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又一次来到老舍殉难的太平湖。
这是夏夜。我伫立在北京新街口外大街西侧的护城河旁，凝望对岸的“太平湖”。夜风带有几丝爽意，男女老少们在河边纳凉。护城河里，有人趁着夜色一片在偷偷游泳，垂柳下，则是一对对男女忘情陶醉的天地。尽管二环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呼啸而过，但在河边这里却显然非常清静，只有游泳的人偶尔传来嬉水的打闹声。
我许多次路过这里，但还从来没有像这样静静地伫立过。我凝望着对岸，品味着喧闹中的清静。当然，我更会遥想起当年发生在对岸的那个永远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悲剧。
对岸朦胧一片。
说是太平湖，其实作为“湖”它早已不存在，甚至这个地名在这里也已消失。大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地铁时，这个不大的湖被填平，在上面修建大片的厂房，成了地铁车辆的停车场。在“文革”后，老舍的亲人们曾再次走进“太平湖”，缓步于纵横交错的铁轨之间，追想着当年悲剧发生时的情景。他们根据当年的记忆，找寻老舍殉难的地点。然而，一切都已改观，只能指出大概的方位，而具体地点则是无法确定了。进进出出的车辆，不可能冲淡他们心中的怀念，湖水的消失，也不可能抹去历史悲剧留在他们心中的阴影。不过，当呼吸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空气时，他们或多或少会感到劫后的安慰。
哪怕出现在面前的太平湖早已面目全非，哪怕岁月的流逝早已改变一切，我也相信，那个老舍钟爱的太平湖，那个成为老舍生命终点的太平湖，还是会以当年的模样深深地留在他们的心中。
我们这代人只能从老北京的回忆中感受太平湖。
在老北京的记忆里，和京城别的那些著名的湖水景观相比，太平湖自有它的迷人之处。它颇有野趣。荷花在水面迎风摇曳，水边长满芦苇，时而有野鸭或者叫不上名字的水鸟从苇丛中飞起，把静坐在柳树下的垂钓者吓一大跳。湖东岸与新街口外大街马路之间，有一片空地，湖边种了许多花草树木。矮矮的松墙成为一条界线，界线以西便成为太平湖公园。临街的松墙有一个缺口，或者称为公园的入口，但不收门票，人们可以随时进去散步、闲坐、垂钓。因为它在大马路边上，南来北往的行人，走累了，也爱到里边去歇歇脚，聊聊天，坐在沿湖的木条椅子上望望西山。所以专程到这里来逛公园的不多，顺便歇歇脚的不少。湖的南岸是护城河，河水一年四季都是那样慢悠悠地从西往东流淌，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湖西岸交通不便，没有多少住家，满目荒芜，但更显其幽静。
这便是老舍当年钟爱的太平湖。当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它。他永远与这个湖相随。不管它存在着还是已然消失。
老舍因太平湖而结束他的生命，太平湖因老舍而久留在人们记忆中。我不知道，假如没有老舍的悲剧发生，人们是否还会想到这个业已消失的太平湖？
二
消失的不仅仅是太平湖，还有曾经巍峨壮观的城墙。
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胜门一带的城墙，维系着他的一生。这一块小小的天地，是他的人生的起点，也是他的人生的终点。他对北京的全部情感，他的艺术想象力，因这一小块天地而得以形成。不难想象，没有城墙衬托的太平湖，会带给老舍多少失望与惆怅。
在老舍最后一次默默地坐在太平湖边的时候，德胜门一带的城墙还没有拆除。从湖边朝南看去，可以看见城墙高高地耸立着，护城河依偎着它，更显其平静与温顺。老舍熟悉城墙内外的一切。城墙那边是他笔下一个个人物活动的天地：祥子拉车穿行的胡同，“四世同堂”的四合院，还有那大大小小的茶馆……
不管旅居到世界什么地方，真正在老舍心中占据首要位置的从来就是北京，他的所有创作中，最为成功的自然也是以老北京为背景的作品。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便这样描述过他与北京难舍难分的依恋：“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
可是，没有了城墙，没有了原有的人情世故，老舍还会一如既往地留恋北京吗？
这一带的城墙先后被拆除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地铁和二环路的时候。老舍没有亲眼看到城墙的拆除，这样，他的最后一次凝望，便具备特殊的历史告别意味。也许可以这么说，当他头一天受到众多红卫兵的毒打之后，当他把最后一撇目光落在城墙上之后，他所熟悉的、所眷念的那个可爱的北京就不复存在了。
老舍是不幸的，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然而，从某一角度来说，他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不再会受到风暴的席卷，不再会亲眼看到浩劫中的古都，如何一日日变得疯狂，变得让人痛心惋惜。他不会料到，在随后的一些日子里，老北京曾经有过的令人温馨令人留恋的东西，将或多或少地被此起彼伏的斗争渐渐消蚀。他所珍爱的正直、善良、礼性、侠义等等，似乎一夜之间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些被扭曲的、粗糙的情感和举止。
太平湖、城墙，其实都不妨看作一种象征。它们的消失，意味着老舍所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完全成为过去，“文革”风雨席卷过改变过的北京，将是一个外表和内在都使老舍感到陌生的北京。假如老舍得知人们不得不从“您好，谢谢、对不起”的训练中开始文明的起步时，一定会感到惊奇和困惑。他不会知道也不会明白，十年中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的道德、古都的文化，怎么会变得如此支离破碎？
三
老舍属于老北京，就像沈从文属于湘西一样。思想的、意识的概括，总是无法准确地勾画他的全部，至少我自己这样认为。
