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护母亲】
今年4月29日，母亲在开封人民医院作了一个大手术。作为母亲的长子，一大早我就与院方分别签了手术、输血和麻醉协议。在手术协议书上，院方写上了三四种有可能出现的严重情况，手术过程中如果有一种情况出现，母亲就有可能在手术台下不来。我把协议条款仔细看过，还是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我写的是：“完全相信院方的良好愿望、人道主义精神和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同意手术，郑重拜托！”而后签上了我的名字。
8点30分，两个护士推着手术车到病房来了，接母亲到手术室。在把母亲抬上手术车之前，护士检查了母亲的指甲，并要我把母亲戴的手表、戒指和耳环摘下来，说这些东西不能带进手术室里去。病房里住有七八个病号，加上陪护的家属差不多有20人。那一刻他们都静默下来，神情有些紧张地看着母亲和我。我轻轻地把那些东西取下来。我从没有帮母亲戴过戒指和耳环。为母亲取下戒指和耳环，对我来说也是平生第一次。那些金质的东西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不知为何，我想到了身外之物几个字，顿觉心上一沉，鼻子也有些发酸。
母亲被送到12楼的手术室里去了，我和弟弟等人在手术室外面的楼道里等候。据说手术是9点钟开始，到了中午12点，还不见把母亲推出来。手术原定方案是局部麻醉，由于母亲血压升高，临时改成全身麻醉。对于一位老人来说，全身麻醉对病人承受能力的考验更大些，这使等在外面的我们更加忧心如焚，觉得每一分钟都很漫长。
母亲今年76岁了，健康情况一年不如一年，心脏和气管都不太好。但我们给母亲定下一个目标，说等她80岁的时候，我们都从城里回去为她祝寿。尽管目标明确了，我还是时常担心母亲会突然生病。为此我专门给母亲装了一部电话，过一两天就给母亲打个电话，问问母亲的饮食起居情况。农历3月初3，我们老家附近镇上有庙会。在此之前，我给母亲寄了钱，劝她去赶会。3月初2那天，我连着往家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我想，也许是大姐把母亲接她家去了，她家离镇上更近一些。我给二姐家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的判断说给二姐听，二姐也认为母亲可能到大姐家去了。当晚，我乘火车到南方一家煤矿开会去了。我打算会议一结束，就顺道回家看望母亲。第二天到了会上，我还是不放心，晚上接着给母亲打电话，我估计庙会赶完母亲该回家了。不料电话打了一次又一次，还是没人接。这时我有些慌了，心里跳得厉害，预感有些不好。我只好把电话打到村支书家里询问情况。村支书告诉我，母亲得了急病，先是送到县医院检查，按着被弟弟和弟妹接到开封救治去了。我无心参加什么会，与弟弟取得联系之后，我马上驱车赶到开封。经过住院反复检查确诊之后，我们决定给母亲作手术。
直到下午1点，母亲才从手术室里出来了。母亲被白布单裹着，脸色苍黄，头发纷乱。我和弟弟赶紧接过手术车，把母亲往病房的监护室推去。母亲身上连结着输血管、输液管、胃管、心电图线等8个管线。母亲闭着双眼，浑身发抖，说冷，冷。我一手抓着母亲的手，一手捂着母亲的脑袋，说：“妈，我在这儿，手术作完了，手术很顺利。”母亲其苦万状，说疼啊！我安慰母亲，说一会儿就好，“我在这儿，你什么都别怕。”母亲突然烦躁起来，嚷着：“回家，回家！”我们急忙按着母亲，我说：“病一好咱就回家！”
我父亲1960年病逝，母亲带着我们姐弟6个，吃了很多苦。可以说母亲吃的苦一部书都写不完。待母亲稍微安静下来，我看着瘦小得像个孩子般的母亲，禁不住悲从心来，泪流满面。
从母亲住院那天起，我就天天睡在母亲床头陪护并伺候母亲。我时常夜半醒来，隔窗看见一轮模糊的月亮挂在西天，古城开封在月光下显得宁静而苍老。陪护母亲的过程就不细说了。我在医院陪护母亲两个多月，让人欣慰的是，母亲挺过来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转。
现在我母亲回老家去了，由姐姐和妹妹轮流伺候她。入冬前，我和妻子准备接她老人家来京，和我们一起过春节。
【献给母亲】
我对三年大饥荒的生活记忆深刻，称得上铭心刻骨。其中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我9岁，正在本村小学读二年级。我饿得成了大头，长脖子，细腿，连走路都费劲。去学校上学需要翻过一条干坑，以前，我在这条坑里跑上跑下，如履平地。饿成瘦鬼后，过那条坑就难了。此岸，我屁股贴着岸边往下滑；彼岸，我得把自己变成一只小兽物，四肢着地一点一点往上爬。这年夏天，父亲病死了。作为父亲的长子，为父亲送葬时由我扛幡，摔恼盆。堂叔大概怕我瘦得没劲，替我把陶制的恼盆摔碎了。食堂面临断顿，不少人得了浮肿病，人们的生存受到了极为严峻的考验。换句话说，贫困和饥饿已使人们的生存到了一个最低的底线，过了底线，人马上就得饿死。谁都不想死，人人都想活命。人们别的念头都没有了，只要能找到一口吃的，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一条命，就是最大的成功。于是人们的生存意志、生存韧性、生存智慧和生存想象力都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了，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特殊的生存状态。
