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拓为丁一岚写过一方诗绢，抄录着他在一九四四年秋天写给她的一首长诗《战地歌四拍》。诗是作者气质、情感的浓缩，一方诗绢的经历，是历史的浓缩。
“文革”风暴骤起，邓拓含冤自尽，丁一岚眼见得抄家之风一时间漫卷京城，为了保存这方诗绢，她小心翼翼地把它缝在棉衣内襟里。忍受着痛苦，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珍藏起自己的思念，珍藏起邓拓给予她的全部情感。十年悠悠，十年艰难，她终于等到了使它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当她有机会重新抚摸这方诗绢时，她觉得对邓拓的理解更深，因而思念也就更深。
在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便一直希望有机会能亲眼看看这方诗绢。
我走进了丁一岚的书房。她拿出了诗绢。为了便于保存，诗绢已经被装裱起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在书桌上将诗绢慢慢展开。慢慢地，慢慢地。对于她，仿佛是不愿惊动一个安宁的灵魂，对于我，则是不愿意妨碍她那重又开始流动的记忆。
浅黄色的诗绢出现在我的眼前。为了装裱，诗绢原来的花边被裁去，但不损原貌，邓拓苍劲有力的墨迹，依然清晰。在我看来，这该是丁一岚最珍贵的念物。她用手轻轻抚摸，又轻声吟诵几句。从她的目光中，我分明感觉到历史烟云的飘动。
顺着她的手指，我浏览着诗绢。突然，我发现其中的第二拍，比我从《邓拓诗集》中所读到的要长。我诧异地问。原来，在收录入集时，第二拍做了压缩。我仔细阅读，发现被压缩掉的诗句，都写得惆怅委婉，因惆怅委婉而更显其优美感人。
《战地歌四拍》的第二拍全文如下，括号内的诗句为诗集中未收录部分：
青丝依样似旧时，〔镇日书空，孤怀无寄！入乡有意从头认，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心血如潮，七度春秋销北地，数三十又三年，〔衰逝堪伤天欲晦；〕问后来岁月，还能几许？〔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只如今抖擞旧精神，酬尽心头文字债，待取新衣上征途，好将身手试，长为孺子牛。
我不理解为何要做这种技术处理，处理后的作品，毕竟无法体现原作的神韵。丁一岚告诉我，在编选诗集时，她考虑到这首诗写于抗日战争中，本应充满昂扬和豪迈，而邓拓那些流露着惆怅情绪的诗句，需要做特别的注释读者才能明白。为此，她才决定暂时删除。
邓拓的这首诗写于一九四四年秋天。从这一年夏天到第二年的春天，对于他们夫妇来说，是艰难的一段时光。他们一起进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参加整风。他们不在一个队，分隔两地，突然而来的“抢救运动”，把邓拓纳入到被怀疑的范围。丁一岚回忆，康生当时在延安说河南的党组织是“假党”，在河南工作过的同志都要受审查。邓拓在河南工作过，而且还被捕过两次，自然成为了审查对象。幸好后来“抢救运动”紧急中止，邓拓方避免了进一步的厄运。
给丁一岚写诗的时候，邓拓无法得知自己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结局。他有满怀热情和忠诚，有不断高涨的斗志。他毫不畏惧战争的艰苦，毫不屈服敌人的淫威，但对来自自己阵营的怀疑、打击，他却难以承受。满腹心事，唯有对亲人倾诉！关山阻隔，处境微妙，命运难测，一个像他这种气质这种修养的人，诗才是他最好的寄托。他不可能抱怨组织，更不会因自己遇到挫折而失去斗志，但是，“文人习气未能无”的他，却愿意用惆怅来写诗，用隐晦的方式，向亲人流露出内心的思绪。
因这诗，一个立体的丰富的邓拓才呈现在历史烟云中。
惆怅和忧郁，并不总是灰暗与消极，也不会是豪迈、昂扬的对立面。它们不会损伤人的理想主义，不会让人消沉。相反，在特殊情形下，在特别的人身上，它们反倒使豪迈和昂扬更为深沉。
邓拓正是如此。他为前途难卜而担忧，为满怀壮志有可能化为云烟而流露出伤感。但是，他依然痴心不改，坚贞不渝，依然吟唱着“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的豪情。
这便是邓拓。
我看重邓拓在《战地歌四拍》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心情。实际上，在他后来的日子里，他仍将不断地遭遇类似的境况，他总是承受着精神的矛盾，为他所追求所忠诚的理想和事业忘我工作。在抄写诗绢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生中还将重复诗中的这种体验，不断地走在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但生命最终竟会在那样一种情形下以那样一种方式结束，则是他无从想到的。
我倾听着《战地歌》的旋律。那方淡黄色的诗绢，总是飘在我的思绪里。
二
要把邓拓做一个概说其实并不容易。
人们有充分理由将他看作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他自己时常的说法是“书生”。他擅长书画，对历史文物研究有精深造诣；他喜爱诗词，兴之所至，情之所系，时有绝唱；他独创“燕山夜话”杂文文体，厚积薄发，言简意赅，一时间风行全国，洛阳纸贵。有时，他显得飘逸，在与文人墨客的唱和中俨然其中一分子；有时，他又显得凝重，在文思泉涌中，履行着一个文人忧国忧民的天职。仅仅这些，他就足以在现代文人行列中，占据一个醒目的位置。
然而，这绝非邓拓毕生追求的目标，更不是他所希望的。
最初，当听说我准备用《书生累》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时，丁一岚就表示过不同想法。她说，邓拓并不是一个书生，更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种“书生”。他是一个革命斗士，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有可能大有作为的人。“书生”的范畴，无论如何也难以完整体现邓拓的人生全部内涵。
