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沧桑看云
一
我有一个北京朋友，住在东厂胡同。
这里要算市中心的中心了，周围颇有些值得经常走走的地方。从胡同北边出去，穿过一条窄窄的胡同，便到了中国美术馆。由西往东，出胡同口，马路对面是北京人艺和首都剧场，南边一点儿，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大楼和门市部，而往北走几步，过一个十字路口，便是老北京著名的隆福寺。隆福寺街上一个现在看来很寒酸的中国书店，这些年来，还真让我买到过一些很喜爱的旧书。东厂胡同的胡同东口，还有中国科学院情报中心，也是读书人和学者们常常光顾的地方，那里所收藏的图书，颇有些奇货，特别是一些外文期刊，甚至比大的图书馆还要齐全。
走在这样一条被文化团团环绕着的胡同，有时的确有一种安静和舒心的感觉。这当然还是十年以前的印象。
最初走进东厂胡同是在什么时候，我已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在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后不久。开始我并没有在意这个胡同的称呼，虽然听人说这里就是明代有名的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地，但除了有一种新奇之外，我似乎对走在这条胡同里并没有过多的历史想象，或者别的什么特别感觉。一幢幢新起的楼房，已经取代了老房子，我即便试图寻找明清时代的建筑，那也是徒劳的，只有少量斑驳陈旧的旧式屋檐，仿佛还残存着悠远的影子。那时，我当然没有这样的兴致，我的兴趣是在“五四”新文学方面，对与巴金、萧乾、沈从文等文人有关的胡同，我注意得较多，譬如萧乾度过少年生活的九道弯，沈从文住过的达子营，巴金、靳以他们创办《文学季刊》时住过的三座门大街，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居住过的总布胡同，我都曾不止一次骑着自行车去踏访过。
一次，是吴晗和他的文章，让我突然对这个胡同产生了兴趣。
大约十年前，为撰写萧乾传，我走进了科学院情报中心的图书馆，去查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公报》。在沈从文和萧乾编辑的文学副刊，我寻找着他们当年的踪影。在翻阅泛黄的报纸时，《大公报》的“艺术周刊”和“史地周刊”，也不时引起我的兴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一九三四年年底的一期“史地周刊”上，读到了吴晗的论文《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
因为吴晗在“文革”中的遭际，也因为凑巧我就坐在当年的东厂所在地，看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便有了一种强烈的阅读欲望。于是，尽管我的兴趣不在史学，但还是把本来会匆匆而过的目光挽留住，读起吴晗的文章。文章我读得并不仔细，但我觉得好像这样一次匆匆的浏览，便使我对吴晗多了一些了解，也对遥远时光里的东厂胡同，有了具体的印象。
许多考证和论述，读后都不大能记起，但吴晗所讲述的一个故事，我却从来没有忘记过：天启年间，有四个平民深夜里在密室喝酒谈心，喝至酒兴大发时，其中一人突然开口大骂宦官，东厂的头领魏忠贤。其余三人听了吓得不敢出声。还不等那人的骂声结束，就有东厂的探子冲进来，把四人捉去，并在魏忠贤面前把那位醉后大骂的人剥了皮。过后，给另外三人赏钱放还，这一突发的惨状，把三人吓得变疯。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故事，吴晗选择它来说明东厂的淫威。
那天从图书馆出来，走到东厂胡同路口，目光顺着长长的胡同延伸，因吴晗的文章，我对那遥远的年代的感受似乎深切了许多。我想象着，当年为撰写这篇关于东厂的论文。吴晗一定不止一次走进这条胡同。那时的胡同，想必还保留着明清时代的风貌，他缓缓而行，在历史的陈迹中沉思。
因为这样的缘故，自那之后东厂胡同也成了我所难忘的几个胡同中的一个。
二
不知为什么，上世纪三十年代年轻的吴晗一进入明史研究的领域，就把目光注视在冤案上。还在关于东厂的文章之前，他便发表了研究明代最大的文字狱胡惟庸党案的长篇论文《胡惟庸党案考》（《燕京学报》，1934年6月）。
胡惟庸党案是明代初叶的最大的党狱，前后十四年，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前后达四万余人。按照朱元璋罗织的罪名，胡惟庸的最大罪过是和倭寇勾结，阴谋谋反等。但吴晗在经过细致考证和研究之后发现，这完全是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为了铲除精干而专横的丞相胡惟庸所制造的一个冤案，从而为朱氏后代坐稳江山铺平道路。吴晗这样写到：“而胡案的组织过程，根据当时的公私记载，很明显地摆露在我们的面前。在胡案初起时胡氏的罪状只是擅权植党，这条文拿来杀胡惟庸有余，要用以牵蔓诸功勋宿将却未免小题大做。在事实上有替他制造罪状的必要。明代的大患是南倭北虏，人臣的大罪是结党谋叛，于是明太祖和他的秘书们便代替胡氏设想，巧为造作……”
研究这个冤案，写下上面这段话的吴晗，这一年只有二十五岁。
对青年吴晗来说，胡惟庸党案的研究，表面上看，考证与辨析能力的训练，也许大于对冤案的情感投入。因为对于胡惟庸这个朱元璋的宰相，吴晗并没有好感，他用明人诸书所记中的“枭猾阴险专权树党”这样几个字，来概括胡的品格，可见一斑。
他更感兴趣的，想来并不是胡惟庸个人，而是因胡而蒙受惨祸的数以万计的功臣和文人，也就是他所说的“智识分子”。就是在开始对胡惟庸案产生疑惑的时候，吴晗一九三三年春节在旧书摊上购到一本《碧血录》。这本书记载着明朝天启年间，东林党的一些知名人士被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冤杀的史实。我相信，是这样一些与胡案有关的东林党人的悲剧，让吴晗花费更多的气力，写出了他年轻时的力作。