把老舍早年接受过的各种熏陶排列一下，就好像在思想史长廊里进行一番巡礼。佛教、基督教、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种种精神在他身上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
他是宗月大师的忘年交，这位乐善好施的大叔，使他得以进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而在以后的好多年里，从这位出家人那里他感悟着佛教的精神。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佛教徒，相反，他在二十四岁那年正式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他宣讲基督教义，他翻译有关基督教义的文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在基督教思想里寻找着安慰和力量。然而，他又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他没有教友许地山的那种执著和虔诚，他最终也没有成为名副其实的教徒。
他走着自己的路，而北京，这个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决定着他的一切。虽然他不时受到种种不同的思想影响，也曾意图在抽象的领域里发展自己，但他也许天生不是为观念和意识而存在，而是乐于在一种区域性文化范畴里发展自己，完善自己。
令他迷恋的是家乡的市井声，是斑驳杂乱的人与事，影响他人格形成的是老北京引以自豪或者为人贬斥的种种特性。思想和观念，常常只是一片云，一束阳光，一簇树影。它们点缀着他的人生景象，使其显得婀娜多姿，但奔涌不息蔚成大观的是城墙、胡同、四合院，是京味儿十足的嬉笑怒骂，是爱憎、美丑、善恶交错的庞杂。
这里，可以有豪爽粗犷的潇洒，却又满目可见委委琐琐的卑微；可以爱憎分明，却又少不了美丑不辨；可以舍身求仁，却又免不了委曲求全。
这里，一种形态常常可能包容不同的意味：热情周到，可能是外表的敷衍；随和宽厚，可能隐藏着圆滑；仗义侠气，可能是抽身逃之夭夭的铺垫。
老舍耳濡目染的便是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北京人的方方面面都以它们的本来模样，成为他审视的对象。他有一颗热情的心，却又有一双冷静而犀利的眼睛，他属于这里，却又始终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姿态，用他讽刺和批判的笔触，用幽默调侃的语气，向人们讲述着这里发生的故事。他看到了弥漫古都的那种惰性：“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北平除了能批评一切，也能接受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一九三三年在《离婚》中写的这些话，颇能反映老舍对他所熟悉的北京特性的概括。
老舍属于这样一种地域性文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位评论家在评论老舍的早期作品时，曾将老舍归纳为这样一种类型的人：自己觉得不敢抱什么太理想、太奢望的梦，而也不做战士，他只有在和平温良的态度下，对所有不顺眼的事，抑不住那哭不得，笑不得的伤感了。
后来的老舍自然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但他仍然深深地保留着“老北京”的印记。于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老舍，热诚而周到，正直而善良，同时又时时表现出一种小心翼翼。他不奢望自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不把思想的批判作为一己的责任。他在尽力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既不过度浪漫热情，又不过分冷漠，正是这样一些性格特点，使得他能够以幽默、温情、感伤的风格渲染出浓郁的“北京味”，他真正生动而全面地展现出了老北京的众生相。
在我看来，老舍很典型地体现了老北京文化的特点，是语言的，也是道德的、行为的。因为他和他的作品，因为他的悲剧命运，使得后人对老北京的解说，有了一个他人难以取代的对象。
四
好几年前，在写一本关于沈从文和丁玲的书时，我读到丁玲对老舍的一段回忆。一个文人的正直和善良，从此开始令我景仰，令我难以忘怀。
在一九六〇年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时，丁玲已经身处逆境在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不过，仍是中国作协理事的她，还是荣幸地被邀请到京与会。离开文坛仅仅几年，可对她来说，却仿佛有隔世之感。昔日的荣耀不再重现。她出现在会场上，多么希望和久别的同行们握手、拥抱，然而，她被冷落在一旁。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出现。她有些失望和沮丧。正在这时，老舍走到她的面前，与她握手，问上一句：“怎么样？还好吧？”
并非过多的问候，只是简单一句寒暄，却令丁玲终身难忘。她得到一种被理解被关心的满足。因为她深知，这在当时称得上一次难能可贵的举动。这需要正直、善良和宽厚，也需要一种勇气。
人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表白，在世态炎凉的时候，一个类似于老舍这种与众不同的举动，便能将人的善良凸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对他我总是怀着钦佩和敬意。
一次到广州看望黄秋耘先生，主要是和他谈周扬。但谈话中，他也以充满敬意的口吻谈到了老舍。就在一九六〇年召开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前，黄秋耘帮老舍起草一份报告。一天，老舍去逛隆福寺的旧书摊，很高兴地拿着一幅画回来。黄秋耘记得这是一个老画家送给吴祖光的一幅泼墨山水画。当时吴祖光已经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老舍说：“这可是祖光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不然，不会把人家送的画拿出来变卖。将来要是祖光能活着回来，我把这画还他，该多好！”
