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恋爱信开始】
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在《郑州文艺》1978年第2期。写这篇小说的时间更早一些，是1972年的秋天。从写出到发表，中间隔了6年。有朋友会问，一篇小说的发表怎么拖了这么长的时间？
那时，我在河南一座煤矿的支架厂当工人。因恋爱的事，闹出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我们的恋爱很正常，并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可当时的“气候”很不正常，人家说我们被资产阶级的香风吹晕了，掉到泥坑里去了，要拉我们一把。拉的办法就是批判我们。为了找到批判所需的材料，人家把我写给女朋友的信和诗也要走了。我和女朋友虽然在一个厂，但我愿意给她写信，愿意用文字表达我的心情。除了写信，我还给她写一些断开的短句，也可以说是诗吧。那些诗并不是直接赞美女朋友，主要是写山川的秀丽，表达对大自然的热爱心情。我们厂附近有高高的伏牛山，有深深的山沟。春来时，残雪还未化尽，我们一起踏雪去寻访黄灿灿的迎春花。秋天，我们一起到山沟里摘柿子，摘酸枣，到清澈见底的水边捉小虾。初冬，我们登上山的最高处，聆听千年古塔上的风铃声，眺望山下一望无际的麦田。从山里回来，美好的印象还保留在脑子里，让人感到一种愉悦的滋味。突然想到，何不试着把美好的感受写出来呢？于是就趴在床上以诗的形式写起来了。那时脑子可真好使，出手也快，也就人们说的文思如泉涌吧，一会儿就写了好几页，恐怕一百行都不止。写完了甚为得意，就拿给女朋友看。女朋友读得小脸通红，一再说好。她也说不出好在哪里，只是说好。得到第一读者也是惟一读者的赞赏，我来劲了，写得更多，多了就送给她邀赏。女朋友很珍视地一一收藏起来，时间不长就攒下了一大摞。
车间指导员在批判我时，说了一句使我深感惊异的话，以致把别的长篇批判的话都忽略了，只记住了这一句话。指导员说我写的东西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加在一起简直就是一部黄色小说。当时我脑子里放光似地闪了一下，心想，我难道会写小说？他说我写的东西是黄色的，我一点也不在意，因为我心里有底，知道自己写的东西非常纯洁，连亲呀爱呀情呀这样的字眼儿都没有。不但格调不低，好像还很“革命”。我重视的是他说的小说这两个字。在此之前，我从没敢想过要写小说，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写小说的天赋，是人家批判的话从反面提醒了我，在我心里埋下了从事小说创作的种子。
批判我们毕竟是瞎胡闹，很快就过去了。但不能不承认，是批判巩固了我们的爱情，使我们的爱情经历了阻挠和波折，带有风雨同舟的意思。冷静下来后，我想得多一些。我问自己：你有什么可爱的？因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你不能当兵，不能入党。你父亲早故，母亲领着你们兄弟姐妹五个过日子，家境很不好，你不过是一个穷人。我想到了自己的今后，想到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为了使自己在精神上胜过别的男人，为了不让自己所爱的人失望，自己应该有所作为。除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还应在业余时间为自己的生命派一些别的用场。于是我选择了写小说。以前我虽然没写过小说，但我写过别的。我在农村老家时给县里广播站写过几篇稿子，都广播了。在厂里宣传队，我还写过对口词和一个小豫剧。这些都为我写小说打下了一些基础。当时书店里没有小说卖，无从借鉴。我的破木箱里虽然藏有一本《红楼梦》，但和时尚相去甚远，一点也用不上，只好瞎写。写完一篇小说我心里打鼓，这是小说吗？给女朋友看，她说真好。当时没有文学刊物，或许有，我们在山沟里看不到。小说没地方寄，我就敝帚自珍，存在箱子里。写了东西没地方发，积极性很难维持。我不写小说了，调到矿务局宣传部后，我就写通讯报道。通讯工作给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使我有机会走遍矿区各个角落，下遍全局各个矿井，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人。我喜欢写人物通讯，写了不少，为后来的创作积累了不少素材。
说话到了1978年，各地的文艺刊物相继办起来了。我看到一本《郑州文艺》，上面有小说、散文、诗歌等。我马上想到了沉睡箱底的那篇小说，翻出来看了一遍，觉得和刊物上发表的小说比也不差。我稍微改了一遍，抄清，就寄走了。寄出后并没有整天挂在心上。那时，我正扑在新闻工作上，一心想当记者。不料编辑部很快来信，认为小说不错，准备采用。我把这消息赶快告诉我爱人（我们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她高兴得脸都红了。现在看来，这篇小说写得很一般。但六年前写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了，而且还是当期刊物的头条，对我的鼓舞和推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同年，我调到了北京，在一家煤矿工人杂志当编辑。
