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不识字】
我妹妹不识字，她一天学都没上过。
我们姐弟六个，活下来五个。大姐、二姐各上过三年学。我上过九年学。弟弟上了大学。只有我妹妹从未踩过学校的门口。
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我们姐弟都很喜欢读书。比如我二姐，她比我大两岁。因村里办学晚了，二姐与我在同一个班，同一个年级。二姐学习成绩很好，在班里数一数二。1960年夏天，我父亲病逝后，母亲就不让二姐再上学了。那天正吃午饭，二姐一听说不让她上学，连饭也不吃了，放下饭碗就要到学校里去。母亲抓住她，不让她去。她使劲往外挣。母亲就打她。二姐不服，哭的声音很大，还躺在地上打滚儿。母亲的火气上来了，抓过一只笤帚疙瘩，打二姐打得更厉害。与我家同住在一个院的堂婶儿看不过去，说哪有这样打孩子的，要母亲别打了。母亲这才说了她的难处，母亲说，几个孩子嘴都顾不住，能挣个活命就不错了，哪能都上学呢！母亲也哭了。见母亲一哭，二姐没有再坚持去上学，她又哭了一会儿，爬起来到地里去薅草。从那天起，二姐就失学了。
我很庆幸，母亲没有说不让我继续上学。
妹妹比我小三岁。在二姐失学的时候，妹妹也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没有让我妹妹去上学，妹妹自己好像也没提出过上学的要求。我们全家似乎都把妹妹该上学的事忘记了。妹妹当时的任务是看管我们的小弟弟。小弟弟有残疾，是个罗锅腰。我嫌他太难看，放学后，或星期天，我从不愿意带他玩。他特别希望跟我这个当哥哥的出去玩，我不带他，他就大哭。他哭我也不管，只管甩下他，跑走了。他只会在地上爬，不会站起来走，反正他追不上我。一跑到院子门口，我就躲到墙角后面观察他，等他觉得没希望了，哭得不那么厉害了，我才悄悄溜走。平日里，都是我妹妹带他玩。妹妹让小弟弟搂紧她的脖子，她双手托着小弟弟的两条腿，把小弟弟背到这家，背到那家。她用泥巴给小弟弟捏小黄狗，用高粱篾子给小弟弟编花喜鹊，还把小弟弟的头发朝上扎起来，再绑上一朵石榴花。有时她还背着小弟弟到田野里去，走得很远，带小弟弟去看满坡地的麦子。妹妹从来不嫌弃小弟弟长得难看，谁要是指出小弟弟是个罗锅腰，妹妹就跟人家生气。
妹妹还会捉鱼。她用竹篮子在水塘里捉些小鱼儿，炒熟了给小弟弟吃。那时我们家吃不起油，妹妹炒鱼时只能放一点盐。我闻到炒熟的小鱼儿很香，也想吃。我骗小弟弟，说替他拿着小鱼儿，他吃一个，我就给他发一个。结果有一半小鱼儿跑到我肚子里去了，小弟弟再伸手跟我要，就没有了。小弟弟突然病死后，我想起了这件事，觉得非常痛心，非常对不起小弟弟。于是我狠哭狠哭，哭得浑身抽搐，四肢麻木，几乎昏死过去。母亲赶紧找来一个老先生，让人家给我扎了几针，放出几滴血，我才缓过来了。
我妹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是我们的二弟弟。二弟弟到了上学年龄，母亲按时让他上学去了。这时候，母亲仍没有让妹妹去上学。妹妹没有跟二弟弟攀比，似乎也没有什么怨言，每天照样下地薅草，拾柴，放羊。大姐二姐都在生产队里干活儿，挣工分。妹妹还小，队里不让她挣工分，她只能给家里干些放羊拾柴的小活儿。我们家做饭烧的柴草，多半是妹妹拾来的。妹妹一天接一天地把小羊放大了，母亲把羊牵到集上卖掉，换来的钱一半给我和二弟弟交了学费，另一半买了一只小猪娃。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完全知道。妹妹每天下地，我每天上学，我们很少在一起。中午我回家吃饭，往往看见妹妹背着一大筐青草从地里回来。我们家养猪很少喂粮食，都是给猪喂青草。妹妹每天至少要给猪薅两大筐青草，才能把猪喂饱。妹妹的脸晒得通红，头发辫子毛绒绒的，汗水浸湿了打着补丁的衣衫。我对妹妹不是很关心，看见她跟没看见她差不多，很少跟她说话。妹妹每天薅草，喂猪，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至于家里让谁上学，不让谁上学，那是母亲的事，不是我的事。
