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感念】
纪念煤炭报创刊15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我爱副刊》，记述了参与创办煤炭报副刊的一些难忘经历。也是那次纪念活动，在报社会议室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发了一个言，特别提到了几位已经过世的编辑和记者，如顾大霖、薛如洲和王国庆。大意是，逝者如斯夫，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为煤炭报所付出的心血和所做出的贡献。记得我声音低沉，发颤，似乎与当时活跃的气氛不相和谐。但我至今不悔。到了煤炭报创刊20周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依依不舍》。此时，我已调离煤炭报。通过这篇文章，我简要回顾了一些动情的采访和写作，表达了对煤炭报的感恩和留恋之情。
转眼之间，《中国煤炭报》创刊25周年了，报社的朋友再次约我写文章。这次我写什么呢？想来想去，我想上溯得稍远一些，写写煤炭报创办之初的一些情况。约我写文章的朋友告诉我，参与创办煤炭报的老同志已经不多了。恳切的言外之意是说，如果我不写，就没几个人写这类文章了。写，我当然要写。作为参与创办煤炭报的见证人之一，我从个人的记忆出发，写一点自己的亲身经历，对煤炭报来说或许有一点史料价值。
1978年春节过后，我从河南新密矿务局宣传部调到煤炭部所属的情报所，参与编辑一本综合性杂志，《他们特别能战斗》。两年之后，杂志更名为《煤矿工人》。《煤矿工人》办了三年，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中国煤炭报》。通常的说法是，《煤矿工人》月刊是煤炭报的前身。如果不割断历史，实事求是地讲，《他们特别能战斗》也为煤炭报走上历史舞台做了不少铺垫呢！《他们特别能战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面向全国煤炭战线的综合性杂志，最高月发行量达12万份，其影响不可小觑。她的意义不在于发行量多少，在于煤炭人意识到要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并开始有了媒体思维。正是这种思维的发轫和延续，才有了后来的煤炭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
1982年，《煤矿工人》的编辑们在酝酿创办报纸时，意见并不一致，有的态度积极，有的不积极。在我的印象里，顾大霖是主张办报的积极分子之一，他为没有一份覆盖全国煤炭行业的报纸而着急，争论起来，甚至到了激动的程度。当时，我和顾大霖负责经济类稿子的采写和编辑工作，对顾大霖的看法深有同感，也觉得应该办报。举个例子。这年夏天，高扬文部长在本溪主持召开全国煤炭工作会议，编辑部派我赴会。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是，认为全国煤矿开拓、掘进和基础设施欠账太多，煤炭工业需要调整。而当时的煤炭供应仍很紧张。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到会讲话，他空着一只袖管，在台上走来走去，讲得慷慨激昂，不时夹杂一些粗口。他要求大家以冲锋的姿态继续提高煤炭产量，保证国家的能源供应。会议最后的决议是，骑在马上调整。以此决议为标题，我给《煤矿工人》杂志写了一篇长篇报道。杂志的出版周期要求，提前两个月到三个月发稿。等稿子发出来，会议已过去两个月。也就是说，稿子是夏天写的，见刊时到了秋天。更为被动的是，待稿子登出时，“骑在马上”的提法已绝尘而去，不许再提了。这个例子表明，报道的时效性有多么重要。时效是新闻报道的生命，不讲时效，任何报道只能是明日黄花。要提高报道的时效性，一个月才出一期的《煤矿工人》实在无能为力。不必隐瞒，我赞成办报是有私心的。与刊物相比，报纸的舞台毕竟更大一些，道路更宽广一些，这对个人事业上的发展似乎比较有利。
编辑部内部的不同意见并不影响煤炭部领导层的决策，其时高部长已经成竹在胸，要办一份前所未有的煤炭行业的报纸。报纸叫什么名字呢？筹备组草拟了一些方案，供高部长挑选，如“煤矿工人报”、“煤炭报”、“矿工报”等等。高部长一个都没选中，却在“煤炭报”前面冠以“中国”二字，报名才确定下来。有了伟大的中国二字，表明这张报不仅是面向全国的，也是面向全世界的。高部长的宽阔胸怀和宏大气魄由此可见一斑。
