文昌宫的众星）的左右仆射、六部长官，作为“管辖”的左、右二丞，乃至各营郎（指尚书省所职官），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对应，此比是说尚书省的官员任用得合适与否，关系重大。这些职位如果被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位名叫刘洎的治书侍御史说，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总是拖延滞留，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公文也已经堆满在案桌上了。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臣和国戚占据着要位，才不符职，而且彼此又依仗着功劳或权势相互倾轧。在职的官员，大都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虽然有的也想奋发努力，但是一遇到逐毁讥谤就害怕得不行。
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事情多由邮中（尚书省尚书、侍郎、丞之下的高级官员，分管各曹事务）定夺，只有遇到重要事件时才请求上级；而尚书又优柔寡断，不敢做出决定。有的弹劾一经上奏，故意给予拖延，案件的事理本来已经一目了然，但仍然向下级盘问。调查案件没有时限，即使迟延了也不受上级责备。公文一经出手，一般就得历经一年半载。有的办案官员把案子办完了，就不再去追究结论的是非。官员之间相互宽容，出了什么事相互庇护，如此等等。
刘洎总结说：长期堵塞贤路，实在是不应该的。为消除积弊，就应该精心选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的官员选任真正做到了才职相称，国家的法纪就会得以完善地实施。同时，还应当矫正小人争权夺利的风气。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现状那样简单的问题了！
李世民闻过则喜，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让他在那里放手工作，清理积弊。
李世民的用人风格，由此可见一斑——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善于发现弊端的人就是消除弊端的医生，派他去消除积弊，是能够找到最有效的办法的，因而将其作为责任人选一般来说也是最合适的。
用人做到不疑
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君臣之间最易生于猜忌，说到底，其中作祟的是权力问题，君怕臣越权、谋权、篡权，臣忌君专权，由此构成了一重重的心理争端、一层层的设防，临到终了，多是做臣子的遭罢免、遭贬谪、遭诛戮。由此构成了封建时代的历史。到了李世民这儿，历史有所不同。
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李世民注重个人的真才实学，不再按“家谱”和“门第”进行选拔。他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是现职官员，还是士人，不论是士族子弟，还是寒门庶族子弟，都可以申请贡举。因此他改造了旧制州郡中正官掌人选的办法，只要贡举考试合格，都可以到中央参加考试，这样就扩大了官员的来源，使寒士们有了进身之阶和出头之望。贞观年间，来中央考试中进士及门第出身的，尤以寒士为多，李世民曾登临端门，见新进士络绎不绝，曾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在贞观年间，一代由进士出身的贤相名将不胜枚举。著名的宰相房玄龄就是一例。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早年在隋朝为官，曾任隰城县尉，后因事被革职，迁居上郡。当年，李世民率领军队到渭北巡行，房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参拜。李世民一见房玄龄就觉得有一种相知相融的预感，宛如故友重逢一样投机。于是让房玄龄临时担任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既然喜遇知己，便尽心竭力地为太宗效力。
那时，每平定一地贼寇，众将领都争相搜罗珍宝古玩，惟独房玄龄首先想到的是招募人才，并送这些人到幕府任职，在他看来，人才是重于珍玩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得天下之必具。因此，他一一加以甄别和举荐，如遇谋臣猛将，就悄悄和他们约定共同为李世民效力。因功绩卓著，房玄龄被多次提升，曾任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供职十多年，长期掌管记室，做事十分认真负责，深得李世民器重是顺理成章之事。正缘于此，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怀恨。这种怀恨一直延续到李唐政权建立之后，成为太子的李建成在暗地里向唐高祖进谗言，使得房玄龄连同杜如晦二人一起遭贬。
李建成、李元吉争权作乱时，李世民把房、杜二人召回，让他们穿上道服，悄悄到太宗内阁议事。玄武门事变平息后，太宗做了太子，便拜房玄龄为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又将其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拜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管修撰国史。后来又封他为梁国公，赏赐食邑一千三百户。
房玄龄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有着崇高的德操，前面提到的轻物取人就是明证，而且不仅如此，在做了宰相总管百官后，房玄龄更加兢兢业业，尽心竭力，不使一件事处理失当。一个人的德操体现在——看到别人取得成绩，就像自己取得成绩一样高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而房玄龄做到了，做得很轻松，做得发自内心。其实这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到的，这是一种不需要去特意“做”的自然之德，是一种境界使然。
由于有真才实学，房玄龄对公文十分谙熟，文辞修饰十分隽美恰当；审查制定法律条令，词语注意宽缓平和；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不拿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和功绩的大小进行录用或奖赏，并且从不轻视出身低微的人。缘于此，贞观十三年，房玄龄又被封为太子少师，担当起培养太子的重任，可见李世民对他的信赖程度。
房玄龄独任宰相十五年。在此期间，多次上奏请求辞去宰相之职，但都未获准。到了贞观十六年，又加官为司空，同时仍总理朝政，监修国史。不久，房玄龄以年迈请求辞职，李世民便让使臣转告他：“国家长期任您为相，一旦缺少了您这样的良相，就好像一个人失去了双臂。您如果精力不衰，就不要辞谢此职。如果实在感到力不从心，再奏明也不迟。”李世民语意恳切，一无虚词，足可见君臣间的相互信任和融洽程度。经李世民再三相挽，为了国家政务，房玄龄便不再坚持。