妹妹是很聪明的，学东西很快，记性也好。我们村有一个老奶奶，会唱不少小曲儿。下雨天或下雪天，妹妹到老奶奶家去听小曲儿，听几遍就就把小曲儿学会了。妹妹唱得声音颤颤的，虽说有点胆怯，却比老奶奶唱得还要好听许多。我们在学校里唱的歌，妹妹也会唱。我想定是我们在教室里学唱歌时，被妹妹听到了。我们的教室是土坯房，房四周裂着不少缝子，一唱歌传出很远。妹妹也许正在教室后面的坑边薅草，她一听唱歌就被吸引住了。妹妹不是学生，没有资格进教室，她就跟着墙缝子里冒出来的歌声学。不然的话，妹妹不会那么快就把我们刚学会的歌也学会了。我敢说，妹妹要是上学的话，肯定是一个好学生，学习成绩一定很好，在班里不能拿第一名，也能拿第二名。可惜得很，妹妹一直没得到上学的机会。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秋天的一个傍晚，妹妹在地里薅草时，见别的女孩子摘队里的毛豆角子，她也摘了一些。她把毛豆压在筐底，上面盖上草，背回家里。我们都知道，把新毛豆放在锅里一闷，是很好吃的。如果把新毛豆剥出子儿来，砸碎，掺点面捏成丸子，味道更香。不料母亲和大姐二姐见妹妹摘了队里的毛豆，都很生气，一齐对妹妹训斥起来，把妹妹训得抬不起头来。特别是我二姐，已当上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大公无私得很，她把摘毛豆和偷东西联系起来，指责妹妹不学好，对妹妹说了不少难听话。她甚至威胁妹妹，要妹妹把摘的毛豆角子交到生产队里去。那一刻，我见妹妹非常害怕，她脸色发白，大泪珠子直往下掉，像豆粒子一样，当天晚上，妹妹吓得连晚饭都没吃。
我考上镇里的中学后，就开始住校，每星期只回家一次。我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按时返校。我回家一般也不干活儿，主要目的是回家拿吃的。母亲为我准备下够一星期吃的红薯和红薯片子磨成的面，我带上就走了。秋季的一个星期天，我又该往学校背面了，可家里一点面也没有了。夏季分的粮食吃完了，秋季的庄稼还没完全成熟，怎么办呢？我还要到学校上晚自习，就怏怏不乐地走了。我头天晚上没吃饭，第二天早上也没吃东西，饿着肚子坚持上课。那天下着小雨，秋风吹得窗外的杨树叶子哗哗响，我身上一阵阵发冷。上完第二节课，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呆着。有个同学在外面告诉我，有人找我。我出去一看，是妹妹来了。她靠在一棵树后，很胆怯的样子。妹妹的衣服被雨淋湿了，打缕的头发沾在她的额头上。她从怀里掏出一个黑毛巾包递给我。我认出这是母亲天天戴的头巾。里面包的是几块红薯，红薯还热乎着，冒着微微的白汽。妹妹说，这是母亲从自留地里扒的，红薯还没长开个儿，扒了好几棵才这么多。我饿急了，拿过红薯就吃，噎得我胸口直疼。事后知道，妹妹冒着雨在外面整整等了我一个课时。她以前从未来过我们学校，见很大的校园里绿树成荫，鸦雀无声，一排排教室里正在上课，就躲在一棵树后，不敢问，也不敢走动。她又怕我饿得受不住，急得都快哭了。直到下课，有同学问她，她才说是找我。
后来我到外地参加工作后，给大姐、二姐都写过信，就是没给妹妹写过信。妹妹不识字，给她写信她也不会看。这时我才想到，妹妹也该上学的，哪怕像两个姐姐那样，只上几年学也好呀。妹妹出嫁后，有一次回家问我母亲，她小时候为什么不让她上学。妹妹一定是遇到了不识字的难处，才向母亲问这个话。母亲把这话告诉我了，意思是埋怨妹妹不该翻旧账。我听后，一下子觉得十分伤感。我觉得这不是母亲的责任，是我这个长子长兄的责任。母亲一心供我上学，就没能力供妹妹上学了。实际上是我剥夺了妹妹上学的权利，或者说是妹妹为我做出了牺牲。牺牲的结果，我妹妹一辈子都是一个睁眼瞎啊！
在单位，一听说为“希望工程”捐款，我就争取多捐。因为我想起了我妹妹，想到还有不少女孩子像小时候的我妹妹一样，因家庭困难而上不起学。有一年春天，我到陕西一家贫困矿工家里采访。这家有一个正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孩子，还是班长和少先队的大队长。我刚跟女孩子的母亲说了几句话，女孩子就扭过脸去哭起来。因为女孩子的父亲因意外事故死去了，家里为她交不起学费，女孩子正面临失学的危险。女孩子最害怕的就是不让她继续上学。这种情况让我马上想到了我二姐，还有我妹妹。我的眼泪啦啦地流，哽咽得说不成话，采访也进行不下去。我掏出一点钱，给女孩子的母亲，让她给女孩子交学费，千万别让女孩子失学。
我想过，给“希望工程”捐款也好，替别的女孩子交学费也好，都不能给我妹妹弥补什么。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2002年4月19日于北京
【一双翻毛皮鞋】