煤炭报创刊伊始，高部长提出了高要求，要求把煤炭报办出特色，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关于报纸的风格，高部长说了五句话，这就是：一是热气腾腾；二是生机勃勃；三是泼泼辣辣；四是短小精悍；五是生动活泼。其实高部长就说了这么五句话，等于只是一个提纲，文章还要由编辑部来做。黄鸿文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要我替高部长把文章写一下。黄鸿文递给我一页稿纸，上面记着高部长的五句话。黄鸿文没有跟我多说什么，只说字数在一千至一千二百字为宜。接到这个任务，我有些意外，也有些欣喜。我意识到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没有任何推辞便把任务接受下来。然而，领导为何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比较年轻的编辑呢？我想，可能因为我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文字上比较讲究些。但我很快否定了这种想法，对自己说，代部长写文章与写小说是两码事，文章的语言须准确，朴实，到位，注重思想和逻辑的力量。不要比喻，不用形容词，摒弃任何华丽词句。我按照五句话所要求的风格，当天就把文章写完了，没打草稿，一遍写成。我自信写得还可以。第二天，黄鸿文把文章送高部长审过，回头告诉我，高部长认为不错，一个字都没改。以前我没说过这件事，是觉得当编辑的为领导人起草文章再正常不过，没什么值得骄傲的。部长出了思想，我不过发挥一下而已。在煤炭报创刊25周年之际回忆起这件事，我不过想说明，自己也曾为煤炭报的创刊做过一点点工作。
在随后的日子，煤炭工业体制改了一次又一次，领导人换了一任又一任，但《中国煤炭报》仍然存在着，发展着。我想作出这样一个判断：煤炭报作为几百万全国煤矿职工共有的一个平台，她在传达政策、交流信息、宣传典型、凝聚人心等诸方面，越来越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文化层面上说，她是煤炭人的精神家园。一声窑哥们儿，双泪落君前（陈建功语）。谁不惦念自己的精神家园呢！
2007年12月19日于北京和平里
【金钱与尊严】
2009年10月中旬，我们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之后，顺便到德国的又一座城市科隆看了看。科隆以教堂闻名。据说在全世界所有教堂中，科隆大教堂的建筑高度海拔最高，离天最近。我们到那里一看，见教堂的尖顶直插云天，果然名不虚传。我仰着脑袋看了一会儿，因天上的云在动，仿佛教堂也在移动，看得我有些晕眩。我这里倒不想对教堂多说什么。翻检日记，见两件小事颇有意趣，不妨说给们听。
为狗讨钱
在科隆期间，我多次在街边看到这样的小景：在两座建筑夹道的石头台阶下部，顺势半躺着当地的一个男青年，男青年脚边俯首卧着一条母狗，狗的嘴前放着一个圆形的容器，里面扔着少许零钱。显然，男青年是向过路人讨钱的。但他不是以人的名义讨钱，是把狗推到前台，以狗的名义讨钱。他不指望人同情人，指望人们同情一下他的狗，为狗献一点爱心。男青年脚上穿着很好的皮靴，样子一点都不落魄。他的狗呢，是一条大形狗：狗身上干干净净，保养得也不错。有人走过，男青年并不伸手，也不开口。只是他的狗眼睛略嫌羞涩地看着走过来的人，神情有些可怜巴巴，仿佛在说：各位先生，各位小姐，看在我们是人类宠物的份儿上，给我一点钱吧！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事禁不住对狗夸了一句，说这只狗挺乖的。男青年听见我的同事夸他的狗，便马上示意让我的同事给他的狗掏钱。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我猜想，作为一个身体健壮的男人，男青年若直接向路人讨钱，会担心有失做人的尊严，便想出了这个以狗代过的办法。在科隆大教堂门口，每天都有不少人在那里挣钱。他们有的装扮成卓别林，有的装扮成蝙蝠侠，或翅膀的天使等，吸引人们与他们合影，他们收一点钱。他们这样做无可非议，不失尊严。而那个企图拿狗当幌子的男青年，最终还是有失尊严。须知狗并不会支配钱，他们共同讨来的钱，还是由男青年支配。男青年使用的是间接讨钱法。
问题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我还说的是，不仅男青年失去了尊严，连他的不会说话的狗也失去了尊严。人需要尊严，难道狗就不需要尊严吗？
往脑门上贴欧元