我服从了自己的记忆，或者说受到了记忆执拗的引导，在刚开始写小说不久的1980年，我就以那段生活为素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看看谁家有福》。小说在《奔流》发表后，引起比较大的争议，该刊连续发了好几篇争鸣文章。肯定的一方认为我写得很真实；批评的一方说我写得太低沉了。这篇小说被很快翻译到美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也为这篇小说列了一条：“刘庆邦的《看看谁家有福》，超出了1966—1976十年浩劫的时间范围，直接揭露了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村的饥荒。一面描写农民们的煮饭锅被送进了小高炉后，如何为寻得一口粮食而不顾一切，一面鞭笞干部的昏庸无能和冷酷无情。”此后，我按捺不住自己的记忆和冲动，一直想写一部长一点的小说，来记述那段生活。我暗暗对自己说，你不写这部小说，就对不起那些饿死的人和那段历史，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一辈子都白活了。24年之后，我终于写出了这部在我心底埋藏已久的《平原上的歌谣》。我读书不多，在创作上没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我知道，人类的记忆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的记忆力是一个人的基本力量。如果这个人失去了记忆，就等于是一个傻子，跟植物人也差不多。同样，一个民族的记忆是这个民族的力量所在，善于保存记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试想，一个民族倘是失去了记忆，就有可能重蹈灾难的覆辙，那是多么可怕。有两句话，我不记得是哪两个外国作家说的。一句是，文学是为历史作证。另一句是，文化是对记忆的守卫。我觉得这两句话都很有道理。作为一个作家，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民族提供记忆，保留记忆。当然，这个记忆应该是细节化、情感化、人性化、真实性和艺术性的。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生活记忆，如果我们这一代亲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死了，让后来的人再想象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记忆文化向遗忘文化挑战。
那段生活无疑是沉重的，但我给小说定下的是不屈和自强的基调，写得并不低沉。我没写饿殍遍地，哀鸿遍野，没有渲染惨绝的气氛，相反还有些幽默，露出了有节制的微笑。这是因为受到我大姐的启发。前些年，我每每回老家看望母亲，都要和大姐二姐谈起三年大饥荒的那段日子。我是有意提起这个话题，让大姐二姐帮我回忆饥饿的生活细节。大姐悄悄告诉我，母亲不愿听见我们老说那几年多么苦，多么难过，母亲说，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我想，母亲可能是出于自尊，我们把过去的事说多了，母亲会觉得都是她这个当娘的没本事，让她的孩子受苦了。我说：“那时候挨饿的又不是我们一家，全国的人都在挨饿，只不过有的地方轻一些，有的地方重一些。”大姐又说：“你别说，当时并没觉得多么苦，一点都不发愁，好像还挺高兴的，该笑还是笑，该唱还是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以前构思这部小说，我的心情总是很沉重，很压抑，甚至想哭，大姐的话改变了我的想法。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受，什么样的坎儿都能过去，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这部小说是献给我母亲的。父亲死时，我们姐弟6个还小，大姐最大13岁，最小的弟弟还不满周岁，上头还有一个年届七旬的爷爷，一家八口全靠母亲一个人养活。为了多干活，多挣工分，母亲从妇女队伍中走了出来，天天跟男劳力一块干活。母亲犁地耙地，放磙扬场，和泥脱坯，挖河盖房，凡是男劳力干的活，我们的母亲都一点不落地跟着干。在秋天的雨季，母亲要冒着雨到地里出红薯。不出红薯全村人就没吃的。出完红薯回家，母亲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身上滚的全是泥巴。在大雪飘飘的冬天，妇女们都不出工了，在家里做针线活。这时母亲要和男劳力一起往麦地里抬雪。初春队里的草不够牲口吃，母亲要下到冰冷的河水里，为牲口捞水草。母亲所受的苦累和委屈，一想起来就让我这个当儿子的痛彻心肺。我对两个姐姐和弟弟妹妹说过，我一定要写写母亲。可我的小说还没写出来，苦命的母亲已于2003年3月5日去世了。母亲再也看不到我的小说了，这只能让我更加痛心。
关于母亲，还有一个大些的说法，我们愿意把祖国也说成是我们的母亲，那么我把这部小说也同时献给祖国母亲。伟大的祖国母亲，请您收下吧！您愿意收下吗？
2004年6月9日于北京
