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月光记(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散文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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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至亲(2)

【大姐的婚事】

堂嫂给我大姐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堂嫂娘家那村的。堂嫂家和我们家同住一个院子,我大姐当时又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堂嫂和大姐可以说天天见面。可是,堂嫂没有把介绍对象的事直接对大姐说,而是先悄悄地跟我母亲说了。母亲暂且把事情放在心里,也没有对大姐提及。母亲认为这是我们家的一件大事,需要和我商量一下。父亲去世后,我作为家里的长子,母亲把我推到了户主的位置,遇到什么大事都要征求一下我的意见。我当年正读初中二年级,在镇上中学住校,每个星期天才回家一次。等到星期天我回家,母亲才把堂嫂给大姐介绍对象的事对我说了。大姐比我大五岁,是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大姐找什么样的对象,的确是我们家的一件大事,必须慎重对待。

堂嫂给大姐介绍的对象,是一位在县城读书的在校高中生。高中生的父亲是我的老师,教我们班的地理课。我在我们学校的篮球场上见过那个高中生,他的身材、面貌都不错,据说学习也可以。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与人之间是以家庭成分划线的,一个人的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命运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一个不好的家庭成分,还会对其所构成的社会关系起到负面的辐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家和那个高中生结成了亲戚,在我们家的亲戚关系中,就得写上其中一家是富农。这对我们兄弟姐妹今后的进步会很不利。我还有二姐、妹妹和弟弟,第一个找对象的大姐,应该给我们开一个好头儿。还有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我父亲曾在冯玉祥部当过一个下级军官,被人说成是“历史反革命”。因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饱受了歧视,几乎成了惊弓之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给大姐找一个富农家的孩子作对象,我们家招致的歧视会更多,社会地位还得下降。于是,我断然否定了这门亲事。母亲说是跟我商量,其实是以我的意见为主。母亲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堂嫂,堂嫂就不再提这件事。我甚至对堂嫂也有意见,在心里埋怨堂嫂不该给大姐介绍这样的对象,不该把我们的大姐往富农家庭里推。

别人给大姐介绍对象,决定权应该属于大姐。同意不同意,应该由大姐说了算。就算不能完全由大姐决定,大姐至少应该有知情权。然而,我和母亲把大姐瞒得严严的,就把堂嫂给大姐介绍的对象给回绝了。

接着,又有人给大姐介绍了一个对象,还是堂嫂那村的。这个对象识字不多,但家里的成分是贫农。既然成分好,我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大姐和人家见面。这个对象后来成了我们的大姐夫。大姐夫勤劳,会做生意,对大姐也很好。据大姐说,刚和大姐夫结婚时,他们家只有两间草房,家里穷得连一块支鏊子的砖头都找不到,连一个可坐的板凳头儿都没有。为了攒钱把家里的房子翻盖一下,大姐夫贩过粮食,贩过牛,还贩过石灰和沙子。有一回,大姐夫从挺远的地方用架子车往回拉沙子,半路下起雨来。他舍不得花钱住店,夜里就睡在一家供销社窗外的窗台上。为防止睡着后从窗台上摔下来,他解下架子车上的襻绳,把自己拴在护窗的铁栅栏上。他带的有一块防雨的塑料布,但他没有把塑料布裹在自己身上,而是盖在了沙子上面。风吹雨斜,把他的衣服都潲湿了。大姐夫和大姐苦劳苦挣,省吃俭用,终于盖起了四间砖瓦房,还另外盖了两间西厢房和一间灶屋。大姐夫特意在院子里栽了一棵柿子树,每到秋天,红红的柿子挂满枝头,连柿叶都变成了红色。

大姐家的好日子刚刚开头,大姐夫却因身患重病于2005年5月1日去世了。大姐夫去世时,还不到60岁。大姐夫的去世,对大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年农历十月初,我回老家为母亲烧纸,大姐和二姐也去了。在烧纸期间,大姐在母亲坟前长跪不起,大哭不止。大姐一边哭,一边对母亲说:“娘啊,你咋不说话呢?你咋不管管俺家的事呢?夜这样长,我可怎么熬得过去啊!”我劝大姐别哭了。劝着大姐,我的泪水也模糊了双眼。倒是二姐理解大姐,二姐说:“别劝大姐,让大姐好好哭一会儿吧。大姐心里难过,哭哭会好受些。”旷野里一阵秋风吹来,把坟前黑色的灰烬吹上了天空。我听从了二姐的话,没有再劝大姐。我强忍泪水,用带到坟地的镰刀,清理长在母亲坟上的楮树棵子和吊瓜秧子。

