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开始，应该开始在一九五七年。
也许在我的档案里和各种表格上，都注明了我的出生年月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但我以为如果较真的话，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从他胚胎形成时算起的，或者说从他母亲怀孕时算起的，而不是从出生后见天日算起。这样说来，我的生命就开始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一个炎热的夏天。
可能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份。
一九五七年八月，我的身为铁道兵工程师的父亲，从正在修建的福建漳（平）龙（岩）铁路线上回到杭州探亲，与在浙江日报社当编辑的母亲，相亲相爱地创造了我。
父亲和母亲是在恋爱六七年后才结婚的，结婚后又总是不在一起，所以非常珍惜他们之间的感情。那时候解放军还是很吃香的，被称为“最可爱的人”，母亲嫁给父亲，父亲就成了最可爱的爱人，所谓双料爱人。母亲也很自豪。
父亲和母亲是在父亲读大学时认识的，那时他们都还很年轻。父亲大学毕业时成绩非常优秀，属于高材生。但他却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经他一位做地下党工作的堂叔介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当时铁道兵刚组建，非常需要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父亲觉得自己找到了用武之地，可以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青春了，故满腔热情，对未来充满希望。
与此同时，不甘落后的母亲也从家乡跑了出来，经过曲折复杂的努力，考进了建在杭州的浙江省新闻学校，和父亲一样投身到了火热的革命事业中。这时候两人都不小了，就打算成家。
但商量好了日期后，父亲却突然不辞而别。等母亲收到他的信时，他人已跨过鸭绿江好几个月了，原来是抗美援朝去了。
父亲一走就是三年，他和他的铁道兵战友们在朝鲜战场上创造出了人间奇迹，建起了一条打不垮、拖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父亲也从一个年轻技术员成长为一名工程师。当然，他也多次遇到生命危险，比如被敌人轰炸机投下的炮弹掀翻在地（和他一起工作的一个技术员就是这样牺牲的）；还有一次中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弹，得可死亡率极高的斑疹伤寒，昏迷了整整七天，差点儿丢命。
母亲那时已从新闻学校毕业留在了省报当编辑，她一面努力工作着，一面心切切地惦记着父亲。整整三年，两人就是靠着路途遥遥的信件互相鼓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母亲说，他们在信上从来没说过一句消极的闹情绪的话，全是健康的，积极向上的语言。这我相信，我还相信他们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典型的进步青年的形象。
等父亲从朝鲜战场凯旋归来与母亲结婚时，他们都已是典型的大龄青年了，两个人都二十八岁，再等他们终于做了父母，也是典型的大龄父母了，差不多三十岁了。他们生下一个女儿，就是我姐姐，视之为掌上明珠。他们很相爱，很想多要几颗这样的珠子。但父亲是军人，即使回国后，也仍和母亲分居。所以这一愿望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只能期待着父亲一年一次的探亲假。
一九五七年夏天，父亲终于又等到了他的珍贵假期。他的假期是十五天，加上来回路程一共二十一天。这是他告诉我的。父亲对数字特别敏感，从不记错。他说他七月底从部队驻地漳平出发，八月一日到达杭州。十五天后，也就是八月十五日，又准时返回了部队。
那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的“大鸣大放”运动已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而那时，无论是在报社当编辑的母亲，还是在部队当工程师的父亲，都已天真善良地给我们敬爱的党提过不少意见了。