他是青年。青年永远是拥有激情拥有热血的一代。他们对人世间的一切不平事，不管历史久远或者新近，都容易感受到强烈刺激，也最容易诱发他们去追寻，去研究，并在论说这样一些事情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丰富。
所有不平事中，历史冤案对于年轻学人，可能是最有诱惑力的课题。冤案必然是悲剧，而且浓缩得无比沉重，不能不注视它，却又不愿触及它，它总是以一种复杂而奇怪的状态，让古往今来的许多人在它的周围徘徊。难以言说的起因，大起大落的曲折，意想不到的结局，所有悲剧因素，都能构成一部大书。
是悲剧，就有了震撼力，是悲剧，就能让青年人对历史的好奇，变为深沉的追寻，从而对生命的体验，便多了一些内容，对历史的拷问，也多了一层悲凉。
有了对东林党人的同情和敬意，有了对文字狱的憎恨，有了对生与死的忧虑，吴晗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那本《朱元璋传》，才始终贯穿着悲切与苍凉。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唯一一部历史传记，看起来，他自己也十分珍爱它，几十年里不断地修改它，早年吴晗所有的学识、热情、勇气、激愤、深沉，都浓缩在这部传记中。似乎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朱元璋的性格刻画得如此透彻。
在《朱元璋传》中吴晗花费最多笔墨的是对文字狱的叙述。他对做皇帝后的朱元璋的刻画，全是围绕这一点展开。他曾用文学笔墨，生动地描写了朱元璋对文人的杀戮：“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头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不过，写得最精彩的还是对朱元璋之所以大兴文字狱的性格分析。传记的最后一节是《晚年的悲哀》，他这样描绘出朱元璋“高处不胜寒”的精神状态：“母族绝后，妻族也死绝了。到文正被杀后，诸子幼弱，基业还未稳定，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得撑持着，时刻警戒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正如驶着独木船，水把独木船冲得团团转，几十年到不了岸，看着水是敌人，礁石是敌人，连天空飞的乌鸦也是敌人，谁都要害他，都在讥笑他，讽刺他。后得了大权，做了皇帝之后，害了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在书写这样的词句时，年轻吴晗的心，一定揪得很紧很紧，他在为几百年前的那些蒙难的文人们叹息。
吴晗便是以这样的姿势走进了明史研究，不，应该说他以这种方式开始了与历史的拥抱。历史加深他对人的认识与理解，历史让他感觉到生命的沉重。
当年欣喜地购到《碧血录》时，吴晗以敬重的心情回望着那些东林党人的影子。他们为魏忠贤杀害，都死得冤屈而悲惨，《碧血录》中收集的就逮诗、狱中血书、绝笔、自谱等内容，在他面前铺展开一幅幅历史的惨状。阅读这样的文字，一个历史研究者，只要他不是冷静到极点的智者，就不能不为之动容。友人记忆中总是充满激情的吴晗，当年就是这样。他得到这本《碧血录》，感受最为深切的，当然不是作为一个学者获得珍贵史料后的喜悦，而是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作为一个现实参与性极为强烈的学者，对生与死的忧虑。
他在读完《碧血录》之后，当即在该书的末页上写了这样几句话：“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做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
这样的忧虑之中，显然还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单纯。每个人未来的人生走向，生与死的交叉与变换，其实远不是个人所能想象和设计的。
吴晗尤其如此。
他写出上面那段话是在一九三三年的二月，差不多到半个世纪之后，人们才在他的遗物中读到它。这时，吴晗早已在“文革”初期因为《海瑞罢官》的冤案而死于狱中。是谁第一个读到这段话，我不知道，想必他会怔怔地呆立在那里，默默无语。
三
胡适算得上吴晗的恩师。是胡适，年轻的吴晗才选择了明史研究，从而确定了自己一生的学业。他的建树，他的荣耀，他后来的悲剧，都是从这里起步。
一九三〇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的吴晗（当时叫吴春晗），给担任校长的胡适写信求教，开始他与胡适的交往。他所写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颇获胡适赏识，后来胡适把吴晗推荐给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使因为数学只考零分而不得入北京大学的吴晗，得以进入清华大学学习。从那之后，吴晗便在胡适的指导下，开始了明史研究。
读最近出版的《吴晗自传书信文集》（苏双碧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看到了吴晗、胡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通信。“文革”中被作为“反面材料”的这些通信，今天成为了解吴晗治学经历的史料。
刚刚开始历史研究时，吴晗的兴趣是在汉代，但正是因为蒋廷黻和胡适的诱导，他把重心移到了明代，并按照胡适的指点，开始治学方法的训练。
