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柳笛 放风筝】
五九六九，抬头望柳。七九六十三，行路的君子把衣宽。九九八十一，老狗寻荫地。踩住七九，柳条就发软了，就发青了，就冒黄米了。村里的大人们不一定顾得上往柳树上细看，柳树发芽的消息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用柳笛报告出来的。
柳笛不难做，我们都会做。折一根青柳枝，用剪刀剪成一截一截，用手一拧，把柳枝的青皮拧离骨，取下完整的皮管儿，将管口一端用牙咬扁，并轻轻咬去一层青皮，留下一层黄皮，柳笛就吹得响了。
我们村的男孩子女孩子都爱吹柳笛，人人都是春消息的传播者。在柳树刚冒芽的那些天，塘边，树下，院子里，一天到晚都有柳笛的音响。有的孩子是边走边吹，边跑边吹，好像柳笛本身长了腿，它们无处不到。柳笛长短不等，粗细不等，发出的声响也各不相同。细的，声音就尖，像女声；粗的，声音就憨，像男声；不粗不细的，像女中音或男中音。短的，声音嘹亮；长的声音绵长；不短不长的，声音嘹亮而绵长。各种柳笛一齐吹，就成了柳笛的合奏和交响。
大人们都不反对孩子吹柳笛，在他们听来，柳笛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能唤起他们许多记忆和感慨。有人说：“又一年！”有人说：“日子过得真快，柳笛一响，才知道我们已经老了！”不用说，人们对声音是有记忆的，柳笛的声音在他们心上留下了记号，一提到记号，往事就回来了。正可谓柳笛声声里，春风细如愁。
每年春天，我至少都要做高音中音低音三支柳笛，轮换着吹。我鼓着嘴巴，吹了这支吹那支，把腮帮子都鼓胀疼了。最粗最长的那支，我还用剪子在上面剪了好几个菱形的方孔，像别人吹竹笛那样，手指捂在方孔上吹。这样吹出来的声音就不再是直来直去，而是嘀嘀哇哇有了变化。虽然不是百鸟朝凤，十鸟朝凤大概还是有的。
春天的阳光说暖和就暖和了，我只穿棉裤，把棉袄甩到一边去了。我棉袄里不套衬衣，棉袄一脱，就露出了光脖子和两条光胳膊。一冬天没洗澡了，我脖子里和胳膊上结了一层灰垢。但灰垢遮不住小孩子皮肤的白嫩，捂了一个冬天，乍脱去棉衣，我的胳膊显得又白又胖。比如藕节子，上面粘点泥巴不会影响藕节子的白，还会对它的白起反衬作用。母亲坐在门口的砖台阶上，正给父亲往鞋底上缝鞋帮子。我悄悄走过去，用柳笛对着母亲的耳朵吹了一下。
母亲大概正被柳笛把思绪带得有些远，我对着她的耳朵猛一吹，把她吓得不轻，她把手中的鞋底子一扬说：“我打你！你把我的耳朵吹聋吧！我的耳朵要是聋了，你的娘就是聋娘，你再跟我说话，我光会张着嘴打啊啊。”
我觉得母亲把话说得太严重了，对着耳朵吹一下柳笛，不会把耳朵吹聋的。母亲不让我吹，我就去对着二姐的耳朵吹。二姐知道，柳笛对着耳朵吹，声音很大，而且耳朵眼里很痒痒。二姐躲着，不让我把柳笛对准她的耳朵。我把柳笛含在嘴里，追着二姐，找二姐的耳朵，把二姐追得一会儿躲在墙角，一会儿躲在石榴树后面。
我没吹着二姐的耳朵，二姐趁我不注意时，对着我的耳朵哇地吹了一下。这一下我领教到了吹耳朵的厉害，柳笛的声响和气流硬得像一根棍子，几乎把我的两只耳朵捅透气了。从此，我再也不对着别人的耳朵眼儿吹柳笛了。
在我追着二姐吹柳笛时，堂哥正在扎一个风筝。春来时，我们这里扎两种风筝，一种在天上放，一种在地上滚。往天上放的风筝需要好多线牵着，小孩子弄不来那么多线，只好扎地滚子风筝来放。地滚子风筝是用高粱莛子的细篾扎成的，扎成一个圆圆的西瓜模样，拿在手里极轻。风筝的柔韧性和弹性都很好，两手把“西瓜”挤一下，“西瓜”扁了。手一松开，“西瓜”腾地就圆了。
堂哥的风筝快扎圆时，我凑过去了，问放风筝带不带我。
堂看了我一眼，没有马上作出答复。好像需要思考一下，才能作出决定。
我很想到地里放风筝，但必须取得堂哥同意，因为风筝是堂哥扎的。扎这种风筝需要一定的技术，我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我又问了一句堂哥，带不带我去。口气有点乞求的意思。
堂哥说，我如果给他家的狗带一块馍吃，他就让我去。
我答应了堂哥的条件，到灶屋拿馍去了。为了显示诚意，我拿了整整一个馍。当我把馍交给堂哥时，堂哥在院子里观察了一下，没有接馍，让我自己先拿着。我们拿着风筝走出院子时，堂哥才把馍要过去，说：“我先尝尝。”照馍上吭哧咬了一大口。
我知道了，还说是给狗带馍，原来是他自己想吃。
狗已跑到前面去了，它跟孙猴子差不多，老是充当先行者的角色。
我们刚来到东南地里，金淌、狮子、铁头也跑来了。不知他们从哪儿得到了放风筝的消息。
