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亭，给何向阳端酒】
报社的朋友打电话向我约稿，我的第一反应是回绝。因为我手上正在写长篇。我习惯在写某一篇东西时不愿意中断，不愿意插进来写别的东西。可当朋友向我说明让我在妇女节前写写何向阳时，我却当即答应下来。正找不到机会向何向阳先生献殷勤呢，机会找上门来，岂能错过！
我认识何向阳是在上个世纪的1999年秋天。其时，河南同时召开了两个文学方面的会。一个是中原长篇小说研讨会；一个是全省青年文学创作会。会议邀请在京的几位豫籍作家回故乡捧场，我有幸忝列其中。记得会上还安排周大新、阎连科和我，与青年作家们的座谈，田中禾兄出的题目是展望21世纪的文学。我忘了我在会上说了什么，好像“展望”得并不乐观。散会后，我在门口看见了何向阳。何向阳在等我，她说：“我们认识一下，我是何向阳。”“嗨，你就是何向阳呀！”我当时吃惊不小。何向阳的名字我早就在《奔流》等杂志上见过了，何向阳的文章我也读了不少，恕我孤陋寡闻，我一直以为何向阳是个男同志呢！这不能怪我，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有一个著名的李向阳，那厮身挎双枪，纵横驰骋，好生了得！一定是他的名字在我脑子里先入为主了。这向阳不是那向阳，两个向阳反差太大了。我说：“何向阳，你长得太美了！真的，我没有想到，你怎么这样美呢！”别人认为我为人比较拘谨，内向，或是说比较含蓄，这样一见面就夸一个女孩子长得美，好像不是我的一贯风格。可那天不知哪来的勇气，有点管不住自己似的，张口就把话说了出来。何向阳轻轻笑着，脸上红了一阵，没说什么。是呀，像我这么一个说话来不及斟酌的粗人，她能说什么呢！
以后和何向阳见面的机会就多起来了。每次一块儿参加活动，有机会我必主动要求与何向阳合影。2001年春天，在北京天安门宾馆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我与何向阳合了影。当年秋天去绍兴出席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颁奖会，在颁奖台上，在鲁迅故居、沈园等地方，我都与何向阳合了影。请不要笑话我，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咱自己其貌不扬，跟何向阳沾一点“阳光”，不算过分吧！特别是在王羲之写《兰亭序》的地方兰亭，我与何向阳的那张合影更有特色，更让人难忘。兰亭是一个大的地方，里面有多处景点。其中一个景点曲径流觞，是王羲之与文友喝酒吟诗的所在。一脉流水，一条曲径，活水缓缓流动，曲径七拐八弯。取一些酒杯，里面斟了黄酒，置于水面，任酒杯慢慢向下游漂去。邀文友们坐于曲径两侧，待酒杯在哪位文友面前停下，文友须把酒端起，喝干，吟出一首诗。那些座位也很讲究，圆圆的蒲墩，簇拥在周围的是青碧的兰草，让人迟迟不敢坐。听了讲解员的讲解，我更不敢坐。我又不会作诗，万一酒杯在我面前停下来了怎么办。我看老诗人李瑛率先坐下，同是著名诗人的李瑛的女儿李小雨也坐下了，我才敢落座，有他们两位诗人在场，作诗就是他们的事了。巧了，一尊酒杯偏偏在我面前晃晃悠悠停了下来。不把酒端起来无论如何不合适，我打算耍赖，把酒喝下再说，作诗就免了。又巧了，这时何向阳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蒲墩上。我便把酒端给何向阳。何向阳把酒接过去，喝了。何向阳等于救了我的场。酒是我转让给她的，她有理由不必考虑作诗的事。我有一个朋友，是电视台的记者。趁我给何向阳端酒之际，他把那一瞬间抓拍下来。因每个座位之间有一段距离，画面中心，我欲起欲坐，伸长手臂给何向阳递酒。何向阳呢，也得把双臂伸展，才能接到酒。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画面背景的是十几个人物。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小伙子，也有姑娘。他们或直眉瞪眼，或嘴巴微张，或呼之欲出。他们所瞅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身穿一袭白裙、端庄秀丽的何向阳。