黄秋耘的印象中，当时老舍的眼眶微微发红，但他又突然止住话头，沉默了。黄秋耘看出了他的顾虑，就说：“请您放心，在您家里看到的，听到的，我都不会对人透一星半点儿。”于是，老舍才恢复了平日的幽默：“对，对！这不足为外人道也！”时间久远，许多事情黄秋耘已经不再想起，但老舍的这一侠义之举牢牢地印在他的记忆中。
黄秋耘回忆的这件事，后来从吴祖光先生那里得到了证实。老舍购买回来的这幅画，是齐白石老人送给他和新凤霞的。一次吴祖光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偶然遇到老舍，老舍便热情地将他带到家里，把画还给他，并说要不是经济条件有限，他本应将他们所有散失的字画都买回来。可以想见，备受冷落的吴祖光此时此刻的心情。对于他，这当然是终身难忘的一幕。
在知道老舍这样一些事情之后，我开始明白，老舍为何在同时代文人中间具有感召力，令人们永远怀念他。他虽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但他所表现出来的一个老北京人的细致、周到、善良和正直，却能给予朋友以温暖和信赖，而这，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则是最为珍贵的。
这便是老舍。一方面，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落后过，他的身份，总是免不了积极表态，甚至发表符合要求的批判文章，即便被批判者可能是他曾经深知的友人，他也没有别的选择。可是，表面上的批判，并不代表他的内心。于是，另一方面，在不同场合他又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他依然保持一种友善，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会伸出援助的手。
在这样的时候，政治让位于人情世故，让位于根深蒂固的做人的原则。老舍还是老舍，没有失去本色，没有割断传统的根。
五
老舍绝对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一场革命的冲击对象，并承受从未经历过的屈辱与痛苦。
他被公认为新时代的“创作标兵”，他的笔为一个崭新的时代而挥舞。一个如此出色地活跃在文坛的作家，应该说最有资格避免悲剧的降临。
老舍在从美国归来不久，就率先成功创作出反映北京新变化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响应罗瑞卿的号召，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配合肃反的讽刺喜剧《西望长安》；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还有诸多的急就章。短文也好，快板也好，诗歌也好，都是他手中随时可以派上用场的工具。他积极地配合着大大小小的节日或者会议、活动，从而，在不少报刊的编辑看来，他是有求必应的好作者。还没有别的作家能够像他那样活跃，像他那样热情持久。
有的作家还记得，好多年里，每当“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游行时，总有两三个人作为领队，兴奋地走在文艺界的万人方阵前列。他们中间一直有老舍。在那些日子里，他无疑是一个典范，一面旗帜，他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文人，能够成功地行进在新时代的大军之中。
有人曾认为老舍的积极配合只是一种时尚的选择。但我更信服老舍之子舒乙先生讲的一席话。一次舒乙向我谈起老舍，他说老舍从小生活于北京底层老百姓之中，在车夫、艺人各色人等身上，他不仅仅是获取创作的素材，而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了解他们的艰辛他们的渴望。他亲眼看到了这样一些人的社会地位在新时代得到空前地提高，亲身感受到新生活带给人们的兴奋与欢乐。这样，当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国外回到祖国之后，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他为自己终于看到穷人当家作主而欢欣鼓舞。在这样的情绪影响下，用手中的笔来描写来歌颂新的生活，对于他完全是由衷的选择。
于是，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便是一个创作热情高涨的老舍。不错，这是顺理成章的选择。老舍过去对社会、对民众命运的关注，他由此而产生的伤感与困惑，都被沛然而至的兴奋与热情所取代。他尽可能地追赶时代，哪怕将以往的自己有所摈弃也在所不惜。
《骆驼祥子》的修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完成《骆驼祥子》的创作之后，老舍说过这样一番话：“《祥子》自然也有许多缺点。使我自己最不满意的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因为连载的关系，我必须整整齐齐地写成二十四段；事实上，我应当多写两三段才能从容不迫地刹住。这，可是没法补救了，因为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
在当年版本的最后两章，祥子得知小福子已经自杀，便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他没有了过去做人的尊严和自我奋斗的志气，变得堕落，变得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他在抽大烟的瞬间寻找解脱，他从一些善良的人们那里骗来钱财挥霍，他在妓女那里获得发泄的满足。那个令人羡慕、令人怜悯的祥子，最终被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吞噬。
老舍塑造祥子这样一个形象，有明显的社会批判的意图，但这一切都是建立于对人物性格的描绘上。他更感兴趣的是他所熟悉的人和事，就是说，他看重的是人的生存状况和命运，而非先入为主的观念。他安排祥子这样一个结局，正是从这一人物的性格发展必然性出发的。这就难怪他尽管觉得收尾太慌却也不愿再加修改了。