关于“大鸣大放”运动，我没有找到权威的解释，我自己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大胆地、广泛地给执政党提意见，而且是批评意见，帮助党改正缺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像我父母这样有一点儿文化的群众，自然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就真诚地提了，并且期待着党改正。但到了一九五七年，形势突然一变，《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之后，运动一下就从大鸣大放转到了“反右”斗争。
关于“反右”斗争，我仍没找到权威的解释，我的理解，它是从前一个运动延续下来的，就是把那些在“大鸣大放”运动中自以为是地给党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
当时的父亲对此毫无所知，他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与妻子女儿团聚。其实那时候，形势已经很严峻了，母亲所在的报社，都把运动进行到了互相揭发的阶段，人人自危。一些报社的同事来家里看望父亲时，总是神色不安，互相打探着消息。可父亲丝毫没受影响，他是个单纯的知识分子，回家探亲令他心情极好，你想他常年在大山里修铁路的人，现在和妻子女儿一起在美丽的杭州享受着天伦之乐，怎能不开心呢？那时我两岁的姐姐长得又白又漂亮，人见人爱，父亲喜欢得不得了，曾赋诗一首，极尽赞美之词。他很想再要一个孩子，最好是男孩儿，这样的快乐心情使他丝毫没意识到厄运即将降临。
而我的母亲，曾在大会上勇敢地给报社党组织提了三条意见，竟也一点儿没想到自己会有什么麻烦，她和父亲一样单纯。那年她三十一岁，正是事业的黄金时期。父亲回来探亲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工作，她仍是积极地参加报社里的各种社会活动。
母亲是一九四九年考入浙江新闻干部学校。当时她仅仅初中毕业，不符合学校的报考资格。报名要求必须是高中毕业以上。母亲太想试试了，就让她一个同学帮忙，同学的表哥是一所中学的校长，他就帮忙给她们俩各出具了一张高中毕业证书。但校长在开证书时忘了母亲的名字，只知道姓徐，就随手写了一个“前”字，这个“前”字从此跟了母亲，代替了她原先的名字“淑娟”。
母亲用假证书报名，用真才实学考试，自然考上了，而且比许多真的高中生乃至大学生考得还要好。新生进校后要求每人写一份自传，母亲一激动，就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全给写了出来。那份自传写得文采四溢，感动了校领导，这样学校还是留下了她。
母亲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留在了浙江日报社工作。她感到非常幸运，就主动要求去最辛苦的夜班部做编辑。母亲在夜班部一做做了七年，长期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后来患上了神经衰弱，又有了孩子，才从夜班部调出。从夜班部调出时，有许多部门争着要她，仅此就可以看出她的工作能力。
“反右”运动开始时，她除了是编辑上的业务骨干外，还是共青团的宣传委员，工会主席，膳食委员会委员，安全纠察队队长，总之是身兼数职。要知道，她那时已有了孩子，丈夫又不在身边，居然还有这么高的工作热情兼那么多行政工作，可见她当时的心情有多好。据说母亲那时候的笑声是出了名的，非常爽朗，这个楼笑，那个楼都能听见，母亲觉得自己这样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能拥有一份这么好的工作，是天大的幸运，不好好干怎么对得起党？
我讲这些，是想说明像母亲这样的青年，对党号召发起的各种运动肯定是积极主动参加的。本着为党好的心情，母亲非常诚恳地为报社党组织提了三条意见。三条意见都很具体，都是针对报社的，无关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说实话，母亲也不可能站那么高，她只可能就她身边的问题提出批评。比如其中一条，她说报社里有许多和她一起分配来的新闻学校的同学，至今还在做助理编辑和内勤工作，她说领导应当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编稿写稿，否则他们的业务水平永远也不能提高。那时候母亲自己已做了编辑，她的两个助理编辑却是她新闻学校的同学，母亲觉得于心不忍，故提出此意见。她觉得自己很仗义，女侠似的。殊不知她的同学并不买账，到最后这意见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再说那个夏天。