真的，谁要不知道什么是端庄秀丽，见了何向阳就知道了。谁要不知道何为大家闺秀，见到何向阳就知道了。谁要不知道什么是高贵气质，见到何向阳就知道了。
您问何向阳的作品？她是全国屈指可数的青年文学评论家之一，文章当然写得漂亮。她是写文学评论的，我对评论是门外汉，不敢对她的评论妄加评论。咱们这么说吧，她的文章要不写得出类拔萃，怎么能就得全国优秀评论鲁迅文学奖呢！她的获奖作品我拜读过，题目是：《12个：1998年的孩子》。她挑出当年的12篇小说，并挑出每篇小说里所刻画的一个孩子。一个一个加以分析。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在这个好多评论家不认真看书的年代，有谁像何向阳这样沉潜呢！这样用心呢！这样别出心裁呢！让本人深感荣幸的是，在何向阳所评论的12个孩子当中，就有我的一个孩子，那就是《梅妞放羊》中小姑娘梅妞。生梅妞的是我，打扮梅妞的却是何向阳。反正，梅妞原本并不惹人注意，经向阳一打扮，一点化，梅妞很快光彩照人，并登上了大雅之堂。
不光我崇拜何向阳，据说连外国人都对何向阳崇拜得几乎五体投地。第六届全国作家代表会召开之前，何向阳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之一，到印度访问。团长是王蒙。在作代会闭幕当天的那次宴会上，我听王蒙在饭桌上讲，何向阳把印度人大大震了一把。印度人崇拜观音，他们看见何向阳就像见到了观音。王蒙说，以后我国如果再与印度发生纠纷，就不用再派军队，只让何向阳一个人出面，就把印度人摆平了。
2005年3月1日于北京
【有关徐坤的几个片断】
没认识徐坤之前，我先听见李敬泽向我推荐徐坤的小说。敬泽说，《人民文学》近期有一个中篇，题目叫《先锋》，很不错。我问作者是谁。敬泽说，一个新作者，叫徐坤。我表示一定看看。
说来不够意思，那篇《先锋》后来我一直没看。是那个题目甩开了我。文坛有一些作家，被人称为先锋派。先锋嘛，大约跟先进差不多。那么像我这样的，只能算是后进。后进与先进是有距离的，无论你怎样使劲，总是沾不上先进的边。沾不上，咱不沾，还不行吗！也许我对徐坤的《先锋》是望文生义，但确实是那两个字把我吓住了。
我看到的徐坤的第一篇小说是一个短篇，《遭遇爱情》。因知道了徐坤的名字，对爱情这样的字眼儿又比较感兴趣，我就对这篇小说怀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小说的阅读过程没让我失望，至今我好像还能咂摸出那篇小说的味道。是的，我记住的是那篇小说的味道，而不是情节，情节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比较看重的是小说的味道。凡是好的小说，都是有味道的小说。不好的小说，读来就没有味道。这个味道不像菜肴中苦辣酸甜咸，一尝便能说出来。小说的味道你说不清，只能品味，不可言传。正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又的确存在着的味道，才构成了好小说的真正魅力。《遭遇爱情》写得细致入微，充满灵动之气，又很含蓄，分寸感把握得恰到好处。因爱的不期而至，使每一个细节都受到浸润，每一个字都似乎在微微的颤动。小说的气氛是温暖的，也是高贵的，朦朦胧胧笼罩全篇的，是一种人性的和谐之美，和诗意的光辉。反正我被这篇小说感染了，得到了一次美的享受，仿佛自己也遭遇了一场爱情。另外，遭遇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这正是徐坤所特有的口气。你可以理解为她是反讽的，是调侃的，也可以理解为无可奈何的。爱情在任何情况下都让人无可奈何。
由这篇小说，我就认识了徐坤。作家彼此认识的情况大多是这样，都是先从小说里认识的。你想认识一个作家，不必着急和这个作家见面，只读他的小说就行了。读着读着，见面的机会或许就来了。