最初对《骆驼祥子》的修改，不是老舍，而是一九四五年纽约出版的《骆驼祥子》英译本的译者。英译者删去了祥子的堕落，改变了小说的悲剧性，而是采用了大团圆的结局：祥子重新回到曹先生家中工作，并从三等妓院救出了小福子，祥子变得心满意足起来：“夏夜清凉，他一面跑着，一面觉得怀抱里的身体轻轻动了一下，接着就慢慢地偎近他，她还活着，他也活着，他们现在自由自在了。”英译本的这种修改，在一些权威学者看来是一种对原著的歪曲。
可是，从不愿意修改已经发表的作品的老舍，最终亲自动手修改起《骆驼祥子》了。
在一九五五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骆驼祥子》上，旧版中的第二十三章后半部分与第二十四章的全部，都被删去。在这一章半里，老舍本来是集中写祥子的堕落，删去了这一章半，实际上改变了祥子的结局。而且，他当年说结尾过于匆忙，本应再多写几段，但这次修改，不仅改变了自己所说的从不愿意修改作品的习惯，而且不是增加篇幅使其更加完整，反而是将最后一章半删除。
纯粹文学创作意义上的那个自由自在的老舍改变了。总是将生活中的人与事放在首位的老舍也改变了。
他是根据新的时尚需要而加以删除的。显然，老舍有他的顾虑。一个属于劳动人民阶层的主人公，在已经当家作主的时代，无论如何也不能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可以写祥子的盲目奋斗，可以写他的理想的破灭，可以写他的时代对他的蚕食，但是，却不能展现这样一个劳动者的堕落，哪怕从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来说，这样的结局可能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文革”刚刚结束时，有的研究者仍然认为老舍的删除是合理的：“然而那种吃喝嫖赌，欺骗耍赖，甚至出卖人命的行为，不仅祥子不能有，在车夫中如果有，也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非本质的现象。把这种现象不加选择地安在他要作为车夫的典型来叙写的祥子身上，那就偏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了。看来这是由于作家当时思想上的某些小市民趣味和在写作上某种迎合小市民趣味的倾向，有时使他离开现实主义的轨道，使他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混入了一些自然主义的渣滓而已。而当他一旦认识到文艺应当为谁服务和怎样去服务，获得了新的文艺生命时，他就把这些渣滓抛弃了。”
我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也不认为这样的删改是合理的。但即便读“文革”后的这种表述，我们也不难体味到老舍当年不得不（或者说非常情愿）抛弃旧我的必然。
那是每个作家抛弃旧我的高潮，而争相修改旧作似乎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举动。对于这些从旧时代走来的作家来说，大概只能这样才能被视为跟上了时代。
老舍真诚地愿意走在时代的前列。
六
老北京才是老舍真正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
是根，是魂，它才可以像一条从没有枯竭的泉水，默默地在老舍的心底流动着，为他激发着灵感，为他输送着语言的鲜活和形象的生动，使他在一日日的急就和应酬的情形下，仍然没有失去文学的活力。
因为《骆驼祥子》的缘故，有人曾建议老舍创作一部反映新三轮车工人生活的作品。他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并真的深入到工人中体验生活。可是，他没有动笔，他感叹自己仍然不了解工人的新生活，当然也就无力反映他们。处在这样一种状态的老舍，大概强烈感受到了那条泉水的涌动，意识到了自己应该积极地为新时代而创作，但老北京才是他最熟悉的、最能“出彩儿”的根基所在。作为一个风格业已形成的作家，他最终也无法摆脱创作规律的制约，最终也抵御不了老北京的诱惑。
这便是老舍的可爱和可贵之处。或者说，是他生存状态的另一面，最终决定了他在逐渐改变自己的时候，仍然能够写出《茶馆》和《正红旗下》这样一些堪称《骆驼祥子》后又一个艺术高峰的作品。
可以想见，当老舍脑子里活跃着自童年起就熟悉的老北京的形形色色人物时，他便真正进入了自由自在得心应手的艺术境界。仿佛一切都早已活在他的心中，声音、味道、画面，都无须苦苦搜寻，便涌到了笔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的《茶馆》，才能成为世纪的风俗画，艺术的瑰宝。其实，即便在创作《龙须沟》这样一些剧作时，对老北京的人与事描写，依然是作品中最为闪光的地方。
文学从来就是这样，只有自己真正熟悉的东西，只有自己放进了全部情感的东西，你才能出色地描绘出来。外在的东西也许一时热闹非凡，甚至能够赢得远比应该得到的多得多的喝彩和荣耀。但如果没有深深的根，没有魂，它最终只能是过眼烟云，甚至仅仅因为曾经昙花一现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才不时被人提及。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似乎矛盾的两面，居然能够并存于老舍一个人身上。许多他的同时代作家，如果表示出与旧我告别，就尽可能地将以往的影子全然抹去，然后，以崭新的姿态开始走进新的陌生的生活，并尽量去适应它，反映它。
老舍有些出人意料。他既能毫不逊色地配合政策，涉足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做一名创作标兵，又能不时地沉浸在过去生活的影子中，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从中挖掘出艺术瑰宝。这样的矛盾形态，在他那里至少表面上好像并没有成为他的精神负担，也没有过多地影响各自的效果。
