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亮没有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享受上，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他还参与了对文学作品的实践和创造。我们都知道，看和写不是一回事，好比站在田边看插秧和跳进泥水里亲手插秧不是一回事；到井下参观和矿工挥汗采煤也不是一回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只要在《人民日报》等报刊看到启亮“躬行”的成果，觉得眼前一亮，都会立即捧读。大概受到时间的限制，启亮发表的作品并不多，但他的每一篇都是由感而发，有着饱满的情感，独特的思索，扎实的质地，与自己的心灵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散文《母亲蒸馒头》里，启亮说他母亲蒸出的馒头又大又白，又香又甜，任何别的地方的馒头和机器做的馒头都不能与之相比。他们兄弟姐妹都爱吃母亲蒸的馒头，热馒头一出锅，他们不就任何菜，拿起来就吃，很快就能吃掉一个到两个。启亮回忆起过去的日子。因他家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困难，一年到头多是吃玉米面、地瓜面等粗粮，很少能吃到白面馒头。但每到过春节，母亲千方百计也要蒸几个白面馒头。有一个细节，读得我不禁眼湿。启亮写道：“在我的记忆里，我小时候母亲从来就没吃过一个白面馒头，她甚至在吃那种‘双色龙’时，也把外面包着的一层白面塞进我们嘴里，而自己只吃里面的粗面。”看着这样的细节，我自然联想起自己的母亲，想起母亲和白馒头的一些往事。在我们老家，把白馒头叫白馍。我早就想写一篇关于白馍的散文，看来不能再拖了。
启亮有一篇谈书生气的随笔，也让我读来颇有同感。他遇到工作调动时，每每有好心的同事提醒他，要少点书生气。这是因为不少人认为，书生气是一种只知读书、不谙世事、不善变通的气质。书生气多了，在复杂的社会上是要吃亏的。启亮不这么认为，回顾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涉世经历，他觉得书生气是一个雅致的词语，它与知识、学问、儒雅、正直连接在一起，反映的是一个人的人生哲学和处世准则，也是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多一点书生气，也许能多一点徐徐清风，多一点清朗之气，多一点真实和正义。因此他的结论是，书生气不能轻易丢。
就启亮的本职工作而言，他事业成功，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他家庭幸福，孩子也有出息。也许有人会说，任启亮不写东西也是可以的，何必再点灯熬油地跟文学作品较劲呢！而我一直对启亮的写作持赞赏态度，我能够理解他的用心和追求。像任启亮这样担负着一定领导职务的人，很多人只有外在生活，少有内在生活；只有物质生活，少有精神生活。启亮在安排好外在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同时，同样重视内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把内心世界落实下来，形成一件件文学作品。启亮很清楚，他写作的过程，就不是断寻找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反思甚至是反省的过程。通过反思，反省，使自己得到修行，不断完善自我，以使人性更善良，心灵更高贵，道德更高尚，情怀更慈悲。
启亮与我弟弟同岁，我也权且称启亮为老弟吧。我相信启亮老弟的作品以后会写得更多一些。
2013年1月13日（农历龙年腊月初二，本人的生日）于深圳福田
【写作的天赋】
郭永跃起了个笔名，叫水土。一个写作者，除了本名，再起一个笔名，也是一件郑重的事。它起码带有一点宣告的性质，宣告着作者的人生志向和持久写作的决心。可是，见面时我还是叫他永跃。初认识叫他永跃，现在还是叫他永跃，二十多年了，习惯了。若让我改口叫他水土，恐怕于我于他都不大适应。