当时我说，我并不是将邓拓看作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书生，更不是那种文弱书生，或者说仅仅沉溺于文化创造的书生。他是以书生气质投身于革命的一个类型，一个范本。书生气质自然不是他的全部，但恰恰因为他带有书生气质，他才能够与众不同地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他独特的东西，才会产生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才会有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文化创造。
我不知道我是否说服了她，她最终是否接受了我的说法。现在想来，这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到，我们这代人和他们那代人，在许多问题上，看法可能永远难以一致。
我们没有他们相似的经历，也就没有了置身于历史之中的切身感受。我们只能是旁观者，站立在岸边观看着历史风景，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常常处在平静状态，让目光尽可能地冷静。我们是根据业已发生的历史来做出判断，种种历史形成过程中有可能非常重要的细枝末节，却很容易被忽略不计。在某种程度上说，置身于外的人，可能永远也走不进历史深处。
他们却不。当他们投身于历史进程之日起，就注定随着历史的惯性向前走去。他们看重每一时刻对心理对情感的影响，珍爱所有难以忘怀的一切。时光的每一次流逝，漩涡的每一次旋转，大潮的每一次腾跃与跌落，对于他们都有特殊的意义，而这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都能感受得到的。于是，他们不会做到绝对的冷静，而旁观的态度，更是无法忍受无法接受的事情。既然他们已经把一切献身于所追求的事业，就再也不会愿意让自己身上的这种色彩淡去，哪怕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例外。
在产生了这样一些想法之后，我觉得自己仿佛更加理解了一代人。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当我第一次去见丁一岚准备谈论邓拓时，她却用了更多的时间同我谈论周扬。和一些老前辈一样，她不能同意我用“仕途”这一世俗的观点来看待周扬，因为，他们都曾用全部热情拥抱着革命，而那时，吸引他们的不是权力，不是仕途。她还不能同意用“摇荡的秋千”来比喻周扬一九四九年后在权力和文化创造上的摇摆。因为，对于他们这代人，革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对领袖的无比忠诚，也是历史形成的，是无法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的。
说实话，我很喜欢这样的交谈。两代人的不同视角，有时需要彼此转换，也许这样，沧桑云烟才会看得更为清晰。
与其说丁一岚在说周扬，不如说她是在说邓拓。
邓拓并不像曾被指责的那样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他也不是不懂政治的文人。相反，自投身于革命的那天起，他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在同时代的革命者中，他称得上一个具有很高理论修养和政治敏感的人。
青年邓拓喜爱写诗，但仅仅是兴之所至的偶然吟唱，他的兴趣在历史、哲学，而这才是政治斗争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他研究历史，以一部《中国救荒史》来显示年轻的他，有如此冷静的心境和目光；他研究哲学，以最新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批驳他所认为错误的论点，从而显示出他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这一切，不过是他在晋察冀根据地成为思想宣传领域一位重要人物之前的训练和铺垫。
年轻而成熟的他出现在战火烽烟之中。读那些战友的回忆，不难看出，在当时的环境中，长期担任《晋察冀日报》社长的邓拓是如何出类拔萃，又是如何举足轻重的。他所表现出来，绝不仅是一个文人的才能，而是一个政治家的才能和魄力。
邓拓崇拜毛泽东。与一般人不同，他的理论修养和政治素质，使他不仅仅出自一种朴素的感情，而是基于理论钦佩之上的由衷爱戴。他被认为是最早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之一。他在一九四二年撰写的《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论著之一，而由他主编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更是第一部毛泽东的选集。当他在极其艰难的战争条件下进行这些开创性的政治活动时，他已经在履行着“政治家办报”的职责。他非常清楚，今生今世的所有创造和所有价值，再也不可能与政治脱离。政治热情不会淡去，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的崇拜，也不会淡去，他的生命将永远与革命相伴。
这便是邓拓的政治家本色。如果永远处在战争状态，如果永远没有种种意想不到的波折，我相信他将一直沿着这样的脉络发展下去。
三
当计划写邓拓时，我发现自己这些年的工作经历，无意之中竟然与邓拓产生了某种重要联系。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这是与邓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副刊，当年他正是应副刊编辑的约请，为“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我走进晚报时，约请邓拓开设专栏的两位编辑仍然活跃于报社，而我的编辑同事中，还有邓拓的儿子。和这样一些与邓拓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一起共事，坐在曾经留下邓拓足迹的大楼里，就有了一种与历史对话的特殊感觉。现在想起来，这个经历对于自己是十分重要的。记得偶尔谈起《燕山夜话》，偶尔谈起“文革”中副刊编辑受到株连的惨状，大家便有了止不住的话题。他们零星的回忆，使我对陌生历史的了解，一日日多了起来。