这大概便是老舍的天赋，或者说是在老北京文化的熏陶下，他的性格具有了调和一切保持平衡的能力。我们看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社会与个人，政治与艺术，热情与冷静，不管哪一方面，在他那里都不会是脱缰的野马。他好像是一位出色的导演，能够让每一个角色在最适合自己的时候出场，表演，退场。
别的人无法拥有他这种能力。
茅盾在很长时间里几乎完全离开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只是在“文革”中的特殊日子里，他才又一次感到了文学的诱惑，感到了往日熟悉的生活的诱惑，偷偷地续写《霜叶红似二月花》。这是茅盾难得的一次文学亮相，在那样的情形下以那样特殊的方式他终于寻找到作为小说家茅盾的感觉。今天读他在一九七四年写下的“续稿”，不由得叹服已经久别小说的茅盾，在八旬高龄依然才华横溢，依然拥有气势恢宏的历史感。可惜，这种“作家茅盾”意识的觉醒来得太迟，持续得过于短暂，年岁和身体都使他不可能实现最后的梦想。显然，他没有老舍那种支配自己的能力，在过去的日子里不能在做报告、写观感的同时，早日从容地完成这部杰作。于是，出色的续写，便成了令人赞叹同时又令人惋惜的绝唱。
巴金一旦摒弃旧我，就完全告别了高家大院，告别了浪漫。忧郁与伤感，全身心投入到对新生活的反映之中，在新的、陌生的领域里挥动他的笔。他也算得上一个创作标兵，一本本散文集一篇篇小说，当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可是到了“文革”后，他才认为自己“文革”前一些年里创作的作品，大多是不成功的应景之作。换一句话说，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文学之魂，失去了独立思考。对于他来说，到了开始反思的时候，他才进入人生最后一个高峰，以晚年的《随想录》与早年的创作辉煌形成了完美的连接。
沈从文虽然不得不在紫禁城的高墙大院里研究古文物，但文学创作仍然深深地诱惑着他。他时而想重新拿笔写小说，也曾一厢情愿地向刊物投寄新作。可是，他明显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他的心境和对新语言形态的陌生，都使他不可能将研究与创作和谐地结合起来。文学对于他，是一个遥远的消失了的梦境。
与他们相比，老舍无疑是幸运的。他成功地完成了一种调和，一种平衡。于调和与平衡中保持了文学生命的延续。
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因为他和他的作品，当代文坛多了一幅动人景象。
七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孔庙的遭遇，应该说是老舍一生中感觉最突然最不可思议最难以承受的。他的性格，他的处世哲学，乃至他的信念，突然间受到前所未有过的考验与摧毁。
在一群红卫兵的押解下，他和二十多位作家艺术家，被拉到国子监街孔庙大院里，让他们在大成门前的空地上，时而下跪，时而围着燃烧的戏装和书堆跳“牛鬼蛇神舞”。
这是孔庙，曾经被读书人视为神圣的殿堂；这是北京，是老舍全身心热爱的地方；这是二十世纪，被公认是现代文明发展的新世纪。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的地点，老舍被挂上黑牌，受到生平第一次的侮辱、毒打。他流血了，伴随着血滴和汗珠的是书籍焚烧飘飞的灰烬。他平生描绘过多少生活场景，可他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更无从预料自己竟然成为这个场面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
他的确没有意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局面。头一天他接到开会通知便从医院回到家中。他本来可以托辞留在医院，但正在风起云涌的运动，使他无法安稳地留在病房里。多年的惯性驱动下，他不能忘却作为北京市文联领导人的责任，历次运动中从来没有落后过的他，这一次同样不能被认为消极、淡漠。他回到家中，早上穿得整整齐齐，拿上准备好的发言稿，如同以往去主持会议一样走出家门。
起初，我对老舍的举动感到有些疑惑。我不明白他此时为何还会有一厢情愿的良好愿望。这些天里，他难道真的对外面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何况，《海瑞罢官》批判迄今已有半年多了，在这些充满大批判火药味的日子里，他怎么可能对身边发生的与文化紧密相关的冲击无动于衷？他怎么会对未来的厄运没有丝毫预感？
但我转而一想，对于我们这样的旁观者来说，发出种种疑问实在是最为轻松的事。在当年已经成为历史之后，在“文革”被公认为历史错误之后，当然可以毫不费力地发问。可是，对于当年那些身临其境的人来说，现实绝不是清澈见底的一泓池水，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双向选择。那是一团无法梳理的乱麻，是需要很长时间甚至永远也无法解说的谜语。于是，假如我们走进当年的日子，假如我们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走进当时老舍和其他人的内心，就会发现，我今天作为旁观者所发出的疑问，实际上显得过于苛刻，过于简单化。
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政治家，或者是以思想敏锐和深刻见长的思想家，那么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没有预见性和没有冷静的理性分析也就不足为奇了。况且，即便是政治家思想家，也未必一开始就能洞察“文革”的起因、走向、结局。这一点，大概是不容置疑的。在如此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人们被乍起的狂风裹挟着前行，至于走向何方，迈出什么样的步履，谁也顾不上去想，去预测。何况，对于人们来说，自我早已是陌生的、非常遥远的一种风景了。
这样的惯性存在于许多人身上。我们看到，不少人一开始都愿意以参与者的姿态出现在“文革”最初的舞台上。文字的批判对于他们多年来早已适应，他们习惯了报刊上的火药味，习惯了把一个具体的人设立为靶子的做法。响应号召，人云亦云，并非一件困难的事。且不说他们内心的真实状况如何，且不说各自参与的程度深浅如何，与潮流保持一致，不愿被视为落伍者，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人身上是相似的。而这不正是“文革”赖以发生的社会基础之一吗？