【留守的二姐】
在我国各地农村，留守儿童以数千万计。留守儿童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已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每每看到有关留守儿童的报道，我都比较留意。因为我总会联想起二姐和二姐家的留守儿童。这多年来，二姐为抚育和照顾她的孙辈，付出的太多了，二姐太累了！
二姐喜欢土地，她认为人到什么时候都得种庄稼，都得靠土地养活，土地是最可靠的。村里的青壮男人和女人一批又一批外出打工，二姐却一年又一年留在家里种地，从来没有出去过。二姐重视土地是一方面，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二姐被她家的留守儿童拴住了，脱不开身。
二姐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和大儿媳去上海打工，把他们的两个孩子都留给了二姐。这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男孩儿刚上小学，女孩儿才两三岁。冬冬夏夏，二姐管他们吃饭，穿衣，更在意他们的安全。村里有一个老爷爷，一眼没看好留守的孙子，孙子就掉到井里淹死了。爷爷心疼孙子，又觉得无法跟儿子、儿媳交代，抱着孙子的小尸体躺在床上，自己也喝农药死了。这件事让二姐非常警惕，心上安全的弦绷得很紧。一会儿看不见孙子、孙女儿，她就赶快去找。哪个孩子若有点头疼脑热，二姐一点儿都不敢大意，马上带孩子去医院看，并日夜守护在孩子身边。直到孩子又活泼起来，二姐才放心。
大儿子的两个孩子还没长大，二儿子的孩子又出生了。二姐的二儿子和二儿媳都在城里教书，二儿媳急着去南京读研，她生下的婴儿刚满月，就完全交给了二姐。因家穷供不起，二姐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学就辍学了。二姐对孩子们读书总是很支持，并为有出息的孩子感到骄傲。二姐对二儿媳说：去吧，好好读书吧。孩子交给我，你只管放心。喂养婴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二姐日夜把婴儿搂在怀里，饿了冲奶粉，尿了换尿不湿，所受的辛苦可想而知。二姐不愿让婴儿多哭，有时半夜还抱着婴儿在床前走来走去。有一年秋天我回老家看二姐，见二姐明显消瘦，而她怀里的孙子却又白又胖。孙子接近三岁，该去城里上幼儿园了，他的爸爸妈妈才把他接走。这时他不认爸爸妈妈，只认奶奶。听说爸爸妈妈要接他走，他躲在门后大哭，拉都拉不出去。二姐只好把他送到城里，又陪他在城里住了一段时间，等他跟爸爸妈妈熟悉了，才离开。
到这里，我想二姐该休息一下了。不，二姐还是休息不成。2010年秋天，二姐的女儿生了孩子。二姐的女儿在杭州读研究生，因为要返校交毕业论文，还有答辩什么的，她的孩子还没有满月，就托给了二姐。新一轮喂养婴儿的工作又开始了，二姐再度陷入紧张状态。听二姐夫说，这个婴儿老是在夜间哭闹，闹得二姐整夜都不能睡。有时需要给婴儿冲点奶粉，婴儿哭闹得都放不下。亏得二姐夫也没有外出打工，可以给二姐帮把手。在婴儿不哭的时候，二姐摸着婴儿的小脸蛋逗婴儿说：你这个小闺女儿，不该我看你呀！你有奶奶，怎么该姥姥看你呢！见外孙女被逗得咧着小嘴笑，二姐心里充满喜悦。
其实，二姐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年轻时，二姐早早就入了党。二姐当过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当过县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是全公社有名的“铁姑娘”。在生产队里割麦，二姐总是冲在最前头。从河底往河岸上拉河泥，别的女劳力都是两个人拉一辆架子车，只有二姐是一个人拉一辆架子车。因下力太过，二姐身上落下的毛病不算少。在我看来，二姐就是要强，心劲足，勇于担责，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换句话说，二姐的精神力量大于她的身体力量，她身体能量的超常付出，靠的是精神力量的支撑。
我们姐弟五个，我和弟弟早就在城里安了家，大姐和妹妹也相继随家人到了城里。现在仍在农村种地的只有我二姐。近年来，我每年回老家到母亲坟前烧纸，都是先到二姐家，由二姐准备好纸、炮和祭品，我们一块儿回到老家的院子里，把落满灰尘的屋子稍事打扫，再一块儿到坟地烧纸。我和二姐聊起来，二姐说，她这一辈子哪儿都不去了，在农村挺好的。想当年，二姐满怀壮志，一心想离开农村，往社会上层走。如今迁徙之风风起云涌，人们纷纷往城里走，二姐反倒塌下心来，只与农村、土地和庄稼为伍。二姐习惯关注国内外的大事，她注意到，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缺粮食，粮食还是最宝贵的东西。二姐说，等今年的新小麦收下来，她不打算卖了，晒干后都储存起来，万一遇到灾荒年，让我们都到她家去吃。二姐的说法让人眼湿。
今年临近麦收，二姐病了一场，在县医院打了十多天吊针，病情才有所缓解。岁月不饶人。二姐毕竟是年逾花甲的人了，已经不起过度劳累。我劝二姐，人的身体力量和精神力量都是有限的，凡事须量力而行，以自己的身体为重。
2011年6月20日于北京和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