后来我到了《人民日报》，这更是与邓拓政治生涯紧密相关的地方。从一九四九年开始担任总编辑，到一九五八年因不断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与嘲讽而辞职离去，邓拓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十年。从时间上看，这与他战争年代的十年新闻生涯是一种自然延续，但彼此的感受却有所不同。他的忠诚、他的热情、他的认真乃至才华，在错综复杂变化异常的政治风云面前经受着考验和磨砺。
一次我参与报史的资料整理和梳理工作，重点是介绍《人民日报》与“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的关系，这就有机会查阅一些当年的原稿和清样。我看到，那些决定着胡风命运的材料、文章，都是由邓拓最后签发付印的。看他校改的清样，看他匆匆写下的“同意付印”的批示，我当然无法了解他挥笔时心中真实的想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这样的事情上，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位，他绝对不会将个人的想法或者情绪体现在报纸上，丝毫也不会。人们记忆中的邓拓，是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在忠诚地坚持着党性原则。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然而，他的被误解、被指责甚至被嘲讽，恰恰因忠诚而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是因为在反右运动前后不能充分理解“阳谋”而开始受到批评和冷落。作为一个长期主持党的报纸工作的人，作为一个有高度党性原则和革命信仰的人，他不能赞同各种形式的对党的批评，尤其不能同意在党的自己的报纸上发表那些言辞激烈的批评。他的思路一直顺着历史脉络走着。他的才华和学识，他的性格，还不能使他灵活地理解“引蛇出洞”的真实含义。
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月，当别的报纸积极“鸣放”时，《人民日报》却与众不同地发表不赞同鸣放的文章，同时他还阻止了报社许多人的鸣放。后来，他默默地承受了“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批评，可更多的人却因为他而避免了成为右派的厄运，并为此而深深感激他。
他的政治家办报的素质和原则并没有改变，他对领袖的忠诚也没有改变，是他之外的东西发生了改变。政治操作过程不再同于从前，现实生活的形态也不再容易把握，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明白，在他这里，以往的种种对政治的理解，以往对原则的确定，居然一下子失去了效能。他的政治修养和素质，他的性格，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被动地旋转的风标，或者索性变为一个浅薄的、毫无政治操守的政客。
他怀着难以言喻的心情离开《人民日报》，他在为自己的被误解而苦闷不已。
我猜想，对于他这样一个具有文人情怀的革命者来说，他有可能会对自己所亲自经历甚至亲自参与的种种文化批判产生复杂的感受。《武训传》批判也好，《红楼梦研究》批判也好，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也好，一个接一个令人眼花缭乱心绪不宁的批判，难道在他将清样签发付印之后，就完全化为云烟飘荡到他的思绪之外？显然不会。他会思考，他会咀嚼种种感受。当然，他不会游离于党性之外，但各式各样人生的、情感的、心理的影响，会深深地存在于他身上。
邓拓会感受到精神之累。
在《人民日报》也开始鸣放之后，邓拓曾以“卜无忌”的笔名发表过一篇《废弃“庸人政治”》的杂文，文章批评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认为这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他的这种批评的重要性和尖锐性姑且不论，从字里行间，我感觉到的却是他在工作过程中体会到的苦恼。表面上看似乎是宽泛地议论，但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己放了进去：
陆放翁在一首诗里写道：“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这是切中要害的警句。想想看，病人碰到了庸医，乱开药方，乱治一阵，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则呜呼哀哉，这条性命不是丧在庸医之手吗？一篇好文章落在俗子手里，他自以为无所不通，吹毛求疵，滥加斧削，岂不可惜？但是，当着庸医负责治你的病的时候，你的性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当着俗子做了编辑的时候，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由他随便议论和取舍了。
我自己也患过病，也当过编辑，各种感受都有一些，说几句由衷之言，并非危言耸听。
当更深的误解落在他身上之后，他的这种精神之累将使他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作为一个革命的“书生”所应尽到的历史责任。他离开了报社，却走进了他生命中的一个新的境界。
在《人民日报》为他举行的送别会议上，邓拓吟诵了那首著名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袁鹰先生清晰记得当年大家聚会欢送邓拓的场景。当时他在《人民日报》文艺部，长期在邓拓的领导下负责文艺方面的工作。他和同事们静静地坐在台下，心绪万千，凝望着曾经朝夕相处的值得敬重的邓拓。
