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中国历史故事精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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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文韬武略的故事(12)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二月,刑部侍郎缺人担任,李世民要执政大臣“妙择其人”,执政大臣们提了几个都不能使其满意,于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在处死张亮的问题上,李道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说:“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这种不惧嫌疑的作为,证明了李道裕为人的原则性,于是甚有感触,委任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灵州招抚敕越诸部,要太子随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说:“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僚,明习庶政,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李世民甚觉妥帖,感“以其忠”,提拔张行成担任了较高的职务。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下面是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两位人选应该特别注意精心选择,于是上书李世民,发表意见说:

尚书省是个日理万机的机构,它们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因此,寻求尚书省众官员的人选,授予官职,确实是件有难度的事情。作为文昌宫的众星(文昌乃星官名。这里把尚书省比做天上的文昌宫,把左右仆射、六部长官比作文昌宫的众星)的左右仆射、六部长官,作为“管辖”的左、右二丞,乃至各营郎(指尚书省所职官),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对应,此比是说尚书省的官员任用得合适与否,关系重大。这些职位如果被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位名叫刘洎的治书侍御史说,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总是拖延滞留,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公文也已经堆满在案桌上了。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臣和国戚占据着要位,才不符职,而且彼此又依仗着功劳或权势相互倾轧。在职的官员,大都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虽然有的也想奋发努力,但是一遇到逐毁讥谤就害怕得不行。

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事情多由邮中(尚书省尚书、侍郎、丞之下的高级官员,分管各曹事务)定夺,只有遇到重要事件时才请求上级;而尚书又优柔寡断,不敢做出决定。有的弹劾一经上奏,故意给予拖延,案件的事理本来已经一目了然,但仍然向下级盘问。调查案件没有时限,即使迟延了也不受上级责备。公文一经出手,一般就得历经一年半载。有的办案官员把案子办完了,就不再去追究结论的是非。官员之间相互宽容,出了什么事相互庇护,如此等等。

刘洎总结说:长期堵塞贤路,实在是不应该的。为消除积弊,就应该精心选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的官员选任真正做到了才职相称,国家的法纪就会得以完善地实施。同时,还应当矫正小人争权夺利的风气。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现状那样简单的问题了!

李世民闻过则喜,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让他在那里放手工作,清理积弊。

李世民的用人风格,由此可见一斑——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善于发现弊端的人就是消除弊端的医生,派他去消除积弊,是能够找到最有效的办法的,因而将其作为责任人选一般来说也是最合适的。

用人做到不疑

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君臣之间最易生于猜忌,说到底,其中作祟的是权力问题,君怕臣越权、谋权、篡权,臣忌君专权,由此构成了一重重的心理争端、一层层的设防,临到终了,多是做臣子的遭罢免、遭贬谪、遭诛戮。由此构成了封建时代的历史。到了李世民这儿,历史有所不同。

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李世民注重个人的真才实学,不再按“家谱”和“门第”进行选拔。他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是现职官员,还是士人,不论是士族子弟,还是寒门庶族子弟,都可以申请贡举。因此他改造了旧制州郡中正官掌人选的办法,只要贡举考试合格,都可以到中央参加考试,这样就扩大了官员的来源,使寒士们有了进身之阶和出头之望。贞观年间,来中央考试中进士及门第出身的,尤以寒士为多,李世民曾登临端门,见新进士络绎不绝,曾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在贞观年间,一代由进士出身的贤相名将不胜枚举。著名的宰相房玄龄就是一例。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早年在隋朝为官,曾任隰城县尉,后因事被革职,迁居上郡。当年,李世民率领军队到渭北巡行,房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参拜。李世民一见房玄龄就觉得有一种相知相融的预感,宛如故友重逢一样投机。于是让房玄龄临时担任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既然喜遇知己,便尽心竭力地为太宗效力。

那时,每平定一地贼寇,众将领都争相搜罗珍宝古玩,惟独房玄龄首先想到的是招募人才,并送这些人到幕府任职,在他看来,人才是重于珍玩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得天下之必具。因此,他一一加以甄别和举荐,如遇谋臣猛将,就悄悄和他们约定共同为李世民效力。因功绩卓著,房玄龄被多次提升,曾任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供职十多年,长期掌管记室,做事十分认真负责,深得李世民器重是顺理成章之事。正缘于此,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怀恨。这种怀恨一直延续到李唐政权建立之后,成为太子的李建成在暗地里向唐高祖进谗言,使得房玄龄连同杜如晦二人一起遭贬。

李建成、李元吉争权作乱时,李世民把房、杜二人召回,让他们穿上道服,悄悄到太宗内阁议事。玄武门事变平息后,太宗做了太子,便拜房玄龄为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又将其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拜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管修撰国史。后来又封他为梁国公,赏赐食邑一千三百户。

房玄龄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有着崇高的德操,前面提到的轻物取人就是明证,而且不仅如此,在做了宰相总管百官后,房玄龄更加兢兢业业,尽心竭力,不使一件事处理失当。一个人的德操体现在——看到别人取得成绩,就像自己取得成绩一样高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而房玄龄做到了,做得很轻松,做得发自内心。其实这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到的,这是一种不需要去特意“做”的自然之德,是一种境界使然。

由于有真才实学,房玄龄对公文十分谙熟,文辞修饰十分隽美恰当;审查制定法律条令,词语注意宽缓平和;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不拿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和功绩的大小进行录用或奖赏,并且从不轻视出身低微的人。缘于此,贞观十三年,房玄龄又被封为太子少师,担当起培养太子的重任,可见李世民对他的信赖程度。