1980年3月，我在《奔流》发表了第二篇小说《看看谁家有福》因这篇小说描述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些真实的生活情景，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还有争议。几种不同观点的评论在刊物上连续发了两三期。此后，美国的一位汉学家把这篇小说翻译到了美国。《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还为这篇小说列了一条。对这篇小说的批评，给我思想上造成一些压力，但并没有减低我的创作热情，反而激发了我的执拗的创作意志，使我在创作上更加自觉和勤奋，并逐步建立了自信。
从发表处女作至今，我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已二十多年了，发表了将近三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我的创作主要取材于农村生活和煤矿生活，这是我比较熟悉、感受比较深切的两个题材领域。我创作的目的主要是给人以美的享受，希望能够改善人心，提高人们的精神品质。我对自己的创作意志充满自信，会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给人心一点希望】
罪犯把外出打工的无辜青年骗到小煤窑下杀死，伪造事故现场，然后以青年亲人的名义向窑主诈钱，这是发生在煤矿的真实的恶性案件。已抓到的罪犯有40多人，他们一般是两人或三人结伙作案。近年来，这伙丧尽天良的罪犯流窜在陕西、河南、江苏、河北、辽宁等地小煤窑疯狂杀人，已查清的被他们杀死的青年打工者达48名，据说仍有70多名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追捕中，不知道还有多少无名冤魂在地底深埋。
我们《中国煤炭报》报道了这个案件后，我感到非常震惊，正像俗话说的肝儿都颤了。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极端行为，其中有着深刻的不容回避的社会和人性内涵。人说现在是物欲横流的物质时代，有的人一切向钱看，攫取金钱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以前我对这些说法并不怎么认同。出了这个以命换钱的杀戮大案，我才知道现在社会状况真是让人忧虑。试想想，罪犯把同类的命都敢毁掉换钱，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干的。我想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蚂虾吃泥巴这种由来已久的说法。在社会阶层上，那些罪犯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蚂虾，他们吃不到别的什么，只好把那些年轻的打工者当成泥巴吃一吃。还有，小煤窑蜂起，大肆盗窃国家煤炭资源。而小窑主大都对打工者欺压和盘剥非常厉害。那些罪犯原来也是打工者，他们靠劳动在窑主那里挣不到钱，就采取杀人的办法，向窑主诈钱。贪婪的窑主不愿多出钱，往往采取私了的办法。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震惊之余，我就想以这个案件为素材写成小说。当然，我不想只把案件细化和拉长篇幅就完了，不能写成报道的翻版。如果那样的话，人们只看报道就够了，没必要再看小说。我必须从社会性和人性的结合上，对素材进行心灵化和艺术化处理。有一段时间，我听人说写小说要加大信息量。我一直不大赞成这个说法。传播信息是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的事，小说不能靠传达信息取胜。要说利用信息的话，它是对信息的深加工，不是靠信息的量取胜，而是靠挖掘信息后面的东西加以艺术化。现在的许多小说重在捕捉信息，堆积信息，是不可取的。信息的价值在于它的时效性，错过一定时间，信息便失去价值。而小说是不大讲时效性的，它体现的是永久的艺术魅力。