邓拓在讲话结束时，念了上面这首七律。他一句一句地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念到“文章满纸书生累”时，他特地提到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习气未能无”，语气之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袁鹰的记忆里，邓拓当时的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他多次在那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怅惘的情味。袁鹰反复吟咏、咀嚼这首告别诗，感到这不是一般的应酬之作，而是如同古人评诗所说：深情绵邈，寄托遥深。
《人民日报》当时是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上。若纯粹从商业眼光看，在商肆云集的这条著名大街上，一座这样的楼可能会略而不计。但是，我认为，在回望历史时，这座大楼却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景观。
它毕竟参与和目睹了一个时代的风风雨雨。
不仅仅因为邓拓走进过这座大楼，然后又走了出去。
四
或许这是一个规律，人总是在遇到挫折遇到压力时，某种内在的却更本质的气质，会突然间激发出来，从而出人意料地构成另一番人生风景，使得人们不得不用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目光来打量他，来审视他。如果沿用固定的色彩，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描绘出完整的他，真实的他。
当精神之累最终降临邓拓身上之后，当苦闷、困惑、忧郁的情绪几乎一夜之间占据他的内心时，他早年业已形成的气质，仿佛奔涌而至的激流，将他冲到一个新的境地。与过去相比，生存形态也许有所不同，但对于他，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必然。
挫折使他痛苦，然而，却最后使他完成了人生塑造，他终将进入文人的历史画廊之中。
邓拓曾在客厅里挂过林则徐的一幅对联：庭围修竹云常在，户对青山梦亦寒。他敬仰林则徐这位同乡，想必从小在家乡福州接受启蒙教育时，他就从父辈那里听说过这位林大人的高风亮节。在一日日欣赏对联时，邓拓当然不会想到，许多年后，在福州，除了林则徐纪念馆，又将增加一个文化新景观——邓拓故居。
作为书香世家的后代，邓拓获得的显然不只是诗词书画的技能训练，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精神的熏陶。他被公认为才华横溢，多才多艺，但这远远不足以说明描述他。丁一岚曾经对我说过，苏东坡、林则徐、郑板桥等是邓拓所敬仰和爱慕的历史人物。不错，这些人物都才华卓绝，但他们也几乎都有过怀才不遇或者被误解被冤屈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没有让他们消沉，他们在诗词书画里寄寓着忧思，他们依然关切着芸芸众生，忧国忧民的情结从来不会因为挫折而淡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从来没有萎缩过，仕途可以中断，政治抱负可以只是梦想，但人格却不能因之而变形。
在开始形成自己的人格时，邓拓想必正是从这样一些他所敬仰的历史人物身上，感受着凛然正气，感受着做人的基本准则。当承受着精神之累走出王府井大街那幢大楼之后，他便有了更深切地与历史对话的可能，他会一日日在情绪上、在生存方式上，与自己所敬仰的那些古代文人产生共鸣。在某种意义上说，邓拓重新延续着千百年前苏东坡、郑板桥、林则徐的故事。我相信，以后的人们，会以同样的目光把邓拓纳入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画廊之中审视。
就在离开《人民日报》的那一年，邓拓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尽管他还在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职务，但他似乎更倾心于文物与书画。早在战争年代他就有意识收集文物，现在他更愿意把这作为一个事业来做。他计划写一部《中国绘画史》，也许在对古画的鉴定和研究中，他能获得心境暂时的平静。
他对苏东坡情有独钟。顾行、成美撰写的《邓拓传》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九六一年，四川一位老人来到北京，要出售一幅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苏画早已失传，这幅画是真是假，引起古画收藏家的争论。北京的画店怕是赝品不敢收购。邓拓看了此画，尽管一时也难以判定是否为苏东坡真迹，但他从画的风格、气势、纸质，从画面上宋代以来二十六家的题跋来看，认定是一件颇有价值的珍品。他不顾卖主索价甚高，拿出自己的全部稿费，再由荣宝斋从他的藏画中挑出二十多幅古画作价，终于将画买下。随后的半年时间里，他查阅资料，仔细考证，最后证明这正是苏东坡的真迹。早已失传的苏画，因邓拓而重现天下。
这是两者之间的机缘。也许带有某种偶然，可是我宁愿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必然。当邓拓陶醉于画面的气势时，当他费神地考证时，他是在用心灵与苏东坡那颗伟大的灵魂在对话。苏东坡的才情、抱负、苦闷乃至挫折，无不引起他的强烈共鸣。艺术创作贵在灵感，艺术欣赏又何尝不如此？当邓拓无意之中捕捉到对《潇湘竹石图》的灵感时，其实正是他的心灵与苏东坡的心灵在碰撞，在迸发出火花。
他听见了悠远的历史回响吗？
文章刚写到上面这段，我正好接到丁一岚的电话。她在电话中对我说，在拥有了《潇湘竹石图》之后，邓拓曾经把书房起名为“苏画庐”。她还告诉我，邓拓还藏有一方苏东坡的砚台，所以又将书房起名为“一砚山房”。这两个书斋名都刻有印章。
偶然来到的电话，更加证明了在邓拓的精神世界里，苏东坡占据着一个显要的位置。
不过，在“文革”中邓拓招致更为严厉批判的还不是他与苏东坡的这种关系，而是他对郑板桥的感悟和赞颂。
一九六一年秋天邓拓来到扬州，在访问郑板桥故居之后留下这样的诗句：“歌吹扬州惹怪名，兰香竹影伴书声。一枝画笔春秋笔，十首道情天地情。脱却乌纱真面目，泼干水墨是生平。板桥不见虹桥在，无数青山分外明。”
他是不是同样在郑板桥那里寻找着回声？
一般来说，人们面对郑板桥书画，都会油然而生钦佩之情。但对于邓拓来说，他的欣赏远远超出了字画本身。郑板桥笔下的兰香竹影，他的不落俗套独创一格的书法，在邓拓的眼里，是一种人格的完美体现。他感慨郑板桥的独创，感慨郑板桥“脱却乌纱真面目”的人生境界。人都不免会遇到挫折，但没有相似的修养相似的意趣，是不可能如同邓拓这样从郑板桥那里获得做人的启迪。