在保留下来的胡适致吴晗的两封信中，最重要的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的这封。信中写到：“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胡适还具体告诉吴晗，应该先细读《明史》，并指导他如何作笔记，特别强调应该作“专题研究”之类的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一开始就做大文章。
对赫赫有名的胡适能够如此详尽地指点自己，吴晗无疑深受感动。同月二十六日吴晗给胡适写信，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按照胡适所说，吴晗买来了《明史》，逐日点读，还做了几千卡片分为人名、书名、纪事三种，准备按类填写。在随后几年里，胡惟庸党案、锦衣卫和东西厂、《金瓶梅》、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殉葬制度等等，一个个明史的专题，便出现在吴晗的视野。他不厌其烦地小心求证，他按照胡适的教诲严格地训练自己，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明史专家，由此脱颖而出。
尽管后来投身于革命的吴晗，与胡适分道扬镳，尽管吴晗后来的历史观与胡适大大不同，但他不会忘怀最初从胡适那里得到的教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写的《吴晗自传》中，吴晗就没有隐讳自己与胡适的这种师承关系，他承认自己过去“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吴晗自传》）。甚至有人指出，在一九五四年展开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中，作为胡适的弟子，吴晗却没有发表过批判文章，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随着政治运动的逐步升级，也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吴晗不能不日益处在尴尬的境地。他无法回避自己与胡适曾经有过的学术关系，他不能不主动或被动地强调自己后来的分道扬镳，从而表现出今天的进步。于是，他对这些往事的回忆，便随之有所改变。
在千家驹先生的记忆中，吴晗对胡适一直是敬仰的。可以证明的是，他在吴晗的书房里，看到总是挂着胡适写的一幅对联，大意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类的话。这是胡适当年专门为吴晗而写的。我怀疑这个回忆的准确性。时间、环境、身份、性格，种种因素，吴晗已经不可能这么做。我猜想，千家驹先生所忆，也许是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印象。
一九六二年，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采访，畅谈历史研究和学习。此时的他，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强调的是自学，而不再是胡适、蒋廷黻之类人物的教诲。他似乎并不困难地就把那些往事换了一种叙述，或者说历史画面上，他根据需要涂抹上别的颜料。
他这样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没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识。我之有些知识，主要是靠自学。”“清华大学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买办性很强，一九三六年才改成大学的。当时史学系主任是蒋廷黻，一个十足的洋奴，他上课用英文，连对老婆讲话也用洋文，中文不通，不能写。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因为不通。他们外国历史知识有一些，但中国历史知识很少。在这种情况下，老师讲的不合我的需要，我需要的他们不教。我跟陈寅恪先生还学了三年，听他讲隋唐史。他研究得很细，如唐代李姓考，也没学到什么。”
以往他所看重的一切，现在似乎都不值一提。他的语气也似乎轻轻松松。可是，谁又能知道他的内心到底是怎样一种状态。他到底是真的否认了一切，还是有难言之隐？我们永远无法知道。
四
开始写这篇关于吴晗的文章是一九九五年的十一月五日。一个巧合，距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十日，正好整整三十年。那一天，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把自己的一部历史剧，和现实中的彭德怀罢官联系起来进行批判，的确是吴晗意料不到的事。当年在做自我批评的时候，他排出一个时间表，列出自己所写的一系列与海瑞有关的文章，无非是要证明他写第一篇论海瑞的文章时，庐山会议并没有召开，彭德怀也没有罢官。
这辩护有他的道理。
不过，我觉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庐山会议刚刚结束，吴晗就发表了一篇《论海瑞》（《人民日报》，1959年9月17日）。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特地加上一段与现实有关的话，这段话应该说颇能说明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在政治上的明确态度。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有的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不去反对坏人坏事，却专门反对好人好事，说这个搞早了，搞快了，那个搞糟了，过火了，这个过直了，那个弄偏了，这个有缺点，那个有毛病，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专找那一个有点毛病的，尽量夸大，不及其余，在人民群众头上泼冷水，泄人民群众的气。这样的人，专门反对好人好事的人，反对人民事业的人，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不但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而且恰好和当年海瑞所反对而又反对海瑞的大地主阶级代表们的嘴脸一模一样。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
