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抚民以静，民为国本
隋朝末年长期的战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中原大地，满目疮痍，一片残破凄凉景象。唐朝武德年间，统治者主要从事统一战争，无暇顾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唐太宗即位之初，全国经济仍凋敝不堪，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民的生活还未安定下来。如何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实现天下大治，成为贞观君臣面临的头等大事。唐太宗出生于隋朝盛世，又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隋王朝由兴盛而迅速走向灭亡的历史事实，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史为镜，隋亡视为前鉴。
唐太宗当上皇帝以后，把隋朝的兴亡史作为一部政治教科书，孜孜不倦地从中吸收教训。以“隋亡为鉴”，成为贞观君臣不绝于口的话题。隋文帝苦心经营起来的强盛一时的大隋帝国，到了隋炀帝手上，不到23年便土崩瓦解，原因是什么呢？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经过反复探讨，归纳为3点：一是隋炀帝广治宫室，大兴土木，巡游无度，劳民伤财；二是隋炀帝纵欲恣情，贪得无厌，美女珍玩，征求不已；三是隋炀帝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徭役无时，趋民赴死。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隋炀帝屡兴暴政，残害百姓，搞得人民无以自存，不得不起来造反。
从隋亡的历史教训中，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主要取决于为政者政策的好坏。
从总结隋亡的教训出发，唐太宗阐述和发挥了儒家传统的爱民、保民、养民、惠民的民本思想，并进一步论证了克己寡欲的君道观。他认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人民的生活状况又取决于君主是否贤明。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国治的关键是君贤，而君贤的主要标志是克己寡欲，躬行节俭，使民以时，取民有节，以民为本，与民休息。如果君主昏庸无道，奢靡骄纵，百姓就会困危离散，而一旦百姓困危离散，国败君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武德九年（公元626）十月，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有人主张用严刑峻法止盗，唐太宗不以为然。他认为，民之所以为盗，是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而造成的。止盗的根本办法是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不久，他又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所以人君之患，不自外来，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贪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这话说得何等深刻，何等精辟！令人掩卷深思。
贞观时期，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多次谈到君民关系，再三强调：“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就宣布免除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两年的租调，其余地区则免征一年。这是全国性的减免赋役。此后，唐太宗又多次下诏，减免受灾地区的租赋，妥善安排灾民的生活。贞观元年（627），关内发生旱灾，粮食歉收。他下令政府组织饥民到关外分房就食，有的州甚至做到了逐户送粮。又规定，考核地方官，要把安置移民的好坏作为主要内容。贞观二年（628），长安一带发生大蝗灾。眼看着田野的禾苗被一群群的蝗虫吞吃一空，唐太宗心急如焚。一天，他到禁苑中观看庄稼的生长情况，抓住几只蝗虫咒骂道：“庄稼是百姓的命根子，却被你们吃掉了。若百姓有过，应由我一人担当，你们应该吃掉我的肺肠，而不能祸害百姓。”说着就要吞食蝗虫。随从们急忙制止道：“吞食蝗虫是要生病的，陛下千万不能这样做。”唐太宗说：“我就是希望把灾害转移到我的身上。”说完就把蝗虫一口吃掉了。这年，唐太宗下令，拿出宫中的金宝，赎出因饥荒而卖掉的男女。贞观时期，唐政府先后出资赎回流亡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达200万人之多。唐太宗还在全国各地兴建了许多义仓，每逢灾荒，必开仓放粮赈济。唐太宗采取的上述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贞观初年，虽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但百姓很少怨言，社会相对稳定。灾区人民在政府的帮助下，战胜了一次次的灾害。
