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作为生物武器使用的细菌，它的成活期是有限的，即使制成粉末，危害作用也不是无限期的。而化学武器就不同了，毒气弹和毒气桶哪怕在地下深埋若干年，毒气一旦泄漏，仍能把人毒翻。我们在细菌部队遗址参观时，是2003年8月26日上午，那时，发生在齐齐哈尔的“8·4”毒气泄漏事件还没有结束，有49人受到毒害，中国政府正与日本政府进行严正交涉。齐齐哈尔离哈尔滨不远，侵华日军的化学武器部队“516”部队——陆军化学研究所就在齐齐哈尔火车站以东。这两支部队被称为姊妹部队，他们沆瀣一气，坏事做绝。一次，被关在细菌部队监狱的二百多位准备用来做人体试验的人发生了越狱行动，细菌部队就把狱门反锁，邀来化学部队的同伙，向监狱内大量施放毒气，把二百多人全部活活毒死。据齐齐哈尔研究日本化学战史的专家估计，遗留在齐齐哈尔地下的毒气弹有20万枚。它们都是一些不定时的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来毒害我们的同胞。
参观完细菌部队遗址时，展览馆的馆长要我们每位作家都留下一句话。我看见陈世旭兄写的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一时想不起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心中充满愤懑，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表达。应该说日本当时的科技比我们发达，但他的科技不是为人类造福，而是用来残酷的杀害人类。这从反面提醒我们，物质的积累，科技的进步，并不能改善人性和人类的灵魂，有时还把人性恶的潜能激发出来，并推向极端。日本法西斯在哈尔滨留下的罪证就是证明。
哈尔滨不会忘记，全中国的人民都不会忘记，侵华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什么样的可耻罪行。我建议，凡是去哈尔滨的人，除了参观萧红故居、索菲亚大教堂、中央大街和美丽的松花江和太阳岛，一定到“731”细菌部队遗址看一看。当然，看了会使您心情沉重。这种沉重是必要的。
2003年9月26日于北京
【生命之树常青】
古往今来，把人类生命与树木作比的诗句不胜枚举。赞美年轻生命的如“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感叹韶光易逝的有“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激励老有所为的像“老树著花无丑枝”等等。人们习惯拿树木比喻生命，这不仅代表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可和回归之情，还表达了人类对生命更高境界的向往和追求。
我们已经知道了，人类不像以前鼓吹的那样是大自然的主人，既不是所有者，也不是操纵者。我们只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我们的存在依赖于其他生命，就像鸟、鱼、兽、昆虫等依赖其他生命一样。不管处于什么地位，我们不可能单独存活下来。一种新的表述方法认为，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球状生物体，其所有的生命部分以共生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人与树的关系，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树对于人类来说有多么重要，生命与树的关系何等密切。
其实，树作为生物链条的重要一环，也是生命形态之一种，也有花开花落，生老病死。只是树的生发和存在要比人类的出现和存在久远得多。亿万年前深埋于地下的煤炭，就是树的化石，就是大树不屈的魂魄。还有煤炭的伴生物──包含有昆虫的琥珀，也证明着树在远古时代就开始养育生灵。可以肯定的说，树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先行者之一，是树为我们创造了条件，改善了环境，作为生态成果的享受者，一些灵长类动物后来才陆续在丛林中出现。不难想象，我们的祖先在茂密的丛林中奔走攀援，冷了以树叶遮体，饿了以树上的果子果腹，久而久之，才逐渐站立起来，成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树木创造并养育了人类，把树木说成人类更早的祖先也不为过。
自从人类在地球上立足，树木就一直陪伴着我们，不管我们曾怎样粗暴的对待它们，它们一点都不辜负我们，从没有产生过抛弃人类的想法。春来时，树木不顾自己刚刚冒芽，就挺身而出，为我们阻挡漫漫黄沙。夏天太阳似火，树冠以如盖的绿荫，为我们提供庇护。夜里我们睡觉了，树却没有休息，在悄悄地为我们净化着空气，制造着我们的呼吸所必需的氧气。在困难的日子里，我们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摘树上的叶，吃树上的花，甚至扒下树皮充饥，做下了一连串忘恩负义的事。尽管如此，树对我们没有抱怨，没有躲避，头年站在什么地方，第二年仍站在什么地方，与我们亲善如初。“绕屋树扶疏，众当欣有托。”意思是说，因为有了树，鸟们才有所依托。我们人类对树的依托何偿不像众鸟一样呢！
我们以树自喻，除了认识到与树的共生和相互依赖关系，人类作为能够思索的高级动物，作为整个地球生物体的神经系统，我们还对树木强大的生命力、坚韧不拔的品格，以及始终如一的奉献精神，怀有崇敬之情。我们在寺院、陵墓看到一些参天的松柏、银杏，它们生长了几百年，甚至逾千年，不知经历了多少历史风云，阅尽了多少人事更迭。“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看到那些古树，我们顿生沧桑之感，并生出抓紧有限生命的紧迫感。我们在茫茫荒漠里行走，有时会生出一种绝望的情绪。这时，我们远远地看到了一棵树，马上会变得欣喜若狂。树代表着绿色，代表着生命，看到了树，就等于看到了荒漠中的希望。有些树种耐干旱耐贫瘠的能力是相当强的，据说生长在大西北的胡杨就是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由于人类沙文主义思想在作祟，由于人类不断向自然界索取，这有可能导致人类的自然功能逐渐退化，以致威胁到人类这个特别的物种的存在。而树仍将顺乎自然地存在下去，并生生不息。等我们真正放下架子，诚心诚意向树学习，我们的生命才会像树一样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赶上了好时候】