八月。父亲假期一结束就按时赶回部队去了。父亲从军三十多年探亲无数从没超过一天假。父亲走后不久，母亲就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很是高兴，马上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也高兴极了，就和母亲一起，期待着第二个孩子的降临。
就是我。
但母亲的高兴很快就被一种不祥的感觉所替代，报社里的气氛越来越古怪，同事们见了她都有些回避，并在背后窃窃私语。她不明白是怎么了？本来母亲在报社是很有人缘的，这从我姐姐小时候的照片数量上就可以看出，那些记者采访回来，总会将剩余的胶卷用在我姐姐身上，咔嚓咔嚓拍个不停。可现在，大家对她的态度变了，也没人再逗姐姐玩儿了。
有时我会想，我的前世是不是一片黑云？怎么刚一露头就为母亲的命运笼罩上了阴影？
但母亲仍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反党的“右派”。她是多么感激党相信党啊，她怎么会反党呢？她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一个省级大报的编辑，从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地位的贫民女子，成长为一个知识女性，她唯恐自己不能报答党的恩情，怎么会和党作对呢？她提那些意见是为了党更好啊！
母亲依旧每天去上班，依旧忙她的社会工作。
转眼到了十一月，深秋，天气已有些寒冷。那时她的妊娠反应刚过去，我在她的腹中毫无所知地生长，像一棵初初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草，从未见识过风暴和冰雪。母亲的腹内是温暖安宁的。
这天母亲从她的住所出来去报社上班，走到小巷拐弯处时，忽闻树上一只乌鸦“哇哇哇”地大叫了三声，声音极为恐怖阴森，令人毛骨悚然，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在母亲心间。从来都开朗通达的母亲，到老都不信神不信鬼的母亲，唯有对这一天的记忆充满了神秘和恐怖。她说，我当时就觉得要出事。
母亲惴惴不安地走进报社大楼，在楼梯拐角处的高墙上，一张新贴出的大字报非常醒目地出现在她面前，言词极为激烈地批判母亲“挑拨党群关系”，“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在大字报的落款处，母亲看见了许多熟悉的同事的名字，也看见了她帮着说话的那两个助理编辑，即她同学的名字。母亲彻底绝望了。人和人的关系已经变成这样，她还往哪里躲？
母亲硬着头皮走进办公室，刚坐下，领导就把她叫了去。领导拿出一文纸向她宣读：经过这样……那样……之后，她已被定为“右派”，现撤消所有社会职务，并开除团籍，开除工会会籍，从行政十九级降为二十三级。
尽管母亲有思想准备，尽管事先有种种预兆，但当母亲听到这明白无误的宣布时，依然感到五雷轰顶。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呆呆地立在那儿。当时整个报社一共划出右派十八名，最大的是报社副总编，最小的就是母亲这样的年轻编辑，而且她还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这时腹中的我不合时宜地踢了她一脚，令她忽然惊醒，她向领导说，我已有了身孕。
领导说，这个我们清楚，你把孩子生下后，再去农场改造吧。
母亲冷静下来后，将此事写信告诉了父亲，并提出了离婚。她不想牵连父亲。
再说我的父亲。
父亲那时尽管在部队，具体说在铁道兵三师，但依然没有逃脱这场政治运动。父亲探亲回去后，所在的部队也正在开展“反右”斗争。他在师工程处工作，工程处尽是知识分子，自然是重点。而大学毕业的父亲，在运动之初向党提出的几条意见，自是比初中毕业的母亲要尖锐得多，他还写了一首古诗来表达他的看法，充分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臭德行”。再加上他的地主出身，所以一回去就成了师里的重点。
父亲依然天真得很，直到上面把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都提出来了，他还不满地说：为什么不早些宣布这六条标准？早宣布的话，哪会有那么多“右派”？
但是，父亲的运气却比母亲好。
在师里确定“右派”的一次次会议上，每当父亲作为候选人被提出来时，都有好几个领导站出来帮他说话，他一次次地“逃脱”了。其原因除了碰上好领导外，父亲自己的表现也起了很大作用。