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
吴晗是响应号召而突出宣传海瑞和海瑞精神。据有关文章记述，一九五九年初，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会后胡乔木找到吴晗，请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就是这样问世的。
《论海瑞》后面那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字，同样与胡乔木有关。文章写出后，交给了胡乔木。胡乔木忙于去参加庐山会议，回京后，才看文章。他向吴晗提出一些意见，并告诉说，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吴晗所写的那些话，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时加上的。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话。
是出于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政治表态的习惯？是一种潜在的忧虑，不愿意人们把自己宣扬海瑞与彭德怀罢官联系起来？
两种因素或许都存在。熟悉吴晗的人，都曾回忆到他如何满腔热诚投身于革命，如何在不同场合感激和钦佩毛泽东对他的《朱元璋传》提出的修改意见，并由此而直接感受到一个伟人的伟大。这样一个早就与老师胡适分道扬镳的学者，一个担任政府要职的领导人，一个以崇拜心情仰望毛泽东的人，说他有意识把海瑞和彭德怀联系起来，用几百年前的往事影射现实，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吴晗是一个历史学家，文学从来没有涉猎过。可是，他却破天荒地在撰写大量文章之外，创作了招致人生悲剧的新编历史剧。这个剧从戏剧文学的角度来看，并不被认为是成功之作，而当时舞台演出的效果也不理想。有的京剧行家就曾指出，《海瑞罢官》由于是新编的，匆促上演，唱做都没有经过锤炼，所以没有什么好听好看的。演员虽然是第一流的，可是让善于演诸葛亮，以台风潇洒飘逸著称的马连良去演刚正不阿，敢于冒死上谏的硬汉海瑞，让善于演包公戏，唱做醇厚稳重的裘盛戎去演老奸巨滑的巧宦徐阶，在角色上来了个阴阳颠倒，那怎么演得好？
但是，对于吴晗这并不重要。在他看来，他在履行一个革命历史学家的职责，他在用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方式体现自己的现实作用。他乐意这么做。那个时候，艺术并没有作为所有文学艺术形式的决定性的因素，创作者也好，欣赏者和称赞者也好，看重的常常是政治的需要，甚至政策演绎的需要。
张文松先生是吴晗的朋友，他说他当时曾对吴晗写这样一个历史剧感到不解：写历史和写历史剧毕竟不是一个行当，为什么一个历史学家偏要跳行呢？不过后来，另外一件事似乎让他对此有所明白。
他发现在写过《海瑞罢官》以后，吴晗似乎对于写京剧更热衷了。有一次他去看吴晗，看到吴晗正在修改一本以《水浒》为题材的京剧脚本。“我问他写什么？他说是一个中央负责同志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在这个剧本中添写一个女角色，因为那剧中人物全部都是男角色，太单调了。我听了很诧异，难道剧中人物可以凭空添撰吗？但他却是兴趣盎然地接受了任务，居然添写了一个武旦的角色。这剧本的名目是什么，早已忘却了，此后也似乎未曾演出过。”
查阅吴晗的著作年表，我没有发现张文松先生提到的这个京剧脚本，想必没有完成。是改编得不理想，还是突兀而至的风暴让它夭折，我不知道。
一个和吴晗共事过的老文人，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他说在反右运动中，正是由于吴晗的革命热情和斗争的坚决性，使他蒙受冤屈，被打成“右派”，从而经受了二十年的磨难。前不久，当我告诉他，我计划写这篇关于吴晗的文章时，他又一次详尽地讲述了将近四十年前的那些往事。他的回忆，他的评说，使我不得不相信，创作《海瑞罢官》时的吴晗，不可能像批判者所说的那样有影射现实的意图。
是的，不可能。吴晗已经习惯了在研究历史、解说历史时，贯穿领袖的思想，他已经被公认为是富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习惯于以领导者的身份发表着指导性的报告。我找出他在一九六二年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论历史人物评价》和《论历史知识的普及》，不由好奇地做了一下统计。第一篇文章中，所引用的经典人物的语录多达十五处，字数达到将近一千五百字；第二篇文章中，引用了七处，字数也达到了将近一千三百字。于是，读他“文革”前的一些文章，我常有一种感觉，仿佛他端坐在主席台上，穿着标准的制服，领扣扣得紧紧的，拿着秘书早就起草好的报告在不厌其烦地念着。这样的文章里，没有了早年的激情，也没有了早年细致的考证，他的这种类型的文章，在我看来，几乎都在重复着别人的声音。他和郭沫若一样，也参加了为武则天、为曹操平反的论说，但那更多的也许是诠释，而非作为历史学家自己的理性寻找。