两年后，他写出了那篇著名的《郑板桥和“板桥体”》。他写道：
我认为学习“板桥”体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是“板桥体”的灵魂呢？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都要自做主人，不当奴才！
板桥曾经说过：“凡作文者，当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这句话非常要紧。他自己为了贯彻这种思想，所以特地刻了一方图章，文曰：“郑为东道主”。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无论做什么事，处处都以主人翁自居，自己踏出一条路来，他自己的学习方法也正是这样。他曾在题画中写道：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诗曰：“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苗各自探。”这种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无疑是正确的。我们对于板桥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学习态度和方法。
这是邓拓心境的写照。
访问郑板桥故居时，邓拓正在开设“燕山夜话”专栏，而收藏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也在同一时期。发表《郑板桥和“板桥体”》时，“燕山夜话”虽已结束，但他和吴晗、廖沫沙在《前线》杂志上合开的“三家村札记”仍在进行。
历史与现实永远呼应着。文人的心永远映照着。
对于邓拓，尤其如此。
五
有时我想，假如邓拓真的全身心沉浸于古代书画之中，倾后半生之力写出一部《中国绘画史》，那么二十世纪的中国，就可能又多了一个类似于沈从文一样的人物。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从文学的殿堂里退出，默默地奉献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另一个则是从政治的漩涡中退出，在古书画的世界里找到寄托。
邓拓本来有这种可能。当即将做出告别《人民日报》的决定之前，他曾经面对一座寺庙发出感慨：“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庙里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
可是，归隐只能是业已成为过去的故事。沉浸于一己苦闷而借此寻求生活的平稳和心境的安宁，更不是一个革命者的邓拓最好的选择。我非常理解丁一岚反复对我强调的“邓拓是一个革命斗士”的含义。尽管邓拓具有浓厚的文人气质，尽管他在许多方面与别的革命者有着不同的兴趣和爱好，但他毕竟是一位投身于革命的现代人，是一个忠诚理想、忠诚革命事业的政治家。当他满怀热血投入到社会革命之后，他就不会是过去意义上的文人墨客，所有带有文人性质的兴趣、修养，都只能归属于他所献身的政治抱负。
他的经历，他的理想，他的地位，不会允许他退缩到一个狭小的天地。他可以搜集字画，可以与文人墨客们吟诗唱和，可以悠闲地浏览山水，但这远不是他所真正需要的生活内容，也不可能替代一切。他无法割断与现实的联系，无法改变一个政治家参与现实的本能要求。他的革命热情，他的人生态度，都决定了他必然会以他的方式在生活中发出声音。与众不同的是，他愿意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用自己的笔发出自己的声音。
作为彭真的老部下和朋友，邓拓属于具有务实精神的那种政治家。他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和接受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冒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的浮夸和狂热，更使他产生深深的忧虑。随之而来的全国范围的三年灾害，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政治、对经济的独立思考。
他忠诚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能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他不。他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是一个从来不把一己利益放在首位的人。像他这样一个有着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他责无旁贷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不是以权力，而是以笔，以思想。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没有邓拓的声音，没有邓拓的身影。假如那样，历史该会是一个无法补救的缺憾。
幸好有他。
不妨再听听他在那种历史环境中发出的声音。
他反对浮夸：“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说大话的故事》）
他勾画出一个空想家的可笑：“他的计划简直没有如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示出财迷的本色，……”（《一个鸡蛋的家当》）
他主张实事求是的作风：“那么，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王道与霸道》）