为了陪伴和安慰大姐,这次回老家,我到大姐家住了几天。在和大姐在回忆过去的事情时,我才对大姐说明,堂嫂曾给大姐介绍过一个对象。大姐一听,显得有些惊奇,说她一点儿都不知道。因为同村,那个人大姐是认识的,大姐叫出了那个人的名字,说人家现在是中学的校长。我还能说什么呢,因为我的年少无知,短视,自私和自以为是,当初我做出的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情我之所以老也不能忘记,是觉得有些对不起大姐。大姐一点儿都没有埋怨我,说那时候都是那样,找对象不看人,都是先讲成分。

2011年4月29日于北京

【勤劳的母亲】

小时候就听人说,勤劳是一种品德,而且是美好的品德。我听了并没有往心里去,没有把勤劳和美德联系起来。我把勤劳理解成勤快,不睡懒觉,多干活儿。至于美德是什么,我还不大理解。我隐约觉得,美德好像是很高的东西,高得让人看不见,摸不着,一般人的一般行为很难跟美德沾上边。后来在母亲身上,我才把勤劳和美德统一起来了。母亲的身教告诉我,勤劳不只是生存的需要,不只是一种习惯,的确关乎人的品质和人的道德。人的美德可以落实到人的手上、腿上、脑上和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勤奋的劳动体现出来。

我想讲几件小事,来看看母亲有多么勤劳。

拾麦穗儿

那是1976年,我和妻子在河南新密煤矿上班,母亲从老家来矿区给我们看孩子。我们的女儿那年还不到一周岁,需要有一个人帮我们看管。母亲头年秋后到矿区,到第二年过春节都没能回家。母亲还有两个孩子在老家,我的妹妹和我的弟弟。妹妹尚未出嫁,弟弟还在学校读书。过春节时母亲对他们也很牵挂,但为了不耽误我和妻子上上班,为了照看她幼小的孙女儿,母亲还是留了下来。母亲舍不得让孩子哭,我们家又没有小推车,母亲就一天到晚把孩子抱在怀里。在天气好的时候,母亲还抱着孩子下楼,跟别的抱孩子的老太太一起,到几里外的矿区市场去转悠。往往是一天抱下来,母亲的小腿都累肿了,一摁一个坑。见母亲的腿肿成那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当时只是劝母亲注意休息,别走那么远,为什么不给孩子买一辆小推车呢?事情常常就是这样,多年之后想起,我们才会感到心痛,感到愧悔。可愧悔已经晚了,想补救都没了机会。

除了帮我们看孩子,每天中午母亲还帮我们做饭。趁孩子睡着了,母亲抓紧时间和面,擀面条。这样,我们下班一回到家,就可以往锅里下面条。

矿区内包括着一些农村,农村的沟沟坡坡都种着麦子。母亲对麦子很关心,时常跟我们说一些麦子生长的消息。麦子甩齐穗儿了。麦子扬花儿了。麦子黄芒了。再过几天就该动镰割麦了。母亲的心思我知道,她想回老家参与收麦。每年收麦,生产队都把气氛造得很足,把事情搞得很隆重,像过节一样。因为麦子生长周期长,头年秋天种上,到第二年夏天才能收割,人们差不多要等一年。期盼的时间越长,割麦时人们越显得兴奋。按母亲的说法,都等了大长一年了,谁都不想错过麦季子。然而我对收麦的事情不是很热衷。我觉得自己既然当了工人,就是工人的身份,而不是农民的身份。工人阶级既然是领导阶级,就要与农民阶级拉开一点距离。所以在母亲没有明确说出回老家收麦的情况下,我也没有顺着母亲的心思,主动提出让母亲回老家收麦。我的理由在那里明摆着,我们的女儿的确离不开奶奶的照看。

收麦开始了,母亲抱着孙女儿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上,就能看见拉着麦秧子的架子车一辆一辆从楼下的路上走过。在一个星期天,母亲终于明确提出,她要下地拾麦。母亲说,去年在老家,她一个麦季子拾了三十多斤麦子呢!母亲的这个要求我们无法阻止,星期天妻子休息,可以在家看孩子。那时还凭粮票买粮食,我们全家的商品粮供应标准一个月还不到八十斤,说实话有点紧巴。母亲要是拾到麦子,多少对家里的口粮也是一点添补。在粮店里,我们所买到的都是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陈麦磨出的面。母亲若拾回麦子,肯定是新麦。新麦怎么吃都是香的。