唐太宗特别反对劳役无时、滥用民力，并用法律手段来加以防范。当时的法律规定：凡有土木兴建，必须依据《营缮令》，计算用工多少，报尚书省审查批准。对于违反者，以坐赃罪减一等论处；虽经批准，但在农忙季节动工，也属违法行为，也要以坐赃罪论处。贞观五年（631），皇太子要举行冠礼，礼部官员根据阴阳家的说法，选定二月举行。唐太宗认为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要改在十月农闲时举行，太子少保萧瑀说：“太子行冠礼是国家的大事，二月是吉日，不宜改变。”唐太宗驳斥道：“我从来不信阴阳家的那一套，如果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佑，怎么能得到呢？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就是吉，吉凶在人，而不在阴阳。农时是最重要的，万万不可耽误。”
唐太宗把“存百姓”视为巩固统治、实现天下大治的基础和前提。那么，怎样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呢？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与思考，唐太宗提出了“抚民以静”的治国方针。魏徵在一份论时政疏中指出：“隋朝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他又说：“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这些话，集中反映了唐太宗君臣以静治国的思想。唐太宗本人也一再强调，只要君主能以静治国，百姓就可安居乐业，国家就会得到大治。并说自己日昃忘食，未明穿衣，日夜孜孜，惟欲清静，令百姓休养生息，不生怨叛之心。唐太宗抚民以静治国方针的核心，是为政者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与民休息。
提倡节俭，反对奢靡
唐太宗不仅提出了抚民以静的治国方针，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早在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刚过，他就以太子身份，下令减省宫中费用，放掉禁苑中供皇帝玩耍的鹰犬，罢除各地向朝廷的贡献。他即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都已破旧。按照以往的习惯。新君即位后都要另建新的宫殿，至少也要将旧宫殿修饰一番。但他一再下令不准营建宫殿，杜绝宫内各项奢靡。他患有“气疾”，所住宫殿卑湿，夏秋季节容易复发。贞观二年（628）秋天，有人提议为他建一个高燥的阁子居住，他坚决不肯。臣下固请再三，仍不许。直至他晚年修建玉华宫时，仍要求督造官员务求俭约。玉华宫建成后，除了住宿的宫室盖瓦以外，其他建筑物都用茅茨盖顶。贞观十一年（637），洛阳遭大水，许多百姓房屋被冲毁。唐太宗下令废掉洛阳一些宫殿，改做灾民住房，又把修洛阳宫的材料分发给居民，供修房之用。一次，工部尚书段纶带了一位巧匠杨思齐进宫，准备制作木偶戏道具，以讨好皇帝。不料唐太宗不仅未给奖赏，反而把他训斥了一顿，并免去了他的官职。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唐太宗出外视察到了蒲州，刺史赵元楷为了讨好唐太宗，令州中父老穿黄纱单衣夹道欢迎，又盛饰廨舍楼观，用百余头羊、数百条鱼设宴招待，可谓用心良苦。可是唐太宗一看，大为恼火，斥责赵元楷说：你搞的这一套是亡隋之弊俗，希望今后再也不要见到这样的行为。否则将予以治罪！
唐太宗还严格约束王公勋戚，禁止他们奢侈挥霍。有隋以来，勋戚之家厚葬成风，浪费了大量财物。唐太宗下令严加制止，并要求各级地方官明加检查，有违令者一律治罪。他又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超越制度者，一切禁断。由于唐太宗躬行节俭，率先垂范，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王公大臣骄奢淫逸，所以，当时出现了不少崇尚节俭的大臣。户部尚书戴胄的住宅十分简陋，死后甚至连个祭享的地方都没有。温彦博身为宰相，可是家中穷得没有一个像样的正厅，他死后只得把棺木停放在旁室。魏徵家中原先也没有正堂，一次他患病在家，唐太宗前去探视，一见此状，大为感动，就命人把自己准备造小殿的材料运来，为魏徵建了一个正堂。中书令岑文本的住宅地势低湿，十分简陋。一次，有人劝他建造一处新宅，遭到他的拒绝。那人叹息而退。由此可见，贞观君臣之中，崇尚节俭已蔚然成风。
兴修水利，推行均田政策
唐太宗不仅注意节流，也重视开源。他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生产条件，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一是大力提倡和鼓励兴修水利。贞观时期兴修了许多大的水利工程。如贞观七年（633）在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开延化渠，溉田200顷；贞观十年（636）在汴州陈留（今属河南）开观音陂，溉田百顷。二是大力推行均田制，劝课农桑，奖励垦荒。均田令颁布于武德七年（624），但当时并未认真贯彻。直到唐太宗即位后，均田制才开始切实地推行。这一制度的认真实行，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了开垦，这对唐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生产，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唐太宗即位后，继续推行高祖的均田制。