从一九四九年参军后父亲一直表现很好，光是抗美援朝的近三年时间里，他就荣立大小战功五次。回国后领导考虑到他的表现，加上他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就主动提出将他的供给制工资改为薪级制工资，他竟然婉言谢绝了。他说现在国家建设正需要钱。我反正只有一个奶奶要赡养，妻子自己有工作不用我养，眼下的钱够用了，还是供给制好了。这种态度让领导大为感动。要知道那时候，这两种工资是差异很大的。有些人还争着要呢。再有，父亲虽是知识分子、地主出身，但与工农干部的关系一直很好，人又正直厚道，工作上很能吃苦，生活上也很朴素，所以从师长到组织科长到底下的技术员，都很喜欢他。
但毕竟有许多人不满，认为他的言论实在是反动，不划成右派很难服众，不足以平民心。于是又一次把他提出来讨论。
在第三次的讨论会上，有人刚把父亲的材料递到师长手上，师长就不耐烦了，将父亲的材料往边上一推，说，我说过这个人不要再讨论了！上哪儿去找那么好的“右派”？于是师长开始列数父亲的种种优点，见困难就上，见待遇就让，艰苦朴素，团结同志，还有那么过硬的专业技术等等。最后师长生气地大声说。
“这样的人会是‘右派’吗？如果是的话我倒希望多一些！”
大家见师长发这么大脾气，都不再说话了。
这样，父亲终于幸免于难。
当时父亲所在的工程处的三十多人中，划为“右派”的有四人，内定为“中右”的有三人，父亲竟然连“中右”都逃脱了，实在是个奇迹。
如果那年父亲也当了“右派”，我能不能来到这世上，来了之后能否成活，都该是个很大的疑问。
所以在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那位师长，他的正直，他的善良，他的仗义执言，让我父亲和我们全家都幸免于更大的灾难。我相信那位师长在师里一定有很高的威望，否则他替父亲说的那番话，也足以让他自己当“右派”。
十一月中旬，父亲接到母亲的信，得知母亲被划为“右派”，很有些吃惊。但想想自己经历的，也就理解了。他马上写信安慰母亲，叫母亲不要悲观，要相信党，事情迟早会弄清楚的。
父亲坚信母亲不会反党，坚信母亲是个好人，不同意离婚。
但毕竟，这是一场灾难，父亲还是背上了很重的包袱。后来他去北京出差，找到当年参军时接收他的老首长潘田伯伯。父亲很沉重地告诉潘伯伯，妻子被划为“右派”了。潘伯伯沉思了一会儿对父亲说了两句话，他说：你在思想上要和她划清界线，但在生活上要比过去更多地关心她照顾她。
说得多好！
就是这两句话，令我的父亲和母亲，还有我，一辈子感激潘田伯伯。须知在那样一个时候，说出这种话来多么不易，而我的父亲又是多么需要这样的话。
潘伯伯的话使父亲坚定了与母亲共患难的决心。有丈夫共同承受厄运，母亲也就不再绝望。她咬紧牙关，在巨大的阴影中默默地抚养着大女儿，默默地孕育着腹中的我，默默地在寒冷的环境中继续工作。
另一个世界的我自是全然不知，顺利地健康地长到九个多月。到一九五八年五月，预产期到了，母亲预感到就要生了，便托付好大女儿，收拾了东西，锁上门，自己去了医院。
母亲生我是难产，大出血。
照说我已是第二个孩子，不该那么难生了，可不知是我不愿来到这个世界，还是母亲不忍心将我生出，总之我的出生非常不顺。父亲当时仍在深山修铁路，不能回来照顾，而戴着右派帽子的母亲，不要说亲人，就是医院的正常护理都被剥夺了。
产后的母亲出血不止，脸色苍白地躺在那儿，人像要飘起来似的虚弱不堪。她不停地叫医生，但没人理她。有个医生听到了跑过来想为她处理一下，旁边立即就有人拦住了她说，那女人是“右派”，不要管她。
后来他们见母亲总是流血，总是呻唤，就不耐烦地将母亲的床尾摇高，让母亲头朝下斜躺着。
三十多年后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一位妇产科医生，我问有没有这种止血方式？那位医生说，闻所未闻！那样做非但不能止血，而且把血淤在盆腔里更是危险！
但母亲真是命大，竟然活了过来。
我也是命大，在母亲那样的心境中孕育，在那么冷酷的环境下出生，竟毫毛未损，体重高达三千七百五十克（七斤半），且不痴不傻。
真不知是谁在暗中保佑。
尽管母亲在那样的境况下生下我，尽管我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儿子，我的出世依然让她高兴，她成了两个女儿的母亲。出院后母亲即写信给父亲报平安，信上简单地说她已顺利地生下一个女儿，“高鼻梁，大眼睛，胖胖的，很好看。”叫父亲放心。
这封短短的信我在二十多年后看到了，我为母亲当时的平静感到吃惊和敬佩。
二〇〇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