那时，我在《中国煤炭报》副刊部当编辑，永跃是给我写稿的作者。我当编辑时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当天的来稿当天看完，能用则用，不能用的写点意见退还给人家。大概是1989年的下半年的某一天吧，我从当天的一摞自由来稿中看到了郭永跃的一篇小说《炸窑》。这篇小说看得我心里一动，当即在稿首一角用红笔写下“可编”二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郭永跃的小说，郭永跃当时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可给我的感觉，郭永跃是一位有着文学天赋的作者，说不定日后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作家。我不仅请美工给小说画了插图，把小说发在文学版的头条位置，还为小说写了一则“编稿手记”。“编稿手记”是一个短评，取对小说的推荐之意。在短评中，我倒没有对作者的文学天赋多说什么，主要说的是小说的思想性，并强调了生活对小说创作的重要。多年来，人们不大说天赋，好像一说天赋就是唯心主义就是先验论。其实天赋的确存在，而且很重要，可以说一个作者的文学天赋对一个作者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换句话说，天赋是一个作者从事文学创作的前提，是先决性条件。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后天的条件很可能是无效的。比如在地里播下一颗花种，才有可能长出花来。如果你播下的不是花种，而是别的什么种，不管你怎样施肥，怎样浇水，恐怕也难长出花来。现在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发现有的作者缺乏文学创作的天赋，因碍于面子，怕伤害到人家的自尊，就不好意思把实话说出来。我们往往含糊其词，甚至鼓励人家继续写下去。这实在是出于无奈。聪明的作者应当明白，当别人一再肯定你创作勤奋时，或许还有别的话没说出来。这个话十有八九是对你创作天赋的疑虑。
郭永跃的文学天赋无可置疑。这个不用我多说，他自己也不必说，他的每一篇作品都会争着举手，踊跃发言，替他把话说出来。我不敢肯定《炸窑》是不是他的处女作，我只知道，永跃以这篇小说为发端，陆陆续续写了不少小说。他写了短篇写中篇，写了中篇写长篇，每种体裁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谈永跃的小说，不能不提到他的短篇小说《村里有台拖拉机》。这篇小说在2001年曾获得过德国“歌德学院特别奖”。据我所知，中国作家获得这个奖项的，郭永跃是第一人。获奖小说也是中国作家所获该奖的惟一一篇小说。永跃能得这个奖，很让我感到意外，也不意外。意外的是，在众多中国作家中，永跃出道不算早，知名度也不是很高。这种国际性的奖项怎么就落到他头上了呢！不意外的是，德国人评奖严谨，这篇小说的确不错。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村里有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后来小伙子的恋人却成了本村另外一个男人的老婆。夺走小伙子恋人的不是爱情的力量，是拖拉机的力量。因为村里买了一台拖拉机，那个男人是拖拉机手。小说以象征的意味，表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感情的压迫和伤害。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全球性发展和传播忧心忡忡，他认为，“技术对整个地球的无条件统治，使人类面临一种不可抗拒的危险。”永跃的这篇小说表达的正是人类在现代技术面前所遭遇的困境，因而具有了概括性和世界性。也因此，小说能够脱颖而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天赋来自遗传基因，是自然的禀赋，是与生俱来。不仅是文学，其它各个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绘画等。如果没有天赋的支持和参与，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个人认为，我母亲就具有文学天赋。她看待事物的目光有文学的目光，感知生活的态度有文学的态度，她的天性里有一部分是文学的天性。母亲给我讲的故事，我几乎都能写成小说，因为故事里含有文学的因素。而别人给我讲的故事，能变成小说的则很少。可惜我的母亲不识字，她一篇作品都没有。她要是有一定文字基础的话，也许写小说比我写得好。我这个意思是想说明，人仅有天赋是不够的，必须有后天一系列条件的加入，天赋才能发挥出来，天赋才能变成人赋。这一系列条件起码应包括文学的功力、真切的热爱、沉静的心态、生命的投入，持续勤奋的劳动，等等。我希望永跃努力努力再努力，把自己的文学天赋充分发挥出来。