同时，我把这个素材打烂，重组，进行大胆的想象和大量的虚构。案件本身的事实是，直到东窗事发，罪犯才停止作案。我不能这样写，这样写显得人世间太可怕了，人心没一点希望了。我要给世界一点理想，给人心一点希望。于是，我有节制地写了人性的觉醒，良心的发现。我特意安排了一个高中生去打工和寻父，用高中生没受污染的纯真心灵，去反衬灵魂被荼毒者的卑下，并让纯真的心灵对污浊的灵魂有所感召。构思至此，我自己先激动起来，仿佛重新看到了人心的进步和世界的光明。我一直认为，文学创造的本质是劝善的，是改善人心的。我们揭露和鞭挞丑恶，正是出于善意和良好的愿望。说实在的，在工业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头脑高度发达的人类已无所不能，人类能上天，能入地，能制造机器人，还能克隆牛，克隆羊等，可以说人类在技术的层面是大大进步了，甚至每天都有发明创造，每天都有新的进步。可是人心呢？人的灵魂呢？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技术的进步有时不一定能改善人心，反而把人性的恶的潜能发挥出来，导致资源争夺不断，战事不断。这时作家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只满足于肉身的盛筵，还要意识到灵魂的存在，让灵魂得到一定的关照，不致使灵魂太堕落。
我给小说起名《神木》，也是强调任何物质都有神性的一面，忽略了物质的神性，我们的生命是不健全的，生活就会陷入盲目状态。有了神性的指引，生命才会走出自然本能的泥淖，逐步得到升华。
这篇6万余字的小说在今年《十月》第3期发表并经《小说选刊》第6期转载后，据说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反响。其中一位湖北的工人读者还给《中华文学选刊》寄了一块大幅的红绸子，上面写了字，除了要求转载这篇小说，还感谢作者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真正为劳动者写作。这样的反响让我心热。我自己就当过农民，当过矿工，至今仍和最基层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拿我们村来说，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年外出打工。他们在外吃不好，穿不好，挣钱很难，有时还会遇到凶险。有两个与我同辈的弟弟惨死在工地，还有两个青年外出两三年了，至今生死不知，下落不明。我给母亲讲了煤矿上发生的打死人换钱的事，母亲马上想到我们村失踪的那两个青年，说那两个好孩子可能被人家害了。母亲的心情顿时很沉重。这些都促使我拿起笔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劳动人民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不应忽视劳动人民的存在，而应和他们保持血肉的联系，关心他们的疾苦。一个作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得失，如果左顾右盼，私心杂念多了，所写的作品就没力量了。好的作品还是要讲真话，发真情，以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2000年6月25日于北京
【凭良心】
小时候我常听人说，做事得凭良心，为人得凭良心。有人做了好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他怪凭良心。人们对某个好人的一生作总结性的评价，也是用凭良心这个词，说他凭了一辈子良心。相反，就是不凭良心，或者叫昧良心。乡亲们提到一个常干坏事的人，往往会一言以蔽之，说他没什么可说的，他不凭良心。在村头巷尾，一些农妇诅咒那些侵害别家利益的人，也拿凭良心说事，说谁要不凭良心，就让他遭这报应，遭那报应。
这么说来，凭良心像是一个普遍性的标准，什么人什么事都可以用它衡量。它既是为人处世的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它的内容就那么几个字，简单好记，一点都不复杂，人们一听就记住了，就可以运用。
至于我自己，大概觉得凭良心这个说法太抽象，不够感性，太宽泛了，不够具体，所以听了也就听了，很长时间没往心里去，没有很好地尊重它，理解它。是呀，良心是什么呢？它看不见，摸不着，凭良心怎么个凭法呢？我曾听到被指责为不凭良心的人这样反问：良心多少钱一斤？他用这种反问否认良心的存在，抹杀凭良心这个标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被反问的人往往气得满面通红，却说不出有力量的话来，似乎很快显出良心不够强大的一面。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加上自己经常写点东西，我对凭良心的说法越来越看重，它像耳提面命一样，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真的，我想了想，人的一生没有别的可凭，最终可凭的只能是良心。正因为凭良心的说法不够具体，比较抽象，它才具有无限性和公约性，对天下人都适用。现在的这守则那标准，动辄就是十几条，几十条，其中都没有凭良心这个条款。可有哪一套守则像凭良心这样深入人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