他的身份，他的倾向和态度，都决定了他不会超越他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当然很难听到历史和现实在他心中的回声。
五
思路走到这里，我突然发现自己有可能是在一个简单的直线型思维里滑行。
我为自己找到，或者说为自己设计了一片宽敞平滑的冰面。没有曲折，没有障碍，我滑得太快，也滑得太顺利，那些在滑行中做出的姿势，也许好看，但却没有难度。
历史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平滑、宽敞？人与历史的关系，又怎么会如同上面那些分析那样明明白白，直截了当？对于吴晗，对于《海瑞罢官》批判，尤其如此。
不管吴晗是否有清醒和明确的意识，也不管他本人是否承认或者为他申辩的人是否承认，客观上他走进了“影射”的行列，他的文章和剧本，他对海瑞的赞美，无形中已经成为那一时代特殊环境中具有精神价值的东西，从而也就具备了现实的针对性。
庐山会议后吴晗在《论海瑞》中一方面大加讨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另一方面他又为人们描绘了海瑞的高大形象：“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坏人坏事；肯定、歌颂他一生反对贪污，反对奢侈浪费，反对乡愿；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不向困难低头，百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言行一致，里外如一的实践精神。”这简直是一首赞美诗。他心目中的那位明代清官，不啻于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便和他理想中的革命者相比，也毫不逊色。而在人们看来，被罢官的彭德怀正是具备了这样一些素质。
于是，在全民族为“大跃进”付出代价的时候，在有思想的人们对现实进行反思的时候，在从上到下都认为应该学习海瑞的时候，吴晗的赞美，无疑是最为嘹亮的一声高歌，加入到政治界、文化界的一次历史大合唱。秋天的庐山会议和春天的号召学习海瑞，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流动，远不会是随时可以停住的汽车，不会那么轻易地把脚踏住制动器。那时文人的敏感，远远跟不上政治的变幻莫测，他们自觉或不自觉行走在一个刚刚确定的轨道上，让自己的车顺着惯性朝前走去。
吴晗正是这样。他的第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虽然写于庐山会议之前，但《海瑞罢官》的创作和上演，却是在这之后。身为北京副市长的他，绝对不是一个幽坐在书斋里的学究，也不是钱鐘书那种愿意在《宋诗编选》中寄予智慧的学者。他是明史专家，却又是现实政治的积极参与者，更是社会活动家，他在每日的交往、会议中度过，从而也就有了将自己的思想融入一种潮流之中的可能。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海瑞罢官》整个创作和上演过程，已经不是吴晗个人的事情，它成为知识界、文艺界一个群体共同参与的活动。
是北京京剧团的马连良先生和一些朋友，建议吴晗为他们写一个关于海瑞的戏。是文化界的不少人，参与了整个创作过程，他们中间有老舍、王昆仑、齐燕铭、阿甲等，他们建议剧本应该叫做《海瑞罢官》。是吴晗的挚友、在云南的植物学家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时，也认为剧本只是写海瑞一件事，并非一生，剧名叫《海瑞》不贴切，于是大笔一挥，在封面上“海瑞”旁边又添上了“罢官”两字。是廖沫沙在《海瑞罢官》问世后，第一个撰文公开发表为之喝彩。
一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剧本由此而产生。吴晗，乃至他的许多朋友，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后来人，也由此而处在了一个两难的历史境地。
姚文元式的批判和“文革”中吴晗的遭遇，使吴晗本人和人们都难以承认吴晗有丝毫影射现实的企图，“文革”刚刚结束后那些为吴晗辩诬的文章，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便是一再强调《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罢官没有丝毫联系，纯粹是一出为历史而历史的剧本。
可是，我不由产生疑惑，也不断地询问自己：如果没有了现实的影子，没有了影射的意味，《海瑞罢官》的价值，或者说吴晗悲剧的价值又如何体现？
不止他一人，所有那些和吴晗一起被批判为搞历史影射和文学影射的文人，都面对着与他同样的两难境地。
承认“影射”，并不意味着赞同加在他们身上的批判，而是对他们的文化价值的肯定。说实话，从感情上我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创作《海瑞罢官》的人，只是在做遵命文章，没有丝毫自己的见识和思想，麻木的神经对现实也没有感应。如果真是那样，悲剧对于他简直就是一场喜剧，而他所承受的所有苦难，便不会为他的整个人生投射耀眼的光彩。这对他岂不太冷酷无情？
不妨设想一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仅仅是在照本宣科地介绍着历史知识，他仅仅满足于大会小会的忙碌，眼睛看不到现实种种曲折与沉重，心灵感受不到生活的复杂，那他又如何能够拥有历史学家应有的见识与深刻？