他赞成真正的“百家争鸣”：“多听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只有好处，决无坏处。如果听到一点不同的意见，马上就进行反驳，这样做的效果往往不好，甚至于会发生副作用。正确的仿佛应该首先让别人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即便有的意见在你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也不要随便泼冷水，读者自然会辨别是非。假若一时弄不清是非，那又何必着急呢，至于有些问题根本难断谁是谁非，就更不要操之过急了。也许有的问题提出来，又搁下去，经过多数人慢慢研究，原先不同的意见慢慢地又可能一致起来。因为是非终究有客观的标准啊！”（《燕山夜活》第四集《编余题记》）
读这样的文字，听发自四十多年前的声音，仿佛给人这样一个感觉：邓拓依然活着。
我还有这样一个印象，在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中间，邓拓的现实感最为强烈，也最有思想锋芒。
把邓拓和吴晗稍稍作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吴晗和邓拓有所不同，他曾经是胡适的得意弟子，后来是作为民主党派而投身于革命。他没有邓拓那种革命经历，也没有邓拓那种对党内斗争的深刻体验，他怀着透明的热情响应着来自上层的号召。自然，他缺少邓拓那种深邃的历史目光，也缺少邓拓发自内心的现实感应，即便同样论说一种现象，我相信邓拓对事物的了解和分析，更加准确，也更为入木三分。
譬如，在上下都一致将大跃进后出现的灾害叫做“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唯有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研究过历史，撰写过《中国救荒史》一书的邓拓（邓云特），才能对现实有更为清醒的认识。他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三联书店重印该书时，在“绪言”中写到：“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资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一九六二年八月，在北京市高等学校政治干部学习会上讲话时他更为明确地说：这几年的毛病，要从生产关系的其它环节上去做文章，生产关系的其它环节该调整的没有调整，使生产力遭到了破坏。
更多的人，几乎要到“文革”后才能以如此清醒的认识面对中国的现实。
先知先觉者，历史会记住他的名字。
我现在渐渐理解了为什么在“文革”骤起时，邓拓会被说成是“三家村”的“老板”。这不会仅仅是因为邓拓的政治地位比吴晗、廖沫沙高，而是邓拓的思想更深刻，目光更敏锐，手中的笔更有力。
邓拓当年撰写那些文章时，丁一岚常常是第一读者，她看得出文章有所指，因为有些话题曾是他们私下议论的内容。她为丈夫如此坦率如此尖锐而担忧。她一再劝说过邓拓要谨慎，要少写。她担心言多必失，早晚会有一天得挨批。然而，邓拓没有听从劝告，而是这样对人说：骨鲠在喉，一吐为快。
丁一岚的担忧最终成为了现实。不过，谁又能预想到竟然会是后来那样一种结局。
六
当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之后，邓拓绝对没有预料到批判的火焰，会很快集中到他的身上。
和别人相比，邓拓更多一些政治经验和政治敏感，他曾对一位《前线》杂志的编辑发表过他的忧虑和困惑。他说上海也上演过《海瑞上疏》等海瑞戏，为什么要单单把吴晗的戏拿出来批判呢？其中肯定有别的原因。然而，已称得上丰富的政治经验，还不足以使他想象到，即将由此而到来的大革命，会以他所敬重的、思想上也比较一致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为主要对象，更不会想象到他和“三家村”的成员将是一场浩劫的最早牺牲品。
作为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他必须领导一场对吴晗的批判。对于他，这无疑是极为艰难的一件事情。他了解吴晗是一个对党对毛泽东无限忠诚的知识分子，把这样一个人出于良好愿望和热情创作的作品，说成是存心险恶的反党，是他无论如何难以接受的。
他面前是一道深不可测的峡谷，通往对岸只有一条狭窄的独木桥。独木桥在风中晃悠着，木板显得十分脆弱，仿佛再也承受不了他的重量。此刻，原有的过桥经验，原有的对风向风力的预测，不再能发挥作用。他担心，人稍有闪失，便会跌倒在桥上，或者突然滑落进峡谷。
他永远走不到对岸了。
在那样的时刻，他的内心一定是一生中最为复杂最为激烈的时候，甚至要超出他最后选择自尽的时刻。因为他心中还存有希望。希望，无论何时何地，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把火。是火就依然能燃烧生命，是火就依然能燃烧胆识。
在大风暴到来之前，邓拓心中就燃烧着这样一把火。
他别无选择。他领导批判，却又不愿意随风飘荡，不愿意如同姚文元的文章所充满的火药味基调那样，把无情的火烧到北京。他对历史和现实的认真思考，他的文人骨气，他对吴晗的了解，都不可能使他做出另外的选择。他组织北京市对吴晗《海瑞罢官》的讨论，但尽可能地将之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畴，他甚至直接撰写长文，以“向阳生”的笔名发表文章，专门批评吴晗在封建道德继承方面所持的观点。他的所有行为与言论，后来非常自然地被斥责为“假批判，真包庇”。
查阅当年批判邓拓的资料，我读到了他的一份谈话记录。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为了在北京展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和讨论，《北京日报》专门召开文科大学生座谈会，邓拓参加了座谈并发表了谈话。其中他这样说：
姚文元的观点不一定都对，没有一点错误的或不确切的地方？都对的话那就做结论了，还讨论干什么？吴晗同志的观点有许多根本性的错误，但是否就一无是处？是不是一棒子打死？根据吴晗的表现，还不能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是真的，不是唬弄大家。
这次讨论对我们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我们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指示，按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参加讨论。什么叫“听党的话”，就是听党中央、毛主席的话。我们党从来反对盲目性，反对谁的话都听。毛主席就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不要盲目地听信一个人的意见。要克服盲目性，提倡自觉性。