老舍当然也不例外。他是一位对新时代怀着满腔热诚的作家，一位总是愿意将自己融入现实生活的人。多年的忠诚，多年的热情，已经使他能够在一次次出现的新情况下保持自我的安稳和平衡。也许仍有独立的见解，也许仍然于内心深处保持着对生活的复杂感受，但这些，并不会影响到他与上面的政策和号召保持一致，因为他相信领袖超过相信自己。
在研究梁思成的时候，我就曾经想到过老舍。不管从哪种角度来说，老舍都应该对北京的城墙、牌楼、四合院拥有特殊的感情，然而，这只是一种朴素的、直接的感受，并非如同梁思成那样于感情之外，另有一种超出于现实的对北京古都建筑文化的理性认知。梁思成热爱北京建筑文化，得益于他对中外建筑史的宏观审视，因而，他可以从世界建筑文化的范畴出发来设想保护老北京旧城的重要性，来预想北京城墙的拆除，将是一个巨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正因为如此，他才不遗余力地为保护古都文化而呼吁，而奔波，当然，也就为它的逐步消失而痛心疾首，而感叹一己的苍白无力。
老舍有所不同。他对老北京的热爱，远不会取代他对人的生活现状的关注，也不会将城墙视为古都之魂的象征。他更看重的是现实中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是老北京在新时代的日新月异。因此，北京的城墙和牌楼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一日日渐渐消失，这似乎并不在他的关注之中，至少在他的各类作品中，我没有看到他为此而发出的一个文人的感触。
把自我让位于社会，把文化让位于政治，老舍仿佛并不艰难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当又一次新的运动到来时，依照过去的惯性来使自己适应新的形势，便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过去，他是这样度过，那么，这一次，他和其他人一样，有充分理由怀着同样的奢望与侥幸心理。
然而，这个世界变了。
八
老舍没有变，但北京却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这些日子里，整个北京已经陷入了狂热之中。仅仅几天前，八月十八日“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红卫兵第一次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林彪在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浓浓的火药味顿时充斥整个古都。
北京真正是在一夜之间完全变了。八月十九日是疯狂的开端。“我们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发样，烧毁黄色书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裤可以改成短裤，余下部分可以做补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为凉鞋，高跟鞋改为平底鞋。坏书坏照片作废品处理……”这不是讽刺小说的调侃，而是出自这一天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的第一份红卫兵传单《向旧世界宣战》。就在这一天，三十多万红卫兵冲上了街头，开始了他们所认为的“破四旧”的壮举。
老舍所熟悉的一些地方在狂风暴雨中喘息。
挂了七十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得稀烂，换上由红卫兵写好的“北京烤鸭店”的木牌，而挂在店里的山水字画全部被撕毁；“荣宝斋”的牌匾被“门市部”之类的字样盖住，《砸碎“荣宝斋”》的大字报张贴在原来展览艺术珍品的橱窗上；百年字号“瑞蚨祥”绸布店内所有字画、契约、宫灯、画屏，都被毁坏……
素来温文尔雅、幽默平和而著称的北京话，忽然间也改变了原有的形态。红卫兵小将们开始毫不顾忌地满嘴粗话，“他妈的”、“老子”、“小子”、“狗崽子”等等，在他们看来，仿佛唯有此才能表现他们的革命性，才能标志着与传统文化的决裂。
此刻的北京，当然不再是老舍所热爱的那个北京。同样，此刻的北京，也不再可能接纳老舍。
但是，住在医院里的老舍似乎对这些没有预感，或者说，他没有做好准备来面对即将降临于自己的冲击。当他那天走到会场时，他才发现人们的眼神已经与以往大大不同。当他被挂上了黑牌时，当红卫兵将他和同行们押解到太庙时，当他看到火焰无情地吞噬书籍时，当他受到呵斥和毒打时，他才开始明白，今天真的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何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
老舍可以忍受许多别人难以接受的东西，可以真诚地改变自己早年的某些禀性，但人格的侮辱，对于将名声和面子视为生命的这个老北京来说，无论如何也是无法承受的。他似乎温和，似乎苍老，但在邪恶和无知面前，他依然有他做人的傲气在。于是，当下午被接回市文联后又受到红卫兵的鞭打时，他愤然将挂在颈上的黑牌子扔到地上。
在愤然扔掉黑牌之前，老舍在想些什么呢？
在那一时刻，老舍的目光一定充满着困惑与愤慨。
他不理解，他曾经热爱的北京，他曾经为之描绘为之讴歌的北京人，居然会野兽一般向他扑来。这座城市昔日的温文尔雅，昔日的彬彬有礼，仿佛刹那间荡然无存。他不理解，人的眼睛里怎么会闪烁着那么多的仇视和凶残？从人性的角度，从传统的角度，都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
关于人的性本善或者性本恶的争论延续了几千年，至今没有定论。但在面对“文革”历史场面中的纷繁人事时，便不能不承认，人身上原本有动物的凶残的一面，有随时可以因环境的诱导而迸发的邪恶。“文革”是什么？可以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诸多回答。从人性的角度来概说，它无疑是诱发邪恶凶残的催化剂。它还是一个扭曲变形的大舞台，令人眼花缭乱的旗帜，此起彼伏的口号，义正词严的台词，许多时间里都不过是邪恶肆虐的背景和映衬，或者彼此本来就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即便许多年后，天真或者并非天真的人们，试图将彼此分隔开来也无法做到。