到底让不让母亲去拾麦,我还是有些犹豫。大热天的让母亲去拾麦,我倒不是怕邻居说我不孝。孝顺孝顺,孝和顺是联在一起的。没让母亲回老家收麦,我已经违背了母亲的意志,若再不同意母亲去拾麦,我真的有些不孝了。之所以犹豫,我担心母亲人生地不熟的,没地方去拾麦。我的老家在豫东,那里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麦地随处可见。矿区在豫西,这里是浅山地带,麦子种在山坡或山沟里,零零碎碎,连不成片。我把我的担心跟母亲说了。母亲让我放心,说看见哪里有收过麦的麦地,她就到哪里去拾。我让母亲一定戴上草帽,太阳毒,别晒着。母亲同意了。我劝母亲带上一壶水,渴了就喝一口。母亲说不会渴,喝不着水。我还跟母亲说了一句笑话:“您别走那么远,别迷了路,回不来。”母亲笑了,说我把她当成小孩子了。

母亲中午不打算回家吃饭,她提上那只准备盛麦穗儿用的黄帆布提包,用手巾包了一个馒头,就出发了。虽然我没有随母亲去,有些情景是可以想象的。比如母亲一走进收割过的麦地,就会全神贯注,低头寻觅。每发现一颗麦穗儿,母亲都会很欣喜。母亲的眼睛已经花了,有些秕麦穗儿她会看不清,拾到麦穗儿她要捏一捏,麦穗儿发硬,她就放进提包里,若发软,她就不要了。提包容积有限,带芒的麦穗儿又比较占地方,当提包快盛满了,母亲会把麦穗儿搓一搓,把麦糠扬弃,只把麦子儿留下,再接着拾。母亲一开始干活就忘了饿,不到半下午,她不会想起吃馒头。还有一些情况是不敢想象的。我不知道当地农民许不许别人到他们的地里拾麦子?他们看见一个外地老太太拾他们没收干净的麦子,会不会呵斥我母亲?倘母亲因拾麦而受委屈,岂不是我这个当儿子的罪过!

傍晚,母亲才回来了。母亲的脸都热红了,鞋上和裤腿的下半段落着一层黄土。母亲说,这里的麦子长得不好,穗子都太小,她走了好远,才拾了这么一点。母亲估计,她一整天拾的麦子,去掉麦糠,不过五六斤的样子。我接过母亲手中的提包,说不少不少,很不少。让母亲洗洗脸,快歇歇吧。母亲好像没受到什么委屈。第二天,母亲还要去拾麦,她说走得更远一点试试。妻子只好把女儿托给同在矿区居住的我的岳母暂管。

母亲一共拾了三天麦穗儿。她把拾到的麦穗儿在狭小的阳台上用擀面杖又捶又打,用洗脸盆又簸又扬,收拾干净后,大约收获了二三十斤麦子。母亲似乎感到欣慰,当年的麦季她总算没有白过。

妻子和母亲一起,到附近农村借用人家的石头碓窑,把麦子外面的一层皮舂去了,只留下麦仁儿。烧稀饭时把麦仁儿下进锅里,嚼起来筋筋道道,满口清香,真的很好吃。妻子把新麦仁儿分给岳母一些,岳母也说新麦好吃。

没回生产队参加收麦,母亲付出了代价,当年队里没分给母亲小麦。母亲没挣到工分,用工分参与分配的那一部分小麦当然没有母亲的份儿,可按人头分配的那一半人头粮,队里也给母亲取消了。母亲因此很生气,去找队长论理。队长是我的堂叔,他说,他以为母亲不回来了呢!母亲说,她还是村里的人,怎么能不回来!

后来我回家探亲,堂叔去跟我说话,当着我的面,母亲又质问堂叔,为啥不分给她小麦。堂叔支支吾吾,说不出像样的理由,显得很尴尬。我赶紧把话题岔开了。没让母亲回队里收麦,责任在我。

捡布片儿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后期,我们家搬到北京朝阳区的静安里居住。这是我们举家迁至北京的第三个住所。第一个住所在灵通观一座六层楼的顶层,我们家和另一家合住。我们家住的是九平方米的小屋。第二个住所,我们家从六楼搬到该楼二楼,仍是与人家合住,只不过住房面积增加至十五平方米。搬到静安里一幢新建居民楼的二楼,我们才总算有了独门独户的二居室和一个小客厅,再也不用与别人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厕所了。

住房稍宽敞些,我几乎每年都接母亲到城里住一段时间。一般是秋凉时来京,在北京住一冬天,第二年麦收前回老家。母亲有头疼病,天越冷疼得越厉害。老家的冬天屋内结冰,太冷。而北京的居室里有暖气供应,母亲的头就不怎么疼了。母亲愿意挨着暖气散热器睡觉。她甚至跟老家的人说,是北京的暖气把她的头疼病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