武德七年四月颁布均田令，规定：用步丈量土地，一步为一个单位，长240步为一亩，100亩为一顷。百姓刚出生叫作黄，4岁（虚岁）以上叫作小，16岁以上叫作中，21岁以上叫作丁，60岁以上叫作老。授田的规定是：丁男和18岁以上中男，每人一顷，其中80亩是口分田，20亩是水业田；老男和残疾人，每人40亩，寡妻妾30亩，他（她）们当中单独立户的增加20亩，都以20亩作为永业田，其余的作为口分田。永业田，种上榆、枣、桑或其他适宜的树木，都有一定的数目。田多足够授田的叫做宽乡，不够授田的叫作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一半。土地有厚薄，一年一换，加倍授给。宽乡换三次后，不再加倍。从事工商业的，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是百姓迁移以及家贫无法下葬的，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迁移宽乡的，连口分田也可以卖。已经出卖的，不再授田。死了收回，授给无田者。凡收授田都在每年十月。授田先授给贫民以及有课役的。凡是田地，乡有余给邻乡，县有余给邻县，州有余给邻州。凡全国民户，按照其家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里决定，州里复核。100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四家为一邻，五邻为一保。在城市叫作坊，在农村叫做村。村坊邻里，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民各业，食俸禄的家庭，不准与下民争利。工商杂类，不准当官。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唐太宗并没有颁布新令，而是按照这一法令实行均田。例如，长孙顺德担任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刺史，前任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都占州内肥沃的田地数十顷，长孙顺德弹劾他们，而且追夺田地，分给贫户。又如，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下大暴雨，谷水冲决堤岸，进入洛阳宫，深四尺，冲坏左掖门，冲毁十九座宫室；洛水也暴涨，淹没六百多家，淹死600多人。二十日，太宗下诏拆毁明德宫以及飞山宫的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水灾农户。
整顿吏治，提倡勤政为民
唐太宗“抚民以静”治国方针的另一项内容是整顿地方吏治。地方官为亲民之官，直接统治人民，他们的良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如果没有好的地方官，国家的政策再好，也难以真正贯彻落实。
唐太宗首先针对官多政繁、十羊九牧的弊端，下令合并州郡，大幅度裁减冗官，将文武官员的总数由2000多人减少到643人。这不仅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支出，而且有利于澄清吏治。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地方官的选任和考核。他亲自掌握州刺史的选任，并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政迹，及时褒贬升降。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考核，唐太宗于贞观元年将全国划分为10个监察区，即10道。经常派遣监察官巡视各道。对于贪官污吏，不论亲疏远近，不论资历深浅，一经发现，即依法惩处。由于唐太宗重视整肃地方吏治，所以贞观年间涌现出许多勤政廉洁，深得民心的良吏，从而保证了“抚民以静”方针的贯彻落实。
唐太宗“抚民以静”治国方针的贯彻实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经过几年的悉心治理，大唐帝国呈现出国泰民安、生机勃勃的盛世景象。农业连年丰收，流散的人口返回故里，大量荒地变成了良田，成群的牛羊遍布原野。在生产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的安定和世风的好转。出现了人心向善、夜不闭户、犯罪率极低的新气象。唐太宗君臣终于将国家富强、天下大治的夙愿变成了现实。
亲自籍田，增加农业劳力
为了表示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努力种地，唐太宗还亲耕籍（一作藉）田。籍田是我国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土地，天子1000亩，诸侯100亩。每年春耕前，天子或诸侯为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亲手用犁在籍田上三推一拨，叫做“籍礼”，即亲耕籍田。贞观三年，太宗亲祭先农，亲耕籍田。原来，古代帝王亲耕籍田，但东晋南迁，北魏又出自少数民族，中原分裂，又有少数民族杂居，经过北周、隋朝，这种礼仪很久没有举行了，到这时才重新举行，因此旁观者欢呼雀跃。太宗还叫岑文本撰写《籍田颂》来歌颂这件事。从此，每年都举行这种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