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鼓励农民努力种地，太宗还经常派使者到各地去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跟各州考使谈了一番劝农的道理，十分生动。首先，他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如果禾谷不登，恐怕是由于朕不亲耕所致。接着，他介绍了自己亲耕的体会：他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除草除不到半亩，便感到十分疲劳。由此推想，农夫实在是非常辛苦。因此，他要求各位使臣到州县时，派官员到田间劝农，不准有迎送。如果迎来送往，耽误生产，如此劝农，不如不去。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太宗还指示各级官吏惩罚懒惰的人。贞观二年，窦轨出任洛州都督。洛阳因为隋末大乱，人多轻俘、虚伪。窦轨叫他们都去务农，并且命属县有游手好闲的全部处罚。从此吏民全都害拍，社会风气得到了净化。
为了增加劳动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太宗还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一是释放宫女，两次共释放了四五千人。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妇人被幽禁在深宫里，实在是可怜。……如今准备放她们出宫，听任她们去找伉俪。这不但是节省费用、减轻百姓负担，而且也使她们能够适合人的本性。”
二是赎回外流至突厥等塞外的人口，一共200万人。
三是鼓励结婚生育。
这三项措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结果贞观二十三年比武德年间净增了180万户。
2.以身作则，倡廉反贪
封建帝王作为天下万民的主宰，可以说喜欢怎么享受都无可厚非。但是，唐太宗李世民则与众不同，作为一个英明而又理智的君主，他曾眼见和亲历隋朝因炀帝的腐败而快速灭亡。所以，为了国家的长治之安，人民的安居乐业，他登基之后，不仅反对奢靡，提倡节俭，减轻人民负担；而且能够主动约束自己的贪欲，以身作则，为群臣做出榜样。有人曾评价李世民是贤君中的贤君，智者中的智者。可以说，这种评价还是很恰如其分的。
自己先做好清廉的榜样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过来说，上梁正则下梁不歪。唐太宗为了效法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那样的英君明主，克己自励，节欲勤俭，严格要求自己。他说：“宫殿能够躲避燥热和潮湿就可以了，音乐能够使人精神快乐就可以了，全都有所节制，不追求豪华奢侈；小溪小河就可以观赏，何必远到大江大海边去呢？宫殿就可以游玩，何必到山野中去呢？忠良可以交友，何必追求海上神仙呢？京城可以游览，何必到瑶池之上呢？抛弃朴实，追求奢华，损害百姓，放纵私欲，扰乱大道，君子认为是耻辱。”
自己不正不能正人，自己正就能正人。太宗既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他就能够严格要求别人。太宗要求群臣都当正直清廉的正臣，以便监督和约束他，辅佐他治国，君臣之间也应当互相监督和约束。
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们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如同鱼得水，这样天下就可安定。”
为了使官吏能够保持清廉，太宗除加强道德教育外，还实行了厚禄养廉的政策。贞观八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书说：“外官卑品，俸禄不高，身受饥寒，难保清白。如今仓库逐渐充实，应当酌情给以优厚待遇，然后再要求他们不贪赃，严厉监督和禁止。”太宗采纳了。这里说的是低级官员，至于中高级官员，俸禄是很高的。
严惩贪官，绝不姑息
太宗对贪污、受贿、渎职等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严厉禁止，从重处罚，即使是皇亲国戚也决不留情，严惩不贷。
太宗深恨官吏的贪污秽浊行为，有接受钱财而违法行事的官吏，一定从严惩处，绝不赦免。不管在京城还是在外做官，只要犯有贪赃罪的，都要奏明，根据其犯罪情节，以重法处治。由于这样，官吏大多清廉谨慎。
河南道濮州刺史庞相寿，是个劣迹昭彰的贪官，远近颇有臭名。后来受到了“追还解任”，即退赔撤职的处分。他通过书面形式向唐太宗求情，陈述自己原来是秦王府的故旧，希望得到谅宥宽恕。太宗深表同情，派人转告说：“卿拿不属于自己的物品，只是因为贫穷，赐你一百匹绢，仍然立即赴任，不要再犯罪了。”这里，太宗有点徇情枉法的味道。以“贫”而“贪”，不过是为其开脱罪责的遁辞罢了。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指出：“以故旧私情而枉法是不对的。对于贪污分子原谅赐物，还允许继续当官，无助于他弃旧图新，翻恶为善。况且，昔日的秦王幕府，旧人众多，倘若个个都‘仗恩私足’，这怎能不叫‘善者’惧怕呢？”太宗听了，“欣然纳之”，就把庞相寿找来谈话，说：“如今天子为四海做主，不可偏于一府恩泽，如果重新任用你，别人有意见，一定会使为善的人都不用心了。”太宗总算压抑了自己的“私意”，而那个贪官只得“默默流泪而去。”