2010年5月12日于北京和平里
【心灵的景观】
我不大写游记。曾当过二十多年记者，国内各地我几乎跑遍了，风景名胜也看了不少，可我想不起自己写过什么游记。这些年，海外的国家我去过二三十个，回来虽然写过几篇东西，不过是记人和感怀之类，严格说来，亦算不上游记。我也有过写游记的想法，仅是想想，就放下了。我担心写不好，停留在“到此一游”的层面上，写了跟不写也差不多。
吴晓煜先生是一位勇者，他知难而进，敢于挑战自我，并向游记这种体裁发起挑战。他陆续写了几十篇“华夏行记”，还写了几十篇“海国旅行记”，林林总总二十多万字，构成了一部游记文学的洋洋大观。我虽说不怎么写游记，但对游记还是爱读的。足不出户，便可饱览天下风光，岂不是一件快事！在2010年中伏天，我集中阅读了晓煜先生的游记，读得我兴致勃勃，心驰神往，似乎每天都在做逍遥之游。窗外溽热难耐，心中却似清风阵阵，水波荡漾。
一个地方，不管是人文景观，还是自然景观，之所以能成为旅游目的地，必有吸引人之所在。而那些地方去的人越多，越被客观化，主观的东西越难以进入。或者说那些地方阅尽人间沧桑，态度是矜持的，冷静的，拒绝一切熙熙攘攘的集体观光，只对个别孤独的行者才稍稍有所接纳。吴晓煜深谙这一点。他说，在任时，他趁外出工作之余，也看过一些地方，因有人陪同，心中不安，“故匆匆忙忙不过是走马观花而已。”直到卸任之后，他采取自费自助游的形式，才兴之所至，足之所至，心之所至，优哉游哉，开始了真正的旅游。在《扬州的绿与春》里，我仿佛看见他独自一人在潇潇秋雨里游“冶春园”的情景。一路的翠竹、垂柳；满目的青草、繁花；还有小桥和绿水等，迎面而来的自然景观都被他轻轻揽入怀中。此时他的心是宁静的，怡然的，那些美景自然而然与他形成了交流。“秋千架上春衫薄”，秋日里却体会到春意，这就有些意思了。他的结论是：“春在身外，亦在心中。对于春你怎样理解，春就是什么样的。心中有春，则春常在。”如此颇具哲理意味的心得，便是主观的作用了。
我个人的看法，全世界参与旅游的人很多，真正的旅游者却很少。不少人到了一处名胜古迹景点，选了一个角度，照了一张相，“立此存照”就完了。他们对名胜古迹的来龙去脉所知甚少，又不愿深究，到那里不过要证明自己去过那个地方，不过是应付一下自己而已。而吴晓煜是真正的旅游者，不管到什么地方，他的心是有准备的心。每到一地，他都是事先阅读有关书籍，带足有关资料，把“功课”做好。因为有了“发现”的眼睛，他的“看法”就不是一般化的泛泛而看。他不仅看到了表面，还看到了深层；不仅看到了现状，还看到了历史；不仅看到了物，还看到了人；不仅看到了人，还看到了情。如诸暨西施故里之行，他笔下的浣纱少女西施，似乎正穿越兵戈相向的历史时空，娉娉婷婷地向我们走来。我们看到了西施的美，还知道了西施贫寒的家境。那么一个弱女子，在男人们争权夺利的争斗中，被当成工具和手段利用，尊严受到践踏，身体受到蹂躏，命运充满悲情，实在让人扼腕。对西施的故事，吴晓煜在文章中总结了四条，条条鞭辟入里，都是肺腑之言。
游记作为文学作品之一种，也需要主体和人物。这个主体和人物不是别人，主要是作者自己。作者的主体意识强了，所写的游记才能打上自己心灵的烙印，才能区别于别人的游记。对于这一点，吴晓煜有着相当清醒的认识。正如他在此书的前言里所言：“绝不人云亦云，随帮唱曲，哗众取宠。所记者多为他人所未写者。别人记录较多者，我则尽量不写或少写。”他笔下的许多篇章，既有“我注六经”，也有“六经注我”，读来的确让人耳目一新。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悲剧，因那首烩炙人口、流传千古的《钗头凤》令世人倾倒，也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前往沈园寻迹凭吊。吴晓煜先生也到沈园去了，并有专门篇章，以《令人扼腕的爱情悲剧》为题，写到了陆、唐以及陆的母亲。他一反人们对陆游的同情，对陆游的所作所为颇有微辞。他认为陆游性格懦弱，对唐琬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甚至对唐琬的哀怨而逝是负有责任的。吴先生还是把笔锋指向了陆母，对陆母处心积虑地拆散儿子和儿媳的婚姻做了深入的心理分析。至于吴先生是怎样分析的，这里就不再引述了。反正读了他的分析，我是由衷的信服。
读罢晓煜兄的游记，掩卷回味之余，重新激起我写游记的欲望，说不定哪一天，我向晓煜兄学习，也写一篇游记试试。
2010年8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