东南地是一大块麦地，绿汪汪的，一眼望不到边。麦苗褪去燥色，正在返青。它返青的过程大概跟小孩子换衣服差不多，昨天还是深色的棉衣，今天就换上了浅色的单衣。麦苗在地里睡了整整一个冬季，春雷一响，春雨一洒，它们纷纷醒过来了。醒来之后，它们觉得阳光不错，天气挺好，伸伸胳膊伸伸腿，浑身透着舒泰。按农人的说法，麦子开始起身了。它们一起身就覆盖了地皮。熬过严寒躲过劫难的野兔，不必再担心人们会看到它们，试探着在麦苗丛中恢复流动。兔子对麦苗感激泣零，一再立起身子，给麦苗作揖，仿佛麦苗就是它们的再生父母。一群老鸹往麦苗地里一落就瞅不见了，一只也瞅不见了。
放风筝就是这时节在这样的麦地里进行。要让风筝跑起来，有一个条件最重要，这就是风。不用担心没有风，在春天的田野里，春风总是不请自到。人们通常以为风没有色，没有形。错了，风的颜色和形状都无比丰富。比方说吧，是春风把麦苗染绿，把连天的麦地吹成波浪形状。不信？有人看见麦苗一波一波往远方涌，会指着麦苗说：“看，风，风！”
风筝放飞之前，我们互相看了看，在心里交流着同一个意思。我们知道，风力这样好，风筝要么不出手，只要出手，就可能一去不返，再也收不回来了。但是，我们决不会因为收不回来就不放。
果然，堂哥把风筝放在地头刚一撒手，风筝就贴着麦苗滚走了。风是西北风，风筝顺着风往东南方向滚。说地滚子风筝贴着地滚并不准确，它是跳跃着在麦苗上飞。眨眼功夫，它已飞出好远。
我们欢呼着，撒丫子向风筝追去。我们尽可以撒着欢地跑，一马平川全是跟绿地毯一样的麦地，没有什么东西绊我们的脚。就算摔倒了，麦苗柔软得很，也摔不着我们。别看风筝没长翅膀，飞得却很快。我们怎么也追不上风筝。风筝并不往高处飞，一直跟麦苗若即若离。仿佛遍地的麦苗是它们的蹦床子，它们借助蹦床子的弹力，在一起一落地跳荡。
风筝也有稍微停顿的时候，像是在等一下我们。可我们疯跑着刚把距离跟它拉近一点，它一个弹跳就飞跑了，似乎比刚才跑得还快。我们熟知风筝就是这个脾气，我们不生气，不泄气，加快速度再追。
我们这几个孩子，数铁头跑得最快。他光着练就的铁脚板，看样子非要把风筝逮住不可。他一边追还一边喊：“风筝子，等等我！”风筝不等他，他就骂风筝，跟骂兔子使用的脏话差不多。
论奔跑能力黑狗是有机会追上风筝的，甚至会超过风筝。然而黑狗很善解人意，它似乎也懂得，风筝就是用来撵着玩的，倘若像扑兔子一样把风筝扑住，那才是一条傻狗。所以黑狗只在风筝一侧跑，绝不越过风筝。风筝停顿时，它跃起来作饿虎扑食状，扑下来爪子却落在风筝旁边的空地里。
这块麦地斜着算有一里多长，我们跑得汗黏裤裆，头上热气腾腾。麦地的尽头是东河的河堤。我们想，等风筝跑到河堤那儿就跑不成了，河堤那么高，会挡住风筝的去路。
可是，风筝只在河堤下面运气似地停了一气，就一口气沿着河堤的外斜坡攀到河堤的顶上去了。
等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高河堤，风筝已飞到河对岸去了。让人感到神奇的是，风筝飞越河床时，不但没落下来，反而升到空中去了，直到飘过半槽河水的河床才往下落。
风筝没在对岸的河堤上停，就落入堤下外村的麦地里去了，一刻不停地向远方滚去。
风筝是银白色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刚落入外村的绿得发黑的麦地时，我还能看见风筝一明一明的。停了一会儿，就变成一明一灭的，再停一会儿，就一点也看不见了。
我大声喊：“风筝子，你回来！”喊着喊着，我眼里就涌满了泪。
堂哥、金淌、狮子、铁头本来也要跟着我一块儿喊，听见我的声音不大对劲，一看，我眼里泪花花的，他们就没喊。
【没电视的日子】
吃过晚饭，我们全家坐在沙发上正看电视，荧屏上的新闻画面突然中断了，出现一片空白。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我说是电视台的毛病，一会儿就好了。可过了一会儿，画面没有恢复。摁摁别的台，都没有反应。完了，看来是电视机坏了。