贞观十二年，太宗的堂弟、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贪赃，太宗十分恼怒，立即下令把他逮捕入狱。太宗对侍臣们说：“朕富有四海，兵马如林，如果想要乘车走遍全国，巡游不停，到远方去寻找奇珍异宝，到海外去品尝美味佳肴，能办不到吗？只是劳扰百姓，而使朕一人快乐，朕不这样做。人心没有止足，应当用理性来克制。道宗俸禄很高，宴请、赏赐也不少，多余的财物很多，却如此贪婪，使人感叹和惋惜，难道不可鄙吗？”下令把李道宗免职、减少封邑。
贞观十九年正月，太宗亲征辽东，派太常卿韦挺为运粮使，崔仁师为副使。韦挺至幽州，命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视水渠畅通与否。韦挺先拿出幽州库物，买木材造了600多艘船，运米而进。从桑干河一直运到卢思台，距离幽州800里。王安德回来说：“从此以下，漕渠堵塞了。”韦挺因为北方天寒下雪，河渠堵塞，前进不了，于是把米卸下来，放在台边储存好，等第二年开春，再转运去，估计大军前来，军粮必定充足，因此上奏。太宗不高兴，下诏给韦挺说：“兵贵神速，不可拖延。朕打算十九年春天大举进军，你却说二十年运粮，实在不对。”太宗派繁峙令韦怀质到韦挺那里去运粮，巡视渠水。韦怀质回来上奏道：“韦挺不先看漕渠，便聚集工匠造船，运米而下，到了卢思台，才知道漕渠不通，前进不了，又加上水干，只好储存，耽误前线之用。而且韦挺在幽州，天天设宴，实在缺乏公心。陛下明年出师，据臣想来，他恐怕不合意。”太宗大怒，派将作少监李道裕去代替韦挺，又命治书侍御史唐临骑驿站马去逮捕韦挺，押送洛阳，把他除名，又叫他以百姓身份从军。崔仁师也因此被免官。
同年二月，沧州刺史席辩因为贪赃，太宗下诏斩首，而且叫朝集使都来观看。
由于太宗带头节欲勤俭，倡廉反贪，因此在各级官吏中形成了清廉节俭的良好风气。下面仅举几名大臣的例子。
户部尚书戴胄死亡，太宗因为他的住宅破烂简陋，没有祭祀供奉的地方，命令有关部门特别给他建造家庙。
温彦博任尚书右仆射，家里贫穷没有正室，等到死时候，停枢在侧室。太宗听说后很感叹，立即命令有关部门给他造正室，要优厚赠给财物资助办理丧事。
岑文本任中书令，住宅低矮简陋，没有帷帐掩饰。有人劝他买置家产，岑文本叹息说：“我本来不过是一个普通百姓，从来没有出征作战的功劳，只凭文字工作，官职做到中书令，这也是顶点了。享有很高的俸禄，忧惧已经很多，还能再说添置家产吗？”劝告的人感叹地退了下去。
魏徵的住宅里，原来没有正堂。到生病时，太宗正准备建造小殿，就停工用小殿的材料给魏徵建造正堂，五天竣工。魏徵死后，太宗派遣宫廷使者带着白色褥子和布料被子去赐给魏徵，以满足他崇尚节俭的志向。
3.举贤任能，慧眼识才
凡行大事业，必有大人才。有作为的封建帝王无不懂得人才是事业之根本，选拔和使用人才事关兴国安邦这样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李世民特别重视人才，他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胸怀和气魄，将各类人才收拢到自己身边，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人才群体，为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最为重要的基础。发现人才是头等大事
李世民即位以后，深知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颇有远见地指出：“治国之本惟在得人。”“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因此他经常感到求贤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世上不是没有千里马，而常是缺少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想使国家从根本上达到安定，惟有得到贤才。最近我命你举荐贤才，却没见你推荐一个人。治理天下，政务繁重，你应当分担我的忧虑和辛劳，你不推荐人才，我将托付给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愚昧，但是怎敢不尽心去办这件皇上交给的事呢。只是至今所见，确实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才能的人。”
李世民说：“前代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难道我们能等着去梦见傅说、吕尚这样的贤才，然后再去治理国家不成？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只是我们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从李世民和封德彝这段对话，我们不难有所感知：李世民在认识人才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发现当代人才，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寻常人群中发现人才方面，有着非常正确的认识。相形之下，封德彝就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其实封德彝所有的缺陷是常人所有的，这就是不善于从身边、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只把人才与历史的名哲圣贤相比，因此犯了按图索骥的错误。