现在，我们的文学艺术发展得还不够，还没有达到毛主席那样高的水平。在社会科学内，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要使文学艺术方针发展起来，繁荣起来，就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过去这个方针执行得不够好，报纸上一批评某人，气氛就紧张得很，被批评者就一下子好像打到海底去了。这是百家争鸣的习惯还不强。很多时候，有些问题的性质不是一下子能够判断清楚的，总要经过一段才能逐渐明确。有的一开头性质是可以看得清的，如章伯钧、罗隆基，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吴晗同志也不是一无是处。
你们都是研究文史哲的。你们现在不要先有框框，固定认为一个是正面的意见，一个是反面的意见，谁对谁不对还没有弄清。如果先有一个框框去研究是错误的，因为方法不对头。
……
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你的观点是否与姚文元不同，不要怕与吴晗有共同之点。不要扣帽子，要摆事实讲道理，力求创造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空气，改变过去讨论中的紧张气氛，要养成畅所欲言的习惯。自己是怎样的想法，不要有顾虑，不要一边倒。过去报纸上点了名就睡不着觉，……一边倒是不是分析辨别出真理来？不一定多数人的意见就正确，有的时候，甚至个别人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真正自己做了研究的，不是和人民根本利益对立的，有什么紧张的呢？
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经过讨论，一棍子打死，就做出结论，这不是我们党的方针。世界上没有一句话就解决的容易问题。
这份谈话记录公开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66年5月14日）上。尽管这时对邓拓的大批判已经展开，谈话记录是作为批判材料而公布的，但它却不是捏造而出，据参加座谈会的人回忆，这是邓拓谈话的真实记录。
读这样的谈话，我才觉得走进了邓拓的内心深处，对他的理解从而更为深切。人就是这样，常常是在历史转折的关头，在一种非常特殊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会毫无顾忌地以种种方式把自己完全袒露在阳光下。
这份谈话记录，应该收录进《邓拓文集》。它把邓拓的胆识凝聚在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
七
一次和几位朋友谈到了“文革”。其中一位说，应该有一本《“文革”斗争学》。他是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很轻松地说出这个题目。他的注视点不是“文革”兴起的各式各样的斗争，如何给人们的命运和心理带来影响，而是从斗争技巧、斗争运作方面来予以概括。他说，斗争策略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不同人之间，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场合，彼此采用的斗争方式都会有所不同。而这已经深深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会影响到今天的商战。
从社会学的角度，这种研究也许有它的价值和必要，但是我不太赞成这种想法。对于那个惨痛的时代来说，对于所有那些承受过苦难的人来说，这种纯粹技艺策略的归纳和研究，显然过于冷静，过于实用，过于无情。
我倒觉得应该有一本《“文革”批判学》。批判的发生与进展，批判方式的演进与别出心裁，批判者角色的转变，被批判者心理与命运的变化，批判语言的构成……该有多少专题值得研究，值得为历史留下宝贵的记录。
读当年对邓拓的批判文章，荒唐可笑、不可思议之类的感觉，常常还要多过气愤。因为对历史的结论已经做出，当事者的生命也以悲剧性的方式结束，气愤是不言而喻的事。阅读却是另外一回事。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间里，呼吸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空气，读三十年前出现的那些批判文字，真的有一种历史的荒谬之感。
居然有那么简单的、牵强的批判逻辑？居然有那样一些一眼看去就十分可笑的语言？居然人的联想力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激发出来？当产生一个个诸如此类的感觉时，我的确认为，仅仅从幽默的角度，就有必要编撰一本《“文革”批判学》。
在批判者的行列中，姚文元的身影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中，他已经显露出他的“创造”才能，接下来，对邓拓和“三家村”的批判，又一次为他提供了表演的机会。
邓拓的“燕山夜话”开篇《生命的三分之一》，提醒人们注意利用夜间的时间进行学习，像古人一样重视对待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这本是一篇循循善诱心平气和的文章，但姚文元却做出了这样的批判：“三分之一表面上指的是业余时间，但‘三家村’当然绝不止是要‘三分之一’，而是要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但‘三分之一’恰恰可以用作占领其它‘三分之二’作掩护。要大家用‘轻松的心情’来读《燕山夜活》，是为了麻痹大家的革命警惕，他们想从腐蚀那些革命立场不坚定的人‘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被他们腐蚀掉，成为‘三家村’集团招兵买马推行‘和平演变’的组织力量和社会基础。”