我们家的彩电已服役12年多了，属于早该淘汰的产品。电视坏了，全家人并不感到怎么惋惜，个别成员还流露出“总算坏了”的表情。我们开始议论买什么牌子的新彩电，是画王、牡丹，还是长虹。老彩电就在对面电视柜上面蹲着，仿佛它已经成为弃物，家人在兴致勃勃地议论新彩电时，一时无人顾及它低落的情绪。当初这台快乐牌彩电是我们人托人、走后门才买到的，它与我们朝夕相伴十多年，曾带给我们不少快乐。妻子后来大概想到了这一点，她说不行，这台彩电还要请人修一修，只要能修出人影来就继续看，直到看不见人影为止。我对妻子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主动把请人修电视机的任务承担下来。没电视可看，我走到卧室，喊妻子过来给我讲个故事听。妻子说她没什么故事好讲。我说，讲讲你下乡时候的事吧，妻子说，他们刚到农村时，十几个知青在一个大锅里吃饭。他们不会用稻草烧锅，担心火灭，接二连三往锅底续稻草，以致把灶膛塞得满满的，没了氧气，明火一次次被窒息。他们被烟熏得眼泪横流也吹不着，只得拉出稻草，重划火柴点燃。烧一次锅，他们差不多要用去半盒火柴。更为可笑的是，望着一大锅生水他们有些发愁，要烧多长时间才能烧开呢？于是，烧锅的同学一会儿掀开锅盖看一次。别的急饭的同学也走马灯似地轮番掀开锅盖看。看过的同学都很失望，怀疑农村的铁锅太厚，烧稻草不顶事。当地的老农看见他们老掀锅盖，说你们这样不行，锅里刚闷住一点热气儿就被你们放跑了。你们得存住气，锅里才能存住气。他们听从老农的指点，“不怕锅不滚，只要底火烧得紧”，一会儿就把水烧开了。我对妻子说，你讲的故事很好，我都“看”见了，比电视好看。
原来我们家住在建国门外的灵通观，离日坛公园比较近。那时我们家还没买电视机，而日坛公园常放露天电影。每逢周末，我们就去日坛公园看露天电影。夏秋之际，在习习晚风中，闻着满园的草香看电影，不能说不是一种享受。《花为媒》、《女驸马》等好几部电影，我都是第一次在日坛公园看到的。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带着女儿还跑到中山公园去看露天电影。那天看的什么电影我忘记了，只记得看完电影后，天下起了暴雨。我们只带了一把伞，我背着女儿，妻子为我们打伞，我们冒着大雨往家赶。大雨如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顿时白水漫漫，成了一片汪洋。华灯在雨幕中若隐若现。那时公共汽车已经停了，我们在雨中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家。除了睡着的女儿，我和妻子的衣服都湿了大半截。后来我和妻子多次回忆起我们渺小的一家三口在大雨中的天安门广场行走的情景，可见它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多么深刻。买了电视机后，我们再也没去看过露天电影。好像公园里也不放露天电影了。
无电视可看，我想最着急的应该是我儿子。放暑假之后，他几乎天天与电视为伍。有时我往家里打电话，耳机里乱七八糟，那是儿子在看着电视接电话。下班回家，还没进门，就听见屋里许多人在说话，那也是电视里发出的声音。除了看电视，儿子还租来录像带，招同学在家里看录像，一看就是半天。儿子本来爱画画，由于看电视占去了时间，有一幅画他几天都没画完。我借电视机的口吻对儿子说，电视机跟我说了，你们家有个小子特爱看电视，一天到晚守着我，把学习都耽误了。为了让那小子利用宝贵时光好好学习，我只好做出自我牺牲。儿子笑了。
第二天我下班回家，儿子马上拿出一幅刚画完的画给我看。我很欣喜，连夸不错。我跟妻子说，你看，还是电视机坏了好，一无电视可看，儿子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去了。可以说自从买了电视机，全家人十几年晚上的时间几乎都搭给它了。电视机的开关仿佛是一个门，门一开，一群人就入侵似地蜂拥进来，大人小孩，男人女人，好人坏人，中国人外国人，啥人都有。他们一进来就不安生，就可劲地闹腾。我们只能傻看着他们，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电视机一坏，好像把家门关严了，外人再也进不来。这真是难得的安静。吃过晚饭，我们可以聊天，可以出去散步，可以看报纸杂志。在白天，儿子开始看我刚写完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打印稿，而且看得饶有兴致。我有些窃喜，觉得没电视的日子真好。
几天之后，妻子和儿子都耐不住了，他们说没电视看太难受了，催促我赶快请人修电视机。妻子似乎看出我有意拖延修电视机的时间，限我必须在哪一天修好，否则她就去买一台新彩电。我想好了一个拖延下去的理由，说我准备写一篇文章，题目叫《没电视的日子》，你们得配合我。要是电视机修好，我就找不到写作的感觉了。现在文章已写完了，电视机恐怕很快就要复活，重新加入我们的生活。真叫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