李世民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使得封德彝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非常羞愧。
在日常政务中，李世民时常责令宰辅大臣“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不要只知道埋头于政事。这足以看出李世民当时对举贤荐能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正由于李世民思贤求治心切，因而他时时关心，处处留意，不遗余力地亲自选用适用于刺史等地方官员的人才，为发现那些出类拔萃的、可以为他所用的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
贞观五年（公元631），李世民发动官员议论朝政。他发现下臣常何上奏纳谏的二十多条国家应办的事情，很合自己的心意。而他对常何的才能表示怀疑，便问常何。常何说：“这些提议并非出自我之手，是我家的客人马周建议的。”
李世民闻言，当日召见马周。由于马周一时未到，他竟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直至终于同马周交谈，他十分心悦，下令把马周安置在门下省任监察御史，后提拔为中书舍人。
作为意外所得，李世民将马周视若至宝，而马周也的确极有辩才，善于奏事，对事物洞察深刻，每次上奏都切中要害。李世民爱才心切，以至于私下曾对人说：“我一日不见马周，就十分想念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经多次提升后，马周受任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虽然兼任两宫官职，他处理事情十分公正，深得当时人们的赞誉。后来他又代理吏部尚书。
李世民曾向身边的大臣称赞说：“马周观察事物敏锐，做事果断，品性忠诚正直，品评他人，都能秉公而论。我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能合我意。他尽忠尽节，又亲近归附我，确实可以借助于他，使我更好地治理国家啊！”
马周不辜负李世民对他的厚望，为唐代的兴旺出了不少力，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布衣宰相”。
为了避免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片面性，避免错用人才，李世民还亲自召见、面试英才。他刚即位时，听说当时已任景州录事参军的张玄素很有才能，便亲自召见，问之政道，见张玄素对答如流，李世民点头称赞，便决定改任，将其提拔为侍御史。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听说治州刺史程名振很会用兵，就亲自召见他，加以称赞和慰问。但程名振并不磕头拜谢，李世民做出生气的样子，想以此来观察他的反应，不想程名振竟“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李世民见状，知道程名振属于那种善用兵而不知附炎趋势的人，也即才德有其定向，定在用兵打仗上，于是颇为欣赏，以为“奇士”，当天就提拔他当右骁卫将军。
这些事例，足以表明他是多么善于发现人才并重用人才！
发挥不同人才的特点
在广开才路，发现并重用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从已有官员的表现中考察官员，根据实际能力降职使用或提拔、根据能力加以任免，既不允许能力低下者长期混岗，也不容许大才小用，浪费人才的现象存在。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犯颜，直谏李世民修建洛阳宫，李世民认为他忠直可嘉，加以优赐，特地拜他为监察御史。这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发现下属的才德，根据才德将其提拔的一个实例。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李世民要到同州去狩猎，县丞刘仁轨上书奏说：“今秋大稔，民收者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愿留銮舆旬，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李世民闻言甚以为是，于是“赐玺书嘉纳之”，并提拔他当新安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