母亲到矿区帮我们看孩子，老家只有我弟弟一个人在家。弟弟当时正在镇上的中学读高中，吃在学校，住在学校，每星期直到星期天才回家一次。以前弟弟回家时，都是母亲给他做饭吃。母亲不在家，弟弟只好自己生火烧锅，自己做饭。那是1975年，母亲秋天到矿区，直到第二年麦收之后才回。也就是说，连当年的春节，都是弟弟一个人度过的。过春节讲究红火热闹，阖家团圆。而那一年，我们家是冷清的，我弟弟的春节是过得孤苦的。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想到的。当时，我并没有多想弟弟一个人的春节该怎么过，好像把远在家乡的弟弟忘记了。
弟弟也是母亲的儿子，母亲对儿子肯定是牵挂的。可是，母亲并没有把牵挂挂在嘴上，过春节期间，我没听见母亲念叨我弟弟，她对我弟弟的牵挂是默默地牵挂。直到临回老家的前一天，母亲才对我提出，要把我的一双翻毛皮鞋捎回家给我弟弟穿一穿。母亲出来七八个月，她要回家了，我这个当哥哥的，应该给弟弟买一点什么东西捎回去。我父亲下世早，弟弟几乎没得到过什么父爱，我应该给弟弟一些关爱。然而我连一分钱的东西都没想起给弟弟买。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提出把我的翻毛皮鞋捎给弟弟穿穿，我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意。那是矿上发的劳动保护用品，看去笨重得很，我只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才穿，天一暧就不穿了。我从床下找出那双落满灰尘、皮子已经老化得发硬的皮鞋，交给了母亲。
我弟弟学习成绩很好，是他所在班的班长。我后来还听说，那个班至少有两个女同学爱着我弟弟。弟弟的同学大概都知道，他们班长的哥哥在外边当煤矿工人，是挣工资的人。因我没给弟弟买过什么东西，他的穿戴与别的同学没什么区别。一点儿都不显优越。母亲把翻毛皮鞋捎回去就好了，弟弟穿上皮鞋在校园里一走，一定会给弟弟提不少精神。弟弟的同学也会注意到弟弟脚上的皮鞋，他们对弟弟的羡慕而想而知。
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年秋天，一位老乡回家探亲前找到我，问我有没有托给他，我想了想，让他把我的翻毛皮鞋捎回来。话一出口，我就觉得不妥，母亲既然把皮鞋带给了弟弟，我怎么能再要回来呢！当然，我至少可以找出两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比如：因我小时候在老家被冻烂过脚后跟，以后每年冬天脚后跟都会被冻烂。我当上工人后，拿我的劳保用品深筒胶靴与别的工种的工友换了同是劳保用品的翻毛皮鞋，并穿上妻子给我织的厚厚的毛线袜子，脚后跟才没有再冻烂过。再比如：那时我们夫妻俩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七十元，都是这月望着下月的工资过生活，根本没有能力省出钱来去买一双新的翻毛皮鞋。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后悔，一双旧皮鞋都舍不得留给弟弟，是不是太过分了，这哪是一个当哥哥的应有的道理！我心里悄悄想，也许母亲会生气，拒绝把皮鞋捎回来。也许弟弟已经把皮鞋穿坏了，使皮鞋失去了往回捎的价值。老乡回老家后，我不但不希望老乡把皮鞋捎回来，倒希望他最好空手而归。
十几天后，老乡从老家回来了，他把那双刷得干干净净的翻毛皮鞋捎了回来。接过皮鞋，我心里一沉，没敢多问什么，就把皮鞋收了起来。从那以后，那双翻毛皮鞋我再也没穿过。
我兄弟姐妹六人，最小的弟弟七岁病死，还有五人。在我年少和年轻的时候，朦胧觉得孩子是父母的孩子，只有父母才对孩子负有责任，而兄弟姐妹之间是没有的，谁都不用管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认识到了，一娘同胞的兄弟姐妹，因血脉相连，亲情相连，彼此之间也是负有责任的，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照顾才是。回过头来看，在翻毛皮鞋的事情上，我对弟弟是愧悔的。时间愈久，愧悔愈重。时过境迁，现在大家都不穿翻毛皮鞋了。就算我现在给弟弟买上一千双翻毛皮鞋，也弥补不了我的愧悔之情。我应该对弟弟说出我的愧悔。作为弟弟的长兄，因碍着面子，我迟迟没有说出。那么，我对母亲说出来，请求母亲的原谅总可以吧。可是，还没等我把愧悔的话说出来，母亲就下世了。每念及此，我眼里就包满了眼泪。有时半夜醒来，我突然就想起那双翻毛皮鞋的事，就难受得好一会儿无法入睡。现在我把我的愧悔对天下人说出来了，心里才稍稍觉得好受一点。
2010年9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