有记者问我：“你最感幸运的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是赶上了好时候，能够选择我所喜爱的写作，先是新闻写作，后是文学创作。”记者没往深里问，我也没再多说。其实就这个话题我还可以多说几句。
一个人生命有限，一辈子能干好一件事情就不错了。至于干什么，因受社会分工制约和种种客观条件所限，人们往往并不能自主选择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常常要听从于命运的安排。拿我自己来说，与种地相比，我比较喜欢写作；与挖煤相比，我更热衷于挖掘我自己。可是，在我初中毕业后的十来年里，我只能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压抑着，天天用锄头在土里刨食，或扛起大锨到井下攉煤。但我喜爱写作的心并没有死。在农村，我只能以贫农社员的名义给县广播站写点大批判稿，以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到了煤矿，我也愿意利用业余时间看书看报，写点表扬稿什么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一位到煤矿采访的省报记者，记者的工作和风度让我羡慕极了，我觉得当记者真好，可以到处采访，不断写稿。我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己什么时候能当上记者就好了。我很快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可笑，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只是一个妄想，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
机会开始眷顾我是到了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这年春天，我从煤矿被调到北京一家产业工人杂志社当编辑。杂志改成报纸后，我就成了报社的编辑和记者。这是真的吗？不是做梦吧？我问自己。这是真的，有你的记者证可以为你作证。你不是早就想当记者嘛，好好干就是了。我自己回答。我当了近20年编辑兼记者，几乎跑遍了全中国，写的稿子数不清，新闻作品奖也得了好几个。
人是不容易满足的，当记者的同时，我也在写小说。搞新闻工作时间长了，我慢慢觉出写新闻稿的被动性和局限性，一篇新闻稿写完，有时会觉得意犹未尽，该表达的感情和想法不能充分表达。而写小说就好一些，小说这种文体为我们提供了自由想象的巨大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小说中的形象，尽情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并再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新闻工作不重要，新闻工作当然重要，只是二者所担负的社会功能不同，不能互相代替。作为一名新闻从业人员，我必须把主要精力用在新闻事业上，写小说只能是忙里抽空，小打溜的闹点儿。尽管我是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还是怕别人说我不务正业。问题还不在这里，让人着急的是，当我构思了一篇稍长一点的小说，却苦于没时间写。我想，什么时候我才能有大块的时间用来写小说呢？
我原以为要等到退休之后才能踏踏实实写小说，不料机会再次降临在我头上，2001年，我被北京作协吸收为驻会专业作家。我大喜过望，深感幸运。打个比方，我正要划船呢，作协就送给我一支桨。不，这个比方还不大准确。人的生命过程就是一定的时间量，有什么比时间更宝贵呢？就在我需要时间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北京作协及时地给了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时间多了，我突然很紧张，生怕自己会虚度光阴。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抓紧生命的缰绳，让时间更有效。还好，当专业作家七八年来，我每年都发表二三十万字的作品，仅长篇小说就出了四部，中短篇小说也写了近百篇。其中，长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获得了第三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长篇小说《红煤》获得了第五届北京市政府奖。
一个人喜爱什么工作，不仅是天赋方面对这项工作比较敏感，也是出于内心深处的一种需要，性情与这项工作比较投合。喜爱是什么？喜爱本身就是持久的动力，就意味着自觉的投入，并预示着事业的成功。有人把人生的诉求分为从低到高的五个层面，从生存、安全、爱情、尊严，到人生价值的实现。如果我们所倾心做的是我们真正喜爱的一项工作，那既是我们的幸福，也有可能通过辛勤劳动实现我们的人生价值。不是每个人都能干上自己所喜爱的工作，而我却一次再次如愿以偿。这决不是我本人有什么特别的能耐，只能说我赶上了好时候，或者叫好时代。
好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喜爱和选择，并为个人的才能发挥提供广阔的舞台，帮助人们实现人生的价值，满足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而不好的时代是不把人当回事，压制人，摧残人，毁灭人。萧红是我所敬仰的作家之一，我常常想起萧红在旧时代的悲惨遭遇。萧红多次说过，她对环境没有别的要求，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安定之所，能够安心写作。可在那战乱年代，她颠沛流离，从北跑到南，从东跑到西，连生存问题都很难解决，何谈安心写作！最后，萧红还是死在被日军侵占的香港。想想萧红的遭遇，我们深感幸运的同时，应该倍加珍惜现在的创作机遇，抓紧时间，争取多写一些作品。
2009年5月1日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