史学是什么？不只是在于一个个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的考证，不只是在于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的描述。我的理解，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人格、良知与学识的结合，应该是跋涉在人生旅途中对现实与历史的热情拥抱，应该是借现实洗刷而变得无比深邃的目光对历史的扫描。没有现实的影子，无所谓史学的全部价值，没有现实的感受，无所谓历史学家的深刻。
史学与文学相互拥抱时，种种连作者都意想不到的作用便会以更为强烈的方式产生。作者无意间抛掷的石块，如果落在沙漠，也许会无声地陷于沙中，很快失去踪影。但如果它落在水中，就会发出砰然声响，飞溅起冰凉水花。水面久久不会平息，而是把洒在上面的光，揉得粉碎。
人的心，人的思想，不是沙漠，而是浩淼无际的水。
六
一九六五年最后一天的上海，天气如何，是否像北方一样，已经让人感受到冬天的寒冷，我应该查一查当年的报纸，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查。
没有必要。
不管天气如何，对于上海文化界的人士来说，在读到姚文元的文章后，纵然天气温暖，他们也不会不感到心底掠过的阵阵冰凉。虽然说几年来此起彼伏、应接不暇的大大小小的文化批判，已经让他们对发生的事情有一种见怪不怪的感觉，但新近出现的这次批判，却异乎寻常地一开始就充满着火药味。他们不知道批判会走向何处，会在哪一个地方停下脚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最有政治经验、最冷静又最富历史想象力的人，也绝对不会预测到今后的发展过程，更不会想象到一场浩劫将很快席卷而至，风卷残云。
就在与一九六五年挥手告别的这一天，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文章的《文汇报》，举行一个座谈会，邀请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谈论吴晗刚刚在北京发表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三十年后我们这代人再读这个座谈会的记录，感受显然会与当时的人们有所不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那些赞成批判的谈话，也不是人云亦云的泛泛之论，而是一些对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不同意见、对清官现象做正面肯定的人，而他们都是历史学家。在这方面，历史学家远比一些文艺家可爱得多。他们没有被动地接受那些简单而粗暴的结论，也没有随波逐流，做一些表面的应景文章。他们还在按照学者的思路思考着，谈论着，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尚坐在一片纯学术的蓝天之下。
周予同先生困惑着。他和吴晗很熟，在他眼里，吴晗是一个率直热诚的人，在这个历史时刻，他理解和同情吴晗。这位毕生研究历史的学者，理论方面和实际方面，都无法接受“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说法。他说：“清官评价问题，清官屁股坐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这对史学界来说似乎已经清楚，目前有人说清官比贪官更坏的问题，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这样说，那么，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还要好？对封建社会的人物要作具体的分析，全盘否定封建社会的历史，那将要把世界上优秀的一部分文化淹没了。”
周谷城先生的话说得委婉朦胧得多，但他怀着与周予同先生同样的心情和困惑。“清官有没有，有的话与贪官是不是一丘之貉，是否比贪官更坏，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清官比贪官更坏，一般不易接受，但是一定要说清官比贪官好，好在什么地方，目前还没有谁讲得清，因此这些重要的关键问题还可拿出来辩论。……第三，借此讨论之机会可以使历史问题的讨论范围扩大一些。在海瑞讨论的同时，也可搞些其他的题目，冷门也可让大家看看，冷门对某些读者来说不一定是冷门。”
谭其骧先生表述着和周谷城先生类似的意思：“像吴晗说清官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大家都知道是错的。但清官在历史上究竟起什么作用，他和贪官相比，是剥削少点好还是重一点好？压迫轻点好，还是重一点好？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即历史上除农民起义领袖外，在封建统治阶级范围内有没有值得肯定的人物？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大家都肯定。此外和民族矛盾没有关系的封建人物，有没有值得肯定的？再有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一个问题，如何评价海瑞又是一个问题；但现在有些人因为否定《海瑞罢官》，连海瑞这个人也根本否定了，其实两者不是一码事，应该分一分。”
后来听说这次座谈会是有意识的“引蛇出洞”，这些天真而善良的学者们，先后都成了大批判的靶子。
然而，这些与众不同的言论，却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记录。没有这样一些独立见解，没有风暴袭来之前学者良知的呈现，那次座谈会的记录将毫无价值。因为它们，还有其它一些公开发表出来的反驳姚文元的文章，今天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才不至于简单化。而也因为这样一些文人的哪怕极其有限的自我思考，才使那一代人的存在不至于显得过于苍白，过于单薄。