“文革”，仅仅因为它把人的兽性空前地激发出来这一点，人们就永远不能淡忘，并且需要时时反思之。
在三十年前的那个炎热的日子里，老舍面对的便是这样一个无法预料也无法躲避的厄运，他对文化的爱，对北京和祖国的爱，他的所有信念和情感，都在烈火中焚烧着。而北京和中国，将在很长时间里，不得不吞咽那场风暴中种下的苦果。
一直愿意跟上时代的老舍，最终仍然没有跟上一个特殊的年代。他被挂上了批斗的黑牌，受到人格的侮辱。难道岁岁年年所做的一切不能证明自己的进步和清白？难道过去获得荣誉、荣耀转眼间就是梦中泡影？当他在红卫兵面前扔掉挂在脖子上的那块黑牌时，他也就把一个个疑问、质问掷到了地上，让它们发出无声然而却又能在天地间久久不会消失的回响。
九
老舍在玉碎的选择时，绝对没有想到，他这样做，使他避免了听到荒谬的批判。那是会令他更为心碎的声音。
很奇怪，对老舍的大张旗鼓的批判，是到了他已经去世的三年之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发表《反动作家老舍——复辟资本主义的鼓吹手》，掀起了批判老舍的高潮。之所以在这时候又开始批判老舍，一个可能是大批判要继续深入，一个可能是苏联的一些报刊开始陆续发表纪念老舍的文章。从《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我们可以这样推断。
“编者按”这样写道：“如今，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利用老舍这个无耻之徒的亡灵，为他们猖狂反华服务。这个一向以擅长‘写北京’标榜自己的反动作家，他的作品、创作思想和所谓艺术风格，通过种种伪装，散发了不少毒气，至今在某些人中间还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必须彻底批判反动作家老舍，把文艺领域中的革命大批判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彻底铲除修正主义文艺的土壤，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
在一系列被批判的作品中，不仅有老舍早年的《猫城记》《骆驼祥子》《月牙儿》，还有他后来的《龙须沟》《春华秋实》《西望长安》《茶馆》等。旧作受批判姑且不论，那些新作也被扣上了莫名其妙的罪名。
《龙须沟》因为提到了北京市委书记，“为彭真树碑立传”理所当然是不可饶恕的行为；《西望长安》因为是响应罗瑞卿的号召而创作，也就成了他配合“大反革命分子”的“罪证”；《茶馆》写于公私合营期间，许多台词便被批判为老舍是在高唱旧时代的挽歌，是在为资本家的命运而鸣不平……
他的一切作品，都被打入另册，甚至他的含冤去世，也成了鞭挞的对象。
老舍绝对不会想到，他选择了终结生命的方式，但在“文革”这样的年代里，他的亡灵却仍然会受到惊扰。
在随后几个月发表的批判文章中，我们可以不断看到这样一些对老舍亡灵的讥讽、嘲弄和鞭挞：“刘少奇垮台了，罗瑞卿完蛋了，老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像肥皂泡一样彻底破灭了，他只好怀着没落阶级的绝望心理，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彭真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老舍这个无耻的反动作家也成了永劫不复的亡灵。”
最能令老舍失望心碎的会是一些“老北京”对他的批判。龙须沟的居民组织过一次批判老舍的会议，其中一位老工人这样说：“毛主席把我们从苦海中救了出来，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照得心明眼亮，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来不把那些吃吃喝喝，溜马路，逛公园放在眼里。可是老舍这个反动家伙，却无中生有地把我们写成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只知道挣钱吃饭的糊涂虫，甚至把我们写成希望把龙须沟变成‘东安市场’、一心盼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守财奴。”很明显，老工人的话不会是他的由衷之言。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没有多少人会拒绝这样的表述方式。跟上形势，迎合潮流，龙须沟人也不能例外。
假如老舍听到这样的批判，该是多么沉痛！他会记得，当年龙须沟人曾经热情拥抱他。为他的创作而鼓掌。
“可以批评一切，也可以接受一切。”谁能想到，他当年对老北京习性的归纳，在一个特殊的时刻又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显然，他深深热爱的老北京变了。相反，他所讽刺、鞭挞过的那些北京性格中的劣根性，在一个非正常年代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了。人们居然会那么容易地适应一切，忘掉一切，把应有的正直与善良全然抛弃。
好在老舍没有可能亲自听到这样的声音，这样，他也就不会感到更深的失望和悲切。但对我们来说，今天重温那段历史时，类似的语言，类似的分析却不能不令我们顿生历史的荒谬感。这种语言背后人性的扭曲，也就成了历史的映照。
十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一定是老舍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头一天他的愤然反击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人们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将他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尾随而来的红卫兵，又轮番地毒打他到深夜，直到凌晨，才允许家属把他接回家。