我们在科隆还听了一场音乐会。那是罗马尼亚的一支爵士乐队在科隆大教堂附近的音乐厅演出。平生第一次听西洋爵士乐队的演奏，没听之前我蛮期待的。一旦开听，我未免有些失望。乐队的乐器多是一些大大小小的铜号，声响相当单调。他们演奏的每一支曲子节奏都很快，追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更让人难以承受的是，他们的演奏有着轰炸般的效果，使听者的每一根神经都仿佛面临严峻考验。可是，我发现德国的那些男女青年却听得如痴如醉，异常忘我。我们座位的前排坐着几位美丽的女青年，音乐一响，她们就随着音乐的节奏舞手，挥拳，继而抬臂，扭肩，表现得激情四射。随着音乐会进入高潮，全场男女青年都站立起来，在原地踏着爵士乐起舞，口哨声。喊叫声在同时推波助澜。音乐会结束，乐队退场的办法是从舞台上走下来，一边继续演奏，一边从听众席穿过。我以为这是谢幕的一个方式，不料他们走到音乐厅大堂，仍在那里演奏不止。听众也没有散去，他们把乐队围在中间，转着圈儿地围着乐队跳。不少人买了啤酒，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手舞足蹈。那种场面很像是一场狂欢，音乐、时尚、市场、青春、互动等相加形成的狂欢。这种狂欢是很感染人的，我偿不知不觉也加入狂欢的行列。
有一位号手，大脑袋，秃顶，光光的前额像一个平台。号手吹得很卖力，以致“平台”上出了一层汗。在灯光的照耀下，号手的额头闪着水光。这时，我看见一个男青年，拿出一张欧元，炫耀了一下，啪地一下，把欧元贴到号手的脑门儿上去了。这一幕让我吃惊不小，我觉得那个青年这样做很不好。你想对号手的所奖励，可以把钱交到人家手里，或塞进人家的口袋，干嘛把一张花花绿绿的纸币贴在人家脑门儿上呢！一个人的脑袋是一个人最尊贵的地方，你把钱贴在人家脑门儿上，别管怎么说，都显得对人家不够尊重吧。我想，罗马尼亚的号手也许会生气，也许会一把将欧元抓下来，攥成一团，扔在地上，再踏在脚下。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号手倒是把欧元取下来了，他以很快的速度把欧元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号手一点儿都不生气，好像吹得更加来劲，更加兴高采烈。让我想不到的是，那个号手仿佛意识到自己的光脑门儿是一个优势所在，他一边吹号，一边忙里偷闲用一根手指指着自己的脑门儿，仿佛在说：贴，贴，继续贴，贴得越多越好！有人明白了他的意思，他的脑门儿上果然又被贴上了新的欧元。我想为那个号手叹气，他的行为真是有失尊严。尊严是什么？一个人的尊严首先是自重，自尊。如果连自己都不尊重自己，还有谁会尊重你呢！在这个物化的世界，金钱对人类尊严的伤害实在是太厉害了。
2010年3月20日于北京和平里
【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
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8年4月20日至28日，中国作家协会与四川省委宣传部联合组织了“名家看四川，伟人故里行”采风活动。我们一路走来，先后到了成都、大英、广安、华蓥山、南充、仪隆、阆中、遂宁、大邑等市县。参观了邓小平故里、朱德故居、罗瑞卿故居等，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感受改革开放给四川带来的巨大变化。我这是第三次去四川。前两次赴川分别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都是住在岷江江畔的都江堰。30年来，我三次看四川，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现在的四川，山川更秀美，物产更丰富，人民的生活更幸福。
回到北京，我还未及把这次四川之行的感受写成文章，就传来了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消息。5月12日下午两点多，我正在电脑前看邮件，突然觉得一阵头晕。我以为是自己的身体出了毛病，不一会儿，电脑显示屏一角就打出了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我这才明白，自己头晕，是因为四川的地震波及到北京来了。我的身体有了震感，心灵所受到的震动更大一些。好比我们刚到四川走了一趟亲戚，亲戚那边就遭了灾，这如何是好！于是，我马上给四川的一些朋友发短信，打电话，想询问一下情况。短信得不到回复，电话也处在关机状态。我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心越悬越高。
好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及时报道了汶川地震的消息，并中断了其它节目，连续滚动播出有关地震的消息。几天来，我无心写作，天天在看电视。看到都江堰的教学楼倒塌，数百师生被埋，我心疼得流了泪。看到温家宝总理在废墟前向被埋的群众喊话，我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就这样，我的眼睛湿了又湿，老是在泪水的浸泡之中，以致眼泡肿胀，视力下降很多，连对面走过来的人都看不清楚。我想，不是我的感情太脆弱，不是我的泪水太多，是党和国家对生命的重视，对生命的营救，对生命价值的高扬，太让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