在图书馆翻阅当年刊发这些座谈会记录的报纸时，一位研究哲学的朋友很认真地询问我的感受。在我说完之后，这位比我年轻的朋友，轻轻“唉”了一声，发出这样一句感慨：“其实所有参加座谈会的学者都很可悲可笑！”
我有点发呆。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看待如此沉重的历史话题。
直到回到家中，他的那声感慨还在我的耳边响着。当我平静下来，独自一人思索时，我仿佛感觉到自己渐渐接近了他，渐渐明白了他的感慨背后所蕴含的冷静。
我相信他所说的“可悲可笑”，决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而是在试图进行另外一层的思考。他比我站在更高的山坡上俯瞰当年，他把事件发生的时刻和场景，拉入了更为广袤的历史天地里加以审视。这样，前前后后一些年间发生的许许多多似乎没有直接关联的人与事，就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我愿意顺着他的思路去看曾经发生的一切。
所有关于“文革”的文章都提到这样的史实：“文革”是针对刘少奇邓小平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的，首当其冲的便是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这便是问题要害所在。撰写《燕山夜话》的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创作《海瑞罢官》的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还有别的什么人，更容易引发出一场风暴？可以说，没有。完全可以做这样的逻辑判断：如果吴晗没有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即便创作了《海瑞罢官》，他也不会第一个成为众矢之的；如果创作《海瑞罢官》的不是北京城的核心人物，而是另外一个城市的市长或副市长，也绝对不会被率先抛出来。不管别人承认与否，我看重我的这一推断。
现实就是这样无情。当文人们郑重其事地把《海瑞罢官》批判作为文化范畴予以讨论时，他们就已经处在可悲而可笑的境地。不管各自态度有何区别，不管各自意见是否正确或者错误，其实都是历史舞台上被调动出来的演员，为他们自己无法知道的悲剧的开场而出演一个个并不重要的角色。
七
历史学家罗尔纲永远不会忘记吴晗与自己的友谊。他们是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是同行也是挚友。
罗尔纲一九六四年参加当时关于太平天国李秀成问题的讨论，写了一篇《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受到了批判。批判开始后，亲朋绝迹，直到第二年秋天，有一位在外省工作的老朋友，到京来他住的宿舍探朋友，还三过其门而不入。可是，吴晗却不。当罗尔纲被批判最高潮的时候，吴晗和夫人袁震一齐到他家来安慰他，帮助他。吴晗对他说批判是好事，检讨使人进步。并拿自己为例。说他因写道德继承问题文章被批判，写了九次检讨才得通过。
世态炎凉，使罗尔纲对吴晗的来访久久不能忘怀。他说：“前几年，我读过许多追悼和回忆吴晗的文章，说他肝胆照人，才华焕发。但我感到还要再加‘豪放不羁，忠厚诚笃’八个字，才能把他的个性刻画得全面些。”
可是，当吴晗遭遇批判时，谁还能前来看望他？
无人能来。所有的朋友，几乎都陷入了逆境之中。无人知道自己的过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自然也就无人知道自己的未来。
一年前，我在写“沧桑看云”之六《风落谁家？——关于姚文元的随感》中，提到过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关于揪斗吴晗的回忆。这篇《吴晗同志，我向您道歉！》收在我编辑的《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一书中。我想这里还有必要再引录一次。
这群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涌进吴晗家中的中学生，看到吴晗坐在窗边沙发上，大概是秘书在死命护卫着他。学生们扔书，吐唾沫，口号声、谩骂声几乎震耳欲聋。作者回忆：
我挤到吴晗旁边，看他慈眉善目，并不像坏蛋似的驴脸三角眼，不由得同情心油然而起，但马上又想到他反对伟大领袖，于是又故作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反对伟大领袖？”他急忙摇摇低垂的头，连连说：“我没有反对伟大领袖。”学生们的唾沫从他光秃前额上滑下来，我觉得他很可怜。
一会儿校长、书记来了，领着同学们在院子里开了个批判会，喊了几声口号就走了，留下我们几个同学在屋内写标语。我正拿着一条标语，不知往哪儿贴，窗外一个同学敲敲玻璃，用手往额上拍，意思是让我把标语贴在吴晗的额头上。我不忍心，但又想到阶级立场不能不坚定，就故作生气地拉过他面前的茶几，把标语贴在那上边了。
这大概是风暴初起时关于吴晗状况的唯一记录。
无休止的揪斗很快就降临他的头上。走笔至此，我有一种感觉，在疯狂和冷酷的历史场景面前，似乎所有能想到的描述和议论，在对“文革”浩劫的揭示上，几乎都无法与当事人的真实回忆相比。
那么，我不如摘录几段人们的回忆。
吴晗一家四口人中的唯一幸存者、儿子吴彰回忆揪斗开始后的情景：
一度我们被迫划清界限——分家了。多年以后，从小被爸爸带大的姐姐说，她看到分家之前刹那间爸爸盯着她的眼光，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爸爸住在外屋，连热饭的火都没有，又不能出去，姐姐瞒着别人悄悄给爸爸买大烧饼和香烟。妈妈怎么会不心疼爸爸呢？看到他喝凉水啃烧饼就轻声对姐姐说：“快把这壶开水给爸送去，可别让人看见。”
和吴晗一起受批斗的张文松先生回忆：