他是以何种心情度过那个夜晚的我们已无法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最初决定走出家门时，是否就确定要到太平湖寻找归宿。一切，一切，都再也无从知道。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他让家里的人都走了，甚至妻子也被他说服到单位去参加运动。他不愿意家人因为自己而遭受新的打击。在走出家门时，他手里拿着一副手杖，还有一卷亲自抄写的毛泽东那首著名诗词《咏梅》。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老舍为什么选中带这首诗词，在身处那样一种处境时，他会以何种心绪来品味诗词的意境，如今永远是个谜。
就这样，带着昨天留下的累累伤痕，带着昨天承受的人格侮辱和巨大压力，老舍走出了家门。最后一次出门，再也没有回来。
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注意到了这样一个老人的来临。他回忆说这个老人在公园这里一个人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有动过。他估计，悲剧是发生在午夜。
静坐湖边，动也不动，石雕一般。
可以相信，当万念俱灰毅然投入湖中之前，老舍的内心，显然会是前所未有的激烈。太多值得回想的往事，太多值得咀嚼的人生体味，但，我猜想，更多的是困惑，是自省。甚至会有对自我的否定，有深深的自责。
这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革命。所有传统文化的精华，书也好，文人也好，为什么都将成为必须清除的历史垃圾，如同焚烧的书一样化为灰烬？为什么社会的道德规范人的尊严，一夜之间会变得全无价值？为什么人的兽性会成为社会的主导？
更使他痛苦的还是自己。为什么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为什么自己如此真诚如此勤奋仍不能避免这样的命运？为什么偌大一个北京，容纳不下他这样一个从无害人之心的普普通通的文人？
我们已不可能描述老舍当时的全部心情。但我宁愿相信，他也在深深地自责，他有许许多多的内疚和懊悔。他会后悔失去了过多的自我；他会后悔在历次运动中，写下过那么多批判同行的文章；他会后悔没有更多地关心陷入逆境的朋友；他会后悔没有写出更多的如同《茶馆》一样的作品。这样的推测并非是我的一厢情愿，而是符合老舍正直、善良的性格本身的逻辑发展。
他最终走出了生的困境。他不愿意再蒙受新的屈辱，也不愿意因为自己而牵连家人。他看不到前景，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也许死对于他才是最好的、唯一的选择。老舍，曾经给予过人们多少安慰和温暖，可在他最需要安慰和温暖的时候，却无从获得。
浓重的夜色里，没有人发现老舍做出最后选择。
舒乙第二天看到的是已经告别人间的老舍：父亲头朝西，脚朝东，仰天而躺，头挨着青草和小土路。他没有穿外衣制服，脚上是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没有什么泥土，他的肚子里没有水，经过一整天的日晒，衣服鞋袜早已干了。他没戴眼镜，眼睛是浮肿的。贴身的衣裤已很凌乱，显然受过法医的检验和摆布。他的头上，脖子上，胸口上，手臂上，有已经凝固的大块血斑，还有大片大片青紫色的瘀血。他遍体鳞伤。
老舍留给亲人心目中的最后一幕，将伴随他们走过一生。
老舍把屈辱、困惑、自责、痛苦留给了自己，也把一个悲剧留给了历史，留给了不断关注它解说它的后人。
十一
几年前，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访问北京，我在一个场合见到了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巴金那篇怀念老舍的文章时。从巴老的文章里我得知在老舍去世之后，水上勉可能是最早发表文章表示怀念的人。
在得知老舍不幸去世的消息后，水上勉在一九六七年写下了散文《蟋蟀罐》（又译《蟋蟀葫芦》）。他记述老舍访问日本时到他家做客，交谈中他告诉老舍说，他在一个朋友那里看过一只木制的罐子，说是从中国的旧货摊买回来的，是养蟋蟀用的。老舍当即答应他，假如他到中国去，可以带他到旧货商店去找。令他悠悠难忘的是，老舍还答应陪他参观六祖慧能大师的东禅寺。他把老舍的许诺看作一个美妙的梦。但这一切，只能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了。而老舍留给他的深刻印象，因这美梦的破灭，显得尤为珍贵。
见到水上勉的那天人很多，我没有向他提出过多问题，后来也没有机会深谈。现在想来，我其实应该详细问问他当年听到老舍去世消息后的心情，从他那里了解，日本文化界是如何看待老舍，如何理解老舍。或者，如果有可能，话题可以更深入一些，他们当时和后来，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文革”的演进，如何看待“文革”发生的种种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事情。
水上勉那次送给我一本他的近作。这是一本长篇小说，我不懂日文，但我喜欢它的装帧，所以，一段时间里，它总是摆放在书架的醒目位置上。不过，我想，假如他能赠送一本收有《蟋蟀罐》一文的散文集，我会更加高兴的。
这次，为写这篇文章，我重新找到了早已翻译成中文的《蟋蟀罐》，又一次为一位日本作家对老舍的深情怀念而感动。这只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可是字里行间流溢着温情、伤感。尽管他与老舍只有一次见面，可他比“文革”中的中国人更能认识到老舍的价值，为中国失去一个老舍而惋惜。
“最近，风闻老舍先生已经去世，这简直不能相信，难道我再也见不到老舍先生了吗？”
读这样的字句，我仿佛听到了将近三十年前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一个焦虑而急促的声音。声音显得有些苍凉。这种苍凉，一直到今天依然没有散去。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日—十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