姚文元无疑是“文革”批判风格的一个文本，一个符号。有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开端，所有批判者的无理、所有批判者的“发明创造”便接踵而至，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始污染民族语言了。
一位青年画家画过一套青年女演员的舞姿速写，邓拓与画家并不认识，但看画后曾配诗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集体分工健步飞，风和日暖正良辰。”在批判者那里，它们却被演绎为政治意味十分强烈的语言：他们这个反党黑帮集体，不仅有组织，有分工，而且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都积极到了健步如飞的地步，主将自然产生一派“风和日暖正良辰”的感觉。
一九六三年三月，邓拓住进友谊医院。这所医院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援助下修建的，故称“友谊医院”。为感谢主治医生对自己的治疗，邓拓特地题诗一首相赠：“屈指临床十六年，学从实践胜师传；中苏医学交流处，今昔是非便豁然。”显然，这完全是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即兴之作。
可是，当所有报刊都投入到对邓拓的大批判的时候，作为医疗领域的报纸《健康报》，也必须参与其中，并应该有符合行业特点的批判。于是，邓拓的这首即兴作品，同样被归纳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范畴，从而引发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高论”：
“所谓‘中苏医术交流’，实际是指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叫嚣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反华叫嚣的合奏，妄想借用这一股逆流，要坚持马列主义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下台。这样，他们的所谓‘今昔是非’便会‘豁然’开朗。试问，中苏医术，在友谊医院里基本上都是西医的，有什么今昔是非不明的呢？在这里，正是邓拓借医讽政，猖狂地借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对我们党的攻击的机会，替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替自己叫冤；要国内外两股反党黑风‘交流’起来，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马列主义赶下台，让他们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来执政。这样，他所谓的‘是非’才‘豁然’开朗了，而把人民又推向暗无天日之境地。”
这些文字值得摘引。不见识一下它们，就难以真切地去体会当邓拓看到它们时的百般感受。一九六六年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全国所有批判集中到他的身上。尽管到四月二十八日《北京日报》的《在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斗争中邓拓同志扮演了什么角色？》长文中，他还“荣幸”地被称为“同志”，但在“同志”之前，却还另有一长串令他无比痛苦的定语：作为“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联合公司”大老板的邓拓同志。
他无奈地面对一切。
他越来越难以承受全国上下齐声讨伐的巨大压力。当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戚本禹的批判文章，把“叛徒”的罪名加在他头上之后，他彻底地绝望了。像他这样一个革命者，种种批判能够承受，但唯独这样的罪名他难以承受。最后一线希望被巨大的阴影笼罩了，他再也无法点燃起生命之火。
在做出自尽的选择时，他最后一次表现出他对政治生命的看重。仕途不重要，所有的创作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革命相依为命的关系。所有的痛苦和委屈他都能够承受，但唯一不能承受的是被革命、被党所摈弃。那份准备递交北京市委的思想汇报，已经写了好多天，如今却再也无法写下去，它最终变为了遗书。在难以预测的政治大风暴面前，纵然他这种身份的人，也变为微不足道的一粒沙子。他非常清楚，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的所有解释所有申辩，甚至所有违心的自我批判，都无法改变他的命运。可是，对于邓拓来说，人可负我，我绝不负人，党可以一时误解我，而我却不能不向党表明自己的清白。这该是他根深蒂固的观念。
既然语言已经失去了作用，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只能是死——以死明志。在他所熟悉的历史场景里，千百年来已不止一个人在类似的处境下做过同样的选择，如今，他走进了他们的行列。
邓拓最大的悲剧由此产生。谁能想到，他竟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最终将文人傲骨与政治家的责任感、名誉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玉碎了。他的生命获得了平静，可他的灵魂不会安息。
我想用目前所见到的邓拓的最后一首诗来结束这篇文章。
这首诗写于一九六五年，它显然是写在《海瑞罢官》批判开始之后。只有在那样一种环境中，在那样一种情绪下，邓拓才会做一个充溢着忧虑、困惑的梦，梦境里才会飘洒难以捕捉难以琢磨的风雨。
他的这首诗如下：
记梦
——用毛主席《答友人》七律原韵
五更风雨梦如飞，
烟水苍茫夜色微。
话到海山无滴泪，
写来笔墨不沾衣。
高情消尽千秋怨，
碧血凝成万古诗。
默向长天寻新路，
霞光芳雾映春晖。
烟水茫茫，思绪悠悠，难道对自己的命运，对即将发生的一切，邓拓有别人所没有的预感？
一九九六年元月一日—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