房玄龄独任宰相十五年。在此期间,多次上奏请求辞去宰相之职,但都未获准。到了贞观十六年,又加官为司空,同时仍总理朝政,监修国史。不久,房玄龄以年迈请求辞职,李世民便让使臣转告他:“国家长期任您为相,一旦缺少了您这样的良相,就好像一个人失去了双臂。您如果精力不衰,就不要辞谢此职。如果实在感到力不从心,再奏明也不迟。”李世民语意恳切,一无虚词,足可见君臣间的相互信任和融洽程度。经李世民再三相挽,为了国家政务,房玄龄便不再坚持。

李世民常常追思创业的艰难和房玄龄辅佐自己建功立业的功劳,曾作一篇《威风赋》自喻,并把这篇文章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其对房玄龄的赞赏和信任程度。李世民曾称赞房玄龄等人说:“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

贞观年间二十三载,君臣之谊如此,确是封建专制社会史中罕有的事,可见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足以表明这些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作用。

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专制社会统治者专制禀性的形象总结。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将有意无意触犯自己的下臣拿来治罪,作为一名封建君王,有时也难以自制。因而以此来看李世民与房玄龄等人的君臣之谊,弥觉珍贵。然而一个封建君王与某一个、两个下臣交好并不难,难的是与朝中绝大多数下臣长期交好。李世民的可贵尤在这里。用人不拘一格

贞观六年(公元631),李世民去九成宫设宴款待近臣。当时,长孙无忌自觉有趣地说:“王桂、魏徵,从前侍奉息隐太子,我视他们如同仇敌,不想今天会在一起进餐。”李世民也不无自豪地说:“是啊,魏徵从前的确是我的仇敌,但他是对他的职责尽心尽力,值得称道。魏徵敢于犯颜直谏,不允许我做错事,这正是我重用他的原因呀。”这句话其实是在勉励别人,也是在勉励自己。

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人才是人中豪杰,智者中的智者。李世民正是这样去做的。李世民不仅重用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贤哲,还量才起用了李靖、虞世南、戴胄、封德彝等隋末遗臣;他曾赞赏虞世南有五项难得的优点:一是品行端正;二是忠诚正直;三是博学多才;四是文章秀美;五是书法出众。虞世南死后,李世民极为伤悲,亲自写诏书给魏王李泰说:“虞世南对我来说,就好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他为国事救漏补缺,一日不怠,实在是当今的名臣,为人的楷模。我有善举,他尽力助我完成;我有过失,他一定直言劝谏,不怕犯颜。现他已与世长辞,石渠、东观(西汉和东汉皇室收藏秘籍图书和著述之所)之中,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悲痛惋惜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为此,李世民赋诗一首,追思古代治国之道,进而叹息说:“春秋时代,钟子期死去,俞伯牙为此毁琴殉知音,而我作此诗,又能给谁看呢?”于是命令起居官格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的灵桌前读后焚烧。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又下令把虞世南、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和李靖等二十四位名臣的像,画于凌烟阁的墙壁上,以示对他们的怀念。这自然是虞世南逝后的事。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在用人上,李世民不仅任用帝王后裔和宗室子弟,而且还提拔庶族、寒门和低级官吏出身的刘洎、孙伏伽、马周、张玄素、张亮等名臣;他选拔任用统治阶级和集团中的贤才,委以重任,同时还大胆任用农民起义军出身的李世勋、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名将。

在任用汉族贤哲的同时,李世民还以封建帝王少有的胸怀和气魄,一视同仁地提拔了一些少数民族中的贤哲良才,契必何力就是其中之一。

贞观年间这种不拘一格地选择人才、任用贤能的政策大大调整了地主阶级、阶层内部的种种关系,调整了国内各阶级、各民族、各地区等诸方面的错综复杂关系,也就是真正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为唐朝政权竭力尽忠的积极因素,同时又把那些不利于唐政权巩固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使它们适应大乱之后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休养生息,与民更始的形势和需要,从而为李唐政权的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策略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手笔,这种智慧也是一种前朝未有的大智慧。

出于维护封建王朝的“公”心考虑,李世民在擢良任贤方面基本上贯彻了“内举不避嫌,外举不避仇”的用人原则。这是一种自古即为人称道的原则,然而真正做到者,却为数寥寥。

贞观初年,李世民对侍臣说:“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摆驱使。而议者多称‘被者皆宰臣亲放’,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旧臣,以其有才行也。”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一月,李世民又提拔身为外戚的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坚决推辞,说:“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李世民回答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徵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

贞观元年,李世民曾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封工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列为一等功臣,封给食邑的实际数目为三千三百户。其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为此上奏,说:“高祖起义的旗帜刚举,我就率兵先来响应,现在房玄龄等都是舞文弄墨的文人,并没有军功,却功勋列在一等,我内心不服。”

李世民解释说:“国家的大事,惟赏罚为至要。如赏赐和功劳相适,无功的人就不会往里挤;惩罚与罪恶相符,行恶之人就都会畏惧。由此得知,赏赐与惩罚是不可轻易施行的。现在按照功勋大小行赏,房玄龄等人有筹谋帷幄、治国安邦之大功,这同汉朝的萧何一样,虽无在疆场厮杀的功劳,却有为征伐的部队指踪寻迹、推动战车的作用,故而功居第一。我叔是皇室的至亲,我实在不是吝惜这些封赏,只因为不能滥徇私情与功臣一样地封赏您啊!”

此言一出,功臣们相互说:“陛下以这么公正的态度对待我们,赏赐不私其亲,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