又有一次，我们同被拉到通县去，时间是正午了，于是有人命令停车，例外地让我们进了路旁的小饭馆。我们对面而坐，不交一言。他要了一盘肉菜，一碗汤，吃得极有滋味，似乎完全忘掉了一路上的辛苦。他一路上抱膝蹲在车厢里，不时有人敲他的脑壳，我看到，他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只好转过脸去不看。我本来已经心硬了，却又酸酸地对他怀着悲悯之情。
常任侠先生在“文革”后去看望廖沫沙先生，廖沫沙向他讲述了和吴晗在狱中的生活：
廖沫沙和吴晗被关在一起，每天同在一个窗口去拿难吃的牢饭，然后找两个空座位坐下。虽然他们面对面地坐着吃着，但不能说话。一则避免“黑串连”，二则吴晗恐怕已经发不出声音。因为有一次廖沫沙轻声地问话，他指着受伤的胸口，没有回答。以后就听说他去世了。瘀血在胸，骨鲠在喉，满腔忠愤，闷死狱中。
吴晗死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距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正好整整四年。听说他死之前，头发已经被人拔光。含冤死去时，他不知道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已经在半年之前被迫害致死；他更无从知道，他所喜爱的女儿，七年后，在“文革”即将结束的前夕，也会因承受不了巨大精神压力的情形下而自杀。待他得到平反时，为他守灵的家人，只有儿子一人。而在他被捕入狱离家的时候，儿子只有八岁，对爸爸朦胧的记忆，只是与批斗、抄家、生死离别紧紧连在一起。
吴晗走了。无人知道，也无从知道的情形下，他以自己未曾想到的方式，在未曾想到的场所告别人间。
没有看到他在狱中为人们留下什么文字，我们无法得知，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他是如何回望人生，是如何向往着窗外的世界。
一切都无法得知。
八
两个星期前，我到了海口。虽然来去匆匆，我还是请朋友带我去瞻仰了海瑞墓。
台风刚刚掠界而过，雨后的海口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我们来到陵园时，还没有别的游客，偌大的海瑞墓，更显得空旷而幽静。沿着甬道，我们走向陵墓，甬道两旁，浓密的树丛被雨水洗刷之后，绿得格外鲜亮。我能感觉到树叶的清新，仿佛在它们的映衬下，苍老无语的墓碑，也透出一股生机。
走近海瑞墓，我自然会想到《海瑞罢官》，想到因它而蒙难的吴晗，想到因它而引发的一场民族浩劫。我想知道在这里是否可以发现一些与《海瑞罢官》、与吴晗有关的联系。
在陈列室里，张挂着海瑞的画像，张挂着流放到这个昔日苍凉之地的海瑞，为世人挥洒的墨宝。《海瑞罢官》和吴晗，在这里没有什么介绍，只是在一份关于海瑞的文章目录统计中，我才发现了吴晗的名字。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长文，这份目录中却没有列出。至于因《海瑞罢官》批判而爆发的“文革”，大概也认为与海瑞没有直接关系而没有提及。
就在我和朋友准备离开时，海瑞墓的碑石前走来三人，两位年长者，一个小伙子。只见他们放下行囊，取出一束香，准备由小伙子点燃，去插在墓前的香炉里。
我问他们。
他们来自湛江东海岛，是专程来还愿的。几年前，在高考前，他和父母曾来到这里祈祷，请海瑞之灵保佑他考进大学。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并参加了工作。今天，终于有了还愿的机会。
大约也是去年这个时候，我正好去过东海岛，曾在长达几十公里的海滩上乘车奔驰。小伙子让我想到那个与海南岛隔海相依的美丽海岛。但想得更多的却是，悲剧一生的海瑞，却在今天对周围的人们具备了神灵的效能，这是否就是对他的一种补偿？封建社会有无清官，清官的历史作用到底如何去看，这是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讨论的事情，对于老百姓，对于年复一年循环反复的平凡生活来说，海瑞这样的人，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消融在地域文化之中，构成人们精神寄托的载体。
海瑞是幸运的。他将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个海岛上永远与这里的人们相伴。
后来我有点后悔，其实我应该问问那位还愿的小伙子是否知道吴晗，是否知道《海瑞罢官》这出戏，是否知道三十年前开始的那场批判。从年龄看，小伙子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也许“文革”对于他是非常陌生的。从生活的角度，他没有必要去了解所有那些难以置信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没有必要让他快乐的情绪里，飘过历史的阴影。
可是，历史不管人们是否情愿，它一旦发生，就永远不会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历史和现实永远是一体的。
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在海瑞墓的陈列室里，其实应该有一个关于《海瑞罢官》的专题。所有与这出戏的创作、演出、批判有关的人与事，都可以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甚至还可以收集一些实物陈列。只有这样，历史与文化意义上的海瑞，才能说是完整的。
在悠悠历史行进中，海瑞已经成为一块碑石，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同样也将成为一块碑石。
走在甬道上，我回头望去，看到小伙子把香点燃，插上香炉，然后开始虔诚地鞠躬。
一股青烟在碑石上袅袅升起……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五日—八日完稿于北京