不知我记得准不准，和徐坤第一次见面，是在京西宾馆的第五次全国作代会上。在此之前，徐坤的小说我已读了不少。回想起来，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在楼道里看见徐坤，我没有正正经经地喊她的全姓全名，而是把她叫成了坤儿。这种叫法绝不是处心积虑，而是脱口而出。凭我的感觉，我就应该那样叫她。事实表明，我的第一感觉是准确的，后来我听见许多和徐坤相熟的朋友都是那样叫她。
那天她和小斌（把徐省略了）在一起，我马上给她俩提了一个建议，建议我们一块儿去找汪曾祺合影留念。我说了我的理由。在沈从文生前，出于对沈从文作品的喜爱，我很想去拜访沈从文，并和沈从文照一张相。因听说沈从文身体不好，我一直不敢前去打扰。沈从文去世后，我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成了永远的遗憾。我说汪老年纪也不小了，这次不跟汪老合影，说不定以后没有机会了。她俩积极响应我的建议，跑回房间，拿来了各自的照相机。那天汪老很高兴，不管我们分别跟他照，还是两个女作家把他夹在中间照，他都笑着配合，还说：“咋说咋好。”林斤澜老师和汪老住一个房间，那天我们和林老也照了相。
我不会承认我是乌鸦嘴，但汪老的不幸被我不幸而言中，作代会结束不久，汪老就病逝了。说到这里，我借机插一句。汪老逝世后，王安忆要给汪老的家人发一份唁电，打电话问我，汪老的工作单位是哪里。凭想当然，我说应该是中国京剧院吧。结果，唁电发到那里后，被退回去了，称中国京剧院查无此人。北京就那么几家京剧院团，汪老的大名谁不知道，把唁电转一下就是了，可他们竟然给退回上海去了，真乃人心莫测。这个错误是我造成的，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觉得既对不起汪老，也对不起王安忆。
博士徐坤
忽一日，听说徐坤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一出来就是博士，了不得！见一家大报上分期登载一些头像，称社科院文学所是保存大师的地方，钱钟书、俞平伯、郑振铎等，都是那里的。据说那里的门槛是相当高的，没有过硬的真才实学是进不去的。而徐坤一手抓创作，一手抓考研，两手都过硬，两方面都不耽误，这东北丫头，端的厉害！看来对徐坤得刮目相看了。
然而徐坤还是那么嬉皮笑脸的，一点都没端起来，一点都不像传说中学者的样子。她的着装还是那么随便。见了面，她还是跟你调侃。还有，她竟然染了头发。一头乌黑的秀发，不是挺好看的嘛，染成别的颜色干什么，这跟博士的身份有点不相称吧，不像话，不像话！你听徐坤怎么说，“嘻嘻，瞎玩儿呗。”这就是徐坤，她不为学问所累，不为身份所拘，还保持着自由率真的天性。
我想过，徐坤读了博士，会不会影响她写小说。我说的影响，不是时间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据我观察，我们中国的作家不能学问太大，或者说不善于处理做学问和做小说之间的关系，学问一大，往往把小说给压制住了。这可能是因为学问是理性的，理性的东西总是比较明晰，而且具有相当的硬度。而小说虽然也需要理性作武器，作思路，但她主要表达的毕竟是情感性的东西，质地比较柔软，边缘也相对模糊。徐坤把做学问和做小说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她没有急于在小说中卖弄学问，没有让哲学一类的理性东西欺负她的小说。在她的小说中，除《鸟粪》那篇理性强一些，寓言的色彩也浓一些，那还是在没读博士之前写的。读博士之后，徐坤仿佛是两个脑子值班，仍把小说写得情感饱满，亲切自然。如中篇小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和短篇小说《一个老外在中国》、《昔日重来》等，都写得飞扬灵动，神思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