李世民常常追思创业的艰难和房玄龄辅佐自己建功立业的功劳，曾作一篇《威风赋》自喻，并把这篇文章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其对房玄龄的赞赏和信任程度。李世民曾称赞房玄龄等人说：“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
贞观年间二十三载，君臣之谊如此，确是封建专制社会史中罕有的事，可见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足以表明这些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作用。
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专制社会统治者专制禀性的形象总结。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将有意无意触犯自己的下臣拿来治罪，作为一名封建君王，有时也难以自制。因而以此来看李世民与房玄龄等人的君臣之谊，弥觉珍贵。然而一个封建君王与某一个、两个下臣交好并不难，难的是与朝中绝大多数下臣长期交好。李世民的可贵尤在这里。用人不拘一格
贞观六年（公元631），李世民去九成宫设宴款待近臣。当时，长孙无忌自觉有趣地说：“王桂、魏徵，从前侍奉息隐太子，我视他们如同仇敌，不想今天会在一起进餐。”李世民也不无自豪地说：“是啊，魏徵从前的确是我的仇敌，但他是对他的职责尽心尽力，值得称道。魏徵敢于犯颜直谏，不允许我做错事，这正是我重用他的原因呀。”这句话其实是在勉励别人，也是在勉励自己。
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人才是人中豪杰，智者中的智者。李世民正是这样去做的。李世民不仅重用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贤哲，还量才起用了李靖、虞世南、戴胄、封德彝等隋末遗臣；他曾赞赏虞世南有五项难得的优点：一是品行端正；二是忠诚正直；三是博学多才；四是文章秀美；五是书法出众。虞世南死后，李世民极为伤悲，亲自写诏书给魏王李泰说：“虞世南对我来说，就好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他为国事救漏补缺，一日不怠，实在是当今的名臣，为人的楷模。我有善举，他尽力助我完成；我有过失，他一定直言劝谏，不怕犯颜。现他已与世长辞，石渠、东观（西汉和东汉皇室收藏秘籍图书和著述之所）之中，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悲痛惋惜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为此，李世民赋诗一首，追思古代治国之道，进而叹息说：“春秋时代，钟子期死去，俞伯牙为此毁琴殉知音，而我作此诗，又能给谁看呢？”于是命令起居官格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的灵桌前读后焚烧。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又下令把虞世南、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和李靖等二十四位名臣的像，画于凌烟阁的墙壁上，以示对他们的怀念。这自然是虞世南逝后的事。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在用人上，李世民不仅任用帝王后裔和宗室子弟，而且还提拔庶族、寒门和低级官吏出身的刘洎、孙伏伽、马周、张玄素、张亮等名臣；他选拔任用统治阶级和集团中的贤才，委以重任，同时还大胆任用农民起义军出身的李世勋、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名将。
在任用汉族贤哲的同时，李世民还以封建帝王少有的胸怀和气魄，一视同仁地提拔了一些少数民族中的贤哲良才，契必何力就是其中之一。
贞观年间这种不拘一格地选择人才、任用贤能的政策大大调整了地主阶级、阶层内部的种种关系，调整了国内各阶级、各民族、各地区等诸方面的错综复杂关系，也就是真正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为唐朝政权竭力尽忠的积极因素，同时又把那些不利于唐政权巩固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使它们适应大乱之后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休养生息，与民更始的形势和需要，从而为李唐政权的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策略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手笔，这种智慧也是一种前朝未有的大智慧。
出于维护封建王朝的“公”心考虑，李世民在擢良任贤方面基本上贯彻了“内举不避嫌，外举不避仇”的用人原则。这是一种自古即为人称道的原则，然而真正做到者，却为数寥寥。
贞观初年，李世民对侍臣说：“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摆驱使。而议者多称‘被者皆宰臣亲放’，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旧臣，以其有才行也。”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一月，李世民又提拔身为外戚的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坚决推辞，说：“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李世民回答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徵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
贞观元年，李世民曾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封工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列为一等功臣，封给食邑的实际数目为三千三百户。其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为此上奏，说：“高祖起义的旗帜刚举，我就率兵先来响应，现在房玄龄等都是舞文弄墨的文人，并没有军功，却功勋列在一等，我内心不服。”
李世民解释说：“国家的大事，惟赏罚为至要。如赏赐和功劳相适，无功的人就不会往里挤；惩罚与罪恶相符，行恶之人就都会畏惧。由此得知，赏赐与惩罚是不可轻易施行的。现在按照功勋大小行赏，房玄龄等人有筹谋帷幄、治国安邦之大功，这同汉朝的萧何一样，虽无在疆场厮杀的功劳，却有为征伐的部队指踪寻迹、推动战车的作用，故而功居第一。我叔是皇室的至亲，我实在不是吝惜这些封赏，只因为不能滥徇私情与功臣一样地封赏您啊！”
此言一出，功臣们相互说：“陛下以这么公正的态度对待我们，赏赐不私其亲，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